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戏曲目录产生的前提条件
（一）戏曲艺术的成熟和普及
我国戏曲的发生发展有一个过程。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按照王国维的话说就是合歌舞以演故事，即戏曲是歌、舞、故事等几种元素的综合生成体，这也是为学界广泛认可的。当然这几种因素必是先各自发生发展，然后逐渐融合共生，最终形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就是戏曲。所以凡研究戏曲者都会注意到发生在上古的巫觋，汉代的角抵、东海黄公，北齐的兰陵王，唐代的参军戏、踏谣娘等。按照任半塘说，在唐代《踏谣娘》、《兰陵王》、《神白马》等已是“确定为戏曲”，如《踏谣娘》“兼备音乐、歌唱、舞蹈、表演、说白五种伎艺……他若有关此剧之化装、演出，乃至剧场等，并见大略”。是“在今日所得见之资料中，堪称中国戏剧之已经具体，而时代又最早者，但尚未曾详明其所以然。”此乃一家之言，从学界普遍的认可说，戏曲发展到南宋已是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例如张庚、郭汉城的《中国戏曲通史》这样说过：“我国戏曲在进入十二世纪以后，开始演变成了较为完整的艺术形式。北方的杂剧与南方的南戏在瓦舍勾栏中或戏台上出现，使我国的戏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自此以后，我国戏曲的发展已不再是从无到有，从不成形到成形的过程，而开始转入了戏曲艺术的不断成长壮大和日益丰富多彩的发展过程。这个时期包括从北宋末年起至明代前期，约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这三个多世纪间产生了一些剧种以及大量的剧目如宋元南戏、北杂剧等。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从皇家到平民，从城市至乡村，都把戏曲作为一种娱乐的主要手段。
在皇家，戏曲成为点缀升平的必需品。据《武林旧事》记载，皇家有庆典活动，杂剧便是必备节目。如“圣节（皇上生日），初坐进小杂剧”，“吴师贤以下，做《君圣臣贤爨》、断送《四时欢》”。再坐第四盏，“杂剧何晏以下做《杨饭》、断送《四时欢》”。同书“燕射”条又载，淳熙元年九月，孝宗幸津园讲燕射礼，皇太子射中，“进御酒，用杂剧”。皇后归谒家庙，赐宴乐次第四盏，“勾杂剧色时和等，做《尧舜禹汤》，断送《万岁声》”。《梦粱录》也有记载：皇太后圣节，“勾杂剧入场两段”。此可见欣赏杂剧在当时皇家各种仪式中的地位。所以，皇家供养了大量的艺人，据《武林旧事》记载，“乾淳教坊乐部”所养就有近四百五十人。
在民间，戏曲演出更为普遍，这从当时瓦子勾栏的遍设是可以看出端倪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同书中还记录有朱家桥瓦、新门瓦、州西瓦、保康门瓦、州北里瓦等。南宋临安的瓦子也相当发达，有南瓦、北瓦、中瓦、大瓦、蒲瓦等几十座。两处记载相加，一城瓦子当不下百十座，演出的繁盛也容易想象。
瓦子是当时各种伎艺集中演出的地方，其中一项主要节目便是杂剧。《都城纪胜》中“瓦舍众伎”条记载：“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且瓦子中戏剧演出，观众无比踊跃。《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条载：“任小二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又同书“中元节”条载：“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演《目连救母》杂剧，直到十五日止，观者增倍。”其实，当时演剧的地方，还不仅限于瓦子内，《武林旧事》中“瓦子勾栏”还说：“或有路岐，不入勾栏，只在要地宽阔之处做场，谓之打野呵。”瓦子主要是活跃于城镇之间，其他又有神庙剧场流行于农村，谭帆《论宋代神庙剧场》说：“在宋代，神庙剧场与勾栏剧场是两种最有影响的剧场形式，然而，神庙剧场似乎更为重要，因为勾栏剧场主要活跃于都会和繁华的中小城市，而神庙剧场却是充斥于城乡各地，它不仅活跃于城市坊镇，更流向于广袤的农村。”帆的神庙剧场更为重要的说法在今天的农村仍可得到印证，更见戏曲演出的普及程度。
（二）戏曲剧本的问世及剧本的刊印
戏曲目录的形成的基础是剧本，这可追述到北宋时期。吴自牧《梦粱录》“妓乐”条说：“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作杂剧本子。”耐得翁《都城纪胜》中“瓦舍众伎”条也载：“教坊大使在京师时，有孟角球曾作杂剧本子。”王国维根据其他史料推测，也认定北宋已有剧本。另外，据《东京梦华录》“中元节”条载：“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演《目连救母》杂剧，直到十五日止，观者增倍。”据此推测，《目连救母》也许是一连台戏，明代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有一百出之多。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所载《劝善》“凡百有九折，以三日夜演之”，这些或都是出自宋剧《目连救母》。李春祥认为此剧肯定有剧本依据，他说：“像这样长的时间，而又有如此吸引力的演出，没有剧本作根据是很难设想的。”
剧本在宋代产生以后，很可能就有人将他们刊印，或者以钞本的形式传世。从《武林旧事》中《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中《院本名目》所载剧目数量来看，应该是有剧本可依，否则，如何记得清楚那么多名目，且有次序地排列。不过，现在还没有史料足征宋代已经有了戏曲刻本。但我们却有材料证明，元代戏曲刻本已经很流行了。比如《元刊杂剧三十种》中许多剧目上都标有“大都新刊”、“新刊关目”、“新刊的本”、“古杭新刊”字样。既然有“新刊”，应该便有“旧刊”。本来从《元刊杂剧三十种》所收剧本的时限推测，很可能刊行在元代中叶或稍后，如有“旧刊”，则元初坊间，估计已开始刊刻戏曲，且刊刻非止一地。
戏曲刻本的问世，复加上元代文人大批加入戏曲创作行列，使得戏曲作品从舞台走上案头，有了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这就引起了人们收藏戏曲作品的兴趣，元代吴克斋很可能就是一个较大的戏曲作品收藏家。钟嗣成编纂《录鬼簿》中著录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所编杂剧357种，皆他的朋友陆仲良从吴克斋处借来。很明显，戏曲作品的刊刻为收藏家提供了条件，戏曲的收藏又为戏曲目录的编撰奠定了基础，而戏曲的成熟及普及，戏曲剧本的问世则是戏曲作品刊刻收藏的先决条件。
（三）目录学的发达
唐宋元时期是目录学逐渐发达的阶段。
在唐代，唐初已有魏徵《隋书?经籍志》的编撰，他利用隋朝遗书14466部共89666卷，参考《隋大业正御书目》，删减编成我国第二部史志目录，著录存书3127部共36708卷，佚书1064部12759卷，并附录佛、道著作2卷。又有开元年间元行冲、殷践犹、毋煚、韦述、余钦等编撰的《群书四部录》收书2655部共48169卷。毋煚鉴于《群书四部录》有失，因“积思潜心，审正旧疑，详开新制”，“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成《古今书录》40卷。此二书均已失传，然刘昫撰《旧唐书?经籍志》与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皆有取于《古今书录》，可略见其影响。
到了宋朝，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就国家藏书编纂大型书目，如宋仁宗时颁诏翰林学士张观、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仿《群书四部录》，于庆历元年（1041）编成《崇文总目》66卷，收书30669种。徽宗政和七年（1117），孙觌、汪藻等人编成《秘书总目》，著录图书55923卷。宋高宗南渡，搜访阙遗，孝宗于淳熙五年（1178）又命秘书少监陈骙主持，与吕祖谦等人完成《中兴馆阁书目》70卷，著录藏书44486卷。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秘书丞张攀又编成《中兴馆阁续书目》30卷，著录藏书14943卷，两目合计已经接近6万卷。《宋史?艺文志》据宋代四部国史《艺文志》著录宋代藏书9819部，119972卷。
另一方面，私家目录也同时有了巨大发展，完成了多部具有重大影响的目录。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连同赵希弁的《附志》，著录古籍经、史、子、集1937部。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56卷，从《永乐大典》辑佚本看有32卷，包括经、史、子、集53类。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分经、史、子、集，著录皆亲眼所见，书常标明不同版本，如“经总类”提到的就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丽本”等，开目录著录版本之端。还有郑樵的《通志?艺文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都是学术史上的重要著作。
这一阶段不但目录的编纂活动兴盛，成就斐然，目录学理论也得到了极大发展。特别是郑樵在他的《通志?校雠略》中，总结我国一千多年来目录工作的实践，首次系统地研究了目录学理论。从二十一个方面讨论了目录的编纂问题。如“秦不绝儒学论”、“编次必谨类例论”、“编次必记亡书论”、“书有名亡实不亡论”、“编次失书论”、“见名不见书论”、“收书之多论”、“阙书备于后世论”、“亡书出于后世论”、“亡书出于民间论”、“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求书之道有八论”、“编次之讹论”、“崇文明于两类论”、“泛释无义论”、“书有不应释论”、“书有应释论”、“不类书而类人论”、“编书不明分类论”、“编次有叙论”、“编次不明论”等，且将这些目录学思想应用到了他的目录编纂中，其《艺文略》分类详赡（12大类、155小类、284目），组织井井有条，堪为后世法。
如果说戏曲艺术的成熟、普及，剧本的刊刻为戏曲目录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而目录学的发达，目录思想的成熟，则奠定戏曲目录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戏曲目录的产生
遵循戏曲研究的思路，追根溯源，而今要研究戏曲目录，凡与戏曲相关的因素，其目录的存在自然都要注意到，以关照戏曲发展一定阶段的成就。这样我们可说到唐代。任半塘指出：“唐人曲目不传者，据新旧书（《新唐书》、《旧唐书》）有《历代曲名》一卷，《外国伎曲名》一卷等。今所留存者，幸尚有三种，皆极可靠；惟皆同为盛唐时期之记录，未能代表初、晚。五代时蜀中另有一目，载曲二百余，且有曲谱，亦曾刊石，惜不传。”任半塘所说今存之三种包括崔令钦《教坊记》、杜佑《理道要诀》（见王灼《碧鸡漫志》）、南卓《羯鼓录》。
崔令钦与《教坊记》
《教坊记》是记述唐代教坊制度和轶闻的著作，唐代崔令钦撰。
崔令钦，唐博陵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少与刘长卿同门受业，据任半塘考证，开元年间始官左金吾，天宝中迁著作佐郎，天宝十一载时任礼部员外郎（二职从六品上），肃宗时，改仓部郎中（从五品上），然后入蜀，刺万州，游绵州，入为国子司业。陈尚君又考证崔令钦曾为丹徒令、宣城令，并与李白善。从而推知德宗建中三年（782）崔令钦尚在世。
崔令钦一生著述存有《教坊记》一卷，今存残本。尚有庾信《哀江南赋注》见《旧唐书?艺文志》，不传。又有郑樵《通志》卷六十五《艺文略?史部?编年类》载《唐历目录》一卷，云据柳芳《唐历》抄成。
教坊是古代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唐开元二年始设置，专司俗乐等事务。据崔令钦所云，《教坊记》内容多系其于开元中为左金吾仓曹时，教坊中下属官吏为其所述的教坊故实。主要记述开元年间教坊制度、乐伎日常生活以及学艺和演出情况等有关轶事及乐曲的内容和起源。晁公武说《教坊记》：“唐崔令钦撰，开元中教坊特盛，令钦记之，率鄙俗事，非有益于正乐也。”四库馆臣这样评价：“所记多开元中猥杂之事……其风旨有足取者，虽谓曲终奏雅亦无不可，不但所列曲调三百二十五名足为词家考证也。”今日看来，其中多有戏曲史料，任半塘研究唐代戏曲多取其材料，如说“大面”“其为表演故事之歌舞戏无疑”，“踏谣娘”为唐代之“全能戏”等，这些都兼备了乐舞唱等戏曲因素，已属于成熟的戏曲样式。对考证我国古代戏剧、音乐、舞蹈、杂技、词的起源及其相互关系有重要价值，有较高的戏曲史料价值。
就戏曲目录而言，《教坊记》卷中载325首曲名，列出曲名、大曲名《献天花》、《破阵乐》、《武媚娘》、《二郎神》、《濮阳女》、《兰陵王》、《醉公子》、《唐四姐》、《红娘子》、《帝归京》、《风流子》等，是一个乐曲目录。从这些曲名见其曲实多具人物故事性质，如《破阵乐》可以肯定是描述战事的乐曲，而《献天花》则必是演示升平。类似乐曲目录，任半塘指出有55种。又联系所存曲目，知其对于研究戏曲发展史颇有价值，是戏曲目录的先驱，此目编排顺序无特殊规定。
《教坊记》所存无单行版本，今所见内容多出自类书、丛书，如：《类说》、《说郛》、《古今说海》、《古今逸史》、《五朝小说大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唐人说荟》、《香艳丛书》等。各本间内容多有差异，可以互补。任半塘有《教坊记笺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最易见。
杜佑与《理道要诀》
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人，以荫补济南郡参军、剡县丞，曾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德宗、宪宗两朝拜司空，进司徒，封岐国公。两唐书有传。著《通典》200卷传世。
《理道要诀》卷数不明，目录著作多有记载，《直斋书录解题》云：“凡三十三篇，皆设问答之辞，末二卷记古今异制，盖于《通典》中撮要，以便人主观览。”今佚。其间部分所录剧目，存《唐会要》卷三十三，任半塘统计共录曲目244种。
《唐会要》卷三十三分“雅乐”、“太常乐章”、“凯乐”、“燕乐”、“清乐”、“散乐”、“破阵乐”、“庆善乐”、“诸乐”、“东夷二国”、“南国诸侯”“西戎五国”、“北狄三国”等部分，记录在各种场合所宜使用的礼乐，并非一专门目录，但其“太常乐章”部分实值得注意。该部分剧目著录甚有规章，共58曲，所录曲目先标舞曲名，再标作者名，佚名的也清楚标出，这是目录的完备形式。如《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室酌献奏广运之舞》，中书令郭子仪撰乐章；《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室酌献奏惟新之舞》，吏部尚书刘晏撰乐章；《祭皇地祇乐章三奏顺和之舞六变》，开元十二年礼部侍郎贺知章撰。《祭神州地祗乐章三奏顺和之舞八变》，贞观七年太府卿萧璟撰；《皇太子受酒登歌奏昭和乡饮酒乐章十七》，检撰人名未获。这些舞曲是有歌词的，自然也有曲、有舞，从这些情况看确实已经接近今日所云的戏曲，只是不知道有无宾白。
南卓与《羯鼓录》
南卓，字昭嗣，唐大中年间为婺州刺史、黔南观察使，著《唐朝纲领图》一卷，《羯鼓录》一卷。《羯鼓录》分前后二录，所记多开元天宝年间时曲。前录成于大中二年，叙羯鼔源流、形状，以及玄宗以后故事。后录成于大中四年，载崔铉所说宋璟知音事，附录羯鼓诸宫曲名，有太簇宫二十三调，太簇商五十调，太簇角十四调，徵、羽调与蕃部不载。又有诸佛曲词十调，食曲三十二调，共一百三十一调，调名亦多用梵语。其中《夜半击羌兵》、《渡碛破敌回》未知任半塘据何本。任半塘以为是“显寓故事”，“与戏剧性质相接近”。
若论到今日能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戏曲目录，则要说到赵宋时代。
宋代对戏曲作品集中著录者，约可追述到南宋光宗皇帝赵惇年间（1190—1194）。明人祝允明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据考证，赵闳夫是宋代皇族宗室，是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廷美的八世孙，与宋光宗赵惇同辈。那么，祝允明见到的“旧牒”，必定就是宋光宗朝或者其前后的产物。明弘治年间依然流传在世的，这个颇述南戏名目的“旧牒”是一种禁书单子，其形式、规模虽然不大，但就其内容而言，也可以算作一个简单的禁书目录了，唯其立意并不在于目录方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戏曲作品的记载，是元代初年南宋遗民周密所作的《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
周密与《官本杂剧段数》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萧斋、洲、弁阳啸翁，自号泗水潜夫，工于词，吴文英以他比张先。先世济南人，后居吴兴。曾任宜兴令等职，宋亡不仕。一生著作颇丰，有《洲渔笛谱》（又名《草窗词》）、《蜡屐集》（又名《草窗韵语》）、《齐东野语》、《癸辛杂志》、《志雅堂杂钞》、《浩然斋视听钞》、《弁阳克谈》、《澄怀录》、《云烟过眼录》、《武林旧事》等，又选南宋词为《绝妙好词》。
《武林旧事》是周密为追忆往昔南宋声名文物之盛而编撰的。《武林旧事序》说：“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亲，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号“小元祐”。丰亨豫泰，至宝祐、景定，则几于政、宣矣。予曩于故家遗老得其梗概，及客修门，闲闻退珰老监谈先朝旧事，辄倾耳谛听，如小儿观优，终日夕不少倦。既而曳裾贵邸，耳目益广，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意谓人生正复若此，初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及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武林旧事》主要记述了乾道、淳熙间的朝廷典礼、山川风物、肆市节物、教坊乐部，多视为南宋作品。中有《官本杂剧段数》共载宋杂剧段数280本，这是而今戏曲研究界公认的戏曲目录。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称之为“官目”。
何谓宋杂剧？宋人所论多涉及杂剧，吕本中《童蒙训》描述：“作杂剧者，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记载张邦昌事说，王时雍率百官拜张邦昌以皇帝礼，张邦昌急回身面东拱手而立，有卫士讽刺说“平日见伶人作杂剧装假官人，今日张太宰却装假官家”。《梦粱录》卷二十“妓乐”条有载：“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先吹曲破断送，谓之“把名”。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遍，此本是鉴戒，又隐于谏诤，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耳。若欲驾前承应亦无责罚，一时取圣颜笑，凡有谏诤或谏官陈事，上不从则此辈妆做故事，隐其情而讽之，于上颜亦无怒也。又有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经元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今士庶多以从省筵会或社会，皆用融和坊新街，及下瓦子等处散乐家女童装末，加以弦索赚曲，只应而已。大凡动细乐，比之大乐则不用大鼓、杖鼓、羯鼓、头管、琵琶等，每只以箫笙筚篥嵇琴，方响其音韵清且美也。若合动小乐器，只三二人合动尤佳。如双韵合阮咸、嵇琴，合箫管锹琴，合葫芦琴或弹拨下四弦，独打方响吹赚动鼓渤海乐，一拍子至十拍子，又有拍番鼓儿，敲水盏，打锣板和鼓儿皆是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有讽刺西昆后学作诗专取李商隐诗句“古今诗话杨大年（杨亿）、钱文僖（钱惟演）、晏元献（晏殊）、刘子仪（刘筠）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效之，多窃取义山诗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大噱。”《鹤林玉露》卷三记载宋端平间真德秀参大政，未及有所树立而死。魏鹤山（魏了翁）督师亦未及有设施而罢等事遭到世人讽刺说，临安优人装一儒生，手持一鹤，别一儒生与之邂逅，问其姓名，曰姓钟名庸。问所持何物，曰大鹤也。因倾盖欢然呼酒对饮。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遗，忽颠仆于地，群数人曳之不动，一人乃批其颊大骂曰：“说甚《中庸》、《大学》，吃了许多酒食，一动也动不得，遂一笑而罢。”戏曲史研究者多将其作为宋代戏曲看待。《官本杂剧段数》所录剧目盖与此相近。
《官本杂剧段数》的形式系将曲目根据所用曲调不同编制而成，如“六幺”、“瀛府”、“梁州”、“伊州”、“新水”、“薄眉”、“大明乐”、“降黄龙”、“逍遥乐”、“石州”、“大圣乐”、“中和乐”、“万年欢”、“熙州”、“道人欢”、“长寿仙”、“法曲”等，此中已有分类意思，且赵山林先生进一步指出其中还用到了互见法，说：“有时互见，则加注说明，如《扯拦六幺》下注曰：‘三哮’。这样的加注，避免了重复或遗漏，是可取的。”这就是说，周密是在有意识地作一个目录，而非随意列一个曲目单子。即此，应该说，《官本杂剧段数》的编纂，就标志着我国古代戏曲目录的产生。
陶宗仪与《院本名目》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生卒年均不详，约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1370）在世。浙江黄岩人，后定居松江（今属上海）。工诗文，通古学，元时应进士举，不中即去。明洪武年间曾任教官，有《南村诗集》、《国风尊经》、《沧浪棹歌》、《书史会要》、《四书备遗》、《草莽私乘》、《古刻丛钞》、《说郛》、《南村辍耕录》。其中《说郛》、《南村辍耕录》最为人称道。
《南村辍耕录》三十卷，多载元代社会的掌故、典章、文物、小说、诗文、戏曲、书画等资料，特别是所载《院本名目》，颇有益于戏曲史研究，王国维、胡忌等学者考金院本体制皆借其力。
《院本名目》非陶宗仪作。陶宗仪曰：“偶得《院本名目》，用载于此，以资博识者之一览。”亦不知何氏所为，但肯定应在陶氏之前，王国维推定为金人所作，或有一定道理。其中著录金院本690本，在数量上已远远超出《官本杂剧段数》，而分类较《官本杂剧段数》将曲目根据所用曲调分类有所不同，它大体依据演出形式分类，有“和曲院本”、“上皇院本”、“题目院本”、“霸王院本”、“诸杂大小院本”、“院幺”、“诸杂院爨”、“冲撞引首”、“拴搐艳段”、“打略栓搐”、“诸杂砌”等。
以上所说《官本杂剧段数》和《院本名目》，虽然大家都将其作为戏曲目录看待，但笔者个人认为，与真正的戏曲目录还有很大不同。因为从目录的实际内容看，所录并不都是戏曲，这方面前人与时贤已经有专门探索。王国维研究了“打略拴搐”后说：“此五十五本，殆摹写社会上种种人物职业，与三教、迓鼓等戏相似。此外如‘拴搐艳段’中之《遮截架解》、《三打步》、《穿百倬》，‘打略拴搐’中之《难字儿》、《猜谜》等，则并竞技游戏等事而有之。此种或占演剧之一部分，或用为戏剧中之材料，虽不可知，然可见此种戏剧，实综合当时所有之游戏技艺，尚非纯粹之戏剧也。”所以，这两种目录的编纂者在编目时多是根据曲的特点来设类，因此，这两种目录只是透漏出在一定时期内戏曲发展的特定状况，对以后戏曲目录的发展却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真正在戏曲目录史上发挥了重大影响的是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