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以同盟国的名义占领日本，实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制定以和平、民主为主体的新宪法，把专制天皇制改为象征天皇制，贯彻和平与非武装的原则，改革议会与内阁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化和民主化既不是采取自由主义的方法，也不是采用民主主义的方法，而是以美国的军事力量为背景实现的，并且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的。日本进步知识分子批判说这是“配给的自由”。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占领初期为了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占领军采取了强制性措施瓦解旧的专制体制和军事工业，把负有战争责任的官员和企业家清除政界和企业界。但是，在1948年美苏形成对立格局以后，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占领军便很快改变了对日政策，释放战争罪犯，采取诸多限制民主主义发展的政策，制造了下山、三鹰、松川等事件，打击共产党。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盟军总司令部采取了对日共干部开除公职、停止《赤旗》报发行等强硬措施。

朝鲜战争对战后日本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此，日本学者正村公宏作了如下概括：

第一，导致日本重整军备。

朝鲜战争开始后不久，一部分在日美军就被派遣去朝鲜，由此产生的日本国内军事空白使美国感到十分担忧，怕共产主义者搞“间接侵略”，发动革命骚乱。为此麦克阿瑟命令建立“警察预备队”，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创设军队。

第二，对于“对日媾和”的内容、形式、程序的影响。

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前就开始研究对日媾和，但是朝鲜战争使美国认识到了日本的战略重要性，从而确定了确保日本成为西方同盟者的对日媾和方向。而且由于朝鲜战争，美中关系修复的可能性已极小，因而最终否定了中国参加对日媾和条约的可能性。

第三，对经济的影响。

朝鲜战争一爆发，以军需物资为中心的世界商品市场立即活跃，出现了所谓“动乱景气”。日本的出口也激增。日本成了出兵朝鲜的美军基地，也是美战斗部队的集结地、休养地。军需物资的大部分在日本筹集，武器的修理业在日本进行。具有生产大量军需经验的发达工业国日本很容易地就适应了美军的要求。正村公宏：《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1-272页。

事实上，这三点对日本战后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首先，重整军备事实上违反了新宪法的“非武装”条款，为日后各种企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潮流埋下根源。

其次，与美国的单独媾和使得日本难以保持中立立场，不得不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有识之士早就有清醒的认识，强调了全面媾和的必要性。1949年12月9日，东京大学校长南源繁强调全面媾和的必要性。1950年1月15日，35位知识分子召开了“和平问题恳谈会”也强调了全面媾和的必要性。因为如果单独媾和就切断了日本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联系，等于日本把自己的经济依附于某个特定的国家。丧失了经济自立就意味着丧失了政治自立的基础，对和平构成日本“自身不愿意”的“潜在威胁”。但是由于美苏冷战，美国政府需要日本成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哨站，所以决定对日媾和以日本的重整军备和美军驻留日本为其前提条件。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全面媾和、日本非武装及外国军队撤离等形式的对日战后处理的政治可能性，事实上就完全消失了。参看正村公宏《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第299-301页。

1951年9月8日，日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签订旧金山媾和条约，亚洲许多国家没有参加签订。同一天还签订日美安全保证条约。前一个条约使得日本没有处理与亚洲国家的战后问题，成为今天日本政府对战争问题认识模糊、不愿承担战争责任的重要原因。这个问题是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才重新被提起，成为现在日本和亚洲许多国家交往的重要政治障碍。后一个条约，使得日本的战后长期处于美国军事力量的控制之下，建设军事基地，丧失国家的独立。这一问题长期成为日本战后政治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斗争焦点。从50年代初期的“国民文学论”争论，到六七十年代的“安保斗争”都是围绕“安保条约”的签订问题而展开的文学争论和社会斗争，这些构成了战后思想史的主线之一。

再次，朝鲜战争使日本经济从中渔利，为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在朝鲜战争期间，从多种渠道获得了美元。这些美元收入被称为“特需”。日本贸易收支在1949年有1.92亿美元的赤字，但到了1950年反而有了3800万美元的黑字。其他的特需收入也达到了6200万美元。特需收入在1951年以后进一步增大，1953年达到8.03亿美元。1952年至1953年，特需收入超过出口总额的六成。日本经济由此全面复苏，开始了高速发展。

尽管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依赖于美国，但高速的经济发展提高了日本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日本的社会阶层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社会学学者高坂健次指出，日语中“阶级”一词在战前作为“无产阶级”这个名词被频繁使用，而在19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又经常用在“工人阶级”一词中。但是，1960年以后，“阶级”这个词只有很少的人使用，其中包括左翼人士，仍然带着感情使用它，将其作为团结和鼓动的字眼。而现在普通人和大众传媒使用“阶级”时仅限于提及“中流阶级”或“中产阶级”高坂健次指出，60年代以后反对党中，只有日本共产党在其政治纲领中使用带有“阶级”的词汇。不过，在日常的政治活动中，日本共产党只使用不带“阶级”二字的“软”词汇。（高坂健次主编，张弦等译《当代日本社会分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7页）。。高坂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所注意的，是与阶级斗争联系着的工人阶级。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同样情况。但是60年代以后，当日本社会经历所谓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时，人们的注意力已转移到上层和中层上去了。在整个期间总的迹象是，“阶级”一词在普通民众中的使用频率甚低。高坂健次主编，张弦等译《当代日本社会分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1950年代中期以后，在理想主义全面后退、经济现实主义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过程中，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观念的追求暧昧了，而保守派却重新恢复了势力。当然也应该看到，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在不断的各种民主主义运动和市民运动中渐渐而广泛地扎根于日本社会之中了。

日本共产党就是在战后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开展民主主义运动的。战后，由于上述社会阶层和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共产党首先必须确定革命的新目标。1945年12月1日日本共产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行动纲领”，提出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国政府。1946年1月12日，战争期间流亡中国的野坂参三从延安回到日本。2月24-25日，日本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对“行动纲领”作了具体说明，对天皇制的提法更加切合实际，改为“废除封建专制军事制度的天皇制”；除了追究在位天皇的战争责任外，对皇室是否继续存在留待人民共和政府成立后由全体人民投票决定。宣言认为，要完成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变革的手段可以不用“暴力”或“专政”的办法，而是通过和平的、民主主义的、教育的手段走向社会主义。还解释说，共产党的主张不是“全盘否定私有财产”，只是主张废除资本家和地主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野坂在对大会宣言进行说明时指出，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于1932年提出的关于日本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强行转变的方针，已不适用。他强调了“和平革命”路线的必要性。他吸取了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起到了加强共产党与其他民主人士合作的作用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上，段元培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128-129页。。

野坂对形势的分析虽然过高地估计占领军的革命作用，但在总体上是符合现实情况的。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战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日本共产党迅速发展，党员超过10万，成为日本社会具有一定影响的政治力量。但是随着40年代末政府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镇压，加之1950年日本共产党受到国际工人党情报局的严厉批评，党的领导层出现混乱。工人党情报局断定野坂的和平革命论是反人民、反民族的欺骗性理论。为此，野坂、德田球一等主流派一方面从组织上排除那些要求接受情报局批评的反对派“国际派”，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全面接受情报局的批评，把斗争方式转换成武装革命路线。由于根本不具备武装斗争的条件，这一路线使共产党遭受巨大损失。1955年7月，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协议会”，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重新重视以议会斗争为主的方针。

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是在共产党积极的推动下展开的。新日本文学会就是由战前无产阶级文学家藏原惟人、德永直、中野重治等9人发起成立的。在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中虽然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发展，但是在总体上，教条主义占了上风，妨碍了在新形势下对现实的把握，并且漠视同一时期大量涌入日本的现代主义文学。也有少数例外，如花田清辉积极肯定过“现代派艺术”，安部公房更是战后日本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加之党内的政治斗争，一些文学家被开除出党，也削弱了民主文学的力量。中国在苏联中断技术援助后，继续独自研制原子弹，于1964年10月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1963年，美苏等主要核国家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继美、苏、英之后第四个核拥有国法国以及正在进行核开发的中国拒绝参加。日本共产党反对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认为应该把美帝国主义的核开发和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开发区别开来。共产党干部、国会议员志贺义雄等对共产党主流派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投票赞成批准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结果被共产党开除。志贺等主张，作为唯一原子弹受害国的日本国民，应该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苏联支持志贺，与日本共产党处于对立状态。参看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上，人民出版社，第452页。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战后作为一种理论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知识界共有的思想资源。1946年初成立的“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哲学分会”创办了季刊《理论》，积极开展理论活动，试图建立“民主主义哲学”，与当时的文学界互为呼应展开了“主体性问题”的争论。有关这场争论在战后初期的思想界所具有的意义，卞崇道作了三点总结：第一，它从思想上把人们从战后虚无主义的精神状态中拯救出来，引导人们重新思考自我的价值，确立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的主体性；第二，它从政治上为人们指明战后民主主义建设的方向，促使人们认识到要以战败为转机，彻底清除禁锢和扼杀人性的天皇制绝对主义体制；第三，普及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参见卞崇道《日本哲学与现代化》（沈阳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当时虽然大多数哲学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从各自的思想立场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过，战后初期主要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几乎没有受到重视。尽管如此，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结合社会现实展开理论思索，在“主体性问题”等方面也作了积极的探索，代表人物有梅本克己、田中吉六郎和三浦勉。从1950年中期起，由于对斯大林独裁政治的批判，也开始介绍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阿尔杜塞等人的思想。研究者通过对初期马克思异化论的再探讨，展开“人学”研究，同时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实证研究，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其大成者是广松涉。广松涉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从文献学研究开始，因为自19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献有许多被歪曲，必须通过考证加以纠正。他考证编辑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新编辑版》在内容形式和内容解析上都有独到见解。从1970年代开始，广松大胆导入现象学的思维方式以物化论为中心，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确立了广松哲学体系卞崇道主编《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在这样的学界背景下，尽管共产党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出现停滞状态，但吉本隆明和柄谷行人等许多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却积极运用其原理进行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些非党员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对日本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共产党的许多理论和具体方针政策持批判态度。这使得他们的政治立场常常遭到误解。但是应该看到，正因为他们的立场有别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才使得他们即便是苏联解体后仍然能够坚持运用马克思理论研究现实和进行文艺批评，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这些非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依然保持着生命力，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