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节目商业性凸显 主持人推动信息沟通
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1987年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向全国性“经济频道”的转换了。第二套节目的“转轨”是“开放”和“搞活”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电视界一些企业事业单位提出了开办商业电视的请求。1984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对于一些单位提出办商业电视台的要求，鉴于目前条件尚不允许，可以把资金集中起来，由广播电视部统一使用，投资单位可以租用中央电视台一定的时间专门播放商业性节目。”198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指示：“要办一个经济电视台，着重播经济新闻、经济信息、商业行情和广告。”1986年，副总理李鹏在一份报告中批示：“今年年底中央电视台开办一套经济信息节目，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1987年2月1日，第二套节目（“经济信息频道”）由面向北京改为面向全国播出，以经济节目为特色。1987年6月，上海电视台实行倡导竞争的一台二台分台体制，从组织结构到人员安排，从节目采编到审查播出，都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商营格局。1987年上半年，上海电视台20频道广告收入20万元；改为二台后，五个月收入177万元。此后，广东、浙江、天津等地电视台迅速跟进，商业性收入成为电视台收入中日渐突出的部分，电视台的体制以及经营策略亦有变化。
早在1979年，中央电视台便改全额预算为差额补助，开始播放广告，接受赞助。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财务体制又从差额补助改为预算大包干，由国家按播出总时数核定事业费定额，在完成承包定额的前提下，超收部分按比例提成。1987年，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在事业经费中商业性收入与国家拨款的比例大约是二比一。经济上如此强烈地依赖广告，中国电视节目的商业化自然难以避免。如果有严密的法制和严格的管理，商业性的问题也许并非洪水猛兽；然而名义上的公有制和实际上的商业化极易导致屈从于商业利益，服务于商业行为，将国有公共广播资源变为个人和小团体牟利工具的“化公为私”和“滥用权力”。部分的公用性、部分的商业性、部分的党性同时并存的状况导致中国电视社会角色的混淆，造成了公私不分的混乱。显然，中国电视的体制和管理有待进一步改革。1990年11月26日，广播电影电视部作出了《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若干规定》，再次指出“广播电视是政府的喉舌”，同时对广告、赞助、创收等活动进行了规范。许多触目惊心的问题是后来才揭露出来、曝光于社会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电视新闻改革的深化，广播电视宣传普遍加强了经济报道。节目主持人闯入经济报道领域，发挥了明显的优势。广播系统相继成立了经济台，并普遍采用节目主持人形式，以此加强经济报道。尤其是1986年我国第一家经济台——珠江经济台的诞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开播一年，广播的听众激增，特别是经济界对广播的兴趣激增，有500多个厂家与珠江台建立了业务往来，经济效益良好。
一些电视台的经济宣传也大胆采用主持人形式，力图改变报道面狭窄、报道内容专业性太强、报道形式单一呆板等问题。
广东电视台开办的《市场漫步》栏目中，主持人在报道一些动态经济新闻时，经常深入现场，手拿话筒在现场讲，现场解说、议论，现场访问群众，并与现场画面有机配合，使人感到如同身临其境。对一些比较复杂的经济改革问题的报道，主持人采用新闻透视、新闻分析的方法，一方面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意义，交代背景；另一方面揭示矛盾，提出问题，分析利弊得失，正确引导，促进理解，从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此外，广东电视台还开办了《广州今日蔬菜价格》、《金融窗口》等栏目，通过主持人传递经济信息，进行现场采访、解说等，融信息、服务、知识、批评为一体。
上海电视二台除了每天20分钟的《信息总汇》栏目，还开办了反映经济宏观决策和社会热点、难点的《经济纵横》栏目，开办了为市民，特别是家庭主妇服务的《小菜场》栏目，开办了为中外经营者提供服务的《商情、交通、气象》和《商品技术信息》节目，以及提供衣食住行知识的《生活之友》专栏。以《小菜场》节目为例，主持人郭桦天天和观众见面，不仅及时告诉大家每天的副食品价格，还深入郊区采访菜农，把产供销的情况摆出来，起到沟通情况、增加理解、引导消费的作用，许多家庭主妇对这个节目很感兴趣，甚而笑言：“我们看不到郭桦，还不知道明天怎么买菜呢！”
实践证明，在电视经济报道中设立节目主持人，由主持人直接播报信息，编串节目，不仅可以搞活经济报道，而且可以增强信息的透明度、真实性和观众的参与感。
二、“鞠萍姐姐”与“燕子姐姐”
《七巧板》原名《春芽》，1981年6月4日开办，它是为学龄前儿童设置的栏目，对幼儿进行体、智、德、美的教育。这个栏目开办时并没有设专职节目主持人，虽然办了四五年，但影响不大。
1985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时该栏目改名为《七巧板》，由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鞠萍担任该节目主持人。鞠萍在孩子们中间，和孩子们一起弹琴、唱歌、学跳舞、做手工，她说话的语气、神态、动作都显得真挚、动人而又活泼、有趣，也像一个孩子，充满童心，很快她就赢得小朋友们的喜爱。
“样子甜，孩子们就喜欢，性格活泼，总是兴高采烈的，就有亲切感，不居高临下教训他们，而是用商量的口气。”“《七巧板》这个名称，取变幻莫测、无穷无尽的意思。我们就是要用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通过看、听、想、做，来激发儿童的观察、思考、兴趣和独创能力。”一位广播编辑在谈到幼儿广播时说：办幼儿广播，要遵循幼儿的生理、心理发展特点，根据幼儿愉快的、积极的兴趣爱好，也就是幼儿情趣，来吸引他们的注意，使他们在愉快的情绪下受到教育，在积极的状态下发展潜能。《七巧板》和鞠萍的成功，离不开对幼儿心理的良好把握，同时也离不开电视媒体视听结合、动态直观的传播优势。改版五年后，《七巧板》由小小的“春芽”变成了中央电视台的名牌节目，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鞠萍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最佳节目主持人，她所主持的节目成为亿万小朋友心目中共同的童年记忆。
上海电视台儿童节目主持人陈燕华曾是木偶剧团的一名配音演员。“生活中天真烂漫的孩子，就是我最好的老师。”那时，木偶剧团经常到学校去演出，每每在演出的间隙时间，她总爱走到孩子们中间，跟他们拉呱，观察他们的生活、举止、神态，留心他们的语言特征、说话的口吻和节奏。她把从生活中吸收来的东西，重新加工提炼，通过富有艺术魅力的童声，给一个个小木偶赋予鲜活的生命。
上海电视台从1984年6月起，做到了“少儿节目天天有”，《娃娃乐》、《燕子信箱》、《欢乐一刻》等节目由陈燕华主持，她是以一个大姐姐的身份出现在孩子们面前的，逐渐树立了孩子们喜欢的平等、亲切、真诚的主持风格，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燕子姐姐”。
三、《望长城》与焦建成
1991年11月18日，大型纪录片《望长城》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该片总长度为624分钟，分4集12部，每周播出一集，每集由三部组成，分三次播出，一次时间50多分钟。片子播出后收到大量观众来信并引起电视界的特别关注。
《望长城》从最初的筹备到最后完成历时三年，采用主持人串联的形式，长镜头始终跟随着主持人，考察长城修建、变迁，全面介绍长城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对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影响，与当今自然生态及人口迁徙变化的关系等等。全片不仅考察了长城本身，更多地还表现了长城遗址沿线人民的生活状态。该片的纪实风格，对后来的电视纪录片影响巨大。
《望长城》中，主持人既是亲历者又是叙述者，他们在叙述与介入事件之间转换，“使观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去由表及里地探询信息主体背后的意旨，看到他的思想感情、情绪和意图”。通过主持人自身的参与介入，可以挖掘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同时很多地方都饱含着主持人自己的真情，如焦建成帮王向荣的妻子提水，王向荣的母亲与焦建成依依惜别，焦建成在伊犁点燃热气球时偶遇自己父母时动容等，使得《望长城》既是在记录长城内外人民的故事，也是在记录主持人自己的故事和情感。《望长城》不仅反映被拍者，还关怀拍摄者。
《望长城》第一、二集的主持人焦建成是一位话剧演员，有着比较深厚的草原、部队基层生活积累。他在总结第一次主持纪录片的体会时说：第一，最重要的是主持纪录片必须要真实，不能表演。第二，要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入乡随俗。采访不能居高临下，要平视采访对象。第三，主持人的外貌、仪表、语态要同现场环境协调，不能反差太强。第四，主持人要自我监督，保护好自身形象，不能让观众失望。
焦建成说，这些体会是从失败的教训中吸取的。开始时一想到摄像机对着自己，就将心理情绪反映到体态上。眼前的平坦大道不走，偏偏去踩高低不平的地势或者穿行于树丛之中，结果非常不自然。后来逐渐意识到主持人是真实的人，不能表演，投入真情实感才能得到观众的信任。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在有些片段上还或多或少地留有表演痕迹。
一些专家认为，长城形象是粗犷的，主持人的个性形象要与之吻合，《望长城》主持人之一焦建成的个性形象同长城比较吻合，采访自然流畅，在语言运用上同老百姓比较接近。主持人黄宗英的选择则是一个失误，他不能亲临险要地势主持节目，削弱了片子的气势。主持人李培红在片子中仅仅是个陪衬。《望长城》这样的题材不宜选择女主持人，没有阳刚之美 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
《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向全国传送会议纪要》，载《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8），第21页。
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
赵群：《“七巧板”与鞠萍》，载《当代电视》1988年第9期。
露莎：《“燕子姐姐”，你在想什么？——写在陈燕华荣获最佳电视播音员的时候》，载《新闻记者》1985年第4期。
石长顺：《电视栏目解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吕晴：《〈望长城〉的人文性叙事手法》，载《电影文学》2009年第15期。
赵淑萍：《〈望长城〉的成功与遗憾》，载《现代传播》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