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早间新闻杂志栏目《东方时空》开播，率先施行了一系列体制改革，被广泛认为是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的发端。这一时期，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历史潮流下，我国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事业在观念、形态、制度、功能、作用、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实现了质的突破，得以崛起。
一、《东方时空》的体制改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表现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这一体制上的二元性，即一方面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进行新闻报道和宣传；另一方面自己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引入激励和竞争机制，改革用人和分配制度。
《东方时空》的一系列体制改革包括：首先，广告收益与栏目互动制度，即完全以栏目广告收益开办节目，而不是由国家和电视台划拨。其次，实行栏目承包制度，后来发展为更符合电视管理特点和规律的制片人制度，并迅速普及到国内几乎所有的电视媒体。第三，实行第二用工制度，面向社会招聘人才。
《东方时空》对中国电视的影响是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的。《东方时空》催生了《焦点访谈》，派生出了《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甚至包括后来的《面对面》，导致全国“南方之子北方之子人丁兴旺，小焦点小调查遍地开花”的现象。随着《东方时空》的走红，中国观众逐渐改变了早上不打开电视机的习惯。
《东方时空》还有一个突破性的贡献：创新并贯彻了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制度，培养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东方时空》在每天播出的四个小栏目中，除《焦点时刻》外，每个子栏目各有自己的主持人，而《焦点时刻》则以记者报道的形式在现场完成节目的导入。在进一步的探索中，《东方时空》放弃分主持人制，转而尝试总主持人制，由一名总主持人串联四个子栏目，并适时发表评论，总主持人由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方宏进轮流担任。总主持人制使得《东方时空》整体风格统一、标识清晰，进一步树立了《东方时空》的品牌形象。与此同时，敬一丹的知性关切、白岩松的敏锐思考、水均益的国际视野、方宏进的经济学背景在《东方时空》得以发挥并强化，逐渐形成了他们各自特有的主持人定位及主持风格。四位总主持人中，敬一丹来自学界及中央电视台，白岩松来自《中国广播报》，水均益来自新华社，方宏进来自学界，主持人来源的多元化得益于《东方时空》当时的第二用工制度。此外，“从名记者中培养名主持人”的思路，在《东方时空》的实践中被证明是科学、有效的，随后被广泛地应用于其他电视新闻栏目。
二、《焦点访谈》引领舆论监督热潮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开播。《焦点访谈》的班底来自中央电视台原有的《观察思考》栏目，而《观察思考》的前身是创办于1980年的《观察与思考》。十多年来，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节目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几起几伏，长期步履维艰，直到《焦点访谈》时期才算摸熟了让“两老”（代表政府的老干部和老百姓）满意的“舆论导向”方法。同时，政府和整个社会对批评的承受能力也日益增强。
“舆论监督”是中国老百姓对《焦点访谈》的定位，也是被中国政府领导人认可的特征。1998年10月7日，自称《焦点访谈》“热情观众”的朱镕基总理向《焦点访谈》记者、编辑郑重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他还说，我也接受你们的监督。尽管新华社在文字通稿中删去了这一句最为重要的话，中央电视台却在新闻节目中以同期声的方式播出了。1998年成为《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年”。
三、《新闻调查》中记者型主持人涌现
1996年5月17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深度报道栏目《新闻调查》开播，被视为继《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之后央视新闻改革的第三步。《焦点访谈》、《新闻调查》采用了《东方时空》的运作机制，进一步迈开了主持人记者化的步伐，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记者型主持人，比如章伟秋、柏杨、翟树杰、王利芬、长江、侯丰、王志、董倩、柴静、杨春、孙宝印、李小萌、张泉灵、张羽等。
记者型主持人，本身并不是规范的职业称谓，而是一种特征性的强调。他们主要服务于新闻评论类栏目或社会纪实性栏目，工作方式、主持方式具有鲜明的记者采访特色，这些主持人一般有记者的工作背景或经历。对记者型主持人，除了要求他们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外，还特别强调其必须拥有较好的新闻综合素质，能够从事节目策划、拟定选题、采访、编辑、播音、主持等各项工作。记者型主持人要注重对事件的调查、分析、研究和评价，把真相和事理挖掘出来，在碰撞和思索中与受众价值取向产生共鸣，融传媒意图、受众视角、个性特色为一体。因此，新闻素质好、有采访编辑经验、语言表达能力强、成熟可信等，成为记者型主持人必备的业务素质。
四、预知性重大直播对主持人和记者的历练
在中央电视台1997年香港回归直播中，入港部队车过管理线的特写镜头和随行记者白岩松的现场报道成为精彩段落。但由于对相关程序的估计和应变不足，对演播室主持人功能的认识、准备不足，加上对政治性重大直播的经验不足及自我限定，在驻港部队于落马洲口岸办理入关手续的过程中，演播室主持人出现“沉默”现象，在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一行于添马舰举行告别仪式的过程中，演播室主持人和前方记者出现“失语”现象。
这种遗憾在后来得到弥补。中央电视台1999年澳门回归直播中，除了串场和解说，演播室主持人被赋予了灵活性、机动性和调节功能。在策划组的协助下，演播室主持人白岩松、敬一丹、方宏进事先掌握了大量的背景资料，摆脱了提词器，发挥良好的新闻敏感和即兴表达能力，与首次设立的演播室嘉宾一起，集合认识和准备更为充分的前方记者，共同完成了一次内容丰富、衔接流畅、镇定自如的重大政治性事件的直播。在直播状态下，主持人成了“安全阀”，或者说是一种最重要的备播手段，可以随时对特殊情况作应急处理，节目临时调整也更为灵活。
经过一系列重大直播的历练，中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事业逐步走向成熟。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直播几乎都是预知性的，筹备比较充分，可控性比较强，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这一时期，总部位于香港的凤凰卫视引人瞩目。1996年之后，凤凰卫视在新闻的快捷性、评论性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特别是对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直播，使其影响力和权威性不断提升。2000年，实质为新闻频道的凤凰资讯台开播；2002年，凤凰资讯台获准在大陆有限落地。凤凰卫视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比如吴小莉、陈鲁豫等，推出了一批优秀的新闻评论员如阮次山、曹景行等。
五、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
（一）敬一丹
敬一丹1983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师从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齐越教授。当时节目主持事业刚刚起步，相关研究几近空白，敬一丹的硕士论文即为《论节目主持人》。留校任教期间，曾发表《从哪里培养节目主持人——谈新闻广播电视教育的改革》（《现代传播》1986年第2期）和《主持人节目研讨会综述》（《现代传播》1986年第4期）两篇文章，是上世纪80年代关于主持人实践总结和培养教育的重要文章。1988年敬一丹调入中央电视台，在《经济半小时》节目中先后担任编辑、记者、主持人，1993年开办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栏目《一丹话题》。1994年4月，敬一丹加入《焦点访谈》，任记者、主持人，后来担任《东方时空》四名总主持人之一。
1.《一丹话题》的得与失
《一丹话题》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栏目，是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中的一个子栏目。栏目开办于1993年5月至1994年5月，每周8分钟，共播出55期。节目是访谈形式，以演播为主，也时常有“走出去”的形式。话题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关注的是社会转型期人的心态、意识、命运。从性质上看，《一丹话题》既是主持人栏目，又是经济评论栏目。
第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栏目，具有强烈的开创意味。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引发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潮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广播电视改革也在加速。同时，鼓励个性形成一种强大的声音，千人一面、众口一词成为过去，反映到电视节目上，出现了形式各异、花样翻新的栏目，电视人在电视节目形式上所作的探索，所达到的丰富程度是空前的，主持人节目成为专栏节目的主流。电视观众认可的是具有个性魅力的节目主持人。荧屏内外，相互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关系。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栏目出现了。“《一丹话题》从创意到开办，都是领导搭台，这是《一丹话题》出台的决定性因素。《一丹话题》固然对我很重要，但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我个人，它表现出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和用人之道，表现出电视台积极开明的姿态，表现出电视台在塑造整体形象上已经做出的探索。”《一丹话题》使中央电视台多了一个节目样式，使主持人多了一个面对世界的表达方式。用“一丹”命名也许是偶然的，但开办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栏目却是必然的，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大环境、电视台节目创新、节目主持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观众需求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丹话题》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主持人的个性。敬一丹在主持《经济半小时》中逐渐显露出思辨色彩、忧患意识，语言和形象质朴、简洁、含蓄，淡中有味，这些特色在《一丹话题》里展示得更加充分。应该说，《一丹话题》是主持人个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走过初始阶段的主持人，敬一丹不再刻意研究某个词句、某个姿态，而更注重自己的整体状态。在《一丹话题》里，主持人往往处于一种特有的状态中，主动、活跃、由衷、敏感，按自己的方式去想，按自己的方式去说，没有感觉的题目可以不作，没有感觉的话可以不说，似乎具有一种把“真我”和“职业的我”结合在一起的较好的状态。
在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转化中，敬一丹逐渐把重心从“怎样说”转到了“说什么”上来，因而获得了记者的心态，以记者的心态去观察世界。很多选题源于长久的思索，偶然的触发。《一丹话题》选题带有一种问号倾向，如《我们认识头脑产业吗》、《边缘人向我们提出了什么》、《关于道德的问号》、《儒商几问》等等，这些选题往往不是事件性的，而是对某些现象分析、沉淀以后的思索。话题往往在两端之间，一端是市场经济，一端是人。选题上的倾向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主持人的思考趋向、价值取向、个性风格。
在主持《一丹话题》期间，敬一丹也主持其他节目，但观众似乎对《一丹话题》中的形象更为认同。在主持其他节目时，观众来信多是打听信息、咨询问题，而在《一丹话题》中，观众来信多是交流思想、交流感情。在谈到扶贫和教育话题时，数百封观众来信让人动容。栏目的个性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持人的个性风格决定的。“这个节目真正实现了我的所想——我的想法、我的观点、我的谈话方式、我引入的角度，包括我的毛病——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敬一丹。既是电视台节目又是敬一丹节目，大我小我之间要把握一个结合点。现在回头看，‘一丹话题’是很粗糙，但它最像我，是我至今做过的最喜欢的节目。”
《一丹话题》在电视经济节目通俗化上作了较多的努力和尝试。经济题材的电视节目因为太专业，一直很难吸引大量观众。尤其是进入1993年以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怎样把这些经济政策切实有效地宣传好，需要电视经济报道节目努力尝试深入浅出地介绍经济题材的各类事件、人物、政策。然而，这项工作的难度又很大，要求记者必须在懂经济的同时，还要学会如何表现它。
敬一丹在介绍她的选题经验时说，她的原则是一定要有感而发。敬一丹曾带女儿去天安门，发现东面的历史博物馆由于经费紧张，不得不开办商品展销会，西面的人民大会堂门口停放着一排新的出租车，甚至毛主席纪念堂那样庄严的地方周围纪念品出售也透出一片商味儿，联想到当时的大环境她有很多感触，这些想法后来生发开来，成为《一丹话题》的第一期《生活中还需要什么味》。
类似题材产生和节目创作是《一丹话题》的典型样式，从此可以看出，《一丹话题》的选材第一关就经过了加工，经济问题本身枯燥不易懂，但经过个人思考的化合作用即透彻的理解，再由主持人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就容易听明白了。观众接触到的经济话题成了敬一丹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真实感想，看上去听上去都不难懂。很多时候，观众听到的一句平平常常的话语，却包含着主持人艰辛复杂的脑力劳动。这有点像写科普读物，它需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可能比写专业论文还要多。
《一丹话题》把经济题材平易化的另一个办法是从具体的人、个人感受、个人感情着手。在《教育随想》中，敬一丹提到了一封读者来信，一位女教师在困境中给敬一丹写了一封信，除了谈到市场经济给教育带来的问题之外，还写了自己的忧虑和困难。在节目结尾，敬一丹深情地对这位没留名字的教师说：“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观众在收看这样一次节目时，感受到的是人性的共通，是浓厚的人情味，经济题材与具体的人的具体感受和感情结合在一块，就变得容易理解。《一丹话题》中谈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扶贫、儒商现象、彷徨心理、边缘人、市场经济与道德等，都体现出这个特点。在当时，类似的经济报道手法还不多见。
主持人节目当中主持人究竟应该参与多少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敬一丹从栏目创办开始，为使《一丹话题》成为真正的主持人栏目，虽然有一个技术班子合作，但节目主要环节包括选题、采访、编辑、主持、配音等全都自己干。一周一期的《一丹话题》几乎用去了敬一丹全部的精力，一期节目刚刚播出，马上面临下一期节目的制作，基本上没有节目储备，这既是保持话题新鲜的需要，也是人力有限的结果。有人向敬一丹建议组建一个创作班子，敬一丹考虑到栏目命名和栏目风格等因素，还是坚持自己干了下来。在我国的电视理论界，普遍认为主持人节目应该做到采、编、播合一，然而是不是主持人参与得越多，或者主持人全包下来，就越有利于提高节目质量呢？《一丹话题》的探索提供了可以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敬一丹回忆：“从开办《一丹话题》，我几乎没有从容过。每周8分钟，持续55周，从选题、采访、编辑、制作，运行得十分紧张。再加上其他日常工作，我经常处于超负荷状态。我想让自己从容一点，节目上精致一点，但始终感到两难。
可不可以增加助手，把我从编辑机前解放出来，我难以做到，一是因为我已习惯了采编播合一的方式，二是因为我自己也在慢慢‘找感觉’，难以把自己尚感模糊的感觉传达给助手。所以就一直从头到尾干下来。我想让《一丹话题》尽可能地体现出我的色彩，用句俗话说，好赖是自己的孩子。能不能调整节目播出频次，两周播出一期不就宽松了吗？我没有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观众的收视习惯，每周播出容易有固定的观众群。
这样的工作方式虽然有利，但也有弊。表现在节目上，电视手段运用不够丰富，重内容，轻形式。有个别节目属于急就章，仓促，粗糙。表现在我个人的状态上，我常常很累，疲于应付，缺少必要的张弛调节，缺少必要的学习补充。常有入不敷出之感。这不是一个节目主持人的最佳状态。”
采、编、播合一是主持人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但是否每个环节、细节均由主持人亲历亲为却值得探讨。短时间内，凡事亲历亲为可以做到，但在长期运行中要保持日常节目的高品质、高水准却需要更大规模的人员团队，包括思路的转换，尤其是电视体制的支持。《一丹话题》作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栏目作了最初的尝试，为后来更为产业化的主持人节目提供了许多得失借鉴。
2.走入《焦点访谈》
1995年1月1日，敬一丹从《经济半小时》栏目去职，加盟《焦点访谈》，担任记者、主持人，后来担任《东方时空》四位总主持人之一，参与中央电视台关于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直播。
在随“心连心”艺术团去延安采访时，有一天彩排中正好遇到了大雨。一位老大爷在雨中苦苦等待，久久不肯离去，老人担心一旦离开就再也看不到演出了。正在现场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知道情况后，立即从后台走出来给老人送票。随行的记者们围上来，却谁也没有让老人明白这个给他送票的人究竟是谁，老人并不能确切了解“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这一职务的具体含义，这时候，随行采访的敬一丹插了一句话：“大爷，这位给您送票的人是我们这里最大的官了。”通俗的一句话，让老人恍然大悟，十分激动。这个细节在电视中播出以后，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还有一次，敬一丹去采访一个少年犯，看着这个“又是犯人又是孩子”的采访对象，如何发问呢？如果直来直去地问道：“犯什么罪进来的？”采访对象会紧张不安，记者也不忍，观众更不乐见。这时候，敬一丹以女性特有的细心发现孩子衣服上有一粒十分突出的红扣子，显然，这是后来才钉上去的。于是，采访的突破口就这样展开了：“你这粒扣子怎么掉了？在家是你妈缝扣子吧？你妈来看过你吗？”后来采访进行得很顺利，敬一丹也被笑称为“孩子他大姨似的”。
一次，她去一个无水村采访，面对朴实的农民，“请您谈谈没有水资源给你们村生活、生产带来哪些影响”这样的问话显然是不恰当的，当看到水坑边洗衣服的大娘和小媳妇时，她是这样问的：
敬一丹：要是不下雨，您在哪儿洗衣服？
村民：下边那村，离这儿5里地。
敬一丹：洗菜呢？
村民：我们不洗菜，我们没菜，就吃点儿土豆，腌点儿咸菜。
敬一丹：那洗澡呢？
村民：我们不洗澡，洗啥澡？拿啥洗澡？
敬一丹：年轻的姑娘结婚，在哪儿洗澡？
村民：那也没地方洗，一家几口人洗脸，都是孩子先洗，再是媳妇洗，最后是男人洗。洗完的水不能倒，还得喂猪。
关于采访，敬一丹的理解是：实现真正的对话，需要一种资格，一种被采访对象从心里接受的资格，并不是手持着配有台标的话筒，怀揣着印着钢印的记者证就有了这种资格。这种资格，来自对于采访对象的了解和理解，来自记者本人的见地，来自记者着意营造的交流气氛，来自记者对采访对象的把握。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舆论监督还是个新鲜事物，有太多的禁区，也正因为如此，《焦点访谈》一度被人形容为“刑不上司局”。“《焦点访谈》是在一寸一寸地开拓出舆论监督的空间，一点一点地突破了被认为是禁区的地方，虽然有时只能打‘苍蝇’，但心里要装着‘老虎’。”
随着舆论监督的深入人心，《焦点访谈》也步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作为《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敬一丹渐渐为老百姓所熟知。“做《焦点访谈》之前，我以为我做好了准备，但是去了之后，面对每天几十封甚至几百封的观众来信，突然觉得自己并没有做好准备。”敬一丹回忆。那时的观众来信，大部分来自最基层、最角落的地方，那些信所描述的事情是敬一丹过去闻所未闻的。“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敬一丹多次自问。“我那时感觉媒体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没有准备承受这些观众的托付，看到了太多的不平，甚至一度像崔永元那样抑郁了。而正是这些托付，使敬一丹重新思考，在《焦点访谈》持续工作了17年至今。
《焦点访谈》曾经是一个现象，彼时全国各地方电视台争相效仿《焦点访谈》，开办舆论监督栏目，一时间，舆论监督蔚然成风。敬一丹承认，现在的《焦点访谈》已经没有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那种锋芒。当年《焦点访谈》凭借其锋芒凝聚起来的观众也离它越来越远了。“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我们还有很多‘生词’，而《焦点访谈》17年来所做的各种努力，都在完成着一项工作，那就是让‘舆论监督’这个生词变为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熟词，这也是我们最感到满足的地方。”
敬一丹对新闻专业大学生的建议是：对教科书上的新闻价值还要在社会实践中重新认识，毕业后首先要认识的便是自己所处的媒体环境而不是其他。做新闻人最重要的是活着，新闻人的韧性比新闻人的激情更重要。做记者要有理想，但是不要太理想化。
在《东方时空》四位总主持人的风格上，敬一丹有清醒的认识：和我优秀的同事相比，他们的知识结构、前卫意识，我自己都很欠缺。我还觉得我是一个缺少刚性、锐气的人。我不能像水均益那样把英语说得那么好，不能像白岩松一样传达新知和很潮流的东西，不能像崔永元那么幽默，也不能像方宏进那么自如。我还有什么？我想，在《东方时空》的节目里边，难道全都需要刚性吗？我是唯一的女主持人。假如说《东方时空》的节目还需要一些柔性、人情味和温暖的东西的话，正好由我来做。现在，在选题倾向上，我有了一些很自然的选择，关于孩子、教育、小人物、下岗职工、贫困母亲等这样的话题很适合我，我可以使节目平和一点、温情一点，这样我们几个人形成了一种互补的格局。
（二）白岩松
1989年7月，白岩松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工作。1993年，创办中的《东方时空》率先实行一系列电视节目制作体制改革，白岩松经由“第二用工制度”参与创办《东方时空》并担任人物访谈节目《东方之子》主持人，后正式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1997年，参加中央电视台“香港回归祖国”报道，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入港的全程报道。1999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澳门回归祖国”报道。2000年，担任第27届悉尼奥运会直播节目的总主持人。2001年，荣获第十一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2003年5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担任《新闻会客厅》、《东方时空》、《新闻周刊》（2007年由原《中国周刊》改名而来）等节目主播。2005年7月，前往台湾采访录制中央电视台与台湾东森电视台合作的专题节目《岩松看台湾》。2007年3月，为温家宝总理访日之行做准备，前往日本拍摄专题片《岩松看日本》，在《东方时空》节目中播出。2010年11月12日，白岩松在央视新闻频道为广州亚运会开幕式进行解说，由于他以有别于传统的解说风格，改变了以往中国国家重大活动中的表达语态，并展现独特的新闻视角而获网友推崇，央视于11月15日对白岩松给予通报表扬。有舆论将白岩松对亚运会开闭幕式的解说称作“白话版解说词”。
1.评论
白岩松在担任《东方时空》子栏目《东方之子》人物访谈节目主持人期间，即因采访独特、见解有深度而为人所知。但他在《东方时空》1000期后增设的评述性小栏目《面对面》中的言论则更加引人关注。
尽管当初有人说《面对面》让主持人发表几分钟的言论，不是电视所长，担心抓不住观众，但是开播半年多后，这个小栏目产生了影响，尤其是白岩松的评论似乎更得到观众的青睐。客观上，一方面当时观众对新闻节目的需求，已经不止于了解信息，还希望获知有关的背景、细节、发展的趋势，以及主持人对事件的分析评说；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人们希望在电视传媒中寻找自身生存状态和生活意义的写照，听到主持人或其他人真诚的见解；此外，发表言论、引导舆论，本也应是电视传播的功能之一。
白岩松的视野包括丽江地震灾后、土地荒漠化与环保重任、“面对贫困”、“体验幸福”、“敬业精神”、“大学生家信”等等，选题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社会、生活、群众的了解，及对人和人性的反思。
白岩松曾经作过一个评述：《从两元钱官司谈法律意识的觉醒》，起因是中国人民银行焦作分行金融研究室干部孙红星，状告焦作市公交公司的售票员拒收他持有的用透明胶带粘贴的两元人民币这一官司。主持人白岩松评说道：
公交系统怕麻烦却因此闹出了一场官司，不过这过程里头倒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叫好的地方。第一个，我们要为孙红星叫好。因为两元钱他受了委屈，他没有在心里说声算了，而是在面对法律的时候不因事小而不为，勇敢地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很多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在片子中我们看到，孙红星的法律知识非常丰富，可以说他是打了一场有准备之战，这一点更值得我们为他叫好……第二呢，我们要为有法可依叫好。孙红星打这场官司依据的法律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法》，这项法律是在1995年3月18日颁布实施的。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倒退两年的话，可能就没有相关的法律作为依据，这场官司就打不起来了……第三，我们要为当地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叫好，并没有因为它是一个两元钱的小官司而拒绝审理，反而是公开审理，使更多的人上了一堂非常好的法律课。第四，要为在法庭上双方非常认真的律师们叫好。两元钱官司，双方的律师却非常认真地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开庭一共持续了5个多小时……1996年律师法已经获得了通过，律师制度的完善和律师不再被人误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意味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提高。第五，我们要为开庭的时候有那么多老百姓去关注这个两元钱的官司叫好。其实每一次关心就意味着上了一堂很好的法制课，每一次关心就意味着公民心中的法律意识的一次觉醒。第六呢，我们要为规定在法律面前低头叫好。在生活中以及在片子里，我们都听到人说，这是我们的规定。但是，任何违法的规定都应当在法律面前低头，任何小的、违反法律的这种规定消失得越快，越意味着法律的权威性在每一个人心中贯彻得越深。
当然了，这六好之外也有一些遗憾。其实面对银行拒收这个贴了胶带的钱币，当地的公交系统可以利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建设都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律本身的建设，一方面是全体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前一方面在我们国家似乎进步很快，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是否能从孙红星打这两元钱的官司悟出点什么来呢？
这段评述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一定高度、宽度和深度的结合。从一件“两元钱”的状告事件看出端倪，主持人没有沉于其中，而是马上把它和“法律意识的觉醒”联系起来，获得一定高度。接下来，白岩松列出六个“叫好”：“孙红星、有法可依、法院受理、群众旁听、律师、规定低头”，应该说这六个方面或者说六个角度具有相当的宽度。“叫好”以后，他指出仍然存在的“遗憾”：虽然法制本身的建设在我国似乎进步很快，但是全体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却还不足。“遗憾”是在六个“叫好”后的第一次深入。随后又提问：“我们每一个人是否能从孙红星打这两元钱的官司悟出点什么来呢？”这一问无疑是进一步深入、第二次深入。这段评述中，从两元钱官司谈法律意识的觉醒，具有高度；六个“叫好”鲜明地体现了主持人的态度，六个排比颇具气势，从六个角度的论述体现主持人认识的宽度；“叫好”后指出“遗憾”和“悟出点什么”，这是继续挖掘、层层深入。站在一定的高度上，结合宽度和深度，这段评论由此获得并提出新见解，充满力量，在酣畅淋漓的同时，对法律现状认识清醒，不盲目叫好，又发人深省。这段评论展示了主持人思维灵活、深刻，信息广泛，知识丰富，评论透辟，实事求是。
在一次《隐私热另说》的评论中，白岩松说：
星期天的《实话实说》针对“隐私”这一热点来了一次针锋相对的讨论，作为一个听者，相信很多人在电视机旁也都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也一样。作为1998年出版界的一大热点，无论你赞同还是反对，“隐私热”都不可改变地存在着，因此在热流之中保有一点儿思考似乎是应该的。概括起来说，隐私热的出现让我有了“一个进步、一些怀疑、一点儿反思和一个应该”这四点想法。
隐私热在今年出现其实是社会的一个进步。很多年前，邻里乡亲呼吸声相闻，挣得差不多，从父辈开始大家就熟悉，成长史也没得隐瞒，何来隐私之说。更何况出版界政治挂帅，谁来关心什么隐私。但现在不同了，生命道路在多元的社会中各不相同，出版业也百花齐放，隐私也成了中国人挂在嘴上的话语，不是进步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越来越知道每个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心路历程都与历史有关，个体正在我们身边被前所未有地尊重着。
但我还是有个怀疑。标榜“绝对”、“非常”的隐私就真的全都是真实的吗？始作俑者一本书过后，众多同类书籍快速跟上，这种“急就章”中间的水分和戏剧化因素就真的那么可信和真实吗？今年10月南方一所大学贴出征购隐私的广告，钱的面前、迎合市场的面前，所谓真实，大家不必太过当真。
面对隐私热该有一点儿反思。隐私热不是出版商造出来的，作为倾诉隐私的人和我们每一个看客、每一个买者和书商一起制造了这股隐私热，因此不高兴者不必把抱怨都送给出书的人。我们作为看客，心中哪些弱点是这股热的诱因呢？另外社会该反思。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心理抚慰系统呢？没有。心理医生稀少得可怜，人与人之间距离越来越远，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谁来做我心事的倾听者？
最后一个应该，众多普通人的隐私作为商品大赚其钱，但该在某些方面没有隐私的人却正享受着隐私被保护的快乐。比如说，权钱交易总是人不知鬼不觉，有些官员的非法收入反倒成了被隐藏起来的私财；交易不透明，有些人偷税漏税让税务部门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等等等等，什么时候让这些隐私都经常被公开呢？
这段评论“一个进步、一些怀疑、一点儿反思和一个应该”四点想法，体现了白岩松的评论冷静和思辨，分析透彻，见解独到，有比较宽阔的视野、知识结构，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和洞察力。
白岩松的评论常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比如《东方时空》曾经播出一个《长江与桑兰》的评述，白岩松说：
今年的七月至八月，长江沿岸的抗洪抢险和远在美国受伤的体操运动员桑兰同时得到了所有善良的人们的关注。
虽然桑兰的受伤涉及的只是一个人的生命和前途，而长江的水情却涉及千千万万的生命和国家发展的前途，但这远隔大洋同时发生的不幸却缕缕透出一种相同的品质和感人的因素。
首先是没有人抱怨，长江今年的洪水为历史中最大，1954年特大洪水只持续了20多天就让人触目惊心，而今年的洪水已持续了40多天，但面对持续的天降雨水，沿江的人们并不问天、恨天、怨天，而是用自己的脊梁接受了这个现实，并与国人一起在和历史中最大的水患进行斗争，咬紧牙关，无所畏惧地进行抗争，这只是最后胜利的来源。而远在美国受伤的17岁的桑兰在忽然降临的灾难中也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当美国医生不得不告诉桑兰“你再也站不起来了”，桑兰的父母已经抱头痛哭的时候，桑兰依然没有哭，几秒钟过后她坚定地说：“没关系，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真的很想把桑兰的坚强告诉给长江边所有抗洪抢险的人们，让他们知道远在美国有个17岁的女孩和你们一样坚强；我也同样很想把长江边上和江水抗争的故事讲给桑兰听，让这17岁的小姑娘知道，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坚强，而有中国人的地方，也一定会有奇迹发生的。
当桑兰发生不幸后，善良的人们也都伸出了援手。桑兰暂时站不起来了，但她却在受伤后一直生活在爱中。钱副总理去了，大使去了，美国前总统去了，当红的大明星去了，更重要的是，千千万万颗普通人的爱心也都去了。我想桑兰不会孤单的，因为那么多的人牵挂着她。而在大洋的这一边，长江两岸的受灾群众也在承受这种爱。水情虽在长江边，却仿佛其他地区的人们也都切身感受到了一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物的捐物，抗灾再不会只是长江边上人的事，而是所有中国人的事。这个时候我们也许更能理解“国民”这两个字的含义。所有人都盼望着，人群中的爱心能使长江抗洪最终胜利，还能让桑兰在人们的注视中站起来。
现在，桑兰还躺在床上，长江的抗洪抢险也正如火如荼，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中国人将来的记忆中，1998年7、8月份，是两个和坚强、爱、胜利有关的日子。
在这段评述当中，白岩松发散性地将“长江抗洪”和“桑兰抗伤”两个事件谈到一起，并聚焦两个事件都有着“相同的品质和感人的因素”，随后分别评述“相同的品质和感人的因素”的三个方面：“坚强”、“爱”、“胜利”，思路开阔、清晰，结构严谨、完整，并且具有感动人、鼓舞人的力量。
强烈的感情色彩同样体现在白岩松对中国足球的评论上。1997年国人盼望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进军法国世界杯赛的梦想破灭后，白岩松的有关评议个性突出，语言平易而新颖，热望之后失望的心情既个人化，又道出了人们的普遍心声：
11月12日在大连的金州体育场，在一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比赛中，中国足球队气势如虹，赢得了一场球迷已经不再期待的胜利。
在今年这个并不算冷的冬天，中国球迷的心却是冰天雪地，而在球迷的世界地图上，法兰西是最遥远的国家，连我们的宇航员都有可能登上月球的时候，中国的足球却依然滚不进世界杯的赛场。
中国足球挺难弄好的，你想啊……没钱的时候不行，有钱的时候也不行；业余的时候不行，职业化以后还不行；穿红衣服不行，穿白衣服也不行；苏永舜不行，戚务生也不行；中国教练不行，外国教练也不行……北京有5·19，大连就有9·13，连成都都是伤心地，中国足球的主场在哪里？442不行，532也不行，451更不行，中国的阵型什么能行？和东亚比赛赢不了，和西亚比赛也赢不了，中国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哪年能实现？1∶0领先的时候守不住，0∶1落后的时候追不回来；裁判向着我们不行，向着对方也不行；主场不行，客场也不行；你骂它不行，你表扬它更不行……杨晨不行，李明结婚了也不行了，会进球的孙济海不行，大羽也不行，张玉宁不行，云龙更不行；郝海东和李铁呢？人呢？李玮峰就算行，受伤——中国足球就进了一个怪圈，或者说，中国人就这样进了一个圈——跳进去了，想出来——不行！！！
中国足球是真的病了，这个病西医还治不了，只能靠中医，因为必须治本。
就是那期节目，白岩松在两分多钟内用了二十几个“不行”来评说中国足球，节奏紧凑、停顿适当、抑扬顿挫、一气呵成。整段连续听下来，酣畅淋漓、痛快解气。那期节目后，这段话立即广泛流传，一些人还专门抄录在本子上。这段评论在今天看来，似乎也并未过时。
白岩松的激情和锐气给人一种感染，新闻评论员的特征在他身上特别鲜明：敏感、独到、深刻、参与感、播讲欲，不传播毋宁死，坚决维护话语权。总的说来，白岩松的评论体现三个基本的逻辑顺序：一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的逻辑顺序：原因——过程——结果，背景——经过——前景；二是遵循人们认识事物的思维上的逻辑顺序：现象——本质，个别——一般，表层——深入；三是遵循人的感情变化的逻辑顺序：酝酿——积蓄——生成——爆发，波澜起伏间的自然过渡与转换。
白岩松的语言还非常注意修辞。在谈到人们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时，他说：“其实幸福就是像水一样的东西，就在我们身边流过，就像一杯好茶，亲人的一张笑脸，午后一抹温馨的阳光，半夜下班时为你点亮的那盏灯。”在一期《东方之子·长江人物系列访谈》中他这样开场道：“我们将在中国最炎热的季节走过长江，走过这条也许在世界经济生活中最炎热的一条河。”用“最炎热的季节”类比中国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火热时期，又自然联系到世界经济生活中，用长江借代中国，认为它也是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最惹人瞩目的国家，这里既有对中国激动人心的飞速发展的由衷赞美，又视野开阔，自豪地联想到中国将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全句用了多个修辞格，给人以诗意和美感。
2.现场报道与直播
现场报道是最能够真实地展现新闻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一种报道形式，同时它又是最能体现出镜记者自身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的一个环节。然而，有些电视新闻出镜记者在现场报道中，往往暴露出自身诸多的缺憾和不足。比如，发现不了现场的核心信息；不能准确地把握报道切入点；不明白自己在现场该说些什么、从哪儿说起、怎么说，以至于茫然应对、语无伦次，有时甚至是偏离主题；还有的记者在报道现场缺乏足够的自信心和稳扎稳打的控制能力，等等。
对主持人而言，录播相对容易，录播事先有脚本，可以一字一句斟酌，可以一遍一遍反复。而直播则不同，直播与事态同时发生、进行、结束，一遍就过，不可逆转。直播短则半小时，长则几个小时，如果这几个小时的稿子都要一字一句地写下来，是不现实的。并且，许多事情无法事先预知。因此，在直播状态下主持人现场报道能力、即兴表达能力非常重要。
1997年，中央电视台对香港回归这一重大新闻事件做了全程直播报道，白岩松作为前方记者之一，多次出现在直播现场，他的现场报道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7年6月30日上午，驻港部队离营誓师大会开始前一小时，天突然降大雨，离大会开幕还有20分钟，天气又突然放晴，白岩松在现场即兴组织了这样一个开场白：“一场大雨洗刷的是中国百年的耻辱，而风雨过后，是中国晴朗的天空。”这个即兴的开场白，很切合当时的气氛，也具有一定的内涵，切境得体。
6月30日晚8点多，当他来到深圳皇岗口岸作现场报道时，抓住“管理线”这个深港两地标志性的分界线作为切入点，他说道：“我左脚这边是香港，右脚这边是深圳，这条让香港和内地人民伤心的管理线，再过三个多小时就要消失了……”当8点20分内地驻港先头部队第一辆车驶过那条管理线时，白岩松及时抓住这一历史时刻的瞬间，即兴报道：“管理线并不长，车速也并不快，可是跨越管理线的一小步，却是中华民族跨出的一大步，为这一步，中华民族等了一百年。”简短的几句话却寓意深刻。在他的解读下，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这一百年的时空交错仿佛弹指一挥间，让人感慨万千。
7月1日，部队正式进入香港时，白岩松有10分钟的主持时间，这10分钟的内容，白岩松是准备好了的，但直播时白岩松的主持时间被延长到20分钟。面对这多出来的10分钟，他通过即兴现场报道继续从容主持。这多出来的10分钟即兴口语，高效率、合时宜、重时限，是主持人即兴口语传播中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对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很多媒体记者均采用了现场报道的方式，然而央视《新闻1+1》栏目记者白岩松，每出一个现场，每做一段现场即兴口述，都会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不同的新闻看点和他对该新闻事件观察与评述的全新视角。比如，他在央视播出的《北川：伤痛中前行》节目中，有一段现场出镜是站在“欢迎再到北川来！”的横标前完成的：
在平常的《新闻1+1》节目结束时从来没有用过一段语言来做收尾，但是当我们结束了对北川的采访即将离开北川县境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大牌子（他指着身后的横标），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在平常的日子里，它只是当地一个带着热情的客套话，欢迎再到北川来！但是今天看到它时，内心却充满了一种触动。老北川已经没有能力再去欢迎天下所有的客人，将来也只是会以地震纪念馆的方式迎来天下的游客。但是，我们又会充满着一个期待：一定会有一个新北川还会在县境处摆放出这样的一个牌子。别了！北川，但是，再见！北川。
看得出，这段出现场作为节目的结尾是临时加上的，但它却给节目增添了分量。白岩松敏锐地捕捉到在平常看来极其普通的一块横标这一核心信息，随即展开的现场即兴口语，附加了多层信息意义：栏目组结束北川采访返程中；即将离开北川县境的标志；震前的北川以它的热情迎接着南来北往的游客；震后的北川给人们留下的是巨大的伤痛和永久的地震遗址；老北川虽然已成为灾区人民永远的心痛，但新北川却将在人们的期待中重建；未来的北川一定会以它新的特有的容姿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段“言之有物”的现场报道，显然比只是单纯地将标牌作为出镜背景画面更有意义和看点。这段结束语，既增加了电视语境的美感，使新闻语言变得生动亲和，又赋予观众想象的空间，意味深长。
在绵阳九州体育馆灾民临时安置点，白岩松出现场时抓住了场馆外墙上贴满“寻人启事”这个最有说服力的“信息物”，引出现场报道话题，向观众讲述了地震不仅震毁了我们的房屋建筑，还让灾区无数个家庭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煎熬。在那个特殊时刻、特殊地点，这样的“寻人启事”所负载的信息意义非同一般，是汶川地震这场巨大灾难留下的巨大伤痛这一事实的真实写照吗？“借景（物）生情”、“借题发挥”，是白岩松现场报道中的突出特点。他善于发现现场的核心信息，但不就事论事，而以其为切入点，赋予表层信息或客观现象更深刻的新闻内涵，充分挖掘和利用背景性新闻事实对报道的支撑，让新闻真实、具体、可感，使现场报道由表及里，新闻内涵得以延伸和升华。
（三）水均益
1984年至1993年，水均益在新华通讯社国际新闻编辑部任编辑、记者，其中1989年至1991年，在新华社驻埃及中东总分社任驻外记者；作为新华社驻中东分社记者，他积极参与了海湾战争的报道，是国内主流媒体首批赴战地采访的记者之一。同时，他对阿以矛盾、巴以冲突进行了多角度、全面、深刻的报道，是国内、国际新闻报道中对中东问题有深刻研究、独特见解的记者之一。
1993年4月，水均益加盟中央电视台后，任《东方时空》、《焦点访谈》、《高端访问》、《环球视线》栏目记者、编导、主持人。在伊拉克危机、波黑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期间，多次赴战地采访报道。
除此之外，水均益被业界和广大电视观众所熟知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的专访节目，尤其是专访国际风云人物，到目前为止（2010年5月），水均益已经成功地做过200多次这样的重要专访，其中包括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加利，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希拉克，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克林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鲍威尔，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和施密特，意大利总理普罗迪，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韩国前任总统卢武铉、金大中及李明博，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新加坡资政李光耀，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和前总理马哈蒂尔，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前任主席阿拉法特和现任主席阿巴斯，巴西总统卢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南非前总统姆贝基，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国际奥委会现任主席罗格和前任主席萨马兰奇，以及比尔·盖茨，世界三大男高音中的帕瓦罗蒂和多明戈，音乐大师帕尔曼和波利尼，服装设计大师乔治·阿玛尼，新闻业大亨默多克，美国魔术家科波菲尔，高尔夫球运动员老虎·伍兹，金融“大鳄”索罗斯，电影导演吕克·贝松、李安、吴宇森等人。
在一期《和平使沙漠变绿洲》的节目中，内容是约旦、以色列两国签署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和平协定，水均益这样开场：
半个世纪以来，约以两国流血冲突不断，一公里长的约旦河谷到处留有血和泪的痕迹。在此昔日硝烟弥漫，如今仍布满地雷的河谷地带，今天再一次响起了隆隆的炮声。
（画面：庆祝仪式上礼炮轰鸣，宗教领袖祈祷和平，两位小朋友献花。）
这两位儿童的祖父全部在战争中阵亡，此情此景，令前来参加庆典的5000名各国嘉宾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而两位嘉宾，此时也是同样的心情激动，他们一位作为战地记者报道过战争，而另一位曾以士兵的身份同样经历了战争的烽火。
（简短的英语采访后，水均益分别询问两国大使：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中，“和平”一词该如何发音。接着，水均益面对镜头作了如下叙述。）
在两个民族的语言中，“和平”一词的发音极为相似，这表明他们对待和平的一致追求。沙漠民族的祖先都曾经留下这样的预言：战争使绿洲变沙漠，和平使沙漠变绿洲！
这个开场的巧妙之处在于：战争与和平，沙漠与绿洲，两相对比，反差很大，形象地表现了和平的意义。此外，另一个亮点在于，水均益询问两国大使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中“和平”一词该如何发音，这也是一处精心设计，水均益作为驻外记者曾到过这一地区，知道“和平”一词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发音极为相似，但他没有自己示范，而是经由两国大使展示给观众，通过“和平”一词的发音相似，隐喻两国对和平的期望同样相似。
水均益在长期的国际报道中表现出一种风格，既容易被中国观众理解和接受，又易于同世界沟通。比如，水均益在采访西方国家元首时，不时有一些稍微西化的手势和表情、语气、语态。这些表现都自然而得体，与节目内容和谐。
六、电视谈话的实验——《实话实说》与崔永元
电视谈话节目在西方电视界已有五十余年的历史，是各大电视媒体不可缺少的节目类型，深刻地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我国最早尝试这种形式的是上海东方台的《东方直播室》。20世纪90年代，各地方电视台也出现过一些谈话类节目，如黑龙江电视台的《北方直播室》，广东电视台的《岭南直播室》，广州台的《夜谈》，山东台的《午夜相伴》等。总的说来，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现状是：数量不少，水平参差，处境微妙。
1996年3月16日，中央电视台实验性谈话栏目《实话实说》开播，随即成为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谈话类节目，掀起了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新潮流。
《实话实说》节目总策划、社会学者杨东平回忆，谈话节目在中国能产生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实话实说》的基本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真实性，真实性是它的价值追求和美学基础，是谈话节目的生命。《实话实说》本身就很有魅力，因为它表现的是对真的追求。刚刚播出时，观众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好。可能是因为生活中套话、假话太多，真话只有在家里才听得到，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对人们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二是平民性。所谓“美在人间”，必须加深对民间趣味的理解和对民间语言的认可。一位穿着朴素的农妇上电视，就让她以本色出现，老百姓的语言比专家的更美更实。因此，可以坚持如下原则：一不是官方论坛，二不是专家论坛，三谈话过程主要由老百姓去完成。此外，娱乐性、新闻性、思想性等都要考虑到，但最重要的还是真实性与平民化。
《实说实说》总制片人时间说：办谈话节目的根本冲动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办法就是让人说话。社会的发展使谈话节目在中国成为可能，电视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同人的解放紧密相连，可以说，谈话类节目的出现是大势所趋。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一方面长期的封闭使人少有所思或思有偏颇；另一方面，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困惑，人们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因此，就需要加强交流、加深理解，鼓励人们说话和说实话。人的说话依赖于他生存环境的健康和开放，同样，健康和开放的生存环境更依赖于人的说话。人们最终会明白这一点。
（一）主持人的平民化形象与心态
《实话实说》一直在努力营造轻松和谐、民主平等、积极参与、畅所欲言的谈话氛围。从观众主动打电话提供话题，到观众毛遂自荐参加节目，再到现场观众和嘉宾“掏心窝子”的肺腑之言，这与节目的选题有关，更与崔永元“平民化”的主持人形象定位有关。
1.主持心态的“平民化”
崔永元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名牌栏目《午间半小时》的优秀记者，有很强的新闻素质和深厚的生活底子，思维敏捷、聪明过人。不过，在面对谈话现场的嘉宾和观众时，崔永元认为最重要的是真诚，是坦率，是善良，是诚恳，要让观众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人，是一个乐于与之对话的人。他希望观众把他看成“邻居大妈的儿子”。
例如在《捐款节余怎么办？》节目中，有一位观众发言时提了四点建议，崔永元很自然地指着观众手里的本子说：“请你把这个本子借我用一下，在结尾的时候我要重复你这几句话。”果然他在小结时引用了其中的观点，这一做法有效地拉近了与参与者的心理距离，同时他的真诚坦荡、谦虚灵活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时，他又以反躬自嘲的现身说法来建构轻松真诚的谈话语境，比如一次嘉宾中的下岗女工谈到自己曾在家具城打工却分不清家具的材质，崔永元插话说：“是挺不好分的，一次我爱人让我买家具，我在店里问好了，是全木的。拉回家我爱人一看，说‘你是全木的’。”立时全场哄堂大笑，参与者早已忘了是在电视台的演播室，摄像机正对着他们拍节目，全然进入了与主持人拉家常的氛围中。
崔永元对《实话实说》节目宗旨、特点和风格有深刻认识。《实话实说》是个有观众参与的言论节目，此类节目对主持人要求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其新颖的“群言式”评论的特色，决定了《实话实说》不是板起面孔做报告的讲坛，不是洗耳恭听的课堂，也不是单位里一本正经的学习讨论会，更不是唇枪舌剑的辩论场。因此，主持人不该是居高临下的报告人，不是耳提面命的教师爷，也不是掌握讨论会的领导者，更不是冷眼观战评论胜负的裁判长。节目的本意不是要把现成的结论灌输给受众，而是要激活参与者的思维，广开言路，以期碰撞出真理的火花，所以，最忌讳主持人摆出一副“先知先觉”的架势，以智者自居，盛气凌人，指手画脚。
2.谈话方式的“平民化”
准备主持《实话实说》时，对于主持人的形象崔永元作了许多设想，曾以为应表现出高深的学问，“一张嘴十句话起码有三句是警句、格言什么的”，但是他很快悟出，老百姓的话里有时蕴藏着很深的哲理，如果尽说名人名言，嘉宾和观众都不会示弱，哪还谈得上“实话实说”呢？在吸引众人参与的谈话节目里，主持人“玩深沉”就会成为“孤家寡人”，讨论成了“一言堂”也就没人看了。
于是他下决心“用老百姓的话说出并不简单的道理”。崔永元在节目中的一些插话乍听好像只是随声附和，但观众很快就能顺摸出话语深层的味道。比如《父女之间》节目中女儿谈到自己故意跟爸爸拧着劲，崔永元插话说：“哦，没事找事。”听者都会心一笑，女儿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现代人文景观》的讨论中，一位女士就人造景点的浪费和文物保护经费不足发表了较为激烈的意见，崔永元接茬说：“与其拿那么多钱搞人造景点，还不如给兵马俑修修腿脚呢！”闻者都忍俊不禁。同样的观点有这一庄一谐的表述，不必特别着力，就加深了人们的印象。这些寻常百姓的大实话，崔永元似信手拈来，听着亲切平易，却又意味深长。
3.行为方式的“平民化”
崔永元相貌平平，不同于人们司空见惯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主持人形象，这种“另类”不仅让观众觉着新鲜，感到好奇，更让人们生出“自己人”效应的几分亲切，减少了许多“距离感、隔膜感”。
崔永元的着装，介于正装与休闲之间，既不整齐得让人无可挑剔，又非随随便便不修边幅，更不是“领导世界新潮流”，恰恰把握在“有意无意”之间，得体为要。着装是一种文化品位，表明人的审美取向，同时暗含着对场合环境的判断与适应，是主持人不出声的语言，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崔永元的着装符合《实话实说》既让人感到随意、平常，又让人觉得精神、兴奋的谈话氛围。
崔永元节目中的走位、手势、体态、眼神、表情，谦和而不失自信，礼貌而不失真情，充分表现出主持人对每一位参与者的尊重。请现场观众讲话时，崔永元总是走到离这个人最近的地方，自己侧过身把镜头让给说话人。他不会因上下台阶麻烦，冷落坐在高处或角落的观众，遇到上年纪的观众他会伸手扶一把。一次有个小女孩发言忘了“要站起来”的要求，崔永元会提醒她：“你站起来说，屏幕上你会显得高一些。”这种和蔼、鼓励的方式帮小女孩增强了说话的勇气。他请人发言从不用手直接指过去，而是以手心向上的“请”的姿态。发言者会得到他眼神的鼓励，哪怕讲得不恰当，他也会报以善意的哪怕有点“狡猾”的微笑，而不是讪笑或流露鄙夷不屑之色。崔永元善解人意，从心里尊重、体恤观众。在录制《走近体育明星》的现场，主持人的结束语已经说完，人们正准备起身离开，这时，坐在高处的一个小男孩突然说：“我想问小双叔叔一个问题！”崔永元循声望去，快步走上台阶抱起孩子说：“咱们到小双叔叔跟前去问。”在李小双的座椅前，崔永元蹲下身来鼓励孩子，那男孩问：“小双叔叔，你的伤好了吗？”这节目之外的一幕，不是刻意的雕饰，来得突然，做得自然。崔永元节目内外一致的对观众的真诚和尊重，使在场的人对他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的了解。还有崔永元主持《父女之间》节目时那掩饰不住的哽咽和拭泪动作，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深信他是真情流露，因而也更加接纳和喜欢这位“平民化”的主持人。
（二）驾驭话题、组织讨论的能力
崔永元在组织讨论、驾驭话题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1.做谈话的轴心，不做观点的轴心
谈话节目主持人的水平绝不是要把“闪光点”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恰恰在于自己不做观点的轴心，而是成为谈话的轴心，把最精彩的话留给客人说。梁实秋在其散文《谈话的艺术》中说：“谈话不是演说，更不是训话，所以一个人不可霸占所有的时间，不可以长篇大论地絮叨不休，旁若无人。”崔永元在节目中能够清醒地把握着话题的方向，心中有明确的逻辑指向，同时又能灵活地驾驭着讨论的进程，不露痕迹地组织参与者围绕谈话的轴心转起来。他为了让说话人谈出心里话，常用很具体的不断推进的小问题发问，比如《同在蓝天下》，他问：“上大学的第一天是什么样的情况？”又问：“大学生活开始了以后，和你的想象有什么差异？”再问：“后来你们就联合起来，并且把这种合作称为‘联合舰队’？”……随着两位残疾女大学生的回答，人们迅速了解了她们不同于健全人的种种感受以及她们自强不息的内心世界。
2.沟通参与者，构成讨论语境
崔永元组织讨论善于观察，注意力分配得当，不仅注意话题内容的关联，还顾及参与者之间的关联和沟通，能把现场嘉宾积极性调动起来各抒己见，同时也拓宽了话题讨论的思路。如《不文明的背后》的讨论中有一个片段，从中可以看出崔永元是如何组织各方谈话的：
女观众：社会文明并没有失范，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素质可能不如文化低的农民……
崔永元：今天来了几位农民工朋友，听听他们的意见（走过去）……
嘉宾杨：我在想，今天我们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物质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我们有条件来谈了……
崔永元：您是说现在进步了，人们把文明放在心上了。刚才您说的时候，两位老先生在交谈，听听他们说些什么。（边说边走到老人旁边，伸过话筒。）
老年观众：哪一方面抓不到也不行……
崔永元：嗯，文明建设是个系统工程。
嘉宾李：现在大家也注重教育，但重点在数理化上，从小文明习惯差……
崔永元：李先生说应有文明行为规范。讲大道理不如有人具体示范，听一些共同的例子，也许其中有解决的办法。（转向观众征询发言人）
3.语言简练明白，善于为现众着想
话题节目的驾驭还有一个难题，即参与者非常广泛，他们的认识水平不在一个层面上。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有关情况的了解程度不同，占有信息的多少不同，理解能力也有差别。节目是办给大众看的，因此，主持人无论提问、启发引导，还是强调观点，语言表述都要求通俗、简洁，具有条理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同层面的参与者和观众迅速而有效地实现沟通，使讨论顺畅地进行。为使话题讨论有序，环节清晰，观点突出，主持人必须善于“换个说法”。崔永元在讨论中常以插话、接应等方式把参与者的观点提炼出来。对于偏于感性的叙述性发言给予“提纯”，采取“概括地说”、“归纳起来说”的方式，强调其观点；对于偏于理性的结论式发言，则采用重复的方式；对于比较抽象的就加以“稀释”，采用“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说”的方式使其变得通俗易懂。
4.灵活巧妙地把握，不动声色地控场
崔永元引领话题深入时，一般不采用直白地罗列小题目的做法，而是巧妙地衔接转换、承上启下。为了讨论的深入，也为了激活讨论的气氛，空气太“温”时，崔永元就把有不同观点的人捉起“对子”，点起“火”来，但是又注意把握平等、轻松、和谐的气氛；争论激烈时，则找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为他们“熄火”。有时参与者一时兴起谈得跑了题，崔永元则不动声色，不让人难堪地把话题拉回来，纳入轨道，避免散乱失控。在《老房子，新房子》的讨论中，一位德国女士非常认真地用尚能让人听懂的汉语表述自己的感受，语速快但比较啰唆，崔永元刚要“截流”，她立刻固执地说：“不，这很重要”，可是接下来还是重复刚才的观点，此时崔永元换了方式，侧转身面向嘉宾冯骥才说：“冯先生，您看到了，德国人说起老房子比咱们中国人还激动呢！”观众边笑边鼓掌，那位女士也就坐下了。
（三）幽默机敏的风格
崔永元的幽默机敏，是人们公认的个性风格，也是吸引人们参与讨论、关注《实话实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幽默，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缓冲剂、黏合剂，它像一座桥梁，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使陌生的心灵变得亲近，以最敏捷的方式沟通感情，融洽气氛，以轻松的形式化解矛盾和尴尬。同时幽默还表现了一种诙谐，一种才华，一种智慧，使人们能置身于轻松有趣又能领悟哲理的环境当中。老舍认为，幽默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是一种领悟和灵性，能敏锐发现生活中的趣事，既能看到可笑的一面，又能看到可爱的一面。在《实话实说》节目里，崔永元的幽默主要表现在：
1.消除紧张，活跃气氛
在每次节目实录之前，崔永元在交代话题和注意事项时便以“幽默”来“热场”，几条干巴巴的技术性规定竟让刚进入演播室还有点摸不着门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一种温暖轻松的氛围出现了，观众参加讨论的兴味也调动了起来。接下来介绍嘉宾，崔永元常适时开个玩笑，让大家分享快乐。如《老房子，新房子》里作家冯骥才说起年轻时做篮球运动员受伤的往事，崔永元插话说：“大家知道拼搏精神，是从中国女排开始的，实际上从冯先生就开始了！”（笑声）在讨论中为防止对某些细节过于“较真”，他以无伤大雅的“俏皮话”来冲淡或转移。讨论《夫妻是否需要一米线》，一个女嘉宾谈了发现丈夫的女学生常在她不在家时登门拜访以及她处理此事的办法，崔永元似很认真地问：“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想得不周到，把一次很好的学术交流给搅黄了？”（笑声、掌声）
2.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倾向
在《鸟与我们》中，嘉宾谭宗尧提出“谁有能力谁养”，崔永元问：“我们怎样来考察他有没有能力？”谭说：“考试呀！……”他的话音刚落，崔永元一本正经地宣布：“待会儿讨论结束，大家不要马上走，我要对大家进行考试，由谭先生出试卷，考考你们谁有养鸟能力，谁没有养鸟能力。”（笑声）这里先是设下圈套，诱使对方顺着自己的思路说走了嘴，然后故意用夸大谬误的方法，以充分表达言外之意，构成浓郁的幽默气氛。
3.用幽默来缓解矛盾，冲淡尴尬
在《父女之间》中，父亲谈到看不惯女儿的毛边牛仔裤，很生气，崔永元转而问母亲：“做母亲的觉得那条裤子美不美？”母亲说：“不美。”崔永元又问：“父亲打女儿的行为美不美？”母亲说：“更不美。”为了不激化矛盾，崔永元开了个玩笑：“还不如裤子呢！”（笑声）在《谁来保护消费者》的讨论中，王海在说明观点时引用了一句马克思的话，观众报以掌声，谁料嘉宾萧灼基教授随即指出王海引言出处的错误，刚才鼓掌的观众未免有些尴尬，此时，崔永元巧妙地接上一句：“感谢萧教授适时地为我们开设了第二课堂！”场内响起一片掌声和笑声，几乎凝住的空气顿时和缓下来。
4.以幽默方式礼貌地“打断”、“截流”
为了让参与者有较多的发言机会，也为了把握话题的方向、层次，对于嘉宾和观众较长的发言需要及时打断，但方法很重要，不能让人下不来台，不能扫了别人谈话的兴致，还得让对方理解主持人的意图。崔永元在发言人把观点基本说清时及时“截流”，如在《广告知多少》中，介绍嘉宾李盾时，问他广告多了还是少了？李盾一口气罗列了广告无处不在的许多现象，崔永元抓个时机友好地打断他说：“李先生的诉苦大会如果我要不及时打断，今天大家就要在这里久坐了。”（笑声）李先生立刻明白了主持人的意图，以简短的话语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广告给我们带来的苦处太多了，恐怕再加上多长时间，也没办法说完。”（掌声）
5.用机智的联想和语言的移植改造激发幽默
在《同在蓝天下》中，一观众问两位残疾女大学生结婚后两个人关系会怎样？她们回答后崔永元十分理解又很机智地补充说：“只不过多俩水手罢了。”（笑声、掌声）在《鸟与我们》中，观众热烈表示要“爱护鸟类，爱护自然，爱护人类的朋友”，崔永元机敏而又不无风趣地借用现场有人说过的话强调：“把朋友关在笼里不算爱。”这些富有灵性的话语虽然简短，却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有时他重复、改造观众的话，显示出敏锐巧妙的概括能力，如《远亲不如近邻》中，观众摆出住楼房和住平房各自的利弊，崔永元小结说：“看来住平房没暖气，可住楼房有时候会生气！”（笑声）
幽默不是耍贫嘴的同义词，不是尖刻、嘲弄，不是讥讽、挖苦。在运用幽默时把握分寸是很要紧的。把握幽默的“度”，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与人为善的态度，不损人，不拿别人弱点、缺陷开玩笑，不拿别人的真诚开玩笑；二是把握受话者对幽默的理解力和承受力，使用幽默必须看对象；三是幽默的内容应与谈话内容紧密关联，不可为笑而笑，不可“抖机灵”，不能把幽默变为廉价的油滑。崔永元对于幽默的把握也是有个过程的，有一次节目里他问一个小女孩见过什么鸟？女孩很紧张，一直低着头，用手捻衣角，一言不发，崔永元解嘲说：“她连见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这样说，倒是不会冷场，但却因为其中含有“没见过世面”的贬义，可能会伤害小女孩及其家长的心。这也正是崔永元初上节目时曾给人油滑、尖刻印象的重要原因。但是，崔永元很快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在节目中调整自己，以“善意”为第一要务，注意开玩笑的对象，并观察开玩笑后的反应，若引起对方不快，他一定想方设法挽回别人的面子。
（四）不足
崔永元主持《实话实说》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赞扬，但也有不足。比如，已经有的好做法在各个节目的动态变化中不一定总是适用。在节目中，主持人的心态，对嘉宾、对观众的态度，对话题的理解和驾驭，对幽默分寸的把握，什么时候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尤其是面对难以简单分是非、论对错的不同观点，甚或嘉宾对主持人不满，出现“顶牛”情绪时，主持人应迅速调整心态，保持大度平和，不应纠缠于具体细节的是非判断，不要指向个人，不去追究责任，而是引导大家共同挖掘探究问题的实质及产生根源，使双方拉开距离，这样才能不失理智，不乱方寸，不失风度，不伤感情。比如在《为师之道》节目的讨论中，嘉宾和观众面对不同观点“较了真”，双方均有些失态，崔永元也很激动，不够理智和冷静，结果讨论气氛让人感到不舒服，道理也没有说透。
另外，客观地说，《实话实说》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谈话节目。一方面，节目是后期合成的，没有直播；另一方面，节目还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架构。从内容上说，具体话题还有待实验和开拓。另外，《实话实说》是为了建立一个道德论坛还是着力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是鼓励人们追求某种终极目标还是强调为各种价值合理性追求提供制度保障？这些都不明确。但《实话实说》的意义正在于它本身。正如杨东平所说：“当我们都能成熟自信、开放自如地在电视上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时，标志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素质将达到更高的水平。”
（五）主持人的风格特点成为电视栏目难以置换的个性标签
《实话实说》迅速赢得观众的青睐，但兴高采烈的编导忽视了选题的“导向”，《实话实说》开办刚刚两个月便遭停播整顿，“走了一段弯路”。与国外不同，中国的《实话实说》不仅是一种娱乐，它在为人们提供交流沟通的快乐时，还必须倡导美好向上的道德情操。事实证明，实话并不容易实说。人的说话，取决于、依赖于生存环境的健康与开放。此后，《实话实说》按轨而驰。2000年12月1日，《实话实说》进入晚间次黄金时段。主持人“小崔”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在万众瞩目之下，屏幕上的“小崔”表面上轻松幽默，举重若轻，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实话难以实说的情况下，精神压力甚大。绞尽脑汁的崔永元终于患上了难以治愈的失眠症，2002年开始不得不暂时离开节目，这引起了媒体的众多关注和猜测。在崔永元离开后，《实话实说》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而当崔永元在《小崔说事》中复出后，节目也没有了《实话实说》的辉煌。但漫谈节目已经开发出多种类似的形式、内容和题材，高层访谈式、辩论对垒式、真情互动式……在日常的平淡中，成为传播生态百花园中斑驳的颜色。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东方时空》创办人孙玉胜曾说，崔永元离开后，《实话实说》的后继主持人虽然也一度让人接受，但显然，《实话实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实话实说》了，主持人的风格特点成为电视栏目难以置换的个性标签。
敬一丹用“最好的节目主持人”来形容崔永元：“他简直是为电视而生的材料，他属于天才，他的智慧、他的幽默、他的举重若轻的能力，在当今电视人里很是稀有，在中央电视台的各种节目里，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实话实说》。也许应了那句话，自己越没有的，越喜欢。”
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先驱之一陈虻推崇的主持人，是拥有“坐标系”的：我觉得崔永元永远不用着急，因为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他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识别的方法，有自己表达的特性，所以决定了他叫崔永元。有的主持人，他们更多的是行为的个性，就是外在的、形态的个性，这样的个性我觉得是短暂的。主持人要有风格，但风格绝对不是从语态上形成的。不是说你这话“吊着腰子”说，好话不好好说，嬉皮笑脸地说，就成为了栏目的风格了。一个栏目的特点，不仅仅是语言上的特点。更本质的东西，是看待事物一贯的态度、立场和方法。
七、《元元说话》的京味针砭
《元元说话》是北京电视台《北京您早》的子栏目，1998年3月5日正式开播，是一个早间播出的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新闻评论类节目。1999年，《元元说话》被评为北京市新闻名栏目第一名，入围评选中国新闻名栏目。为了与同类型的其他节目区别开来，《元元说话》定位于“以一个女记者为依托，以一个女记者的眼睛去看世界，用一个女记者的嘴去评是非曲直”。
（一）监督基层工作作风
《元元说话》的一类选题集中于基层工作作风。
家住缸瓦市的荣先生，家里的后墙被一棵野生的泡桐树给顶塌了。荣先生住在三面墙的破家里，风吹日晒了一个多月也没有人给他解决问题，有关部门反而说，找电视台啊，反正他们都给做节目了。面对这样的官僚做派，元元在节目中说：
但凡这个问题好解决一点，我们都不待在这儿和您多说什么了，不如戴上手套，拿上工具，早早把树砍了，也算是帮荣先生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毕竟他待在只有三面墙的家里正在苦熬岁月。问题是我们都没有这个技术。荣先生说：如果房漏了要自己铺瓦，地沟堵了要自己疏通，树长高了也要自己砍的话，那么管理部门干什么？我们说：他们也没闲着，他们得开会、研究呀！
在《嘴硬手软》节目中，针对北京市卫生防疫部门制定了对送餐公司的管理办法却执行不力的问题，主持人的评述有棱有角，铿锵有力：
有句话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再难也不能不做。有些职能部门往往谈起来铿锵有力，做起来软弱稀松，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嘴硬手软。一则通告响当当地颁布，那就是市民心里沉甸甸的分量，但愿他们能够明白做和说一样重要：说了就做，不做别说。
在《上游、下游》节目中，针对北京亮马河在治污中出现的“上游在拼命污染，下游在拼命治理”的不合理现象，主持人在结束语中引用了一个古希腊神话，既说透了理，又增加了节目的文化含量：
这使我想起了西方的一个神话故事：众神为了惩罚一个叫西西佛斯的人，命令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然后巨石滚下山脚，他必须再推上去，如此反复永无止境。众神认为，这种永恒的劳役，是最严酷的惩罚。难道西西佛斯的命运，就是我们亮马河的命运？
在《元元说话》的一期“3·15”节目中，播出了一个关于染色黄花鱼的新闻事件，主持人在结尾的评论中说：
记得早些年黄花鱼是六毛九一斤，现在街面上买的每斤五六块钱，还都是染了色的假货。说起来染色这个事，问题可就多了：有往辣椒面里掺红石粉，让辣椒面更红的；有用硫黄熏馒头，让馒头特白的；如今还有往黄鱼身上染色让它变成黄花鱼的。因为人们在买东西的时候特别注意外观，所以不法商贩就想法去伪装，有人把这叫“给你颜色看”。我看，我们也该给他们点颜色看了。
在《队长他妈》节目的结束语中，主持人说：
这位老太太，今年80多了，耳不聋，眼不花，身体特硬朗，我想，如果她不是队长他妈，她可能就是一个特慈祥的老奶奶，能教街坊的小媳妇做针线，能给孩子们讲故事……可当队长他妈，怎么就这样了？要依仗家里人的势力把便宜占尽，真有些一朝权在手的感觉。今天说的是队长他妈，其实生活中不像话的干部又何止一个“队长”？不像话的家属又何止“他妈”，还有他闺女、他儿子、他七大姑、他八大姨……
“机关炮”一样的语言，将一个村队长母亲利用儿子势力占大伙儿便宜的事批得痛快淋漓，且意味深长。节目播出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但记者在后续采访中发现队长一家人的态度仍然令人失望，队长他妈尤其干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队长对元元在节目里说老太太“不够慈祥”，意见很大。面对这样的反馈，节目没有回避矛盾，随后继续评论：
在上集片中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位老太太要不是队长他妈，可能是一位特慈祥的老奶奶，如今做了队长他妈怎么就盛气凌人了。队长本人对我这句话很有意见，他说，我妈怎么不慈祥了？如果我的话对老太太多有冒犯，还真要请老太太原谅。
接着，话锋一转，她说：
但我觉得，自己的儿子越是干部，越是严于律己，不让别人戳脊梁骨，这才是对儿子最好的支持。自古就有岳母刺字的故事，岳飞的母亲在岳飞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告诉他先保国家再保小家，保了国家才有小家，堪称所有母亲学习的典范。
最后，元元又以征询的口吻说：
您看话我可以换个说法，可理儿还是这个理儿。
短短几句话，小小的例子，饱含了一个“大道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关注民众文明素养
《元元说话》的另一类选题集中于文明素养。
在《如何节水》节目中，从一个不关水龙头的小小实验开始，引出司空见惯浪费水的种种镜头；继而以字幕显示北京严重缺水及与伊朗等缺水国家相关数字的比较，揭示出北京一方面浪费严重、一方面又严重缺水的突出矛盾；随后记者走出北京城，来到郊县的一个缺水村庄进行采访以再次证明节水的重要；最后主持人的结束语则引申到人和自身器官的关系问题。节目紧紧围绕着“节约意识”做文章，发人深省。
在《元元说话》节目中，记者曾采访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居民小区里，一位大妈养了一条很可爱的宠物狗，大妈和狗的感情非常好。但由于这只狗有时会吵闹，打扰了周围的一些居民，由此就引起一些人的反感，结果狗不知被谁毒死了。大妈非常难过，觉得在那个小区住不下去，就伤心地搬走了。主持人元元在结尾处评述道：
养狗扰民可以有正规的渠道反映，有专门的部门解决，居民们可以到这些有关部门去投诉，但是，有些人不喜欢投诉，却喜欢投毒。
在《背起爸爸上学》节目中，一开始主持人元元陈述了许多人看完电影《背起爸爸上学》后的共同感受，即“城里的独生子女这么娇惯，这回该让他们好好受受教育了”。观众看到这里，也许会想这期节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教育那些孩子们。可是元元随后便提起了一位家长的话，就是现在的孩子也恨不得背着爸爸上学，不过为的是爸爸们可以给他们干活。由此，元元联想到孩子们实际上背着的是爸爸们沉重的希望和巨大的竞争压力，确实太不易了，从而把“板子”落到家长们身上，提醒家长们也应从中受到教育。
更多的选题则是舆论监督与关注民众素养兼而有之，如《购物券挡不住》、《用水不花钱》、《难过马路》、《量化文明》等等。这些选题看似不起眼，却正和京城百姓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栏目的平民视点使这一非黄金时间的节目走进寻常百姓家，走进人们的心里。
（三）语言尖锐、犀利、幽默
主持人元元以北京人特有的幽默、辛辣和貌似玩笑的口吻来点评严肃的话题，语言风格尖锐、犀利，不留余地。
曾有人说：“北京电视台《元元说话》节目中的那个女主持人，说话都不能叫尖锐，而应该叫尖刻了。”一位资深的老记者不无忧虑地说：“小毛丫头，真是不知死活。”类似评论让元元心里挺不好受，但以自己的个性和特有的风格在节目中替老百姓说话、办事，仍然成为她之后坚持的原则。“说实话，做好人，这是我做人的最大财富。这财富是观众给的。他们回报给我的坦诚，让我面对邪恶的时候能腰不弯嘴不软，也让我除了丑陋外能发现更多的真、善、美，再把这些美的东西传达给更多的人。这才是说话的意义：当真理与某些私利相冲突的时候，实话会让人性显现，正义的一面才会像熟透的苹果滚进我们的篮子。这便是我的工作。”“有些时候心和嘴是人体内最遥远的两极。我们时时处处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礼仪之邦，人人使用礼貌用语，但谁也不表达真实的内心。我们禁不住讲些实话，是因为不想看到身边的生活一天天变得不可爱。”当然，个性化评论的分寸把握仍是一个要时刻注意的问题，主持人应保持清醒头脑，注意自己的身份，不居高临下，不指手画脚，不图一时痛快，既要做好百姓代言人，又要符合政策要求。
八、《杨澜视线》、《杨澜工作室》、杨澜转型
1994年，中国首批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之一杨澜辞别《正大综艺》，赴美留学。事实上，急流勇退的她并未就此退去，在中国电视节目主持初创阶段掀起波澜的杨澜，仍然是中国电视节目主持崛起阶段、深化阶段的中坚力量，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电视体制改革的试水者、弄潮儿。
（一）《杨澜视线》的拓展
留学期间，杨澜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切身体会到了美国传媒先进的理念和运作方式。
杨澜利用业余时间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杨澜视线》，这是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专题节目，杨澜头一回以自己的眼光看待并介绍世界。杨澜同时担当策划、制片、撰稿和主持，在中国内地的记者中，她第一个进入美国凤凰屋戒毒所深入采访，第一个亲身采访资深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总共40集的《杨澜视线》发行到国内52个省市电视台，虽然不免粗糙，但是杨澜借此实现了从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向复合型传媒人的过渡。
（二）《杨澜工作室》的历练
1997年初，杨澜加入凤凰卫视，凤凰卫视为杨澜配备了一个编导、一个统筹，加上兼职策划的曹景行，还有杨澜本人，总共“三个半人”，创办了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1998年1月《杨澜工作室》正式开播，“三人半”团队硬生生地将节目做了起来，当年即成为凤凰卫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广告收入相当于全台广告收入的1/10。“两年时间，100期节目，‘三人半’的团队”，可谓《杨澜工作室》的制作简史。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使栏目不再是只属于电视台的品牌资源，杨澜与《杨澜工作室》之间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关系：第一，其他栏目可以换主持人，《杨澜工作室》不可以，否则，就不成其为《杨澜工作室》了。第二，杨澜在凤凰卫视不只是主持人，还是《杨澜工作室》的制片人，组里柴米油盐、收支调配都必须亲历亲为、精打细算，以保障节目质量和正常运转。第三，《杨澜工作室》在两年时间里一共采访了120多位名人，其中包括澳门特首何厚铧、金融巨头乔治·索罗斯、著名学者季羡林、著名华语作家李敖和查良镛、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等等。这些都是时代顶尖人物，与之同行，杨澜受益良多。
杨澜在采访前的准备常常为人称道。杨澜回忆：“在我的采访中，大约有1/4的提问是临时发挥的，另3/4要靠严密、充分的背景准备，做功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个性化的“怎么说”，源于严密、充分的准备，严密、充分的准备源于一种真诚和尊重。杨澜在回忆采访基辛格的经历时，也道出了使用合适色彩的词汇会给采访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的启示：
采访基辛格前我起码看了他的两本著作，还有他在很多场合关于外交的演讲。那段时间中东冲突非常激烈，鲍威尔正在中东斡旋，我提到“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你也在中东搞穿梭外交”，一般人不太了解，会说“第四次中东战争”，但因为我做到了这个功课，我就用了一个特别的词汇，源于犹太教节日术语的“赎罪日战争”。当我说出这个词后，我明显感到他欠了欠身，坐直了继续听这个问题。如果我只是说“你以往也在中东战争中作过穿梭外交，现在如何看待鲍威尔的工作”，他会觉得已面临过成千上万次这样的问题，很容易用现成的答案把你打发掉。最后他也很诚恳地说：“功课做得非常好，very impressed（印象深刻）。”
杨澜很注意对不同的人选用不同色彩的词语交流。“记者和被采访者谈话，不是和对方斗智慧，如果你把自己设在这个位置上就很难有平和的心态了。我的重点是要展现对方，所以对方“各”不“各”，是不是符合我的设想并不是很重要，他们的‘各’劲儿正是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性格能凸显出来是最好的……”
杨澜在采访李敖时，注意到李敖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就马上改变开场白：“李先生，你好。我发现你特别喜欢用红颜色。”接着她问：“你是不是这辈子经常在与人相斗，所以有一种红色的气焰？”她把红色提升到斗争的气焰，找到了开展话题的导火线，体现了主持人独有的观察力和新颖的角度。节目中，她以武侠色彩的“快意恩仇”为题，表现这个生活在口诛笔伐斗争中的特立独行的奇人。导语中“一脸杀气”、“有仇必报”和“响马”生涯几个词，把李敖江湖斗士的浪漫气质和传奇色彩凸显了出来。
而对证严法师的采访，杨澜则以“为何执着”为题，以“一位挂单修行的比丘尼”开场，用到了“放下镰刀”、“众生的痛苦”、“俗世”、“佛法人间化”等充满佛学色彩的词语，结尾提到采访证严法师这天正好是诺查·丹玛斯寓言的世界末日，但“鸟还在唱，花还在开”，每一个字都暗合着一个典故一个公案，颇有深意（传说在日本和尚一休生活的时代，有一位叫蜷川新左卫门的佛教信仰者，来到大德寺拜访一休，二人进行了一场充满机锋的对话，其中，一休问蜷川新左卫门：“你从哪里来？”蜷川新左卫门说：“我从你来的地方来。”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和一休有什么区别，万物缘起和本质都是相同的。一休接着问：“你那里现在正发生什么事情？”蜷川新左卫门说：“乌鸦呱呱呱，麻雀喳喳喳。”现实世界中的五帝三皇、盛衰荣辱、生老病死、恩怨爱恨都是幻影都是虚妄，只有大自然的草长莺飞才是永恒的运行，才是他真正关注的东西。一休又问：“你现在到了哪里？”蜷川新左卫门说：“一个深紫罗兰尽染的田野里。”），也正是因为她对佛学的这种体悟和修养，使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证严法师对她破了例。
采访画家黄永玉时，说起他小时候离家出走的一段顽劣往事，黄永玉说：“找不着，家里人还到池塘去捞，到井里、到河里头去打捞，到下游找，怕我尸体浮到下面去了。”杨澜接道：“天啊！你看你给惹的这个祸。”“惹祸”这个词既合常情又带有略微错位的嗔怪色彩，在七十多岁却被称为老顽童的画家面前，显得活泼又自然。结尾又说黄老先生：“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有‘十万狂花入梦寐’了。”一句七言诗用得恰到好处，既刻画了黄永玉“画中人生”的境界，一个“狂”字又暗合了艺术家的风采气质，表达了他对艺术的痴迷，作为结尾它还使人意犹未尽，久久沉浸在这古典的意境中悠然神往。
在采访龙应台时，杨澜说：“那在这个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在性格上有什么缺失或者说是缺憾？其实过去你是单打独斗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的这种感觉在文化上，但是现在你要深入到一个机构当中，跟很多人在一起工作，而且你是一个组织者的时候。”（做请的手势）龙应台说：“我自己的缺点，你可能是一语中的……”杨澜紧紧抓住了传统文人江湖与庙堂的文化矛盾和现代社会个体与政治群体的心理冲突，找到了开启龙应台生活酸甜苦辣的钥匙，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典型性。好的问题就是让被提问者觉得有说话的欲望，有话可说；更高层次的好，是让对方说出他的困惑和思考，说出真话和细节，说出精彩和深刻。谈话是交谈双方以及和听话人的碰撞，只有对主题有足够高度的把握和对嘉宾有深切的体察，才能提出好问题，让主持人和嘉宾都能展现个性。
在参加阿忆的《谁在说》节目时，杨澜仅说了三句话就把她鲜明的个性表现了出来。阿忆介绍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后，杨澜非常尊敬地说“久闻大名”，简洁得体，不谀不媚。阿忆说到乐队吉他手时说：“咱们在人生感怀的时候，他就给咱们拨弄两声。”杨澜接道：“催人泪下。”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对他的尊敬和期待。阿忆夸赞杨澜：“1990年，你第一次在《正大综艺》当中出现，迷倒了包括我在内的以亿计算的好多的……”杨澜笑着打断道：“周老师，他在装大尾巴狼。”
杨澜真诚热情，快人快语，文雅中不乏犀利，智慧中不乏俏皮。只有有真诚交流的渴望、对他人的尊重和对传统文化的修悟，才能对词语色彩有良好的感知和准确生动的把握，才能切合交际题旨和交际对象的精神气质、心理语境，得体到位地与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三）杨澜转型
如果说《杨澜视线》让杨澜以制片人的角色初试身手，那么《杨澜工作室》时期的她则已经完全掌握了一个制片人的职业流程。更重要的是，与选题和节目形态都相对杂乱的《杨澜视线》相比，《杨澜工作室》具有一档品牌节目的核心定位，那就是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就在与一百多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嘉宾对话，以自己的价值观与不同的生命个体对接的时候，杨澜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体尝到了《杨澜工作室》的价值。虽然此时的杨澜并没有成型的核心理念，但近在咫尺的“价值感”足以满足她对电视职业理想的狂热追求。这一时期，杨澜完成了从综艺节目主持人向复合型传媒人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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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为何执着——杨澜工作室》之《画里画外的七彩人生》，现代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278页。
李金茹、周星等编：《谁在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398、399页。
蔡长虹：《主持人的个性化语言》，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