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藏原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学大众化”观点不同，平林初之辅在《关于大众文学》一文中试图从另外两个角度来解释文学的大众化现象。其一是从文学思潮变迁的角度。他认为，文学的某些品质超过一定的限度，便开始游离于一般大众，只为少数人所拥有，成为阻碍文学发展的因素。大众化其实是对文学的这些旧规则的突破。古典文学晚期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文学大众化”。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大众化不仅经常发生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文学对社会发展的适应，也是文学本身的发展。『平林初之輔文芸評論全集』中，東京：文泉堂書店，1975年，第188頁。

其二是从“商业”的角度。平林主张，对于“大众文学”的讨论，不能从“非实证性”的概念出发，而要从“多数人阅读的文学”这一事实出发。那么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某些作品阅读的人多？答案是因为销售量大。因此，如果关注作品的“销售量”，自然凸显出来的主要问题就不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商品性”和贩卖技术。平林说：“我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有作为商品价值的一面，大众文学的价值主要就是在于此。”就现代最成功的大众化商品而言，当首推美国的福特轿车。“汽车大王福特通过制造社会大多数人需求的标准型产品，将制作过程合理化，排除浪费，成功地将产品降价。文学的大众化就是在文学领域进行福特主义的实践。通过创作社会大多数人都明白的作品，获得大多数读者，这就是大众化的原理。这一意义的大众化，在现代就是以文学对商业主义的臣服来实现的。”同上。因此，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大众性问题与其说是文学的本质问题，不如说更多地是由商业主义决定的问题。就大众性这一点而言，我越来越相信出版商业主义的力量才是本质的要素。”同上书，第184页。当然，他并不完全否认大众文学也有艺术价值，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有时会结合完美无瑕，成为杰作，但有时也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牺牲一些艺术性。

在一切都被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学的创作和流通当然也摆脱不了被商品化的命运。但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多是从宣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角度讨论大众化问题，没有真正关注过文学作为“商品”的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和人的把握是从商品分析开始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没有对文学的“商品性”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缺失。就此而言，平林从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关注到了文学的“商品性”问题应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既然文学的大众化与“商业性”关系密切，那么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讨论就不应该脱离和出版界的关联。如果脱离开来讨论，只能是一种空论。事实上，就在左翼文坛还在激烈争论文学应该如何大众化的时候，出版界已经悄悄地瞄准无产阶级文学，将其作为投资对象了。平林初之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动向，指出：

出版界不断地观察市场的形势。并且寻找机会在何时以及如何投资。在他们敏锐的观察眼里看到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以往的文学最近对众多读者失去了魅力。他们发现了在文坛一个角落还处于幼稚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学。并且在最初阶段一点点地投资，然后猛然投资。结果怎样呢？在大萧条时代里，无产阶级的小说却充塞了各书店。『平林初之輔文芸評論全集』中，東京：文泉堂書店，1975年，第405頁。

平林的这篇文章写于1930年。下面一组数据可以支持平林的这一看法。从“文学大众化”争论的1928年至1930年间，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在非无产阶级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的发表量大幅度上升。以三年间的1月为例，1928年1月，在非无产阶级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发表的作品有16篇（部），1929年是21篇（部），但到了1930年则高达了52篇（部）。其中主流文艺杂志《中央公论》7篇，《改造》10篇，《新潮》16篇，几乎成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专刊号。《中央公论》编辑雨宫庸藏回忆说：“这时，痛感《中央公论》无论在论文上还是创作上都需要发表引领时代潮流的作品。当时正是无产阶级文学受到瞩目的时代，我就想到了利用无产阶级文学。”《中央公论》编辑雨宫庸藏的回忆，转引自岛村輝「時代を撃つことば·世界を織ることば」，岛村輝監修『小林多喜二国際シンポジウムPartⅡ報告集』，東京：東銀座出版社，2004年，第43頁。小林多喜二的《不在地主》发表在《中央公论》上就是该杂志向他约的稿。

所以，平林略带嘲讽地说：“无产阶级文学能够在文坛上立住脚，必须感谢出版业。如不借助出版业的力量，无产阶级文学绝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但是不要忘记，胜利者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而是出版业。”『平林初之輔文芸評論全集』中，東京：文泉堂書店，1975年，第405-406頁。的确，无产阶级文学仅仅在无产阶级文学阵营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由于受发行规模的限制所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因此，在当时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确实能够扩大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力。虽然平林断言最终的胜利者是出版业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现象。当无产阶级文学被纳入资产阶级出版业的轨道后，确实存在被同化的危险。一部分走红的作家因为被无限制地强迫写作竟然出现让人捉笔的丑闻，还有一些作家则热衷于商业写作，最终脱离无产阶级文学阵营。

出于以上的危机感，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930年5月作出决议《我们对资产阶级出版业的态度必须如此》。其中规定无产阶级作家“对资产阶级出版物的参加是有条件的、例外的”。只有在以下两种条件下可以参加：一、为了获得生活来源；二、为了获得运动的资金。决议明确指出：“为了宣传鼓动而积极地利用资产阶级出版物”在原则上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我们通过这样的渠道虽然也可以非常有限地向大众传递一些消息，或将其中一部分的读者拉向我们这一边”。但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是在不妨碍现行的检阅制度的前提下，在商业上获得更大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他们的立场。因此，必须“彻底抛弃我们通过资产阶级的出版物可以对工人和农民进行某种程度上宣传和煽动的幻想”。日本プロレタリア作家同盟中央委員会「ブルジョア出版に対するわれわれの態度はこうでなければならぬ」，『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集別巻：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資料集·年表』，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8年，第86-87頁。这样的看法也不是没有根据。当初《中央公论》发表小林的《不在地主》是为了赶“无产阶级文学热”的时髦，但删除了小说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言词。被删除掉的部分后来以《战斗》为名在无产阶级文艺杂志《战旗》上发表。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公论》编辑部删掉这些部分时，并没有受到当局的压力，而是编辑部认为这些文字如果被“理解为革命的咒骂，可就麻烦了”《中央公论》编辑雨宫庸藏的回忆，转引自岛村輝「時代を撃つことば·世界を織ることば」，岛村輝監修『小林多喜二国際シンポジウムPartⅡ報告集』，東京：東銀座出版社，2004年，第43頁。，自主地删除的。《中央公论》在杂志中虽然是进步的，但也无法超越其局限性。

从1931年开始，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在非无产阶级期刊出版社的发表量大幅度下降。还是以1月为例，1931年1月在非无产阶级文学期刊出版社发表的作品有26篇（部），1932年18篇（部）。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当局的镇压，也不排除决议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决议和平林前述的观点都过于强调现代出版业的负面，并以为出版业是永恒不变的铁板一块。

无独有偶，同一时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也是持一种与平林初之辅相似的看法。他们创造了“文化工业”一词来分析工业社会中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及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作用。他们认为，文化工业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大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剥夺人的思想，抹杀个性，把个人塑造成彼此雷同的一分子，对大众传媒持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参看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事实上，资产阶级的出版业，因为编辑个人的民主思想、追求利润等多种原因，呈现出复杂纷繁的状态，不能简单否定。对此，编辑出身的大宅壮一的观察显然要更加客观一些。他说，新闻是由两个侧面构成的，即指导性和报道性、宣传性和商品性，主观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两个侧面不是独立的，而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指导性离不开报道性，且没有任何指导性的纯粹的报道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两个因素充满变数。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批判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占据主要地位，指导性的色彩强烈。但随着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成立，指导性的色彩又渐渐淡薄。作为企业报社追求利润成为主要目标，绝不会为获得一部分读者的热烈支持，而失去其他更多的读者。因此报社放弃或隐蔽过去的政党的立场，起码在表面上标榜“严正中立，绝对公正”，或者不得不装出这个样子。于是报道性替代指导性，商品性替代宣传性，客观性替代主观性开始统治新闻。『大宅壮一全集』第三卷，東京：蒼洋社，1981年，第7-9頁。

大宅指出，在这样一个阶段新闻业不仅标榜超越政党，还要超越阶级。新闻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这个阶段新闻业的两大特色。因此报纸虽然是资本家经营的，但是对劳动争议以一种“公平”的态度报道。有时，刊载支持工人的消息也不稀奇。这一方面是记者的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也和报纸的贩卖政策相吻合。不仅是报纸，杂志、单行本书籍也是如此。比如说，改造社和中央公论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出版资本家，迄今从那里出版的杂志和书籍里有很多带有左翼倾向的东西，给人的印象好像这些出版资本家是具有左翼的意识形态的人。被商业主义所统治的新闻业，在原则上是自由主义。不过其推动力是利润，既不是为了促进无产阶级文化，也不是为了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取得最大利润的不是质量，而是数量。那么为了增加数量，必须刺激中下层的购买欲望。于是新闻业就有必要摇身一变伪装成好像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一样。起码不标榜超阶级主义和自由主义，就不能将大众吸引过去。但这是资本主义对自己的统治权有绝对的自信，才能做到。同上书，第10-11页。

但是，当资本主义进入第三个阶段，经济恐慌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国外世界战争的阴影笼罩，统治权开始动摇，于是又加强了指导性、宣传性和主观性，并且和彻底的“合理化”的商品主义结合在一起。进入1930年代，日本政府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压制就是最好的例子。平林和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因此而否定当时的出版业也不无道理。但是大宅也特别指出，出版业为了追求利润，不会放弃所有机会。无产阶级文学也会成为商机。他说：“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此完全消亡，那么这也是非常时期的近视眼光。……现在的流行和消亡都是出版界出现的有很多虚像交替的成分。”“出版界不仅把个人的丑闻商品化，也把政治的、经济的、国际的‘××’商品化。”同上书，第54页。文学作品既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又是商品，与出版业的关系是复杂的，具有多重性。事实上，1930年代当无产阶级文学的机关刊物被当局查封后，坚持斗争的无产阶级作家正是在商业杂志继续发表作品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小林多喜二的《不在地主》单行本是通过商业杂志“思想评论社”出版的，中野重治的《乡村之家》发表于商业杂志《经济往来》，而中野的这部作品成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和马克思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

对传媒的商业主义，大宅尽管认识到其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但他没有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一味地加以否定，而是从大众传媒中发现商业主义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并从中寻找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