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经济发展迅速，到1920年代已经进入大众化社会。日本产业以近代机械工业为主导，全面发展各种工业。随着先进机械的引进，社会各领域顺利地过渡到现代，从而带动了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人口大量流入工业部门，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形成了东京横滨工业地带和大阪神户工业地带。1915年至1920年间，农业人口减少200万人，而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增加了90万人，商业从业人员增加了50万人，公务员以及自由职业者增加了30万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界的繁荣和发展对新闻出版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报社广告收入增加，发行份数增加，企业得到扩大，报社完全变成营利产业。明治时期的报纸是个人经营或者合资经营，但是到了大正中期，主要报社基本都变成了股份公司，资金急剧增多。资本的增加促进了设备的更新。山本文雄等编《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刘明华等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6-117页。大正九年，《大阪每日》率先从美国输入了高速轮转机，这种机器每小时可以印4页报纸2万7千份。而后，各报也都竞相从国外购入高速轮转机，以适应不断增长的对报纸的需求。这种印刷机为大量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在20世纪初东京市内的报纸发行总数是20万部，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三十四五万部，1920年仅《东京日日新闻》就发行了35万部。1931年全国的报纸发行总数突破1千万份。

日本无线电广播1925年开播时签约户数5千，1928年50万，1931年100万。1927年，Polidor、JVC等唱片公司纷纷在日本成立公司，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享受无线广播或唱片所带来的各种广播节目、音乐或体育赛事。电影公司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他们制作出大量的电影作品，相继推向市场。电影院也成为象征这个时代的娱乐机构，1926年电影院达到1057所，观众总人数1亿5273万人。

大正期间大众杂志也兴旺发达，进入了大众娱乐杂志的时代。明治末期创立的讲谈社从大正三年创刊《少年俱乐部》开始，共创刊了9大杂志，被称为杂志王国。这9大杂志从幼少年层中老年层（除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外），广范围地获取了大众，形成秩序井然的大托拉斯。9大杂志之间的有机结合极其巧妙。比如，在《幼年俱乐部》大受欢迎的故事，其续篇就在《少年俱乐部》刊载，采取这种方法大量吸引读者。大资本在杂志发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杂志《国王》（1925）发刊时各报社为它刊登整版和半版的广告，利用宣传画、宣传牌、横幅等等广泛宣传，并向全国官厅、学校、团体，各界名流发出32万5千封信，183万6千枚明信片，介绍这本杂志。因此，创刊号得以卖出74万份，第二年达到150万份。同上书，第125页。这一时期妇女杂志种类繁多，也拥有大量读者。

在书籍出版方面，从1926年年末开始，由改造社出版发行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开创了“1日元书”出版的先河。这套长达300多页的书以每册1日元的价格进行预定销售。具体办法是先收取1日元作为定金，以后每月出版1卷并逐月收取1日元，最后1卷以定金冲抵。这种发行方法使改造社可以利用大量的无息资金运转出版，并最终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同时，这套“1日元书”中所收录作品的作者也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收入。紧接着，各出版社相继以预定销售的方式出版了“1日元书”，如《世界文学全集》（新朝社）、《世界大思想全集》（春秋社）、《日本名著全集》（兴文社）、《现代大众文学全集》（平凡社）等等。出版界在大资本的操纵下更趋于集中化了。但是在大正十二年的大震中，东京许多报社都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资金雄厚的报社很快恢复起来，将震前其他报社的读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其结果报社集中到少数有实力的报社上来了，新闻界集中化倾向十分明显。参看山本文雄等编，刘明华等译《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第117页。

这些商业行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大正时期高涨的民主主义思潮和受教育层次的扩大有密切关系。大正期间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中学和女子高等教育的增加，大学由1915年的4所增加到1930年的46所，高中和专门技术学校由96所增加到194所。三好信浩NFDA2『日本教育史』，東京：福村出版，1993年，第176-183頁。一般民众的知识水平得到提高，在文学方面读者大量涌现。这些读者喜欢具有现代感觉的“大众文学”。改造社在《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发行的宣传册里宣称：“现在，决不容许文学被少数有闲阶级所垄断”，要“把文艺解放到广大民众手中”。这些广告词虽然出于商业宣传，但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氛围。事实上，这套全集的主要购买者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工薪阶层。

评论家大宅壮一在分析这一时期杂志的急剧发展的情况时列举了两大原因，即出版资本的确立和中间层以下的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尤其后者是迄今的出版界几乎没有顾及到的广大阶层，即“妇女”和“大众”。因此，应运而生的就是妇女杂志和大众杂志。大宅说：“这些杂志和其他向殖民地的输出品，比如棉丝、布匹、丝绸、仁丹一样具有相同的特色。换句话，首先非常实用，对谁都合适，即便质量差一点但价格便宜”。在这方面，妇女杂志的《主妇之友》是最好的例子。《主妇之友》的特点是彻底的殖民主义和实用主义，巧妙地将广告版面和代理部结合起来，抓住缺乏批判力的妇女的心理，形成杂志上的一大“百货公司”。『大宅壮一全集』第三卷，東京：蒼洋社，1981年，第21頁。

值得注意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正是随着出版业的兴盛蓬勃发展起来的。因此，如何面对这样的大众化时代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首先遇到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学本来应该是大众阅读的文学，然而1920年代中期，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却游离于广大读者，只有少数知识分子阅读。藏原惟人指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还处于孤立的前卫运动，应该发展扩大到大众之中『藏原惟人評論集』第一卷，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66年，第82-95頁。。藏原的倡议得到左翼文坛的积极响应，并由此引发了“文学大众化”的争论。

就在左翼文坛还在激烈争论文学应该如何大众化的时候，随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出版界已经瞄准上无产阶级文学，将其作为投资对象了。关于大资本统治的主流杂志也纷纷向攻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约稿的现象，日本学者岛村辉分析说：“多喜二之所以能在当时的主流综合杂志《改造》或《中央公论》中占有一席，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学适应了当时的文学体制，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化文学制度的一部分。”岛村輝：「時代を撃つことば·世界を織ることば」，岛村輝監修『小林多喜二国際シンポジウムPartⅡ報告集』，東京：東銀座出版社，2004年，第38頁。但是，无产阶级文学还是尝试各种方法极力冲破法西斯政权和大资本对出版界的控制。比如，无产阶级文学的机关杂志《战旗》自1928年5月创刊以来共发行了26卷，其中被禁止发行的有13卷，但读者依然能够读到该杂志。这是因为有一个由共产党和外围组织形成的直接散发《战旗》的渠道，采取过各种手段蒙蔽审查。岛村輝在「時代を撃つことば·世界を織ることば」（岛村輝監修『小林多喜二国際シンポジウムPartⅡ報告集』，東京：東銀座出版社，2004年，第41-42頁）中分析说，《战旗》本来是合法出版的杂志，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来发行。但是，有时在还没有把书交给负责杂志审查的警保局时，内务省就发布了禁书令。因此将装订工作分在两三处装订所来进行。即使刚装订完成就被收缴，其它装订所装订好的部分也就可以免遭没收。此外在发送时写上与实际货物内容不符的货牌名，如《考试之友》、《修养的世界》等。就是采取这样一些办法，虽然遭禁令还是将《战旗》传递到了读者手中。无独有偶，1960年代吉本隆明与友人也是为了不使自己的言论表达受到大资本统治的出版界的限制，另辟蹊径采用直接邮寄的方式发行杂志《试行》。

大资本控制下的出版界以及大众化时代，既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所处的生存环境，也是他们批评的对象。如何应对“文学的大众化”和“大众化时代的文学”构成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