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从兴起之时便面临双重难题：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极力提倡“文学大众化”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对来势凶猛的大众文学又左右为难。1920年代中期，在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藏原惟人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我们的艺术处于不是有五万、十万，而是只有极少的三四千的读者--并且主要是知识分子接受的状态。”『藏原惟人評論集』第一卷，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66年，第173頁。就无产阶级艺术“最理想的境界”而言，必须是大众化。“因为不被大众阅读，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艺术”同上书，第211页。。因此，藏原在1928年的论文《无产阶级艺术运动的新阶段》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所有的运动现在都处于将孤立的前卫运动发展到广泛的大众运动。艺术运动已经到了要从少数觉悟者推广到意识落后的大众的时代了”。同上书，第84页。藏原的倡议得到左翼文坛的热烈响应，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大众是谁？（2）无产阶级文学如何才能获得大众？（3）“政治性”与“艺术性”是什么样的关系？（4）如何对待历史上的文艺作品以及当代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5）对流行的“大众文学”又应该如何看待？争论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两年，直至1930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就上述问题专门作出《关于艺术大众化的决议》，为争论打上休止符。决议平息了争论，但并不意味着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事实上由于这是一个组织决议，在客观上压抑了争论各方许多有益的论点进一步展开。其中一些问题在战后又被屡屡重新提起引起争论，至今也很难说彻底解决了。因此，现在回头梳理1920-1930年代以及战后的相关争论，对于重新审视、乃至超越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相分割的文学史框架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