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近现代社会结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者是绝对主义天皇制政权，后者是依附于美国强权的保守主义议会政权。两者之间有相连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这些不同必然会影响日本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的取向，也会对同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影响。

从明治改元开始，日本政府就积极地致力于引进欧美的社会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培育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但在政体上却建立了绝对主义天皇制政权。1868年即明治元年，明治政府颁布《五条誓文》和《政体书》，实行太政官制度。《政体书》规定“天下权力皆归太政官，使政令无出二途之患”吉野作造NFDA2『明治文化全集』第二卷，東京：日本評論社，第44頁。，以谋求政令统一，打破藩阀分裂的局面，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太政官制虽然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三权分立，但由于官员们都是天皇的“臣民”，因此所谓“天下权力皆归太政官”其实是权力皆归天皇。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设立“帝国议会”，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进一步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1条）；“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宪法之条规行使之”（第4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11条）等等。“帝国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两院权限完全相等，使贵族院可以牵制众议院，其实际的权限只是审议政府提出的国家预算案，并无真正的立法权。内阁由天皇任命的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组成，其职责是“辅佐天皇”，仅对天皇负责，不对议会负责。《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和实施，表明日本已经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一个以天皇为核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制政权。

19世纪后30年，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是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时期。因此，当日本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危机之后，也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向亚洲其他国家侵略。目标首先对准的是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为了“征韩”，日本先是于1871年与中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取得了朝鲜“上国”的地位；继而于1874年借口台湾土著人杀害琉球民一事发动侵略战争，并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初次对外侵略得手之后，日本又立即于1876年以江华岛事件为借口，派兵用武力强迫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在朝鲜获得了领事裁判权。至19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形成，正如1889年12月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所说：“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为守卫主权线；第二为保护利益线。主权线者，国之疆域之谓，利益线者，乃与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是也。大凡国家，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大山梓NFDA2『山縣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年，第203頁。此后，日本不断扩大“主权线”和“利益线”的范围，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1910年最终吞并朝鲜，直至全面侵华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天皇制政府和靠对外侵略来畸形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日本民众早在明治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自发的斗争。1897年在片山潜等人的倡议下，日本第一次建立起“工会促进会”，并在它的领导下，当年就组织了“铁工工会”，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而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这些斗争中得以迅速传播的，并使初期的自发斗争慢慢成为有理论指导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和侵略殖民地，社会主义运动也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日俄战争期间，片山潜、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利用《平民新闻》勇敢地站在反战斗争的前列，主张日、俄两国人民携手起来同本国的专制政府作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时候，幸德秋水等人组成的“东京社会主义同志会”通过了反对侵略朝鲜的决议（1907年）。当时社会主义者的反战运动也给进步知识分子广泛的影响。进入大正时期，以第一次护宪运动（1913年）为契机的大正民主运动和俄国革命（1917年）更是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日本的广泛兴起，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1920、1930年代，福本和夫首先将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并展开了独自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研究；三木清的人学唯物史观进一步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河上肇则通过与福本和夫的争论，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卞崇道：《日本哲学与现代化》，沈阳出版社，2003年，第213-244页。

对社会主义运动，天皇制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1900年，制定《治安警察法》等法令，严格限制集会和结社自由的同时，把罢工视为犯罪，对刚刚兴起的工会实行彻底的镇压。1901年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成立。但是天皇制政府以党的纲领中有民主主义思想为由，立即动用治安警察法取缔了“社会民主党”。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但是翌年日本政府趁关东大地震之机，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对新生的日本共产党进行镇压。1926年12月，日本共产党秘密重新建党。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在《治安维持法》下日本共产党一直被当做非法的政党。1928年2月处于非合法地位的日本共产党在第一次普遍选举中，通过劳农党提出13名候选人，大胆开展公开的宣传活动，使群众知道共产党的存在。对此，政府发动了“三·一五大镇压”。全国共有一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被捕。从1928年到1934年7月间，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的达5万9千多人，其中经法律处分的达1万多名。

由于日本共产党在战前长期处于非法状态，不能公开活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各个组织便成为公开拥护社会主义原则的合法或者是半合法的组织，它在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党关于日本人民解放斗争的观点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让文学担负起了过多的政治任务，甚至出现以政治取代文学的倾向。宫本显治直截了当地说：

无产阶级文学只有成为党的文学，才能够更为深刻地把握客观现实。党作为阶级的先头部队、作为理论实践的中坚其见解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科学指针，具有强大的批判力量。只有和党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文学才能获取客观性和革命性的辩证统一。『宫本顯治文芸評論選集』第一卷，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0年，第386頁。

作为具体的文艺政策，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关于艺术大众化的决议》中提出“我们的艺术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广泛地浸透到重要产业的大工厂的工人和农民之中”。『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集別巻：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資料集·年表』，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8年，第94頁。为了达到这样的政治目标，《决议》列举了10类创作题材要求作家创作，并指出，这些题材“是我们工人农民在现在的国际和国内的状况下切实面临的问题”。同上书，第97页。

毋庸置疑，这种文学上的政治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苏联“左倾”文艺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但是也不能忽略上述日本的特殊历史环境，即由于共产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让合法的文学组织担负起了过重的政治任务。如何看待这些在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文艺理论和政策，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引发了“政治与文学”、“转向论”等一系列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