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代发生大量“转向”的过程中，德永直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上。1933年9月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创作方法上的新转换》的文章。该文被认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对当时的“转向”思潮产生过不良影响。要理解德永直的“转向”性质，有必要从这篇文章的剖析入手。

就内容而言，德永的《创作方法上的新转换》是针对臧原惟人在《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中所提倡的“主题的积极性”和“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写的批驳文章。《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发表于1931年，虽然是以臧原个人的名义撰写的，但文章内容传达的却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第三次会议的决议精神。1931年，日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草案》，把日本国家政权的性质规定为“金融资本独裁”，认为当前的革命是“广泛地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纲领草案对日本形势的估计和对当时革命性质的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犯了“左”倾主义的错误。它忽略了日本存在的以天皇制为代表的封建残余，回避了铲除天皇制和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企图把人民的斗争引向单纯反对金融资本的“社会主义革命”。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段元培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7-58页。这一“左”倾主义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也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为推进所谓的“文学运动的共产主义化”。为了落实贯彻“文学运动的共产主义化”，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第三次全国大会决定开展“题材小说创作”运动，公布了以下题材：

1.揭露社会民主主义；2.殖民地问题；3.失业问题；4.产业合理化；5.市电争议；6.钟纺争议；7.工厂工人；8.自由工人；9.金融恐慌；10.揭露资产阶级政治机构；11.海上工人；12.矿山工人；13.揭露反动青年团，及其他。『日本プロレタリア作家同盟第三次全国大会報告、方針書』（1931年7月），《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集·别卷》，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8年，第153-154頁。

这种“题材先行”的倡导其实从1930年就开始了。在1930年7月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关于艺术大众化的决议》中就开了一个题材清单：先进人物的活动；与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拥护苏联的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等等。在这个题材清单里还有农村题材的内容，但是在1931年的决议里就完全消失了。可以看出决议充分体现了日本共产党的最新方针政策。这种对创作题材作出的种种规定显然无视作家个人的人生体验和经验积累，有违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其结果产生一大批情节雷同、人物脸谱化的作品。于是左翼文坛上响起了“题材多样化”的呼声和出现了一批相应的作品。臧原的《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撰写的。在推进“文学运动的共产主义化”这一大前提下，为了解决由“左”倾主义带来的脸谱化问题和由“题材多样化”产生的“右”倾主义问题，藏原从苏联搬来了新的创作理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文中，臧原首先批判了简单化处理先进人物的错误。他虽然意识到了不能将先进人物作简单化描写，但是他将简单化的原因归结为“无产阶级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因此，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采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具体地讲就是要从“前卫”的观点、从社会现实出发来进行小说创作。他没有进一步阐述如何才能做到从社会现实出发的问题，而是笔锋一转强调小说“主题的积极性”，即首先必须描写工厂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先锋生活。小说中的人物造型和情节安排都要围绕着先锋战士的塑造来进行，反对超阶级的爱情描写，反对描写先锋战士在革命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动摇和思想矛盾，认为这是超阶级的人性的表现。在此他特别点名批评了德永直、小林多喜二等人的几部作品写了普遍的人性不利于阶级斗争。藏原本来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创作中脸谱化的问题，但是他在文章中一再强调“主题的积极性”，其结果将脸谱化推向了极致。再有一点，他对唯物论的理解也极其教条。他认为，唯物论主张物质存在决定精神意识，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定那些没有劳动场面描写的小说都存在重大的缺陷。

针对藏原的这篇文章，德永直在《创作方法上的新转换》中认为，艺术是由作家丰富的生活经验创造的，唯物辩证法虽然对作家认识世界的能力有帮助，但不是主要的。他明确反对藏原提倡的“主题的积极性”。他批评小林多喜二、松田解子的某些作品受到这种创作方法的影响，按照政治要求图解现实，并尖锐地指出其“根本原因就存在于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指导方针之中。只要用‘主题的积极性’、‘政治至上论’这种方法来创作，就是不折不扣的非辩证法的唯物论，也是似是而非的政治主义”德永直：「創作方法上の新転換」，高橋春雄等NFDA2『近代文学評論大系』7，東京：角川書店，1972年，第81頁。。为了摆脱“主题的积极性”和政治至上论的僵硬观念，他主张要从无限丰富的现实中学习，自由地进行创作，摆脱文学批评的官僚作风。

德永直的这些文学主张，和他自己的创作实践有密切关系。他本人是工人出身的作家，早年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后来开始文学创作。1928年，他根据自己在印刷厂罢工的经历写了《没有太阳的街道》。就他自己的创作经历来看，他的创作确实深深地扎根于他的生活体验。其实，他对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题材先行”的运动早在1932年就提出过批评，写过《排斥作品批评中对政治价值的偏重》，在《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方向》一文中又提出要重视文学作品大众化的问题。这两篇文章当时立刻受到藏原惟人等人的批判，作家同盟还为此作出《关于与右翼危险进行斗争的决议》，认为德永直的观点是右倾主义。因为“德永直同志只看到了伴随着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兴起资产阶级所展开的攻势，没有看到其中包含的本质上的崩溃的因素。目前资产阶级的攻势不是更强大了，而是变得衰弱了，其内部的根基不是被加固了，而是被破坏了”『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集別巻：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資料集·年表』，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8年，第221頁。。对日本国内形势的这种判断是基于日本共产党《三二年纲领》，认为日本“革命决战”已迫在眉睫，后来的历史证明对日本国内形势的这一分析是“左”倾冒险主义。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段元培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61页。

然而，到了1933年，面对德永直在《创作方法上的新转换》所提出的批判，日本无产阶级文化作家同盟却无法直接反驳。因为在1933年苏联作家协会经过长时期的理论争论，基本统一了看法，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提法是错误的。其谬误就在于混淆了哲学方法与艺术方法的区别，混淆了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区别，抹杀了文学艺术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特点。这一信息传到日本，日本无产阶级文化作家同盟也不得不承认“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错误的，并检讨其原因是没有系统地介绍造成的误会。但与此同时，也含蓄地批评有人抓住这一错误大做文章，别有用心，号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理论问题。『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集別巻：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資料集·年表』，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8年，第319-321頁。德永直不满作家同盟的这种做法，宣布退出作家同盟。

应该说，就文学创作方法而论，德永直的批判切中了当时“左”倾主义文艺路线的要害。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事实上，德永的批判在战后也被藏原惟人所接受。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个特殊敏感的时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1933年9月正好是左野学和锅山贞亲发表“转向声明”之后不久，德永直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要作家发表这样一篇批评作家同盟文艺方针的文章，以及随后宣布退出作家同盟，的确在广大无产阶级文学作家中间引起了认识上的混乱，在客观上对“转向”思潮的兴起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关于德永直1933年的文学活动，如果以“转向”来叙述，只强调他反对并脱离作家同盟的一面，而对他反对的合理成分置之不理是有失偏颇的。反之，因他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所作的重大贡献，不去追究他缺乏政治意识的行为，也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