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学”与“大众”的问题依然经常成为争论的焦点。在1940年代末“文学与政治”的争论中，荒正人提出了“大众是谁”的问题。他说：“过去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工人和农民是民众，小市民知识分子则被要求向无产阶级立场转变。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无产阶级--为了真理，因此被要求牺牲一切。这种要求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逼近的假设下，是理所当然的。”荒正人：「民衆はどこにゐる--岩上·クボカワ·なかのに答へる」，臼井吉見監修『NFDA3後文学論争』上，東京：番町書房，1972年，第199頁。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战后近距离目标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手段是和平的、民主主义的，不是暴力的和独裁主义式的。革命主体除工人农民外，也包括知识分子。民众不在知识分子的外部，而是在他的内部。他自己就是民众。

荒正人在此将“大众”变成“民众”，不单是变换了“词语”，而且也扩大了革命主体的范围。但是从他的整个议论看，强调的重点是知识分子。他所属的《近代文学》也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推动战后派文学的开展，手法上引进现代派的方法，内容上强调个人的自我确立。无可否认战后派文学对反战和探索人的存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代派的晦涩手法与一般读者拉开了距离。与此同时，在强调自我确立的时候有意无意回避了日本战后的民族独立。

针对战后文学这样的动向，50年代初，竹内好提起了“国民文学论”，引起文坛广泛争论。竹内尖锐地指出，日本的战后文学存在两大弊端：一是回避日本民族的独立问题，二是日本文坛的封闭性问题。而另一方面，随着战后媒体的迅猛发展，大众文学欣欣向荣。大众文学的泛滥和文坛的封闭可谓互为表里。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为了避免文学的这两种极端化倾向，竹内提出要创造一种健康的国民文学，既要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但是又不能像中里介山等人那样的大众文学。

当时，许多左翼作家和文艺批评家也参加了这场争论。野间宏认为，竹内好的“国民文学论”发现了日本文坛的痼疾，这一问题的提起很及时也有意义，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提出明确的奋斗目标。因此他的“国民文学论”，含混不清，有迎合一般市民的倾向。野间是这样阐释自己的“国民文学论”的：

我们认为的国民文学，是生动地描写现在殖民统治下的日本民族的生活的痛苦和欢乐，并以彻底解放民族为目标的文学。迄今的日本近代文学主要是以小市民阶层、知识分子为中心产生的，因此还没有创造出解放日本全体国民的思想和灵魂的形式。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批判这点，真正地进入到国民之中，创造出解放和表现他们的灵魂的文学。但是，这样的文学是不能靠迄今的日本近代文学的形式、方法或输入外国文学来创造的。为了解放日本全体民族的灵魂，必须寻找能够表现这样的灵魂的内容和本质，并将其变为民族独特的形式。当然要向日本近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遗产充分学习。但是日本近代文学虽然解放了日本的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的灵魂，但是缺乏表现全体国民的力量，外国文学也是在和日本民族不同的条件下获得解放国民灵魂的文学的。但它们不能直接地对今日的日本民族的解放产生作用。我们之所以寻找古代的民谣和战斗的歌谣、纪录，就是因为其中隐藏着打开日本民族灵魂的钥匙。但是这也不能成为直接发挥作用的东西。我们必须认识到，要创造的国民文学是在夺回条约缔结以来完全丧失自己国家主权的战斗中产生。野間宏：「国民文学について」，臼井吉見監修『NFDA3後文学論争』下，東京：番町書房，1972年，第155頁。

野间的“国民文学论”的读者对象很广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小市民、民族资本家等，但其核心是工人阶级，其他阶层依然存在改造“灵魂和思想”、向工人阶级看齐的问题。在内容上，强调描写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在形式上，要向外国的“解放”文学和传统的“战斗”的民谣学习，对日本近代文学基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对此，藏原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日本近代也有国民文学的传统，列举了岛崎藤村的《家》、《破戒》、田山花袋的《乡村教师》、《一个士兵》、还列举了森鸥外、夏目漱石、无产阶级文学以及战后的民主主义文学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贯穿了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尤其批判了野间过于强调“我们的文学”的观点，认为容易犯宗派主义的错误，将与自己不同的观点统统看成资产阶级文学。『藏原惟人評論集』第四卷，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67年，第225頁。尽管藏原的观点更为客观，然而依然回避了大众文学本身，所列举的国民文学还是精英文学。

“国民文学论”虽然热切地希望建立大众喜爱的、又有思想性的文学理论，但最终没有结果。此后，日本战后的文学现状与文学理论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随着大众文学艺术质量的提高，大众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就作者来看，也很难以大众文学作家或纯文学作家来定性，比如井上靖和松本清张都获得过纯文学的芥川奖，其所创作的历史小说和推理小说远远超越了大众文学的界限。简单的两分法无法把握文学现状。但另一方面，大众文学也确实显出与一般文学不同的特征，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文学理论的缺席不仅不利于文学的总体把握，有时还会失去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阵地，其显著例子就是围绕司马辽太郎的时代小说的评价上。

司马的时代小说《龙马行》《岗上风云》发表于1960-1970年代。1960年代初安保运动失败标志着战后民主主义运动的挫折。但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1964年举办奥运会，生产总值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日本获得了空前的民族自信心。因此1960年代的日本人需要一种有别于战后民主主义运动的自我认识。司马辽太郎以一种特殊的历史小说描绘了日本人企图摆脱政治上臣属于美国的情绪和某种民族自豪感。他把眼光放在了明治时期，塑造了近代国民的先驱。《岗上风云》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性，先连载于报上，后来出版单行本。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明治维新后至日俄战争的30年间，在日本的文化史和精神史上非常特别。有人认为老百姓受到重税的压迫，国权受重视，民权受轻视，发生了足尾的矿毒事件、佃农抗争等。如果从这样的被害角度看，再也没有比这更黑暗的时代了。明治时代往往被描绘成极端官僚和强权的政府。但是司马强调，仅从被害的角度看决不是老百姓的历史。因为在当时列强眈眈虎视下，是当时的明治政府拯救了日本，而组成这样的政府的人员，很多都是从平民上去的。《岗上风云》就是描写一对平民兄弟如何成长为指挥日俄战争胜利的将军的。但是，司马在为日本辩护不得以发动对欧美列强战争的原因的时候，把对亚洲各国的侵略一笔抹掉了。

司马的这一历史观成为199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根源。“编写新教科书会”副会长藤冈信胜说，促使他的历史意识发生根本转变的契机就是司马小说。至此，司马小说的政治性才终于引起左翼批评家的注意和批判。小森阳一对“时代小说”在构建“近代国民国家”幻想上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一系列分析批判。小森尖锐地指出：

据司马的定义，对于为了和帝国主义列强抗衡并以列强为模范创建近代国家的日本来说，日清战争“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在人类历史中日本作为国家发展过程的问题”。也就是说，从结果上看，把帝国主义战争当做不得已而为之来肯定，将其相关言论特权化。小森陽一：「文学としての歴史/歴史としての文学」，小森陽一等NFDA2『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を超え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第6頁。

另外，关于日俄战争，司马在《岗上风云》中认为，日俄战争无疑是世界史上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是被列强追逼而不得不进行防卫战。对此，小森针锋相对地批评说，司马强调日本的“被追逼”是在为日本对亚洲犯下的殖民主义罪行开脱。同上。并进一步分析了司马小说和199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发生的关联。他指出，担负起日本战后重建重任的是战败时的一代年轻人，他们将战争期间的自己和日本否定之后，默默地努力工作，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成为经营者或官僚。他们通过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发现了对日本和自己重新获取自信的通道。而当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阪神大地震、奥姆真理教事件以后，日本人又彻底地失去了自信。因此，作为一种替代，他们将自己经历的高速经济成长期的记忆和明治维新、日清、日俄战争的司马故事层层重叠起来，从中寻求自我安慰，由此而产生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

小森的以上分析极其富于启发性，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小森主要从批判民族主义思潮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没有从艺术上把握时代小说的创作规律和文学特点，以及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同时，所关注的对象是时代小说，没有涉及其他类型的大众小说。就此而言，二三十年代的争论中提起的许多问题以及观点，仍然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下继续思考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