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转向”成为日本知识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从现实的角度看，在战后重建新文学的过程中一大批“转向”者又悄然回到民主主义文学阵营中来了，如何对待这些人的“转向”以及其中一些人的战争责任，是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荒正人和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联名在《文学时标》的发刊词上提出要“一个不漏地追究文学上的战争责任者，把他们在文学上的生命彻底埋葬，这是为了在文学领域里确立民主主义的第一步。如果不这样做，一切文学的重建，都如同建在沙滩上的楼阁一样”。该刊陆续公布战争责任者的名单，包括青野季吉等人。平野谦则把战争责任与“转向”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在文学上追究战争责任问题，应以转向问题作为起点”平野謙：「一つの反措定」，臼井吉見監修『NFDA3後文学論争』上，東京：番町書房，1967年，第117-120頁。，从追究战争责任转到追究“转向”，进而全面批判和否定所谓产生这些问题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针对这一状况，中野重治及时指出，要将罪行与错误区分开。如若不然，“理应被追究的文学家在横行霸道，而许多本应通过自我批评再鼓起勇气的文学家却意志沮丧”。并且，“追究战争责任乃是与反动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如果不去和与之有关的反动文学斗争，就势必会失去平衡”中野重治：「批評の人間性（二）」，臼井吉見監修『NFDA3後文学論争』上，東京：番町書房，1972年，第125頁。。的确，不断点名扩大打击面的做法，不利于团结更多的作家参加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因此，中野提出要区别对待“转向”者的问题对于建立广泛的民主主义文学阵营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也有论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探讨“转向”问题。本多秋五在《转向文学论》中扩大“转向”概念，将其当做西方的输入思想本土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现象来加以把握。按他的分类，狭义的“转向”指1930年代共产主义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行为，而广义的“转向”则包括近代以来加藤弘之、森鸥外、德富苏峰等思想家晚年精神上的回心现象，即由西方近代合理主义思想向日本传统文化的转变。本多秋五：『転向文学論』第3版，東京：未来社，1972年。

吉本隆明也从这一角度分析了日本近代知识分子“转向”的原因，认为：

近代日本的转向全都产生于对日本封建性的恶劣条件和制度的屈服、妥协，或是出于对日本封建性的优秀遗传基因的同情和漠不关心。『吉本隆明全著作集』13，東京：勁草書房，1969年，第7頁。

吉本将日本近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思想历程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投降式的“转向”。这类知识分子拥有丰富的西洋知识和近代化理论，但没有把日本的现实社会当做理论思考的对象。这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意识深处还残留着封建意识而不敢正视社会现实。在他们眼里，近代因素和封建因素（比如天皇制、家族制度）复杂地糅合在一起的日本现实社会是如此地显得不合“道理”--即不合他们所掌握的那个近代化的理论。而且随着所掌握的西洋知识的增多和习惯于理论思考，日本的现实社会就愈是变得无聊，不合“道理”。但是无论他们多么激进地予以否定，日本的社会现实还是自足地存在着，不可动摇。当他们不得不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发现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和“理论”空虚无助，于是向现实屈服，如佐野学、林房雄之流。第二类是“非转向”型，即“广义的现代主义者”。他认为，日本现代主义者的最大特征就是从来不把理论思考和社会现实相结合，只是教条地坚持从西洋输入的理论原则。作为这种教条主义的典型例子，吉本列举了宫本显治、小林多喜二等人于1932年照搬苏联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对德永直的所谓的“右”倾主义的批判。他们虽然没有向法西斯当局低头，但是他们所坚持的是错误的理论，于改造日本现实无补，在本质上与佐野学的“转向”是一样的。第三类是中野重治式的“转向”。他认为，中野在“转向”的过程中发现了日本的现实社会，并由此摆脱了过去那种教条主义式的思维模式。一方面更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另一方面竭力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日本具体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吉本认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正出路应该是在第三种类型上。『吉本隆明全著作集』13，東京：勁草書房，1969年，第17-27頁。

吉本没有全盘否定“转向”，而是从中野的“转向”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日本本土化的出路，就这一点而言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将藏原惟人、小林多喜二坚持与当局作顽强的斗争和佐野之流的“转向”相提并论则混淆了是非。他说：“这样的非转向（藏原、小林）在与其说是本质上的非转向，还不如说是和佐野、锅山相对照的一种转向形态，可以划入转向论的范畴。因为他们的非转向与现实的动向、大众的动向毫无关系，只是在意识形态的理论上打空转。”同上书，第20页。无可否认藏原、小林他们在开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过程中犯有教条主义的错误，需要加以纠正，但是这与向法西斯权力屈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中野重治“转向”出狱后之所以能够迅速站立起来开展斗争，就是由于他时时意识到还有坚守信念没有转向的同志的存在。1934年，板垣直子在《文学的新动向》中严厉地谴责中野重治等人的“转向”。当时有人出来为中野辩护，中野回答说：

据你说，社会上很多人不赞同板垣直子对转向作家的责难。你自己一方面也承认被她的话所打动，但同时指出了她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你所写的内容看，我也认为她的责难存在问题。但是她说“转向作家与其转向还不如像小林那样死去”，在此她所要求的不是转向作家的死，而是第一意义的生活。她的话虽然片面，但是对使她变得如此偏激的政治理念，她是持一种坚定的肯定态度。对此你是否忽略掉了？『中野重治全集』第十卷，東京：筑摩書房，1979年，第54頁。

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非转向的同志的坚贞不屈对照出了中野“转向”的耻辱，才激励出了他的非凡的斗争勇气。就这个意义看，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通过两个渠道承传的。一是在狱中保持气节、坚持斗争的藏原、小林；二是勇于自我批判、并批判性地推进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中野。我国学术界在肯定藏原他们的气节时有些忽略了其错误，而出于对“转向”的忌讳又回避了中野他们的批判性工作。这些显然都是片面的，不足以完整地把握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