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看，以上几种无产阶级“文学大众化”的方案强调的是由上而下的“普及”，甚至是居高临下的“启蒙”，缺少大众的视点。其实就广义的“文学大众化”而言，1920年代随着新“讲谈”、侦探小说和通俗小说的兴起，也随着印刷技术和贩卖策略的革新，以及大资本涌入出版业，“大众文学”已经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因此，也有论者提出了另外一条“文学大众化”的途径，即借鉴“大众文学”的方法让大众自发自愿地接受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

关于借鉴“大众文学”的问题，藏原有过一些积极的建议：

我们从我们的立场出发，可以尽可能地利用过去的各种艺术的形式和样式，也应该加以利用。如果需要，也可以用浪花节、都都逸、或者封建的大众文学的一些形式。『藏原惟人評論集』第一卷，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66年，第174頁。

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进一步论述大众文学的特点以及应该如何利用。有关大众文学的特点，倒是作家林房雄从创作的角度要说得更具体一些：

为了能被大众所接受，大众文学必须“有趣”，必须包含很多游戏的成分，要富于情节变化、充满奔放的想象、幽默、讽刺、健康的情欲、痛快淋漓的英雄主义等等。--这些被知识阶级艺术家所极度排斥的游戏要素。其结果，充满自我忏悔和精神痛苦的主人公登上小说舞台。但是，劳动大众的心理不像知识分子那样充满自我忏悔，如罗曼·罗兰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生活情感，比起知识分子更加“动物性”。

学习大众文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研究现实的劳动大众喜爱读的、我们以外的那些作家--白井乔二、大佛次郎、三上于菟吉的作品。学习这些方法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害怕他们作品中的非无产阶级的内容。因为，为了创作出大众喜爱的作品，这是给予我们最实在的、也是唯一的方法。

他们每天在工厂和车间劳作。他们所拥有的很少的余暇，必须用来休息肉体和精神。休息的最佳方法就是游戏、睡眠和营养。缺少游戏的小说大众是绝对不读的。林房雄：「プロレタリア大衆文学の問題」，三好行雄等NFDA2『近代文学評論大系』6，東京：角川書店，1973年，第144-145頁。

林房雄指出小说“必须包含很多游戏的成分”。“游戏”本来在审美活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康德认为，“游戏”与笑、诙谐、艺术都有相通之处，标志着活动的自由和生命力的畅通。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第五十四节，韦卓民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在日本，近代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强调写实对于纠正此前的浮华文风无疑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自然主义作家排斥情节、幽默、幻想等一切游戏要素，将写实当成唯一的审美标准，且这种写实仅局限于作家自己的经历时，就显得过于狭隘了。作家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在20年代中期曾经围绕日本近代小说缺失情节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和小说的有趣性、游戏性有很大关联。谷崎润一郎在「饒舌錄」（『改造』1927年2月―12月）中主张，小说的魅力主要来源于“结构上的美观”。这场争论因芥川的自杀而不了了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打破这种私人化倾向的写实，强调写实的社会性，但是依然忽略了情节等因素。因此，林房雄在此指出小说的“游戏性”是应该值得关注的美学问题。并且，他也和藏原一样注意到了读者的分层问题，认为要根据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类型的文学。也许林房雄对“大众文学”的认识更为具体，因此也就更具有可操作性。他本人是最受大众欢迎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家之一。

但林房雄的问题在于，把“大众”定位于除工作外就是“游戏、睡眠和营养”这样一种消极的生存状态。大宅壮一（1900-1970）批评他“把重心过于放在了大众的消极要素上”，其结果他提倡的“大众化”必然是迎合大众，是文学的“娱乐化”。此外，林房雄还抽掉了大众化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学的使命。大宅说，“娱乐化”是“大众化”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整体。『大宅壮一全集』第一卷，東京：蒼洋社，1981年，第65頁。“对于新兴阶级提供新的娱乐本身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十分紧迫的工作。但这和统治阶级现在提供的东西在本质上应该不同。”作为文学的读者，大宅所设想的“大众”，是对文学没有特别教养和关心的人。“文学的大众化”就是要向这样的大众普及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大众化”是要通过这种文学普及新兴阶级所必须具备的崭新精神。『大宅壮一全集』第一卷，東京：蒼洋社，1981年，第67頁。

但在看待小说的“游戏性”的问题上，其实大宅壮一本人也同样表现出困惑和摇摆。他承认“大众文学”与文坛主流写实主义小说是不同的文学类型。在《三上于菟吉的因数分解》中，他对当时的流行小说的特征作了如下概括：

这个游戏可以由以下三群人（或家族或阶级）的“顺序”以及“组合”构成。

A（贵族群）--贵族，但不能同时是资本家。在实业上惨遭失败，最好是除贵族出身和爵位以外一无所有。并且，如果家里还有追逐时髦沉溺于舞厅的次子、美丽动人的女儿，甚至父亲本人有时也耍无赖为最好。

B（资本家群）--主人是像猪一样丑陋的暴发户（好色是必备的条件），夫人愚蠢无知、虚荣心强。他们之间必须有一个愚笨的儿子或美丽动人（或温柔）的女儿。这些是不可或缺的中心人物，其他角色可以随时补缺插入。

C（贫民群）--这也最好不要纯粹的无产者。随从、书生、门卫等容易给人留下印象，尤其是那些寄生于B群的眉清目秀的大学生（或楚楚可怜的少女）和汽车司机是绝不可缺少的角色。

D（其他许多）文人、画家、音乐家、女演员……最好尽量像玻璃球一样既廉价又闪闪发光。同上书，第320-321页。

虽然语调不无讥讽意味，但仍能看出大宅的分类较为机智准确地把握住了“通俗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他所分类的四种人物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1920年代资本主义急速发展时期日本社会各阶层变动的状况：贵族阶层的没落，资本家的暴富，无产者的大量涌现，等等。当然这种分类不完全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更主要是从小说创作的角度归类的。因此他虽然注意到了“无产者”的大量涌现，但又以为在小说中“最好不要纯粹的无产者”，而是要依附于资本家的佣人。这样的人物搭配当然是为了让各阶层的人物能够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发生关联，并由此产生各种矛盾，推动情节的发展。

以上特征虽然是当时的通俗小说所共有的基本要素，但大宅认为在三上于菟吉的小说中体现得尤为充分。他说，过去的小说家奉行一个主义或一种小说套路，可谓“封建的一店一物品主义，也就是一种贵族主义”。但三上于菟吉则不受此束缚，他的小说内容就像“现代生活的百货公司”，在出版界开了一个大店铺，赢得了更多的顾客，最终称霸出版界。『大宅壮一全集』第一卷，東京：蒼洋社，1981年，第322頁。就这一意义而言，“三上于菟吉是现代通俗作家所拥有的诸因数的集大成的公倍数！并且，作为反映民众欲望的通俗作家的公倍数三上于菟吉，同时也是民众欲望本身的公倍数！”同上书，第325页。他的顾客中有各式各样的人。就像百货公司可以给富人和穷人带来安慰一样，他的“艺术”也可以使人们暂时忘却生活的艰辛。不过，对这样的精神抚慰，大宅显然持一种批判态度。他不无嘲讽地为三上于菟吉的小说设计了如下广告文案：“一天一次，一次一片，服用三上于菟吉，生活完美又幸福。”同上书，第323页。

但何谓“民众欲望”，大宅没有具体分析，仅仅作了一个简单的类比：“雨果、狄更斯当时都是呼唤资产阶级革命风云的民众欲望的公倍数，列宁是俄国民众欲望的公倍数。”同上书，第325页。这样的类比显然随意性太大。因为无论是雨果、狄更斯，还是列宁所代表的“民众欲望”，都包含着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理想”，而当时的日本大众文学显然缺乏任何“革命理想”。大宅本人也指出，三上于菟吉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唯肉史观的信奉者，其作品充满恋爱和肉欲。又说，恋爱和酒精是现代生活的两大避难场所，不描写恋爱的小说绝对不会受欢迎。描写恋爱的“圣手”三上于菟吉之成为通俗小说“王者”的原因皆在于此。但由于前述的简单类比，大宅不仅承认流行的大众文学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将其作为评判小说的基准，从而犯下和林房雄同样的错误。大宅说：

对于被统治的人来说，恋爱尤其值得珍贵。一个男子好容易才有一点微薄的收入，并且这一点收入也不知何时会被剥夺。因此，对于他来说，在家庭、咖啡厅、青楼里拥抱美丽的女子是唯一的安慰。同样，对于贫穷的女子来说，乘坐‘锦轿’是唯一的梦想。『大宅壮一全集』第一卷，東京：蒼洋社，1981年，第324頁。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把重心过于放在了大众的消极因素上”的论调，没有真正超越视“大众文学”为庸俗之物的传统文学史观。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家小林多喜二。小林也非常关注无产阶级文学的大众化问题。他没有像林房雄那样将“大众”看成是一个处于消极状态的整体，而是认为，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政治和艺术上落后与先进的层次区别。不仅如此，对于每个作家而言，其实也存在着适合不同层次读者的创作手法和创作题材的问题。因此，无产阶级作家要有意识地针对无产阶级读者大众的“一定的阶层”创作。如果把无产阶级文学的“大众性”问题仅限于在抽象的大众上进行议论，那么其结果会导致无产阶级文学的恶俗化（平均化），或游离于大众，最终变得“四不像”。作家为哪个阶层创作，一般而言是由作家自身的社会性、心理意识和个人体验所决定的。因此，作家要有“自知之明”，并且努力使“自己”的创作适合于“一定的阶层”。--每个作家都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努力，无产阶级文学才能真正进入到大众之中。与此同时，小林还强调了大众化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说，马克思主义作家迄今过于忽略对形式的探索，但“为了生动地表达某些内容，致力于新颖独特形式的探索绝不只是形式主义者的专利”。『小林多喜二全集』第八卷，東京：新日本文学出版社，1951年，第33-37頁。

小林在创作上也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他在小说《不在地主》的开篇写道：“此篇作为《新农民课本》，献给全国各地的佃农和贫农。请大家就像读《荒木又右卫门》或《鸣门密帖》那样，在劳动的余暇躺下来读读。”小林多喜二：《在外地主》，李芒译，《小林多喜二小说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39页。《荒木又右卫门》和《鸣门密帖》两书均为当时一般群众中流行的“时代小说”。小林的意图十分明确，要创作出一般读者喜爱的无产阶级的大众文学。他创作的《蟹工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文学，在具体的描写上运用了很多“新感觉手法”，整部作品的构思也充满寓意性和象征性，其目标读者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可以看出，小林是在积极地实践自己的理论主张，进行分层次的创作，避免了像林房雄那样把“大众化”等同于“娱乐化”的倾向，而是在坚守信念的前提下吸收传统和现代的手法丰富自己的创作。

在这一点上，平林初之辅关于“大众文学”和“侦探小说”的探讨也是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