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级会议

在法国历史上，每逢严重的危机都要召集三级议会，为国家指引道路，支持国王。可是三级会议已经有175年没有召集了。人们没有见过上一次三级会议是如何活动的。高等法院所注册的政府召开三级会议的法令只是模糊地提到按照1614年的形式召开，但1614年的形式到底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因而，一旦进入实际的操作，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首先是代表人数的问题。如果根据1614年的“旧形式”，那么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财富、才能和经验都无法反映出来，因此资产阶级首先要做的就是竭力反对三级会议根据1614年的“旧形式”召开，并要求第三等级代表的数量加倍。为此，资产阶级当中的激进者发起了一场利用小册子的宣传舆论战，他们想唤起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抨击特权阶级的统治，煽动大家进行第三等级代表加倍的讨论。面对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当时的统治阶级进一步展现了自己的保守及内部分裂。高等法院一再坚持“1614年的形式”不妥协，宫廷召集的显贵会议同样在此问题上模棱两可，贵族们不想放弃自己的特权地位却也不敢得罪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住这一点，进一步展开舆论攻势，他们以“国民”或“爱国”自居，像西耶斯、沃尔纳、塞尔旺、勒德雷尔、拉比·德·圣埃蒂安这些日后闻名全国的人已经开始传播他们的小册子，谴责特权等级的自私自利，他们以财产、才能、阅历以及资产阶级的税收负担为由，为第三等级代表加倍这一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最终，这场第三等级与特权阶级的斗争以第三等级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788年12月27日，国王国事议政会议最后宣布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的数量应该加倍，使其数量等于教士和贵族代表人数的总和。

各等级代表的人数大致确定以后，各等级开始选举代表。在有关代表人数的斗争上，特权阶级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而表现出表面团结，但是当问题具体到谁应该被选为三级会议的代表时，特权阶级内部的矛盾暴露出来并进一步激化了。就教士等级而言，其中大部分教士并不富裕，也没有多少权力，与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差别。贵族内部则分为乡村贵族、城市贵族、老派贵族、新近贵族等等。这些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追求，在选派谁为代表的问题上争执不休。结果直到三级会议召开了三个月后，最后的一批代表才选出来，即选举从1789年2月一直拖到7月。这表明，法国当时的统治阶层——教士和贵族——已然分崩离析，无法团结自身，更不要说团结整个国家了。

三级会议

1789年5月4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三个等级终于聚在一起。5月5日，会议开幕。反对改革的大臣巴郎里发表毫无生气的演说后，为众人所期待的内克开始演讲，但是他的演讲再一次让人失望。不久后因太过疲倦，他只得把稿子交给助手，助手用一成不变的单调声音朗读了很长时间。演说只字未提体制改革计划，只是建议特权等级立刻放弃他们的财政特权；建议第三等级表现出恰如其分的“感恩态度”；建议所有三个等级随后在共同商讨的各个议题上都要以一致同意来决定。第三等级满怀疲倦和失望离开会议大厅。马鲁埃向内克抗议说，政府的政治破产将会导致毁灭。相信自己地位已遭到削弱的内克，认为自己现在更没有行动能力。米拉波自告奋勇想帮内克，但内克看不起他，断然拒绝。

5月6日，贵族和教士在分配给他们的会议厅开会。人数众多的第三等级没有会议厅，只好在国王大厅站着。公众拥进大厅，和代表混在一起。

三级会议首先要解决的是代表资格的审查。贵族和教士要求按照过去的做法，分等级进行审查并组成各自的议院。第三等级则要求联合审查，因为分开审查不足以运用自己代表人数加倍所带来的优势。对第三等级的态度，贵族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但在教士方面，反对妥协的声音没有贵族强烈，甚至其中有几位主教还倾向于妥协。因此教士没有宣布自己组成议院，而是提议三个等级共同任命一个委员会，就当前形势展开磋商。第三等级于5月18日接受了教士阶层的这一提议。但由于委员会上贵族和第三等级都拒不让步，会议从5月23日开到5月27日，仍然一无所获。

此时，第三等级开始将策略转向联合教士，5月27日，派往教士阶层的代表团受到热情接待。不过，这时国王在主教们的请求下开始干预会议，要求恢复会议，就代表资格审查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先由各等级分别审查，针对有异议的再提交三个等级的联合委员会审查。然而，贵族的保守占了上风，他们于6月5日再次投票决定保持原来的态度。6月6日召开的会议承认失败，此后只在6月9日再召开了一次，批准会议备忘录。

二、国民会议

时间已过去一个月，三级会议毫无进展，激动之情已在凡尔赛和巴黎日渐升温，公众狂热的兴奋之情被煽动起来。资产阶级中的激进人士再一次起到了关键作用。6月初，西耶斯宣布“破釜沉舟”的时刻到了。6月10日，他提议召集特权等级来与第三等级开会，不管特权等级拒绝与否，无论如何都要拿出一份不分等级的代表名单，那些没有出席的人将被视为缺席。换句话说，第三等级应该按自身的意志，无须经国王的同意，将自己树为整个民族的代表机构。该观念一出，三级会议的名称就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它暗示着其内部分裂。6月15日，西耶斯提议用“经法兰西民族代表承认和审查的大会”，这个称呼很隐晦地暗示上述大会的不完整性。穆尼埃则更加明确，宣称这个大会事实上就是不完整的，建议称它作“由法兰西民族大多数代表组成的，在少数人缺席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大会”。米拉波则认为国家主权现在属于国王和大会共有，觉得尚未完全取得主权的大会要将全部主权抓到自己的手里，并希望自己从最初阶段就控制住事情的过程，因此他建议命名为“法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场激烈的辩论就此展开。最后，在6月16日，贝里代表勒格朗请求第三等级采用“国民议会”的名称。这个名字在6月17日以491票对89票获得通过。在勒夏普利埃的动议下，国民议会立即动用了新赋予它的权力，批准临时征收所有现有的税赋。此举意味着，如果其意愿遭到抵制的话，那么国民议会可能会禁止征税。

现在教士和贵族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6月15日前后，他们共同请求国王予以干预。刚在6月4日失去长子的路易十六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而是19日才决定22日召开由各等级参加的“王室会议”，甚至后来还推迟了会议召开的时间。然而，就如何解决当前问题，如何解决第三等级的问题等等，国王、教士、贵族都无法拿出一个具体方案。

政府拖延给第三等级准备抵抗提供了时间。6月20日，第三等级的人发现游艺宫大厅大门紧闭，工人们正在修缮。代表们在隔壁的室内网球场找到了寄身之处。群众人数甚多，代表们情绪激动。几乎所有人，包括那些在6月17日持反对立场的人，在个人危险面前团结起来，共同决定绝不退让。在西耶斯领导下的最坚定分子，希望将会议迁往巴黎，国民议会在那里将会得到民众的保护。穆尼埃反对这个革命性的步骤，作为替代方案，他提议大家宣誓保持集会，直至制定出一部宪法。该决议在一片掌声中通过：

鉴于国民议会业已被召集起来，为王国起草宪法，实现公共秩序的更生和维护君主制的真正原则，鉴于它无论将自己落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其商讨国是的连续性，因为其成员聚集于何地，国民会议便存在于那里；因此它决定，这个会议的所有成员都应立刻庄严宣誓永不分离，而是聚集于条件许可的任何地方，直到制定出王国宪法并使其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并且在宣誓完毕之后，每一位代表都应亲自签上名字，批准这项不可战胜的决议。

巴伊第一个宣誓，577名代表马上签了名字，其中557个是正式代表，5个来自教士代表。穆尼埃的介入使冲突保持在和平的可裁断的层次上，第三等级因此避免了给人以将诉诸暴力作为首选的面貌；而且它还有另外一大优势，因为它将第三等级所有代表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只有一个代表，代表卡斯特尔诺达里巴伊司法区的马丹·多什拒绝宣誓。他解释说，他不能宣誓去执行国王不会许可的决定。巴伊回答道，国民议会的意图极其明确，即将制定宪法和法律呈交国王批准。但这个答案不是要点所在，当务之急是国民议会的生存问题。网球场宣誓彰显了捍卫它的决定，即便为此反对国王亦在所不惜。虽然一小部分人缺席，也有极个别的人仿效马丹·多什，但是第三等级的团结得到了加强，其努力的目标更为明确。

雅克路易·大卫的油画《网球场宣言》

6月23日，一拖再拖的王室会议召开，国王在会议上提出了很多改革，但依然想保留传统的社会结构，包括贵族阶级的优越地位。这些改革得到了贵族的支持，却无法满足现在的第三等级。若这个改革计划在6个月前公布，那么毋庸置疑会赢得第三等级的支持。然而，现在已经晚了。国王专横的语气以及临末要求第三等级遵守命令否则解散的威胁，除了激起愤怒别无其他。那些赞成妥协的人如今与大多数人站到了同一条阵线上。马鲁埃指出，王室会议后，第三等级只能沿着网球场确立的道路走下去。

三、国民制宪会议

王室会议结束后，贵族按照指示从王室会议退席，但第三等级按照事先约好的，端坐不动，还有几名教士亦复如是。大司仪官德·德鲁布雷泽侯爵前来向他们重申国王的命令时，巴伊回答道：“代表国民的议会不能接受命令。”米拉波从他站立之处，向这位朝臣喊出了那句在历史上一直作为此次会议象征的话语：“除非迫于刺刀暴力，我们决不离席。”西耶斯以其简洁的风格总结说：“你们至今旧习未改。”这等于说，国民议会像以前时代的高等法院一样，认为国王的命令是无效的。国民议会重申了它此前的行动，并宣布其成员不可侵犯。国王一开始想用武力将第三等级清除出去，但国王的卫兵被一些自由贵族劝回，国王也不再强求，甚至后来还要求贵族加入国民议会。6月27日，贵族加入了国民议会。

7月7日，国民议会任命一个制宪委员会，7月9日，穆尼埃提交了该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从此以后乃至在历史上，国民议会变成了“国民制宪议会”。7月11日，拉法耶特递交了草拟《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提议。

随着第三等级在三级会议斗争中的胜利，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平民革命也在全面铺开，全国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但是，这时候制宪议会的辩论却议而不决。应该立即公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还是推迟到宪法制定完成之后再公布，以确保宣言和宪法的一致性？两种方案究竟何种为好？议员们停留于泛泛而谈，不讲明产生不同意见的真实理由：宣言的原则将谴责等级的存在和特权。因此，贵族主张推迟发表，希望能保住他们的一部分特权。失去耐心的爱国党人指责贵族设置障碍，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则怀疑第三等级中有部分议员为维护本省或本市的特权而与贵族秘密串通。8月4日早晨，制宪议会决定就宣言问题先行表决；可以预料，辩论将会遇到新的阻力。

另一方面，平民革命总应该有个结局。平民革命既然挽救了制宪议会，制宪议会也只能肯定平民革命；但必须恢复秩序，以便让平民平静地等待他们的代表决定适当的改革。在城市中，资产阶级有控制平民的可能。农民的情形则不同，他们不顾制宪议会，自作主张地破除了领主制。制宪议会被置于一种两难境地：假如诉诸军队和法院，就会同平民决裂，使自己受国王和贵族的摆布；假如满足暴动农民的要求，就会招致一些本堂神父和自由派贵族的不满，他们为第三等级的胜利提供了帮助。

在8月3日至4日的夜晚，一百多名议员聚集在阿摩利咖啡馆（又名“布列塔尼俱乐部”），商讨决议案的措辞以及力争使决议获得通过所应采取的策略。4月末，布列塔尼的议员到首都以后，逐渐养成了到这里来共同协商的习惯，其他省区的议员不久也加入了他们的会商。总之，议员们决心“用一种神奇的魔力”带动整个制宪议会，厄基养公爵答应就解决封建权问题提出倡议。

8月4日晚间，由于诺亚依子爵抢先提出了议案，厄基养公爵只能给予附议。议会在热烈气氛中一致同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人身依附应无偿取消外，其他封建特权实行赎买。接着，其他提案也纷纷获得通过：刑罚平等；人人得以出任公职；废除官职捐纳制度；将什一税改作可予赎取的贡赋；宗教仪式一概免费；禁止教士兼职谋利；废除首岁捐，即新任主教把任职第一年的全部收入赠送教皇的陋习。最后，各省和各城市也同意作出牺牲，放弃自己享有的特权。“魔力”发挥了作用。

以上决议尚待见诸文字，因而议会于次日继续开会，直到8月11日为止，法令的最后文本在篇首写道：“国民议会完全废除封建制度。”这一表述远不符合事实，因为长子权和领主的荣誉特权依旧被保留下来，贡赋的赎取又颇费时日，相反，什一税却无偿地被取消。但是，正如在赎偿方式尚未制定前贡赋仍需缴纳一样，在法律尚未就公开祭礼作出规定前，教会仍收取什一税。

不过，在8月4日晚间，议会原则上实现了国家的法律统一，推翻了贵族在乡村的统治，迈出了财政改革和教会改革的第一步。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议会如今可以讨论宣言了；讨论于8月20日开始，直到26日结束。这个文件既是自由、平等和国民主权的宣言，又是被平民革命所消灭的旧制度的“死亡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