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以纽约股票市场暴跌为开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30年，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所有的工业部门，造成了空前的失业。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企图通过实行法西斯主义专制和发动侵略战争来摆脱危机，对内加紧镇压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运动，对外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政策，日本共产党积极开展社会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重要一环，共产党强化了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的领导权。1931年10月，根据藏原惟人的倡议，解散了“全日本无产阶者艺术联盟”，同年11月，不仅联合了艺术领域，而且联合了包括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在内的十二个文化团体，成立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同年，在这些文化、艺术运动领域里也建立起了党组织。“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一方面担负起同反动文化作斗争、创造和普及新文化的任务，另一方面为在群众中建立文化运动的组织基础，在农村和工厂建立起了五百到一千个小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段元培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1931年藏原惟人发表《无产阶级艺术运动的组织问题》、《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和《为了艺术理论上的列宁主义而斗争》等文章，将当时苏联“拉普”主张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介绍到日本，作为对“无产阶级写实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加以提倡。客观地看，“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片面地强调作家的世界观和作品的政治性，对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造成了负面影响。当时一些作家也曾发表过不同意见，但遭到猛烈批判，甚至被“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点名批评。日本プロレタリア作家同盟常任中央委員会「右翼的危険との闘争に関する決議」，『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集別巻：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資料集·年表』，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8年，第221頁。宫本显治（1908-2007）在《政治与艺术·政治首位性的问题》（1933）中也强调，“阶级艺术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宫本顯治：「政治と芸術·政治優位性に関する問題」，小田切秀雄NFDA2『現代日本文学論争史』中，東京：未来社，1957年，第153頁。，将文学斗争纳入广义的阶级斗争之内，明确强调“政治的首位性”。连小林多喜二也说：“创作活动要肩负从属于现实阶级斗争的政治任务，文学活动就是要发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作用。”小林多喜二「同志林房雄「作家のために」「作家として」。それに対する同志亀井勝一郎の批判の批判」，小田切秀雄NFDA2『現代日本文学論争史』中，東京：未来社，1957年，第142頁。

1932年3月，大批共产党人被捕，机关杂志遭到查封，形势急转直下，宫本、藏原和小林等被迫转入地下工作，不久都被逮捕。1933年2月20日，小林多喜二在被捕的当天被宪兵队毒打致死，激起全社会的愤怒和谴责。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等文艺团体发表抗议文章和召开追悼集会，鲁迅也从上海发去唁电。同年6月，日本共产党最高干部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共同署名写下《告共同被告同志书》，7月发表在《改造》上，声明尊崇天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支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要求日本共产党脱离共产国际。这一“转向声明”对日本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两年之间绝大多数无产阶级作家“转向”出狱，出现了“转向”文学思潮。1934年2月，“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宣布解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由此落下帷幕。

“转向”文学思潮是日本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非常复杂的现象。确有像林房雄那样的作家，“转向”后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政权的鹰犬，但更多的人则是回归日本传统文化，对法西斯主义政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同时也有个别作家，如中野重治在“转向”之后通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反省，从而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的理解。

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解散之后，一部分左翼作家为了重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开始有意识地介绍引进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为了克服“拉普”的“辩证唯物论创作方法”而提出的创作方法。宫本百合子（1899-1951）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重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具有指导性意义，指出：

无产阶级文学要更明确地把握现实，获得深入思考的方法，就必须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发展的前途出发，不断提高其组织活动和创作活动的水平，在群众活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在此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就是为了重新反思我们过去的文学活动。宫本百合子：「社会主義的レアリズムについて」，小田切秀雄NFDA2『現代日本文学论争史』中，東京：未来社，1957年，第188頁。

但也有论者对此表示异议。川口浩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髓是“写真实”，但日本的社会现实情况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不同，是反动的资本主义，因此需要的是对现实的否定。他据此提出“否定现实主义”才是重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方向。对此，森山启批判说，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仅仅理解为“写真实”，不仅忽略掉作为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也忽略了和社会现实斗争相结合的问题。但是森山启并没有论及在日本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总体上看，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争论只是几个评论家之间的争论，没有对当时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30年代中后期，由于法西斯政权的镇压，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有能够得以重建。但是也有极少数左翼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由于脱离了政治运动，反而对文学本身的思考有所深化。青野季吉曾积极提倡“目的意识论”，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政治主义化产生过决定性影响，但在经历了运动的一系列曲折后，他在《散文精神的问题》中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获得了新认识。青野说：“所谓的政治小说就是假借文学的形式，让政治内容直接进入文学。”但真正的文学，仅仅给所描写的人物赋予当下的政治认识是不够的。“必须将这种认识深藏于内，并超越它。作者需要在想象上经历与这个人物同化、用自己的心血对其注入生命的心理过程。只有如此，才能让作品产生强大的文学影响力和感染力。即是说，只有政治上的认识写出的仅仅是政治文学，是徒有文学外表的宣传品，而经历了上述的心理过程，其创作动机已经和作者的创作冲动不可分割地融合一起，才能产生文学”。青野的这篇文章无疑包含了对二三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政治主义的反思，但与此同时不可忽略的是，该文发表于1940年也暗含了对法西斯当局提倡国策文学的批判。他警告说，不要以为在今天不可能再犯因政治偏向而丧失文学性的问题了。其实，“在今天，类似的谬误完全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重复。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今天每个作家都被迫对政治抱有强烈的关心。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保证过去的谬误不会以新的形式而重新出现呢？”青野直接批判了当时的文学新闻化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的新闻化意味着“作家思想的衰弱或放弃”，是一种新的文学政治化。青野季吉：「散文精神の問題」，『現代日本文学全集』55，東京：筑摩書房，1967年，第110-124頁。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哲学研究出身的三木清和户坂润在30年代的文艺批评活动。他们两人都曾先后师从西田几多郎研读哲学，并受到欧洲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但尔后都陆续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因此，他们对文艺理论的思考从一开始就和单纯地受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影响的日本无产阶级主流文学不同。这种角度的不同，使得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独具特色，也使得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失败后仍然能够继续文艺批评，成为“暗谷”时期抵抗法西斯主义文艺的极少数知识分子。1945年，他们被日本法西斯当局相继迫害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