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战败。同年12月，藏原惟人、德永直、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洼川鹤次郎等九人在志贺直哉、广津和郎等老作家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新日本文学会，创办杂志《新日本文学》。其宗旨是：1.创作和普及民主主义文学；2.团结和发挥人民大众创造性的文学力量；3.同反动文学和反动文化作斗争；4.争取进步文学活动的完全自由；5.加强国内外进步文学和文化运动的联系和合作。九位发起人虽然都是战前无产阶级文学作家，该协会本身也深受日本共产党的影响，但是“新日本文学会创立大会报告”指出：“新日本文学会不是无产阶级团体的简单的恢复，它必须适应新的民主主义革命进程，必须为一切民主主义文学的前进而斗争。”「創立大会の報告」，『新日本文学』創刊号，1946年。因此该协会的成员虽然以战前无产阶级作家为主体，但也包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作家。由于是文学上的广泛统一战线，所以从一开始就如何开展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等问题，内部产生了分歧，引起了一系列争论。

藏原惟人在《新日本文学》创刊号卷首文章《新日本文学的社会基础》中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指出“文学只有为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有所帮助，才能成为民主主义文学”。『藏原惟人評論集』第三卷，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67年，第9頁。中野重治的《文学史的问题》则肯定了日本近代文学是在与封建现实进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历史，并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其最高成就，主张要继承发扬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观点和运动方针遭到近代文学派的反对。近代文学派是以杂志《近代文学》的评论家同人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成立于1946年1月，主张人的主体性和文学的自律性。他们在青年时期都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思想，但认为战前无产阶级文学因没能有效地阻止战争的发生是有其缺陷的，不赞成全面继承发扬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学。本多秋五认为应该批判性地继承，指出：“即使左翼运动像原来那样继续发展下去，为了使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今后取得更大的发展，还是有必要从头开始、脱胎换骨。”本多秋五：「芸術·歴史·人間」，『近代文学』創刊号，1946年。平野谦在《一点反论》中进一步批评说，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贯穿了一种“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政治主义”。这种“政治主义”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产生“蔑视人”等种种“偏向和谬误”。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小林多喜二和军国主义国策文学代表作家火野苇平同样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政治的牺牲品。于是，他提出反对“蔑视人”，要“建立人的尊严和个人权威”。平野謙：「一つの反措定」，臼井吉見監修『NFDA3後文学論争』上，東京：番町書房，1972年，第120頁。

战争时期由于人性受到压制和摧残，近代文学派在战后强调“建立人的尊严和个人权威”，不仅在政治上反对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封建性和批判存在于自我内部的封建性、民众中的封建性，也反对将文学归结为某种政治理念，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战后民主主义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个性解放运动。但是他们过分强调人与文学的主体性，而无视人与文学的社会性，又走向另一极端。中野重治批评说，火野苇平是军国主义国策文学的积极实践者，而小林多喜二则是为了民主主义被军国主义者虐杀致死的。平野谦抹杀了这两种“牺牲”之间的本质差别，将帝国主义的专制政治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主政治抽象为“一般”的政治。因此，中野认为，平野虽然强调要尊重人性，但他其实缺乏从人性的立场思考政治的能力。中野重治：「批評の人間性（一）」（臼井吉見監修『NFDA3後文学論争』上，東京：番町書房，1972年，第175-182頁）。

以此为契机，新日本文学会和近代文学派就战前无产阶级文学尤其是小林多喜二文学的评价问题、人性的认识问题，以及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运动方针和策略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新日本文学会认为战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首先要和反动势力作彻底的斗争，即首先要追究那些曾经协助过战争的作家的“战争责任”。而近代文学派则认为既要追究那些罪大恶极的作家的“战争责任”，但是就谁也没有能阻止战争爆发这一点而言，每个人都有战争责任。如果不认真自我反省，就无法建设真正的民主主义社会，尤其是那些肩负开展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重任的人更应该首先开展自我批评。这场争论使民主主义阵营第一次产生了裂痕，双方最后分道扬镳。

1950年，由于国外一些政党对日本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干涉，导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濒于分裂。加之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开始加紧对共产党实行压制。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受到严重影响，出现了第二次分裂，藏原惟人、中野重治等人留在新日本文学会，而德永直、江马修等人则另外编辑出版《人民文学》，至此轰轰烈烈展开的战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宣告一个段落的结束。

1951年“旧金山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进一步隶属于美国，成为反共的军事基地。美国盟军由“解放军”变为“侵略军”，民族独立成为日本民主主义运动的主要课题，也成为文学的主旋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评论家竹内好（1910-1977）提起了“国民文学论”。他说，“民族的独立既是政治问题，也是文学问题”，因此不能像近代文学派那样回避政治问题。『竹内好全集』第七卷，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96頁。他指出，不单是近代文学派，日本的近代文学一直只关注自我独立，而没有将这种独立与社会的民主联系起来。私小说即是这样一种专注于自我独立问题的小说样式。战后文学虽然企图打破旧文坛的封闭性，但由于回避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问题，因此没有能冲破旧文坛的封闭。因此，他主张要创造一种健康的、具有广泛读者基础的国民文学。

竹内提起的“国民文学论”即刻引起文坛上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推动战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不同派别的“国民文学论”其内涵又各不相同。“人民文学”派的野间宏认为，首先要区别殖民地从属国的革命方式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方式，就日本当前的革命性质而言是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革命。因此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村的土地革命，以及打倒帝国主义的支柱--天皇、官僚和封建制。在此基础上他指出：

我们没有回避和封建制作斗争，只是我们和封建制的斗争采取了与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文学不同的方法，没有朝着自我确立的方向发展。在明治近代文学的出发点二叶亭四迷、北村透谷那里就已经暴露出了缺陷，即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相背离。他们虽然也在文学上和封建制作了斗争，但这是文学世界内的斗争，文学上的自我不可能作为真正的自我在现实中实现。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超越这样的近代文学野間宏：「国民文学について」，臼井吉見監修『NFDA3後文学論争』上，東京：番町書房，1972年，第152頁。

野间认为，近代文学和封建制作斗争的失败在于没有扎根于广大的国民之中，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站在受到封建制压迫的农民和民众的立场上树立起对民众生活负有责任的观念。日本的民族解放革命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同盟实现土地革命，进而获取民族解放。在这样的革命中发挥指导思想作用的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核心力量，农民等其他阶层都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因此他主张：

我们把国民文学运动当做一种日本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因为认识到不能仅仅把日本文学从文坛文学解放出来，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所有思维方式和情感。同上书，第151页。

国民文学的创造要担负起历史重任，既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市民、民族资本家等广泛国民为读者对象，也要改造他们的灵魂和思想。同上书，第154页。

美国从统治日本和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需要出发，将天皇制以新的形态重新复活。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野间宏明确提出要打倒天皇制和进行土地改革具有现实批判意义，但是他将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混为一谈，并且激进地否定日本近代文学的所有成就是欠妥当的。对此，新日本文学会的小田切秀雄指出，日本近代文学的确是从《浮云》开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小市民的具有封闭性的文学，没有能成为国民文学。尽管如此，今天发展“国民文学”，如果完全拒绝近代文学则是激进的机械论态度。从文学的发展规律看，新文学总是在对旧文学既否定又吸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彻底的否定是创造不出新文学来的。他同时指出，日本近代文学其实也曲折隐晦地表现了日本人的人性诉求，比如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乡村教师》等。即便像志贺直哉那样的私小说家也具有和封建家族进行斗争的一面。他们的痛苦和叹息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国民文学的因素，是完全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获取创造国民文学的养分的小田切秀雄：「日本国民文学の展開」，臼井吉見監修『NFDA3後文学論争』上，東京：番町書房，1972年，第163-164頁。。

藏原惟人在《寄语国民文学》中也赞同小田切的意见，并进一步分析了人性解放的两个方面。他说，近代国民文学的主题之一是从封建制等强权的压迫中解放人性。人性的解放包括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关联，只有完整地统一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性解放。藏原指出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评判作品，要具体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作品的社会意义。比如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将人的社会解放和个人解放分离开，且把重点放在了后者，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但是要看到这部作品是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退潮期创作的。因此虽然存在缺陷，但在对半封建的官僚机构的批判上还是保持了自由民权运动的精神。还有，岛崎藤村的《家》、志贺直哉的《和解》、宫本百合子的《伸子》对家庭内封建制的把握尽管还缺乏自觉地与社会整体的封建制联系起来，表明他们的人性解放主要放在个人层面，没有站在下层阶级--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立场。但是他们真实地描写了家庭内的封建因素，在客观上还是起到批判封建体制的作用。藏原强调，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大范围地开展国民文学运动非常重要。因为，第一，如果新的国民文学没有包含国民中还存在的家庭和个人的问题，则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国民文学。第二，现在有许多杰出作家是继承了明治以来这种文学批判传统的，如果不和这些作家联合起来也不能真正开展国民文学运动『藏原惟人評論集』第四卷，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67年，第219-224頁。。藏原以上建议是出于对战后民主主义运动受挫的反省。战后轰轰烈烈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轻易受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受到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宗派主义的影响排斥异己造成的。

需要提及的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和“国民文学论”争论曾受到毛泽东以及中国新文艺理论的启示，尤其在对日本革命性质的认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设，以及创作与人民大众的生活相结合等问题上深受影响。当然，这种接受有机械的理论照搬，也有精神实质的吸取。藏原在批判野间宏的“全民思想改造论”时就曾指出，“将共产主义者或先进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与包括一般作家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思想改造混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顾两国的不同国情，照搬了中国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藏原惟人「国民文学の問題によせて」（『藏原惟人評論集』第四卷，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67年，第232頁）。中国50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但是日本的社会背景完全不同。当然从今天来看，50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也存在观念论和宗派主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