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林初之辅是日本早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同时又是侦探小说的爱好者。早在“文学大众化”争论之前，他就曾多次发表关于“侦探小说”的批评文字，并创作过若干侦探小说。他曾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这样概括1920年代的文坛：

最近的文坛越来越远离读者的需求，主要原因是自然主义以来的文学走入了死胡同。『平林初之輔文芸評論全集』下，東京：文泉堂書店，1975年，第468頁。

大家都说，现在的小说无聊透顶。旧派作家沉溺于记述琐碎杂事，忘记了文学的根本问题，而新兴的作家也没有力量来描绘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历史事件。于是有趣的读物便成为大家的需求。……比起那些故作深沉的小说来，我更喜爱以“科学性”为宗旨的侦探小说。『平林初之輔文芸評論全集』下，東京：文泉堂書店，1975年，第550頁。

因此，当平林初之辅后来参与“文学大众化”争论时，他的视角和其他论者有很大不同。他反对当时的文坛将侦探小说看成低一个等级的文学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偏见”。因为如果将侦探小说的语义扩大，理解为犯罪文学，那么世界上的几乎所有优秀小说其实都包含侦探小说的要素。因此不应以小说题材来划分文学等级的高低。与此同时他也指出，反之亦不能以“纯文学”的标准来评判侦探小说。『平林初之輔文芸評論全集』中，東京：文泉堂書店，1975年，第356頁。当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不承认侦探小说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只承认某些作品包含了侦探小说的要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便是显著例子。另一个观点是将侦探小说和“纯文学”区分开，承认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认为侦探小说的正道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平林说：

我的见解基本上倾向于后者。因为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现在已经确立。这并不是从我个人的趣味来说。比起侦探这样一个特殊的价值来，我更喜爱具有普遍艺术价值的作品。但如果侦探小说具有独自存在的权利，那么就需要重视使侦探小说之所以成为侦探小说的特殊价值的理论。就像汽水和红茶虽然都是饮料，但两者的优劣不能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是一个道理。同上书，第352页。

侦探小说的独特艺术价值何在呢？平林认为，侦探小说的创作既不是为了追求语言表达的创新，也不是以直接描摹真实人生为终极目的。因为“无论语言表达如何出色，如果材料和主题平庸则无法成为侦探小说。无论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如何用逼真的笔墨去描写，其努力都是徒劳的。描写真实人生的创作观不适合于侦探小说的创作”同上书，第368页。。平林将侦探小说的艺术特征归纳如下：

1.情节曲折。情节对于一般小说也许不重要，甚至可以写无情节的小说。但是侦探小说必须始终贯穿富于变化的情节。并且，这种情节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但必须符合逻辑。只要是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可以写进侦探小说中。

2.惊险恐怖。“情节曲折”不限于侦探小说，是一般“大众小说”都必须具备的条件，但是给读者惊险恐怖的体验，且让读者直至最后几页都彷徨于五里雾中则是侦探小说的独特条件。要让读者把“下面会发生什么”的期待一直保持到最后。

3.设局。设局在侦探小说中很重要。设一个局保留到小说的最后，给读者一个惊喜。为此，需要埋下一些伏笔，最后才能产生入情入理的惊喜效果。

4.节奏。快节奏是侦探小说的一个必备条件。侦探小说的描写不宜于长时间停留于同一个地方，情节要像特快列车一样，不停留地前行，层出不穷的事件目不暇接地在读者眼前展现。但是节奏快，也不能够省略掉必要的推理过程，跳跃太大也会让读者索然无味。『平林初之輔文芸評論全集』中，東京：文泉堂書店，1975年，第353-355頁。

平林总结的这几个特征把林房雄所说的小说的“游戏”内涵更为具体化，较为清楚地解释了侦探小说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但平林的论述没有就此打住，而是进一步分析了这些特征与现代社会的深层关系。

以所举的“情节曲折”和“设局”而言，他指出，无论情节多么曲折、“局”的过程多么复杂，都必须有一个前提，要符合逻辑。侦探小说描写的事件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但须是具有发生的可能性。他反对描写那些过于离奇的事件，强调犯罪和侦探的方法是可能实施的，应该具有科学性。同上书，第350页。因为，推理是侦探小说的核心情节。平林说，侦探小说的推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逻辑连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小说的核心是与近代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从广义看，所谓的近代社会环境，是指科学文明的发达、理智的发达、分析精神和方法论的发达。狭义而言，是指随着成文法律维持国家秩序的建立，搜索犯罪的方法变得科学化、起诉以及审判也变得必须以确切的物证为基础。『平林初之輔文芸評論全集』下，東京：文泉堂書店，1975年，第221頁。只有在这样的近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推理”才可能成为小说中最重要的情节。所谓符合逻辑就是要符合近代社会现实的逻辑。

侦探小说的小说模式是以揭露犯罪行为为主要目的。平林认为，这种小说模式也与现代社会有密切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官吏商人的不法行为增加，社会财富畸形集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成员之间矛盾尖锐化，引发诸多犯罪。同上书，第222页。犯罪是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推理实际上就是对犯罪过程的追溯，因此侦探小说具有暴露现代社会扭曲现象、鞭挞社会权威肮脏行为的性质。“侦探小说藐视权威主义和中庸主义，没有无聊的说教，也没有平凡的生活和心理、事件的琐碎描写。……全是异常的、非教训的、冒险的、反抗的，是对庸俗主义的一个挑战。”同上书，第653页。

当然，侦探小说不仅是暴露近代社会各种罪恶的文学，在平林看来，它以其独特方式也发现和表现了现代都会的魅力，形成了自身的审美风格。比如以“节奏”为例，电梯、出租车、无线电、飞机，以及其他机械文明的要素深深地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使得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相比较变得非常快。因此，以往那种情节缓慢的浪漫故事、说教小说，已经和现代人的生活相分离，无法满足现代人。侦探小说的快节奏既是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也同时最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同上书，第653页。就此意义而言，他认为侦探小说是一种具有相当现代性的小说类型。

平林初之辅在论及“时代小说”的时候曾指出，这种类型的小说是针对“以往静止的心理主义文学”而产生的“活动的文学、行动的文学、充满节奏的文学”。大众心中潜藏着“破坏、叛逆、冒险等”欲望，“时代小说”便是在当时日本政府的检阅制度下，以取材于历史和沿袭旧有的讲谈形式“变态”地表现了这些欲望。因此不能简单地否定“时代小说”。『平林初之輔文芸評論全集』中，東京：文泉堂書店，1975年，第183頁。这一评语同样适用于侦探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平林没有将“民众欲望”像林房雄和大宅壮一那样单一地还原为人的本能欲望，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指出，根据和社会的不同关系潜藏着“破坏、叛逆、冒险等”欲望，是一种复杂混合的结构。侦探小说曲折隐晦地表现了这些欲望，也就是表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人性，同时满足了现代人的审美要求。因此，根据题材断言侦探小说比“纯文学”低一等是毫无道理的。当然，也没有必要讳言侦探小说中的确有很多粗制滥造之作。

平林初之辅的上述论述虽然主要集中在侦探小说上，但是他的基本论点对于解释其他类型的大众小说也具有启发意义。他在审美取向上区别了“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不同，指出各有审美批评标准。前者是“模仿艺术”，后者是“幻想艺术”。“模仿”使作品更倾向于再现现实；“幻想”使作品更注重表现愿望。但“模仿”与“幻想”并不截然对立。侦探小说的“曲折情节”要求必须符合现实的逻辑，自然包含了“模仿”的成分。且题材如果进一步关注现实，就有向“模仿艺术”转化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对社会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上，侦探小说（推理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担负了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没有能承担起的职责。平林初之辅提出的这样一个理论视野，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并打破“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