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将新闻改革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党务政务活动的报道，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受此鼓舞，中央电视台在10天会期中播出了大量有关十三大的消息、专题，并对开幕式和闭幕式进行了现场直播。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是一次换届的会议。会议期间，中央电视台首次对记者招待会做了多次现场直播，外国通讯社报道说，这次人大政协会议“是迄今为止最民主和最公开的一次”。电视新闻工作者开始摆脱单纯“话筒”和“摄影机架”的定位，逐渐具备新闻竞争意识。

1987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部、新华社发出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我国对内对外新闻报道已面临外国新闻机构的严峻挑战，要求我国新闻机构对新闻报道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必要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仅要求对国内的报道更好地发挥新闻工具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用，而且要求对国外的报道力争主动权同外国新闻机构争雄。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要讲求新闻时效，“我新闻机构对国内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理应在西方记者报道前向国内外公布真相（事先要经过必要的请示），争取主动”。

1988年6月，中宣部《关于当前舆论宣传中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198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宣部《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都对《意见》进行了补充规定，“原来的‘模糊政策’变成了‘清晰政策’，原来的‘开放’态度变成‘审慎’态度，‘事先事后的审查’制度显而易见”。

一、电视评论进退维谷——《观察思考》与肖晓琳

1988年10月，已经两起两落的《观察思考》第三次开播，节目名称改为《观察思考》，名称的改变折射了栏目改变的决心，主持人由原先的不固定改为固定，由肖晓琳担任。

肖晓琳1977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后成为湖南长沙第一批电台播音员。1985年长沙电视台成立，又成为第一批电视播音员。1987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8年调入中央电视台，先后主持过《观察思考》、《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半边天》、《社会经纬》栏目，后来担任《今日说法》主持人、制片人。

肖晓琳曾主持《观察思考》栏目第171期《让我们伸出双手》并担任策划和撰稿。节目中人们看到，在西北贫困地区，在所谓金秋收获的季节里，并没有等待收获的庄稼，也没有那种成熟的芳香，更没有人们收获时的喜悦，到处干瘪枯黄，一片荒凉。当城里的孩子们熟练地玩着电子游戏机或者因为营养过剩而要参加减肥夏令营的时候，这里的孩子却因为父辈无力负担一年几十元的学杂费而不得不辍学。肖晓琳对贫困失学的孩子及家长进行了采访，对团中央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此而实施的“希望工程”作了报道和评论。

肖晓琳对自己所担任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这一职业有过思考，她说：“在我国，一般说来，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新闻类电视节目主持人，主要对屏幕形象负责。虽然有些电视理论界人士总是以美国新闻节目主持人克朗凯特等作为楷模和坐标，只说他们是真正的节目主持人，对政局有着如何如何大的影响，地位又如何如何重要等等。但是，各国的国情不同，‘真正的’节目主持人的定义也应有所差异。我觉得我们所要做的主要是在屏幕上确立一个令人可亲可信的形象。”“圈里的人都能体谅到，要让《观察思考》这类节目受到各层次观众的喜欢是不易的。我们全组15个人，平均年龄32岁，平均学历大学本科，可谓年富力强。干起活来绝对都是‘勇往直前’，在批评报道中受阻甚至挨打受骂，均属本组‘正常情况’。尽管如此，《观察思考》栏目也没有大红大紫起来，它太有赖于大环境了。”

在采、编、播、主持能力得到认可，一些节目获奖以后，肖晓琳坚持认为：“是的，我是幸运的。但我深知获奖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一个出色的编导或是什么‘真正的’节目主持人了。我仍然主要对屏幕负责。”

从肖晓琳对当时我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认识来看，字里行间透着一份冷静、一份为难、一份倔强、一份责任。

新闻评论是加强新闻舆论作用和力量的重要环节。电视新闻要建立起自己的舆论威信，必须要有旗帜鲜明、见解精辟、形象生动的电视评论。《观察思考》节目播出后曾受到赞扬和好评，其重要原因在于它抓住了观众关注的社会问题，抓住典型的题材加以分析评介。它运用电视形象化传播的特点，让观众看到真实的新闻事件，记者又以这一真实环境为背景，面对观众如谈心般讲述他对这一事物的观点，引导观众去深入思考。

但在当时，评论仍然是整个电视新闻节目的薄弱环节，还只是在《观察思考》专栏和一些专题报道中出现，不仅数量少，评论面也窄，评论题材还多是各种典型经验。此外，作为新闻评论，同样要求时效性。观众也很希望电视新闻节目在向他们报道国内外大事时，对这个事件予以分析评介，以便进一步了解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它对当今世界、对国家的影响，这就需要新闻节目作有深度的报道。

然而，在“政治问题能否讨论”的争议尚未真正解决之前，在公众关心的许多热点题目尚在禁止讨论之列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观察思考》只能随声附和，局限于为政策作注解。不久之后，随着种种限制日益强化，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批评性报道的热潮低落下去，评论工作进退维谷。《观察思考》三起三落，渐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然而，《观察思考》是后来许多新闻评论性节目，包括《焦点时刻》、《焦点访谈》的先驱。

二、电视新闻杂志初探——《新闻透视》与李培红等

1987年7月5日晚8时15分，上海电视台推出了全国第一个社会多视角的杂志型电视新闻专栏节目——《新闻透视》。李培红作为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率先出台亮相。这个栏目，从形式上突破了长期以来新闻节目的播报模式，从内容上按照新闻性、知识性和服务性的要求，及时捕捉、剖析观众关注的重大新闻、热点新闻与社会问题，直接反映观众的意见和呼声，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社会窗口。主持人李培红走出演播室，直接参与选题策划、现场采访拍摄和节目制作工作。

《新闻透视》开设了6个小板块，每周一期，每期30分钟。节目把摄像机更多地对准普通百姓的生活，拓展报道内容，而且在形式上强调记者的调查和参与。记者在直升机上向观众讲述造福上海人民的黄浦江上游引水一期工程胜利竣工背后的故事；记者领着观众去寻访党的四大会址，回顾党的成长历史；记者现场采访抢购住房有奖储蓄券的市民，引出住房制度改革的话题；节目还透视了交通管理不善、化妆品质量低劣、公物被盗等现象背后的问题。

尽管在早期的节目中还留着明显的时代痕迹，比如一些“文革”词汇、高八度音调等等，可是节目整体风格质朴而扎实，主题贴近而鲜明，内容饱和、形式纯粹，更贴近新闻的本质，努力在人们司空见惯的非重大非奇特的新闻当中，去探究追踪背后的深刻原因。这种质朴与贴近让人感到新鲜而亲切。《新闻透视》为我国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发展进一步开拓了前景，此后从中央台到各地方台类似节目相继推出。

三、栏目化舆论监督试行——《新闻半小时》与程鹤麟等

1988年1月1日，福建电视台《新闻半小时》开播。《新闻半小时》是我国电视屏幕上继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以后又一个成功的板块式结构的杂志型新闻节目。与《新闻透视》有固定板块、固定栏目不同，《新闻半小时》根据报道内容而开设不固定的栏目。

《新闻半小时》受欢迎，首先是因为形式新颖。中国的电视新闻节目向来由播音员主播，而《新闻半小时》一改惯例，启用责任编辑兼任节目主持人，使节目更贴近观众。《新闻半小时》编辑组由7名年轻的编辑、记者组成，开办时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集采、摄、编、播于一身，大胆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

主持人之一程鹤麟是北京广播学院1977级电视系的毕业生，在学校里，程鹤麟看到了一些国外的电视节目和资料，包括克朗凯特、丹·拉瑟等集采、编、播于一身的新闻主持人的节目。到福建电视台工作后，程鹤麟跃跃欲试，他想，为什么我们电视记者只能在屏幕后活动，不能在电视屏幕上亲自向观众作报道、作评论、当新闻主持人？他决心要冲破“禁区”。1985年，他走上了屏幕，主持《福建新闻特别节目》，上了三次图像以后，就被当时的台长以记者不宜上屏幕为由而请下来了。程鹤麟在1985年全国电视新闻理论研讨会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走上屏幕又被拉下屏幕的经过，表示等现任领导退下岗位后，还要上屏幕。1988年初，《新闻半小时》开播，他终于如愿作为节目主持人走上了屏幕。

《新闻半小时》在观众中引起巨大反响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内容上有特色。该栏目以尖锐地揭露问题、鞭挞社会不正之风见长，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而深受福建人民的欢迎。《新闻半小时》的推出在电视新闻界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它为当时囿于传统、缺乏个性的电视新闻屏幕吹来了清新的气息：一个固定的新闻专栏节目中，集中地、公开地直指其事、其人、其名，揭露批评腐败现象、不正之风。《新闻半小时》的每一个揭发报道，都有记者在现场的采访调查，有记者针砭时弊的评说。揭露，不作官样文章，不隔靴搔痒；评论，直言不讳，旗帜鲜明，不含糊其辞。1988年全年共播出334条批评性稿件，占总播出量45%。具体内容上，敢于抓大问题、敏感问题。《焦点新闻》、《举报台》等栏目，把镜头对准群众瞩目的事情，诸如某地干部合伙非法买卖土地，某外贸仓库进口物资长期积压无人过问，某县拖欠民办教师工资，某副县长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某粮油公司倒卖化肥指标，某地官僚主义使一般民事纠纷上升为杀人惨案等等。对于这些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报道中指名道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震撼力强，影响面大。1988年12月4日上午，《新闻半小时》编辑组在福州“五一”广场举办“观众接待日”，数百名电视观众闻讯前往，有人专门向单位请事假来对《新闻半小时》的编辑们表示慰问。有些个体户表示愿意从经济上支持《新闻半小时》。还有人提供新的报道线索，有人拿出海外亲友写来的赞扬信当场诵读。

除了群众的拥护，上级领导也很支持这个节目。据程鹤麟回忆，《新闻半小时》之所以有今天的特色，关键是主管的台长副台长要干、敢干。《新闻半小时》播出以来，遇到不少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面对这些压力，时任福建电视台台长俞月亭说“硬着头皮，坚持下去”，这八个字，说透了舆论监督之难。领导敢为记者承担责任，记者才能放手去干。此外，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力主新闻舆论大胆揭露丑恶、鞭策落后，欢迎新闻舆论的批评监督。时任福州市委书记袁启彤是《新闻半小时》的忠实观众，他每次都是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电话给被批评的市属部门，要求及时解决问题，给《新闻半小时》以答复。福建电视台台长俞月亭说：舆论监督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理论上如此，实践过程中还有一个人们观念更新的问题。过去，新闻舆论几乎被看作是党的文件，被点名批评就意味着是党组织的正式决定。其实舆论监督也允许反批评，谁都可以在电视上“露脸”，谁错了谁就承认，不能无端对舆论监督施加压力。

1988年，《新闻半小时》在福建省电视观众投票评选中获得“收视率最高”、“社会效果最佳”、“质量最好”、“优秀栏目”四项评比的第一名，并荣获1988年度十佳专栏节目称号。因此成果，程鹤龄荣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他现任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

四、追求现场报道的真实感——《记者新观察》与高丽萍

电视新闻现场报道在国际上创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则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电视新闻现场报道的崛起与发展，打破了电视新闻初创时期的现场画面加画外音解说的电影纪录片式的格局，开创了电视新闻独特的传播方式，体现了电视传播现场感强、面对面传播的优势。

我国的电视新闻现场报道大致分两种：一种是“不完全性现场报道”，即在现场完成采访后，将其中一部分由播音员解说，或由记者事后补充必要的背景或评述。从表现形式看，有的完全采用同期声，全部是现场的口头报道；有的则仅仅使用在新闻的开头、结尾或中间的某一部分；有的则综合使用了现场报道与录像报道的多种手法。

另一种是“完全性现场报道”，即除后期必要剪辑外，其全过程基本在现场完成，这至少包括三方面构成要素：第一，新闻事件刚发生或正在进行、发展之中；第二，记者进入画面，目击采访，口述报道；第三，具有完整而连贯的同期声，即真实而完整地再现新闻人物的讲话和新闻现场的音响（同期声讲话与同期声音响）。其意义和作用体现在：电视新闻现场报道方式，能充分发挥记者的主动性、积极性，选择与新闻主题相吻合、与新闻人物身份相适合的环境、背景，进行现场提问、口头报道，回答观众所关心的问题，报道出新闻中最有价值的信息。

高丽萍曾是山西电视台一名播音员，她在完成播音室朗读稿件工作之余，经常主动走进记者工作更广阔的天地。在“走出演播室”的意识推动下，她得以品尝到现场采访的记者所能遇到的尴尬和意外惊喜，并积累现场采访所需要的机智和灵活的经验，这和当时电视研究者大声疾呼“记者到现场去”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全国评选获奖的电视节目《昔日走西口，今日致富路》、《我国结束蒸汽机车历史》以及《辞烧土旧业，开煤气新篇》中，她以朴素、平易、亲切的采访风格，赢得好评。

人们发现一个特点，凡是由高丽萍采制的新闻，几乎都是现场采访。虽然当时的电视工作者已逐渐认识到电视传播自身的特点，开始注意发挥电视声画一体的传播优势，认识到“我在场”产生的“新闻场”在赋予新闻真实感中所起的作用，现场采访已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了新闻节目中。但是，为现场采访而现场采访的节目不计其数。然而从高丽萍采制的节目，人们却能强烈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现场气息。在《记者新观察》的一期节目中，她把自己置于日常生活场景，和“卖粮大户”交谈，对抢购面粉者进行述评，敏锐地抓住粮食抢购风这个问题，揭示其缘由及危害，并指出了解决的途径和应吸取的教训，对促进问题解决和社会稳定有一定的引导作用。高丽萍现场采访时得体的提问、恰当的议论、敏捷的思维和较从容自如的风度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吸引了许许多多的观众。

“比较起来，我不喜欢待在演播室主持节目，倒更愿去现场采访我感兴趣的东西。新闻节目主持人，重要的是在新闻事件发生时能把观众带到现场，让观众对事情有了解、有理解、有沟通，这样的新闻才有信誉度。不然的话，新闻成为画面加解说的‘两张皮’，可信度就差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在高丽萍制作的电视新闻中，98%有被采访者出现，而且采用现场同期声。在山西电视台工作期间，她主持每周15分钟的新闻性述评节目《记者新观察》，大量采用现场报道的手法，对诸如教育、消费者权益、环境污染、廉政建设等问题进行分析评述，提出解决办法，批评不良风气。节目开播两年后，1988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电视节目主持人“如意杯”大奖赛，高丽萍成为“十佳”中唯一的新闻性节目主持人。

1991年，高丽萍被调入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和程前一起主持中央电视台第一个对台节目《天涯共此时》，参与创办《中国新闻》节目。随后不久，她又走出演播厅，重新回到采访现场，在第四套新闻节目中干起了记者工作。1993年高丽萍获全国首届“金话筒”金奖。香港回归前后，她担任中央电视台驻香港首席记者和法人代表。1998年获第三届范长江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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