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蓬勃兴起始于1921年小牧近江（1894-1978）、金子洋文等创办的同人杂志《播种人》。

创办该杂志的直接原因是受到当时欧洲反战浪潮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1914年，为了殖民地的争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一结束，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又匆忙开始对刚建立新政权的苏维埃进行军事和经济的围剿。连年的战争引发了欧洲大范围的反战运动，并在1920年前后形成高潮。1919年，法国作家巴比塞发起了跨越国界的支援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运动”。同年，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国际在彼得堡召开会议。会上采纳列宁的建议确定了新的运动方针：竭尽全力将帝国主义的战争转化为参战国家的内乱，最后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新方针的指引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系列国际新动向对《播种人》主编兼发行人的小牧近江产生了直接影响。小牧曾在法国旅居近十年，亲身经历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罗曼·罗兰的反战和平思想深有共鸣。他不仅与“光明运动”的发起人巴比塞相识，而且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为了将“光明运动”引入日本，他决定结束旅居法国的生活返回日本。在法期间，他有幸接触到第三国际会议的机密文件。回国后，他立刻着手创办了《播种人》。这份杂志的办刊方针很明确，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在日本的开展。创刊号和第二、三期上分别载文《忘恩负义的乞丐》、《第三国际和议会战略》、《第三国际的斗争》详细介绍和宣传第三国际的会议内容。《播种人》在1920年代的日本文坛上迅速刮起了红色风暴。

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绪论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概述

《播种人》之所以能迅速掀起如此大的波澜有其必然的历史背景。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本知识界已经广为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产业的发展，日本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形成，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不断暴露出来。与此同时，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最为深刻的批判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日本。1898年，片山潜、牧下尚江和幸德秋水等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角度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介绍，并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协会”和“社会民主党”。1903年，幸德秋水等成立平民社和创办《平民新闻》，致力于传播社会主义思想。1904年《平民新闻》译载了《共产党宣言》，但遭到当局查禁。这期间，还出版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1903）。1910年幸德秋水因“大逆事件”被捕死于狱中，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创，进入严冬期。但是，随着1912年护宪运动等民主主义运动的开展、俄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以及日本的社会现实问题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社会主义思潮又重新升温。1919年，山川均私人创办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研究并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年，他还和堺利彦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立场鲜明地介绍社会主义理论和新苏维埃的情况。这份杂志于1922年和《前卫》、《无产阶级》合并为《赤旗》，成为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机关刊物。

其次，在文学方面，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早在19世纪末就涌现了内田鲁庵的社会小说、儿玉花外的社会主义诗歌等。早期社会主义文学中，木下尚江的社会主义小说尤为引人注目。木下本人很早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协会”，其代表作《火之柱》（1904）就是描写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工人文学”也蓬勃兴起。“工人文学”不仅描写工人，作家也往往是工人出身。荒田寒村发表了《舰底》（1911）和《夏天》（1913），宫岛资夫发表了《矿工》（1915），等等。同一时期，文坛上就艺术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间久雄在《民众艺术的意义及价值》（1916）中认为民众艺术是对一般平民乃至工人阶级的教化。本間久雄：「民衆芸術の意義及び価値」（远藤祐等NFDA2『近代文学評論大系』5，東京：角川書店，1972年，第13-21頁）。大杉荣在《为了新世界的新艺术》中则主张民众艺术应该是“民众为了民众创造并为民众所拥有的艺术”。大杉栄：「新しき世界の為の新しき芸術」（远藤祐等NFDA2『近代文学評論大系』5，東京：角川書店，1972年，第26-38頁）。大杉在此所说的民众是指“工人阶级”。加藤一夫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在《民众在何处》（1917）中从超越阶级的普遍人性的角度把握民众。加藤一夫：「民衆は何処に在りや」，『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評論集』1，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90年，第73-77頁。关于艺术与民众的关系以及“民众”的定性问题，论者之间的见解虽然存在若干差异，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主题，即试图打破以私小说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文学的封闭性，寻求和民众的联结点。1918年，福田正夫等创办杂志《民众》提倡口语自由诗，形成民众诗派。1919年，小川未明、滕井真澄等创办杂志《黑烟》，加藤一夫、福田正夫等创办杂志《劳动文学》，长谷川如是闲等创办杂志《我们》，将“工人文学”的创作推向了繁荣局面。上述的“民众艺术论争”和“工人文学”虽然已经涉及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但还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因此，当《播种人》亮出“无产阶级文学”大旗时，这些杂志的创办人和作者纷纷聚集到这面大旗之下成为撰稿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作为文艺杂志的《播种人》有两个突出的特色，其一是国际主义的立场，其二是注重文艺的社会功能。创刊号卷首文章《向思想家呼吁》可以说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两个特色。文章呼吁日本人民积极救援遭受经济围困的苏联。就内容本身而言，这是“光明运动”在日本的具体开展，并没有多少独创性，然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却也显露出一定的思想价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掩盖战争的罪恶目的，便大造通过战争来保卫“民族利益”、“拯救民族”的舆论。针对这些舆论，罗曼·罗兰尖锐地指出其本质是“憎恨其他国家、屠杀保卫其他国家的人民”，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巴比塞在龚古尔获奖作品《炮火》和《光明》中也以“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国家的真理”为前提反对战争。欧洲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对日本思想界也产生了影响，出现了国粹主义倾向，后来进而演化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播种人》开展“光明运动”呼吁支援苏联，显然是一种跨越民族和国界的、具有国际主义视野的行动，与国粹主义思潮形成了对抗。

这篇卷首文章还有一个主旨，就是要求知识分子采取具体行动拯救饥饿的俄国，“通过你的行动和你的呼吁给濒临死亡的同胞面包和医药”。小牧近江解释说：“什么是行动？就是要把文学运动与社会运动联系起来，并将其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开展。”小牧近江：「思想家に訴う」，『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集別巻：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資料集·年表』，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8年，第17-18頁。《播种人》编辑《为了饥饿的俄国》、《非军国主义号》、《水平社运动》、《无产妇女号》、《反军国主义·青年无产运动》等专辑，都是试图将文学运动与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行动”，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形成呼应。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以工人运动作为基础，而只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开展的一种思想运动。1918年虽然日本各地发生了夺粮暴动，但是没有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转化为社会主义运动。因此，即便成立了社会主义同盟，也由于缺乏社会基础，一旦遭到政府禁止，便很快土崩瓦解。有鉴于此，社会主义同盟领导人山川均（1880-1958）发表《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变》，提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应从第三阶级（市民阶级）转到第四阶级（工人阶级）手中，并强调运动应以改变经济组织从而改变政治为根本目标，为此号召社会主义者“到群众中去”，使社会主义运动与群众相结合。1920年代初，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正好处在由思想运动向群众运动转变的时期，小牧虽然与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没有直接关联，但《播种人》对文艺的社会功能的重视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好有许多相通和互补之处。

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平林初之辅发表在《播种人》上的《文艺运动和工人运动》更为明确地对文艺运动与阶级运动的关系作了详细的阐释。他指出：

最近蓬勃兴起的阶级艺术运动，在本质上必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现象，也必然是阶级斗争的局部战和阶级战线上的一个斗争。因此将运动仅仅局限在文学运动和笔尖运动上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与其说是文艺运动，不如说首先是无产阶级运动。因此，它的纲领不是文艺上的纲领，而必须是无产阶级的纲领。无产阶级的解放--这才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唯一纲领。平林初之輔：「文芸運動と労働運動」，『現代日本文学全集』55，東京：筑摩書房，1967年，第13-14頁。

青野季吉在《阶级斗争和艺术运动》中也将阶级艺术运动定性为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主张艺术要出色地完成阶级斗争的真正使命，取得阶级斗争的实际成效。青野季吉：「階級闘争と芸術運動」，『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評論集』3，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90年，第202-205頁。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抗争中产生的，必然包含着无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就这一点而言，《播种人》对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清醒的认识，并为此建立了广泛的联合战线。但是，对艺术规律缺乏必要的认识，将艺术沦为斗争的工具，又给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并且，将阶级斗争简化为实际的工人运动，没有理解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除经济基础外还应该包括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斗争。其结果，造成内部成员的分裂，加之关东大地震的影响，使得《播种人》在发行两年多之后，终于在1923年9月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