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对于人们读书做学问的功用之大是众人皆知的。清代学者王鸣盛在他的《十七史商榷》中曾经指出：“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又在卷二十二引清代学者金榜的话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修撰经术湛深，故能为此言，予甚叹服。”江藩在他的《师郑堂集》中说：“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易学而成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曰：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鲁迅在《而已集?读书杂谈》中说：“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也是说的靠目录著作摸门径。

在目录学中，戏曲目录的功用于治学其实又要超出其他目录之上。它不仅在于可以指引读书门径，且是建构戏曲学之殿堂不可缺少的基石。

一、建构戏曲史的基础

1.提供戏曲家的史料。戏曲作者和戏曲作品是构筑戏曲史的基本分子，也是戏曲史的建构者。但是，由于在我国历史上，戏曲属小道，戏曲家的地位十分卑微，因此，就是戏曲家本人，也感到从事戏曲创作似乎是件不光彩的事。戏曲发展几百年后的道光年间，钱泳为其好友支丰宜所编的《曲目新编》作序，其中还说戏曲“作之者，每自隐其姓氏，或假托于名流，其时代先后，尤难考核，余甚病之”。自然，这些戏曲家的业绩——戏曲作品，甚至他们的姓名也不为旁人顾及。所以，官目不顾，正史中不存（《二十四史》中《艺文志》不录戏曲），私志中少载。这样，戏曲作者、作品的发生与否，便成为戏曲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幸赖戏曲目录将这些戏曲作者的姓名同他们的戏曲作品一道著录了下来。特别是作者，戏曲目录不但著录了他们的姓名，甚至他们的字号、籍贯、行事、交游，以至于个人嗜好等，并常常加以细密的考证，才使得今天的戏曲史研究有据可依。可以说，这些戏曲目录基本是我国历史上有关戏曲作家生平事迹、戏曲作品的唯一比较系统的记载。如果没有戏曲目录，中国古代戏曲作家的事迹将多数湮没无闻，作品也无从可考。戏曲史的研究不知将会如何地困难。（此论可参看第七章第一节）

2.戏曲发展史研究的可靠参照。戏曲目录编纂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将戏曲作家作品，按其时代先后排列，俾自为一个史的序列，这从钟嗣成《录鬼簿》开始，直到王国维的《曲录》、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等成为一种定制。此种分类方法使戏曲史研究者有序可寻。比如，研究元杂剧史者，如若对元杂剧分期研究，那他所依，舍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而莫属。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到当今张庚、郭汉城的戏曲史巨著《中国戏曲通史》的创作，无不如此。（此论可参看第七章第一节）

3.辑佚的指南。建构戏曲史，自然要研究戏曲作品，然而，由于历史上人们对戏曲作品收藏的重视不够，以至于戏曲作品大多散佚。所以，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始，学界为了戏曲研究，便开展了对古代戏曲作品的辑佚。一些从事戏曲研究的老前辈，在这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如钱南扬有《宋元戏文辑佚》、《宋元南戏百一录》；赵景深有《宋元戏文本事》；以后谭正璧作的《永乐大典所收宋元戏文三十三种考》、《宦门子弟错立身所收宋元戏文二十九种考》、《辍耕录所录金院本名目内容考》、《武林旧事所录宋官本杂剧段数内容考》等，也属辑佚范围。纵观他们的辑佚方法，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从戏曲目录入手。从事戏曲作品辑佚的学者，很重视戏曲目录这方面的作用。赵景深在谈到《寒山堂曲谱?谱选古今传奇散曲总目》时说：“既有总目，必有残文，由此，我们又可获得不少的南戏材料。”这说的是借曲谱前的入谱词曲总目，利用曲谱本身辑佚。胡适也谈到过戏曲目录对辑佚的作用，却是指的在大范围内辑佚。他说：“我在几年前作《西游记考证》，曾断定《纳书楹曲谱》所收之《西游记》十出为吴昌龄的《西游记》剧本的一部分。当时，吴昌龄的原作已不可得，故我的假设无从证实。但我的考证却引起了文学史家的注意。到去年日本盐谷温博士在宫内省藏书里发现了刻本吴昌龄《西游记》，果然是《纳书楹曲谱》所引的本子。我举此一例，以见记载目录之书的重要。如今，我们有了这一部详细的剧本提要（指董康辑《乐府考略》、《传奇汇考》二目而成的《曲海总目提要》），将来古剧本的陆续发现是可以预料的。至于零星散见的曲本，向来不易考定其原来出于何种传奇，如今有了这部书，也就容易考了。”胡适在这里实际是涉及到了戏曲目录在辑佚中的两个作用，一是引导人们发现佚作，二是帮助人们断定现有作品的出处。足见戏曲目录在辑佚中的指南作用。

戏曲目录在辑佚中的指南作用，也体现在大批戏曲作品的发现方面。1932年，赵琦美脉望馆抄校242种元明杂剧的发现，众所周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郑振铎目之为仅次于敦煌石室和西垂汉简的出世。而如此重要的发现，其发现人郑振铎以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目录如《永乐大典目录》所录的元杂剧二十一卷、明季《祁氏读书楼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钱遵王《也是园书目》、季振宜《季沧苇书目》和王国维的《曲录》对这些杂剧作品的著录。同时，我们又发现，郑振铎在发现脉望馆抄校242种元明杂剧之前，根本不知道赵琦美藏有如此宏富的戏曲作品。原因即在于赵定宇的《赵定宇书目》、赵琦美的《脉望馆书目》中没有著录戏曲作品。这也可从反面给我们证实戏曲目录在戏曲作品辑佚中的确有引导的作用。

二、戏曲批评发展的基石

戏曲目录从产生之时起，其作者便拥有强烈的戏曲批评意识，使其成为戏曲批评的一种基本形式，为戏曲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录鬼簿》就是一个极突出的例子。

《录鬼簿》是一部戏曲目录著作，但它更被看作一种戏曲批评专著。齐森华曾评说它在戏曲评论发展中的作用：“其注重‘关目’、讲究‘词章’、突出‘音律’、提倡‘新奇’、强调‘风教’，对于后世戏曲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录鬼簿》如此，所有的戏曲目录，可以说在戏曲批评的发展中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我国古代戏曲目录的编著者，大多数是戏曲作家，且多有作品传世，对于戏曲，他们可称当行里手。所以，他们编著戏曲目录时所流露的批评意识，即使是潜在的，也多为后人接受。如《录鬼簿》将关汉卿、郑廷玉”、白仁甫、马致远列在前茅，至今这些人仍被尊称为大家，他们的作品依然为人们所喜爱。至于戏曲目录编著者明确提出自己的戏曲批评观则更具备影响。吕天成的《曲品》是一种重要的戏曲目录。明代万历年间曾有过一次著名的戏曲评论之争：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音律派，对以汤显祖为旗帜的临川文采派。两派相争，互不相让，以至于都不惜以过激之词张论。一家说“宁律协而词不工”，一派争“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在此互不示弱之际，吴江派的吕天成却能摒弃门户之见，在他的《曲品》中，以客观的态度，提出了“双美”说，以为“譬如狂、狷，天壤间应有此两项人物。不有光禄，词硎不新；不有奉常，词髓孰抉？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并以此说运用到他批评戏曲作品的实践中去，当时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直接影响了同为吴江派成员的王骥德。王骥德是我国第一部戏曲评论专著《曲律》的作者。从此，“双美”说为广大戏曲评论者所接受。

又如，关于《琵琶记》的争论，历来多集中在写谁的问题上。或曰为蔡邕昭雪，或曰讥王四背恩等，很少跳出此圈。然姚燮在其《今乐考证》中却明白指出：《琵琶记》是“传奇家托名寄志，其为子虚乌有者十之七八。千载而下，谁不知有蔡中郎者？诸家纷纷之辨，直痴人说梦耳。姑就所见者次录之，以供流览，不必定其是非。”在《琵琶记》批评中是很有文学意味的。具此两例，已可看出古代戏曲目录确是我国古代戏曲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此论可参看第七章第二节）

三、目录学的补充

戏曲目录是目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著录、分类等许多方面补充了目录学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题的撰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它的主要实现方式是撰写解题和小序。然而，此点在普通目录的发展过程中常遭非议。如宋代郑樵提出“泛释无义论”，以为“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随其凡目，则其书自显”。所以，他反对“《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这是目录学界轻视解题撰写倾向的代表。因此，在我国目录学史上，许多目录是没有解题的。而戏曲目录从来重视解题的撰写，所以，解题的撰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解题的形式多种多样，许多为普通目录所无。如《曲品》、《剧品》之类的解题撰写方式和内容等。有些在一目之下，广辑相关资料，继以综合性述评之解题的撰写方式等，都有自己的特点。

另外，戏曲目录从多途发展而来，如《武林旧事》中有《官本杂剧段数》，《太和正音谱》中有《群英所编杂剧》，《云自在龛随笔》中有《乐府考略》，《南词新谱》中有《古今入谱词曲传奇总目》等。这又可以拓宽目录学的研究范围，多方探索目录学产生发展的原因。

总之，戏曲目录较普通目录的发展，体现了一些自己的特点，丰富了目录学的内容，研究戏曲目录的这些发展特点，对目录学研究是有益的。（此论可参看第七章第三节）

四、戏曲作品的阅读指南

目录，从来被认为是读书的指南，戏曲目录更为突出，许多戏曲目录的编著者，均有为读者导读意。钟嗣成谈其著《录鬼簿》的动机说：“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钟嗣成的同时代人朱士凯也认为《录鬼簿》能使“往者复生，来者力学”。吕天成在他的《曲品自叙》中建议大家“按品收阅”，清代钱泳的《曲目新编小序》称赞支丰宜的《曲目新编》：“取艾塘收录之书（李斗《扬州画舫录》收录《曲海目》），复参以近代所作者，汇为一卷，以便翻阅，俾知某曲出某本，某曲出某剧。长歌之下，开卷了然，亦未始非顾曲者之一助也。”

戏曲目录何以成为读者阅读戏曲作品的指南呢？笔者以为主要源于戏曲目录对所著录戏曲作品的批评方面。

我国古代戏曲目录素有批评的传统，甚至形成了一类以批评戏曲作品为主要目的的戏曲目录。如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等。即使不以批评标目的戏曲目录，对戏曲作品的内容、艺术造诣也常有所议论。如《今乐考证》著录邵文明《香囊记》，引徐渭《南词叙录》评语道：“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生员邵文明作，习《诗经》、专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目中，宾白也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最为害事。”古代戏曲作品数量很大，在阅读什么时，这种批评对选择应该说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

除上述所讲诸功用外，今人陈宗枢曾评《曲海总目提要》为用有四，也指出了戏曲目录作用的广泛性：“治曲学者，升堂取径，可明戏剧邅变之迹。识斑求豹，可省翻检求索之劳。此其为用一也。阐述故事，贯穿始终，悲欢离合，跃然纸上，取作小说浏览，则茶余饭后，可供怡情，豆棚瓜架，足资谈柄。此其为用二也。戏曲旨在喻今，材多缘古，意在爨弄，戏重当场，汰冗取精，权衡作者。其上焉者剪裁熔铸，化腐为奇，其机杼盖同于江西诗派之脱胎换骨点化功夫。若《西厢记》之源于《会真》而变其结穴，《劝善记》之典出《盂兰》而呈其谲怪；又若《玉箫女》杂剧之衍为《玉环记》；《鹦鹉洲》、《柳毅传书》、《张羽煮海》之并为《蜃中楼》皆是也。学文者寝馈其间，当可涵育文心，渗透活法，此其为用三也。晚近舞台常见之折子戏，往往首尾非全，本末难晓，其出处或可于此书见之。原剧虽佚，崖略可知。若《醉打山门》之出于《虎囊弹》，《白水滩》之出于《通天犀》，《夜巡》则出于《寿荣华》均是。此其为用四也。”

前此所讲戏曲目录作用皆与戏曲有关，其实，因戏曲目录所载之戏曲作家常常又是诗人、词人、小说家等，所以，戏曲目录中，对小说、诗、词等其他资料也多有记载。如《录鬼簿》记陆显之《好儿赵正话本》，曾瑞《诗酒余音》，顾德润《九山乐府》、《诗隐》，陈登善《茶经》，吴本世《本道斋乐府小稿》、《诗迷》等。还有《录鬼簿续编》记录的罗贯中生平事迹是关于罗贯中的唯一记录等。特别是戏曲故事和小说的发展关系密切，许多小说演化为戏曲，也有戏曲衍生为小说，如《录鬼簿》所录元杂剧多梁山泊中故事、三国故事、唐僧取经故事等，其中的故事今日或保留在小说情节中，或已经消失，成为研究认识小说发展演变的稀有文献。因此，戏曲目录的研究，确为意义广泛的一件事，这是从事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