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视娱乐功能开始释放
在早期，最吸引电视观众的，除了电影，就是电视转播的戏曲戏剧节目了。演播室直播的文艺节目也是早期电视的基本内容之一。“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电视台每年都要举办新年联欢晚会，或者自办，或者转播，但影响都没有超过《笑的晚会》。
三年困难时期（1960-1962），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调整，随后文艺界出现了某些松动。1961年，北京电视台要求文艺组举办一些有益无害、不太强调政治内容的娱乐性节目，以健康的笑声活跃群众的生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三次《笑的晚会》应运而生，成为早期电视引起热烈反响的文艺事件之一。
第一次《笑的晚会》是1961年8月31日播出的，节目内容完全是相声。播出后观众来信100多封，表示欢迎，要求再办。受到鼓舞的电视台于是举办了第二次《笑的晚会》，电视导演为王扶林等，晚会增加了其他形式的戏剧节目，如话剧片段、独角戏、洋相和笑话。演播时参考外国电视台的做法，布置了一个茶座式景区，演员分散围坐着，既是表演者，又是现场观众，使晚会气氛更为轻松活泼。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多口相声《诸葛亮请客》类似于现今的荒诞剧。播出后，国务院办公厅有位负责人来信指出，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演这样的节目，是讽刺当时的粮食政策。但是在对晚会的一片赞扬声中，这种批评意见并未引起电视台的重视。1962年国庆前夕，第三次《笑的晚会》开场了。这次晚会特邀了著名导演谢添和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担任艺术指导，导演仍是王扶林。晚会确定以表演小品为主，并动员中国各个顶尖艺术单位参加，形成强大的演员阵容。第三次《笑的晚会》引起了更大的争议。这一次晚会，许多小品达到了较好的观赏效果，但出现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在社会思潮进一步“左”倾的时代背景下，有的人认为为笑而笑也不行，无害多了便是有害。电视台统一了思想，认为三次《笑的晚会》都有问题：第一次是思想性不强，第二次有了“为笑而笑”的倾向，第三次则是“修正主义”的了。后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笑的晚会》成了不光彩的贬义词，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被扣上了许多政治大帽子，受到内部批判。
《笑的晚会》一别多年。但是，20年后，以相声、小品为骨干的春节联欢晚会从内容到形式都脱胎于《笑的晚会》。自然，《笑的晚会》所提示的“正确对待观众趣味，恰当估量观众水平”的教训，也值得后来者深思。
1978年农历除夕，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举办“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联欢晚会，气氛活泼欢快、喜气洋洋，与前些年的文艺宣传节目对比鲜明。从此，中央电视台恢复每年一次的春节联欢节目，但采取的还不是后来那种超级的形式，也不具备后来那种崇高的意义。
1982年冬，组织策划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任务交给了电视文艺导演黄一鹤。黄一鹤喜欢创新，也乐于冒险，他召集了一帮朋友，商量出一些恢复传统的办法：第一，直播，加强现场感和悬念感。自从录像机引进以来，直播这种“文革”前仅有的播出手段因为不“安全”，已经被停用多年了。中央电视台早已实现了播出的录像化，这被认为是技术进步的表现。但这种技术的进步却成为一种新的束缚，成为一种无形的禁区。现在，黄一鹤他们决定闯一闯直播的禁区了。第二，开辟点播电话热线，加强观众的参与意识。这种方式以前广播电视也用过，但自从“文革”闹得草木皆兵之后，热线节目早已废止。结果，除夕那天，观众点播最多的一首歌是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因为采用“气声”的唱法，这首歌的演唱曾被批评为“靡靡之音”。第三，启用主持人。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一炮打响，黄一鹤几乎成为英雄，春晚这一超级形式开始出现，中国电视被长期克制的娱乐功能开始逐渐释放。
对于许多体育爱好者和许多并非体育迷的人来说，1981年也许是令人难忘的。1981年3月20日，中央电视台通过国际通信卫星转播了在香港举办的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选赛的实况。中国男子排球队在先失两局处于不利的情况下反败为胜，以3∶2力克世界排坛劲旅韩国队，从而与中国女子排球队双双获得预选赛冠军。电视转播刚刚结束，中国人民欢声雷动，热血沸腾。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生高举五星红旗，兴高采烈地在校园内游行庆祝，高呼：“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1年4月，中国运动员囊括了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全部7个项目的冠军，成为世界乒乓球史上的佳话。在1981年10月18日的世界杯足球赛亚太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了1980年亚洲锦标赛冠军科威特队。为此，中国观众更是大喜过望，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的自行车队伍排了一里多长。最激动人心的是1981年11月16日，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排球赛上，中国女排打败东道国日本，为中国篮、排、足三大球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新时期中国体育的几次巨大胜利，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而这些深刻的印象是电视带来的。再后来，渐渐地，约定俗成，转播国际比赛成为必需，稍有懈怠，观众便不答应。
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地，体育比赛中偏重政治的一面渐渐为娱乐作用所取代。一大批受欢迎的体育专栏节目与体育新闻、实况转播互为补充，相映成趣，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充满力量、充满竞争，能给人以娱乐和激励的健与美的大世界。
二、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等演员担纲春晚主持人
在早期的文艺节目直播过程中，由于技术有限，直播时无法同时打上字幕，为了让观众了解即将上演的节目，在每一个节目开始之前都需要主持人报幕。在这个阶段，主持人的作用介乎主持人和报幕员之间，尽管当时也有撰稿人为主持人撰写串联词，但是语言方式比较简单，通常是：“我这里有个观众写来的条子，我来念一下。XX观众点播XX演员表演的节目，我们欢迎他为大家表演。”
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首次在中国电视综艺晚会中引入“节目主持人”概念。黄一鹤这样描述他当初设置主持人的初衷：首先，春节联欢晚会是一台主题非常鲜明的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充当编导者的代言人，直接用语言完成主题的深化和点睛，而主持人这种人性化的符号也使得单个、零散的节目具有了凝聚性，主持人相当于整台节目的黏合剂。其次，主持人是节目进行中的情感催化剂。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依赖于它是否契合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情感诉求，像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综艺晚会不同于电影、电视剧可以用完整的篇幅来讲述一个故事，但是编导者对于单个节目的罗列并不是简单的排列和堆砌，看似无关联的节目之间实际上凝聚了编导者独具的匠心。主持人在其中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推动情感流动的进程。与此同时，因为电视节目和观众之间的感情交流并不是单向的无反馈的交流，所以主持人在许多时候也是观众意见的代言人，而正是这种桥梁的作用令优秀的主持人被观众看作朋友和知己。从整台节目来看，主持人就像是一艘船的导航员，引领观众在不同节目和不同艺术样式中穿行，并且完成节目由感性层面到理性层面的过渡与提升。
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面世时，作为主办单位的中央电视台并没有一支可以使用的主持人队伍。在1962年第二次《笑的晚会》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方琯德曾担任节目串联，一开始，他从扇子背后露出一张苦脸，说自娘胎出来从不会笑。这时马季上台演出第一个节目《笑一笑》，使方的苦脸稍有好转，然后逐个节目发生变化，直至最后哈哈大笑。首届春节联欢晚会延续了《笑的晚会》的传统，主持人由相声演员马季、姜昆，喜剧演员王景愚和电影演员刘晓庆担纲，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不同于以往的简单报幕，而是以清新、亲切、风趣、幽默的方式灵活有致地完成了整台节目的串联，使得满台生辉。此后，这种以喜剧类语言节目演员为主体的主持人组合方式被沿用了很多年。
尽管当时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新兴行业，导演和主持人对于其艺术风格和特点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但是仍然不乏有益的探索，许多亮点至今令人难忘。比如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中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小品《吃鸡》，对于这个节目的串联独具匠心：主持人之一姜昆由于赶来主持春节联欢晚会没有吃饭，他四处寻找食物，最后找到了一只烧鸡，吃完以后得知这只鸡是王景愚表演用的道具。王景愚由于失去了道具只好表演无实物的哑剧。主持设计与节目结合完美，符合情理又有艺术夸张，让人忍俊不禁又回味无穷。另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电视里传导出的声音大多是国家的政令法规和一些宏大主题，个人化情感的表现较少。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刘晓庆在直播过程中面对全国的电视观众向自己的父母拜年曾经引起不小的争议，甚至一度被视为“自由化”的表现。时过境迁，无须探讨在盛大庆典中主持人的儿女情怀是否合宜，仅就节目主持本身来看，此举可以看作主持人个性化表述的萌芽。
当时，由演员担纲主持人的另一原因是他们本身在晚会中就有精彩的节目，比如马季的《宇宙牌香烟》、《五官争功》，姜昆的《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王景愚的《吃鸡》。既是主持人又是表演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主持人赢得了人们更多的喜爱，他们通过春节联欢晚会迅速成为电视明星，也拉动了电视节目收视率。至今，“多才多艺”仍是衡量娱乐节目主持人的标准。
在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的定位处于摸索、尝试中。主持人的首次出场还没有隆重的仪式感，也没有完整的集体亮相，而是随着节目进行陆续出场，相对零散、随意。在除夕零点时刻，也没有针对主持人的出场设计，使得最为观众期待的特殊时刻没有得到很好的烘托和渲染。不过，总体说来，导演和主持人齐心协力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共同的努力迎来了春节联欢晚会最初的辉煌。
三、广播体育解说辉煌 电视体育解说初起——宋世雄、王泰兴
我国电视体育解说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代表人物是宋世雄、王泰兴，他们在由广播体育解说转向电视体育解说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第二阶段，以孙正平、韩乔生、蔡猛、宁辛为代表，他们继承原有传统，努力提高电视体育解说水平。第三阶段以黄健翔、张斌、刘建宏、段暄为代表，他们是随着我国电视和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而涌现出的一支专业队伍，这支队伍创新发展了多种风格的电视体育解说及评论模式。每一代解说员的特点都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息息相关，个人能力和素养与时代特点的融合推动了我国体育解说的发展。
我国电视体育解说是由广播体育解说发展而来的。张之是我国第一位专职的体育播音员，开创了我国广播体育解说先河。张之的解说充满激情，重语言的艺术性，善于从古今中外的艺术宝库中引经据典。比如，他用李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足球守门员的严密防守；用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描绘比赛过程中的局势变化；用李贺的“黑云压城城欲摧”来比喻足球场上的重兵压境，等等。他以精妙的语言、传神的描述、公正的立场和友好的态度将赛场上扣人心弦的形势生动地传到千家万户中，极大地鼓舞了听众，轰动了全国。一次毛泽东主席收听张之的实况转播后说：“广播好紧张，让人听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张之的解说树立了我国体育解说的基本模式，“他从播音理念上奠定了中国体育播音的基础，无论语音调式处理、发声用气方式、场面描述技巧、事件叙述格式等等诸多方面都深深地影响了后几代人，其体育播音风格成为迄今为止中国体育播音主流风格的基石”。
宋世雄着迷于张之的体育解说，模仿张之，勤学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1960年他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体育解说员。1961年第26届世乒赛，他第一次走上转播台与张之一起解说。之后的40多年时间里，无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是在中央电视台，他一直作为“台柱”，解说了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多个项目的世锦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亚运会等近3000场比赛，涉及40多个项目。1995年，他被美国体育广播者协会评为该年度最佳国际体育节目主持人。这是美国体育广播者协会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主持人获奖。当时的美国奥委会主席勒罗伊·沃克尔给予极高评价：“36年中，他（宋世雄）是中国人民的眼和耳；他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体育节目主持人之一。”
宋世雄的解说继承了张之特点，音调高亢有力，适合于表现获胜时候的情绪。特别是中国女排1981—1986年荣膺“五连冠”的日子里，他以特有的高八度音调，浑厚有力、充满激情地解说了女排的辉煌瞬间，将中国女排顽强拼搏的精神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同时他又特别重视用生动传神的口语描绘场上的细节，发掘运动员的亮点。比如，中国女排梁艳的爱笑，郎平的“铁榔头”重扣，孙晋芳的吐舌头，等等，他都能仔细观察，借题发挥，展示运动员的个性魅力和内心世界。
在近40年的时间里，宋世雄实际上经历了我国体育解说由广播到电视的转变。以改革开放为界，之前的体育解说基本上是广播解说，当时我国的电视事业发展缓慢，体育事业也缺少像后来女排“五连冠”这样显赫的成绩，电视体育解说无从谈起。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电视事业飞速发展，体育事业也有了突破性进步。越来越多的人逐渐通过电视关注体育，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电视体育解说的发展。宋世雄正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宋世雄的解说生涯中，前20年是广播解说，而后20年则是电视解说。电视解说的初期，他的解说同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此后，广播体育解说逐渐淡出，而电视体育解说蓬勃发展。
在过渡阶段，宋世雄的解说有明显的广播痕迹。在对解说的理解上，宋世雄认为“说得快，这是体育比赛对转播员的特殊要求，也是一个转播员口头表达技巧高超的标志”。“对西方一些以评为主的解说员，长时间没有一句话，显得太冷，同比赛气氛很不和谐，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那种方法不符合电视实况转播解说的特点。”实际上，从特性来讲，由于存在着解说时有无画面之分，广播体育解说更强调描绘，电视体育解说则重“分析”“评论”，因而要求不同。后来，我国的体育解说界也意识到了广播与电视的差别，电视体育解说才逐渐摆脱广播模式，按照电视规律来进行。
与宋世雄同时代的还有广东电视台的王泰兴，他也是播音员出身，吐字发音、语言表达都经过专业的训练。与宋世雄快嘴利舌不同的是，他在南方开创了一种娓娓道来的慢式解说，将自我设定成一名“导游”向观众讲解比赛，效果不错。一时间，“南王北宋”的说法不胫而走。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8页。
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页。
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页。
周涛：《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与传播理念》，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年艺术学硕士论文，第15、16页。
黄启兵：《论电视体育解说的传播艺术》，厦门大学2002年新闻学硕士论文，第6—9页。
张之：《做听众的眼睛》，载《百名中国体育记者自述》，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8页。
盛昆：《对中国电视体育播音历史的回顾与思考》，载《全国优秀电视体育记者论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
宋世雄：《宋世雄自述——我的体育世界与荧屏春秋》，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同上，第298页。
同上，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