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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三十年(1980-2010)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

一、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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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三十年(1980-2010)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首次进行了系统的历史记录,着力于研究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三十年(1980-2010)的发展变迁,思考其特定领域、环节上的各种关系问题,发掘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三十年发展的现实动因,致力于构建适合中国电视节目主持史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探索新媒体环境下中国网络视频节目主持的发展历程及传播趋势,尝试对新媒体环境下视频类节目主持的创新发展作实证研究,目的是为中国电视节目主持实践服务,为培养适合中国传媒竞争发展需要的新型主持人而努力。

1.节目主持溯源

早在上古时代,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就记载过早期主持人的原始主持活动。上古时期,为了掌管各种乐事活动,君王纷纷设置专职乐官。据《周礼》记载,周代的乐官有大司乐、乐师、乐正之分,乐官们除了执教王公子弟音乐舞蹈、语言文学科目之外,对外还要掌管祭祀、宴饮、射礼等礼仪的乐事活动。《周礼·春官·大乐司》上记载的活动内容包括“分乐而序之”,“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等,其中还包括“凡乐掌其序事”、“凡乐成则告备”(见《周礼·春官·乐师》),即安排音乐歌舞的演奏序次,演奏始末要向王公宾客宣布等。我国古代乐事活动与现代文艺节目程序相仿,大司乐、乐师、乐正担负与现代文艺节目主持人类似的一些职责,可以认定是当代主持人形式之祖。

佛教高僧开堂讲经,是一种新的主持演说形式。在诸多讲经的高僧中,相继涌现出一批具有个人魅力和演说才能的大师。特别是“唱导”(一种说唱兼具的演说形式)的出现,使佛门的主持讲说技艺步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梁代僧人慧皎撰写的《高僧传·唱导论》就唱导的原则、方法、技巧作了十分精辟周详的论述;对主持该活动的“导师”提出应具备“声、辩、才、博”四个基本条件;特别强调要“知时知众”、“适以人时”,强调情感因素;指出了唱导主持中常见的毛病与失误。可以说,他的这些论述开了主持讲说理论的先河。戏剧演出中的参军色的登场,则标志着典型意义的主持人的面世和我国古代节目主持技艺进入成熟阶段。

到了宋代,参军色成了名副其实的“综艺类”活动主持人。在《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其主持程序包括念“致语口号”、“参军色作语问”和致“放队辞”等。“致语”是开始演出时的致辞,内容包括对皇帝或其他主办者的颂词,介绍剧情和此次演出的目的、意义,还有主持人的谦辞,其中往往有自我表白、自我身世简介等,确立了自身的“主体”形象,这种形式流传下来后,被丰富为正本戏开场前的一段“副末开场”,也被称作“家门大意”。明末以后,折子戏已开始流行,不再用“副末开场”报家门了,于是这一角色开始隐入后台当调度或前台报幕。再后来,就演变成近代的“司仪”,活跃于宫廷或民间红白喜事、鬼神巫术或茶馆厅堂之上。

我国境内最早的广播电台创办于1923年初,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广播界就出现过节目主持的形式。1935年初,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儿童节目中推出了一档“和全国小朋友通信”专栏,由吴喧祜主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播电台诞生于1940年12月30日。新中国成立后,广播电视里一些体育节目解说员、少儿节目演播员、生活节目播报员等,也具有节目主持的某些特性。20世纪50年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邮电常识》、《编结知识》等节目,具有主持人节目的某些初步形态;20世纪60年代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有过一档对农村广播的节目叫《阿富根谈生产》,其中,“阿富根”和“小妹”就是以节目主持的形式出现的。

从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开播,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一些电视节目中虽无“节目主持”之名,却也有“节目主持”之实。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沈力、赵忠祥演播室访谈;沈力服务类节目无稿播音。直到1980年中央电视台开播《观察与思考》,播音员出身的庞啸作为节目组被批准出境的五名记者之一首先被冠以“主持人”称谓,以及1981年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的出现,中国广播电视界才真正重视起节目主持这一事实。

回顾历史,在广播电视媒体产生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虽然没有“主持人”这个称谓,却已经有了一些节目主持的事实。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称谓就认为没有事实,也不能因为有了称谓,就认为这个事实和有了称谓是一回事。称谓的确定是人们思想认识的进步,也是事实发展变化的重要阶段。

西方现当代节目主持出现较早,一些优秀的节目类型和节目主持人对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三十年发展有很大影响。比如爱德华·默罗,二战期间,他的广播报道《这里是伦敦》独创了美国战地现场报道、系列报道等口语广播形式;1951年,默罗创办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现在请看》,改变了人们对电视的偏见,帮助推动电视进入严肃媒体的行列。比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克朗凯特,他在主持1952年美国总统竞选报道期间,成为第一个被称为“anchor”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比如克朗凯特的接班人丹·拉瑟,他是主持人明星制的典型代表和最大受益者,其经历体现了美国传统新闻价值和新闻准则在电视时代强大商业压力下的变迁和异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丹·拉瑟与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汤姆·布罗考、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彼得·詹宁斯一起,共称为美国80年代新闻界“三大巨星”,他们都是资深记者出身,其影响直达权力层。比如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芭芭拉·沃尔特斯,她是美国第一个固定的女性节目主持人,被称为“新闻女王”。比如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和拉里·金,他们都是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节目主持人。另外,比如法国电视二台《新书对话》节目主持人贝尔纳·比沃,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电视节目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为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事业的发展带来启示。

香港、台湾的电视事业和节目主持事业发展较早,同样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在两岸交流频繁、互联网盛行的今天,台湾、香港、澳门和内地节目主持事业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深。另外,新媒介层出不穷,新媒介与节目主持的互动创新在实践中越来越多,学术上也将被更多地关注。在传媒国际化的今天,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事业也将在国际化大背景下继续发展。

2.电视节目主持界定

在现代汉语中,“主持人”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主持人”,是泛指在各种活动中、项目中负责掌管和处理具体事宜的人,如寺庙主持、婚庆主持、报刊的版面或专栏主持等。狭义的“主持人”,原来专指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随着新的电子媒体的不断出现,主持人出现形式也在不断更新,从发展的角度考虑,狭义的“主持人”应当把互联网等新媒体节目主持人也考虑进去。

节目主持人自诞生之日起,便依照所主持节目性质的不同而分门别类,各司其职,承担着不同的传播任务。在英语中,broadcaster、host是谈话类节目主持人,anchor是新闻节目主持人,emcee是娱乐节目主持人,commentator是解说员,announcer是宣读员,weatherman是气象节目主持人,showman是演员主持人,moderator是游戏竞技类节目主持人,也有的国家比如英国把游戏、竞赛、讨论、辩论节目中的主持人称为presenter。其他用于描绘主持人概念的英文词汇还有analyst,newscaster,sportcaster,VJ,等等。

“anchor”是西方最为人熟知的主持人的词汇。1952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制作人唐·休伊特在当年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报道中使用了“anchor”这个词。“anchor”的本义是“锚;危险时可以依靠的人”,引申义是“接力赛跑中跑最后一棒的运动员,也就是跑得最快、最有冲刺力的人”。唐·休伊特把电视新闻传播这种形式比作接力赛跑,其中最强的队员跑最后一个赛程,也就是“新闻节目主持人”,他希望“让最强的记者在最后把所有报道串联在一起,高度概括起来”。当时,唐·休伊特选中的anchor正是日后在节目主持人史上立下不朽丰碑的老牌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克朗凯特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位新闻节目主持人。

中国的主持人概念是由模糊的舶来语汇逐渐演进而来的。“主持人”一词是陈汉元和于礼厚先生先后从海外华人刊物的报道和归国华侨的介绍中了解到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广电改革的大氛围中,它主要是用来表达与传统“播音员”概念的不同,试图包含“播音员”所不能包含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主要关注于播出方式如语气、语调、语态等方面的突破。

把节目主持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我国在世界上是独此一家。主持人在大众传播中如何定义,历来存在很多说法,也曾经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为了能有一个科学完整的主持人定义,甚至有过主持人研究会向社会征集主持人定义的事情。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下面几种:

于礼厚先生1985年在《新闻工作手册》中对主持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在广播或电视中出场为听众或观众主持各种节目的人,叫节目主持人。节目主持人不是一个表演者,也有别于新闻通讯和文章的播报者。主持人是以他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个性直接面对听众或观众的人,主持人在节目中处于主导地位,他的职责是组织、串联一次节目的各个部分,但也直接向观众或听众传播信息。”这一定义初步说明了节目主持人和表演者、播报者之间的区别,揭示了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和工作职责,触碰到了节目主持人的本质属性。

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中,关于电视节目主持人一词的解释则强调了主持人的功能和作用:“电视台中以一个人的身份在摄像机前固定主持、串联某一新闻节目的播讲者。是该新闻节目制作群体的中心人物或前台人物,在节目中处于主导地位。或是节目的主要编辑,负责整个节目的采编、制作和播讲;或主要负责编辑、播讲;或只参与采访和负责播讲;要播报新闻提要、开场白、串联词、结束语和评论等,编排播出各种电视新闻,导引现场记者或其他播音员播报新闻等。又被称为‘新闻主持人’、‘首席新闻广播员’。”这一定义强调了主持人的工作范围、主观能动性,但“主持”、“播讲”说法不一,还有更进一步明确的必要。

俞虹在《节目主持人通论》中的观点是:“节目主持人是在广播电视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着媒介群体观念,用有声语言、形态能动地操作和把握节目进程,直接、平等地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人。”此定义较为科学全面,“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媒介群体观念”、“能动地操作和把握节目进程”、“平等进行传播”,抓住了主持人的本质特征,但语言可以更准确、精练。

赵玉明、王福顺主编的《广播电视辞典》中认为,节目主持人是“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群体观念,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驾驭节目进程,直接面对受众,平等进行传播的人”。此定义较为科学全面,抓住了主持人的本质特征,比如“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群体观念”、“驾驭节目进程”、“直接面对受众”、“平等进行传播”,但“驾驭”二字不妥,改为“主导”更显尊重,更符合实际,节目进行中更有发挥空间。另外,“群体观念”改为“媒介观念”更准确。

以上定义各自对主持人概念作了可贵的探索和界定。综合各家观点,本研究认为,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在电视节目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着媒介观念,运用有声语言、体态语等,主导节目进程,直接面对受众,平等地进行传播的人。本研究认定的电视节目主持则是:电视节目中主持人所进行的传播活动。

3.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三十年研究(1980-2010)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三十年的基本史实与发展变迁。具体来说,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新闻传播与广播电视快速发展的时代大背景,对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三十年(1980-2010)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进行系统的历史记录,着力于研究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三十年(1980-2010)发展特点与发展趋向,思考其特定领域、环节上的各种关系问题,构建适合中国电视节目主持史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探索新媒体环境下中国电视节目主持的创新方向,为培养适合中国传媒竞争发展需要的新型主持人而努力。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纵向梳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类节目主持活动,探寻与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三十年发展相关的历史文化渊源。

第二,横向比较国外电视节目主持同行及台湾、香港、澳门电视节目主持事业对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三十年发展的影响。

第三,梳理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三个十年的发展进程,记录重要史实,归纳并解释初创时的稚嫩、浮躁和某些判断的误区,探索中的激情、光荣、梦想、责任,成长阶段的多元、争议、茫然。

第四,研究新媒体环境与电视节目主持的互动创新关系,并对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事业作未来展望。

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事业蕴含的巨大机遇与变局来自新媒体,这在第三个十年已经开始显现。一方面,主要电视媒体的网络版比如央视网、凤凰网等推出视频节目和网络节目主持人;另一方面,一些大型门户网站比如搜狐、网易等也推出视频节目和网络节目主持人。此外,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3G手机电视、移动电视、LED大型户外媒体、博客与播客、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等新媒体与电视节目主持在实践中的互动创新也越来越多。

参考王德民:《主持人与主持人理论溯源》,载《现代传播》1999年第2期。

卢杉、晓澄:《感悟与升华——节目主持人素质修养论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

赵淑萍:《新闻权威与个人魅力——美国电视新闻主持人成功之路》,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应天常:《节目主持语用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4页。

于礼厚:《新闻工作手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630页。

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俞虹:《节目主持人通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赵玉明、王福顺:《广播电视辞典》,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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