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本和夫于1920年从东京大学法学系政治学专业毕业后，在松江高等学校任教，1922年以文部省研究员身份前往美、英、德、法等国留学，两年后回国。福本在高等学校任教期间已经开始研究唯物主义，留学期间结识了科尔施和卢卡奇。1923年卢卡奇将刚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赠送给福本。1924年12月，福本开始向日本共产党机关刊物《马克思主义》投稿，激烈抨击河上肇的唯物史观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山川均的建党理论。福本理论便是在这一批判过程中形成的。

1923年，日本政府对刚诞生的日本共产党进行镇压。日共领导人山川均认为建立共产党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如先建立合法的政党搞经济斗争，待自然成长之后再建党。1924年，日本共产党自动解散。但共产国际反对山川的取消主义，在1925年1月的上海会议上指示重新建党。福本和夫当时所写的一系列文章正好回应了重新建党的理论需求，因此风靡一时，1926年相继出版了《社会的构成及其变革的过程--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研究》（2月）、《无产阶级的方向转换》（4月）和《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6月）。这些理论被简化为“分离·结合”理论是不准确的，其实有更广的理论范围。关于这三部著作的关系，福本和夫晚年曾经解说道，第一部著作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研究，第二部著作是关于党组织研究的论稿，第三部是《资本论》的方法论的研究，三者在内容上相互关联。他是希望从这三个方面以更为自觉的方法论恢复被歪曲和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福本和夫初期著作集』第一卷，東京：こぶし書房，1971年，第5頁。但在当时，福本则主要是因为撰写建党理论文章而受到重视，并迅速占据了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指导地位。1926年12月重新建党时，福本成为党的中央核心成员之一。然而仅隔半年，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而政治失足。

共产国际的“27年纲领”对福本的建党理论批判如下：

实际上把党引向脱离群众而孤立的黑木（福本和夫）同志的见解，就是把群众性政党的共产党导向毁灭。因此，他的“分离结合论”极端过度地强调了纯思想的因素而完全忽视了经济、政治和组织的因素，这并不是偶然的。这种理论将导致这样的思想：即不可容忍地偏重知识分子；脱离工人群众；造成宗派主义；认为党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当然，主要是指知识分子--的集团，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日本共产党史资料委员会编《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问题方针、决议集》，林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23页。

“27年纲领”指出了“脱离群众”、“宗派主义”和“偏重知识分子”是福本的“分离·结合”理论的根本性问题。这一定性也历来为中日两国学者在批判“福本主义”时所沿援用。从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情况看，确实存在着上述现象，但问题是，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于“分离·结合”理论是否合适？从新近的关于福本理论和共产国际运动的研究成果看显然还有探讨的余地。

1920年代中期，日本共产党虽然遭受挫折自动解散，但随着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无产阶级运动的新方向是什么成为关注的焦点。山川均说：“社会党（无产阶级的政治团体）的运动和工会（无产阶级的产业团体）的运动不是无产阶级的两个运动，而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方面，是手掌与手背。”山川均：『無産階級の政治運動』，京都：更正閣，1924年，第5頁。尽管他认为政党运动和工会运动是无产阶级运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实际上的侧重点是在后者。而福本和夫则明确提出，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现在由经济斗争进入到政治斗争，建立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必须摆脱“大众万能主义”。北条一雄（福本和夫）：『無産階級の方向転換』，東京：希望閣，第126-127頁。就当时的日本工人运动情形看，全国工会组织“劳动总同盟”在建党问题上分为赞成与反对的两个派别，出现分裂。福本认为反对派分裂出去对于建党并非坏事，并根据列宁的建党思想提出了“分离·结合”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福本在此所谓的“分离”绝不是要求先锋脱离大众之义，而是指先锋要从社会民主主义--即工会主义潮流中分离出来的意思。福本说：“现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和‘倾向性的机会主义’分离。”北条一雄：『無産階級の方向転換』，東京：希望閣，1926年，第136頁。在此的“倾向性的机会主义”是指从“劳动总同盟”分裂出来的反对派。“分离”并不是福本建党理论的最终目的，而是为了更广范围的“结合”。福本的“结合”，既不是先锋之间的结合，也不是先锋直接与“抽象的大众”相结合，而是统一战线的问题。他说：“为了获取当前斗争的胜利，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之间必须展开以无产阶级为指导力量的阶级的、大众的协同战线。”同上书，第131页。但他同时强调，建立协同战线决不是将左翼精神消解在大众之中，协同战线和大众化是要将左翼精神浸透到大众之中。但要做到这点，左翼的先锋必须先分离出来。在这一问题上，福本所依据的列宁的《怎么办？》是如何说的呢？列宁说，我们要明确地与“经济主义者”、“伯恩斯坦主义”划清界限，是为了与包括“经济主义者”、“伯恩斯坦主义者”在内的“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联合”。为了与“经济主义者”、“伯恩斯坦主义者”联合，必须先与之诀别。因此，福本将列宁的“分离·结合”论放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来理解，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高橋彦博「日本における「社会主義の分裂」と統一戦線党の確立」，小岛亮NFDA2『福本和夫の思想：研究論文集成』，東京：こぶし書房，2005年，第136-137頁。“福本主义”的根本问题，与其说是“分离·结合”理论本身，还不如说是原理论所包含的“真理性”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顶礼膜拜，从而形成的“原著权威主义”。

福本的“原著权威主义”，首先表现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不加分析地大段引用上。以他探讨建党理论的文章《关于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问题历史的研究》为例，第一章第一节如下：

1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他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第二卷）北条一雄：『無産階級の方向転換』，東京：希望閣，1926年，第4-5頁。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3页。

整个第一节全部是从马克思《神圣家族》中的引用，没有一句作者自己的说明和分析。引用文字大约占整篇文章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以大量引用连缀成篇的奇妙文章构成了他的“原著权威主义”的最大特点。由于当时还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全集的日译本，因此福本引用的文字大都是第一次介绍到日本的马克思理论。这种旁征博引的学识、天马行空的行文风格和新鲜的马克思理论知识迅速征服了一批日本的年轻知识分子。林房雄回忆说，第一次阅读福本和夫的文章时深感叹服。因为文中所引用的全是迄今从来没有见过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林房雄：『文学的回想』，東京：新潮社，1955年。这种以大量引用连缀而成的文章艰涩难懂，虽然吸引了一批年轻知识分子，但却让一般读者望而生畏，敬而远之，这可以说是造成福本主义脱离大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表现在潜在的“苏联模式”的逻辑上。福本和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与布哈宁有不同见解，但在建党理论上深受列宁的建党思想的影响，并将其普遍化。他在讨论建党理论时提出，必须考察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之间关于建党问题的论战。因为在他看来，这个论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可动摇的组织理论原则。在论战中，列宁提出必须创立先锋党，并且为了形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必须在结合之前先彻底地分离”。卢森堡的建党思想则更为强调革命活动中自发性的必要。她认为群众的自发性与领导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过于强调先锋和集中制容易导致官僚、僵硬、教条，精英意识。在日本，山川均的建党理论更接近卢森堡的建党思想。对这样两种不同的建党思想不是不可以作一番理论探讨。卢森堡的建党思想尽管有不足，但也有可取之处，尤其是预见了过于强调先锋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独裁主义。但是福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方式却失之简单。在他看来，由于苏联革命获得成功，所以卢森堡的意见必然是错误的。他以苏联革命获得成功为大前提，将两人之间的争论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卢森堡对列宁组织论的批判，第二个时期是卢森堡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批判，第三个时期则是卢森堡的自我修正，由此完成对列宁建党思想正确性的证明，并将其普遍化。北条一雄：『無産階級の方向転換』，東京：希望閣，1926年，第42-64頁。他没有说明卢森堡的建党思想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也没有解释列宁的建党理论的历史背景。这就使得他尽管对列宁的建党思想把握基本正确，但忽视了产生理论的背景，因此在运用来解决日本现实问题时难免出现牵强附会之处。

最后一个特点是，以引用的片断文章为理论根据，用一种马克思主义代言人的口吻横扫一切与之不同的观点。他的批判往往只有结论，没有分析过程。福本总是称山川主义是经验主义，这其实是反映出了他自己对日本社会把握的某些缺失。日本学者指出，在福本主义中没有对日本先行和同时代思想的内在继承，而只有对立的断裂。福本虽然能够尖锐地指出山川主义的不足，但却不能将其中的合理性加以发展，并融汇到自己的理论之中。小山弘健：「福本和夫-前衛結晶の論理-」，小岛亮NFDA2『福本和夫の思想：研究論文集成』，東京：こぶし書房，2005年，第54-55頁。比如，他积极主张“分离·结合”理论的一个前提，是认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处于没落过程之中。因此，他不能像山川那样去耐心等待工人运动的自然分化并重新综合的发展，而要人为地、主动地对工人运动加以“分离·结合”。即便“分离·结合”理论本身没有错，但是运用的时机不合适，那也是枉然。事实上，他后来也承认当时对日本资本主义处于没落过程中的形势判断是错误的。『福本和夫初期著作集』第三卷，東京：こぶし書房，1972年，第20-21頁。

福本曾为自己辩护说，“没落论”不是他的首倡。的确，这是当时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流行观点。不过，在日本是福本将这种观点作为当时日本无产阶级运动“方向转换”的前提提出的，与他的“方向转换论”、“分离·结合”理论相配套便具有了实际的理论内涵和影响力，并对当时的无产阶级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福本的著作中有关“没落论”有两种表述：“我国资本主义现在和世界资本主义一起处于现实的没落过程之中”。“作为‘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阶段的帝国主义’现在在我国也处于激烈的没落过程之中”（『福本和夫初期著作集』第三卷，東京：こぶし書房，1972年，第173頁）。

当然，福本理论不同于后来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盛行的福本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资本论》的研究等，但在建党理论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上述的“原著权威主义”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福本既不是始作俑者也不是最后一个，只不过是他将其推向了极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