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60年代取得经济高速发展，但70年代初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暴露出经济结构的脆弱性。越南战争、经济衰退也让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危机四伏。另一方面日本的“新左翼运动”也遭到失败。而在国际上，共产主义的实践运动也遇到了种种挫折。苏联的霸权主义以及中苏对峙影响到日本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因此，70年代初期日本知识界对美苏双方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制度都普遍感到失望，出现了精神上的空虚。在文化的各个领域作为绝对价值的指导理念迅速消失。

在这一时期，日本共产党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陷入了停滞状态。虽然发行文学杂志《民主文学》，但是没有涌现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新人，而老一代作家和评论家中野重治、野间宏、小田切秀雄等由于党内斗争被开除党籍。为了防止思想上进一步造成混乱，宫本显治利用《宫本显治文艺评论选集》第一集出版之际，花了14年时间，写了长篇“后记”，对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作了全面的总结。对此，宫本有明确的认识，说这一集的“后记”特别长“是考虑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历史总结还欠缺”『宫本顯治文芸評論選集』第一卷，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0年，第697頁。。当然，有关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研究和评价是这个“后记”不可能全部说清楚的，但是由于自战后以来一直存在从各种立场的全面否定论和各种立场的“转向”拥护论，因此需要对这些观点进行反驳。就此而言，这是一个迟到的反驳。

在战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中，围绕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评价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尽管近代文学派的批评有过激之处，但是他们指出的“政治主义”倾向的确存在，而对此新日本文学会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即便新日本文学会后来有所反省，但是仍然坚持藏原的《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和《为了艺术理论上的列宁主义而斗争》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宫本显治在“后记”中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检讨了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明确指出藏原的《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和《为了艺术理论上的列宁主义而斗争》存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错误观点，算是给长期的争论画上一个句号。但在结论上宫本仍然认为，尽管藏原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应夸大《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的缺点而全面否定藏原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功绩，并高度评价了藏原的《到无产阶级写实主义之路》的历史意义。『宫本顯治文芸評論選集』第一卷，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0年，第650頁。应该说这是比较中肯的评价。但遗憾的是，宫本在批判平野谦和中野重治等人的反对意见时，没有从理论上批判他们的观点，而是着重揭露他们战争期间的“转向”问题。同上书，第670页。其结果，也就回避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如政党与文学的关系、创作方法的问题等等。

无独有偶，被开除党籍的中野重治也在同一时期从另外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做了一个总结。中野将目光投向192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之初，希望能从中寻找出造成无产阶级文学政治主义化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其中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对列宁的《党组织与党的文献》一文介绍有误。列宁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05年11月，论述了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后的社会条件下党的出版活动问题。列宁说，此前党的出版物是非法出版，但是第一次俄国革命后党的出版物也开始变得合法。虽然必须保障个人创作的自由，但是反党的宣传文章不能刊载在党的文献上，而判定是否反党的基准就是党的纲领。就这一要求而言，其实这不单是革命党，对任何政党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中野在此特别论及文章发表的背景是想指出，列宁这篇文章论述的是在1905年当时的俄国的特殊背景之下，如何开展党的出版活动的具体问题。但是这篇论文在1929年由冈泽秀虎翻译成日文时，题目变成《党组织和党的文学》，并且不是全文翻译，文章的开头部分和结尾部分被删除。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列宁论述了当时的政治状况和党的出版活动状况，但是这部分被删除，日文的第一句话就变成“文学必须成为党的文学”。而其实这篇文章本来并不是专门论述“文学”，但是由于将“文献”译成“文学”，其结果这篇译文就被误解成是列宁论述有关文学活动的纲领性的文章。事实上，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指导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中野强调这篇文章不应该当做论述原则的文章来阅读。有关这一问题，参看綾目広治『脱=文学研究：ポストモダニズム批評に抗して』（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9年，第243-259頁）。中野的这项反思工作对于重新审视文学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宫本和中野侧重对历史的反思和总结，但却没有对当下的社会和文学状况提出建设性的新理论。在这一点上，新左翼批评家柄谷行人1970年代登上文学评论界十分值得关注。他1974年代出版的《马克思及其可能性的中心》和1980年代初出版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为当时刚遭受“新左翼运动”失败的知识界打开了新视野。柄谷没有再受历史问题的束缚，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战后冷战结构的政治形态之下思考现代问题。在《马克思及其可能性的中心》中，他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希望能够寻找出超越冷战结构思维的“第三条路”。他提出，阶级斗争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对普遍性的、一般性的言说进行斗争，比如对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前提提出质疑。就他本人而言，最具体的工作就是从根本上质疑日本资本主义时期文学的形成历史，撰写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否定西方中心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线性叙述。柄谷的理论对日本1980年代的解构主义风潮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