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大党108领袖，他带领印度迈向独立，脱离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他的“非暴力”（ahimsa）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世人尊称甘地为“圣雄”（Mahatma，源于梵语的敬语mahatman，英译是Great Soul），而圣者超凡脱俗，能凡俗之人所不能；雄者，即胜者，不唯胜于他人，更在于战胜自己。109“圣雄”其实是泰戈尔赋予甘地的尊称，但对于印度民众而言，他们更喜欢称呼甘地为“巴布”（“Bapu”，印度语中意为“父亲”）。因为在他们心中，甘地的形象更多展现为一位身着布衣，瘦弱却温和慈祥的老者，他每日不辞辛劳却只是为了带领大家走出被征服的阴影，他休闲时会静静地纺纱织布裁制衣服，他和民众一同劳作并为大家传授知识与技艺，他会在子民受难时施以援手加以慰藉，他总是如春风般爱护着每一个人，哪怕这其中有他的反对者或敌人。

甘地出生于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地区博尔本德尔镇，他的家庭属于印度第三等种姓吠舍下属的商人种姓，称为“班尼亚”（banya）。从甘地的祖父开始，已经连续三代担任卡提阿瓦诸邦国首相（卡提阿瓦是印度西端一个小半岛，划分为不少印度联邦，中心在拉杰科特）。110因此，甘地的家庭虽种姓不高，却相对殷实。对于一直实行严格种姓制度111的印度而言，甘地无视等级分野的行为也为他贴上了离经叛道的标签。

身着布衣、瘦弱祥和的甘地

1888年，19岁的甘地孤身前往英国留学，付出的代价是被家族开除出了种姓。他在伦敦大学学院修习法律，后来取得了英帝国律师资格。在英国期间，他不吃荤、不酗酒，并参加素食社团，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他阅读了霍华德·威廉斯的《饮食伦理学》和安娜·金世福医师的《饮食善方》，饮食实验在他的生活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他说：“开始做这些实验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健康问题，但是后来宗教则成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动机了。”112此时的甘地，开始大量阅读基督教、印度教以及其他宗教著作。回国后，甘地在孟买从事律师工作，但生活难以为继，半年后律师事务所就关门了。

1893年，印度的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委派甘地前往南非工作，虽然薪金很低，但甘地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份新的工作。南非的所见所闻令甘地深受震动，他对南非印度移民被剥夺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的现状深为不满，亲自撰写请愿书，要求恢复应有的选举权。甘地起草的请愿书不足半个月就有上万人在上面签名。甘地认为“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件事情引起了全体印度侨民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并且给侨团的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带来了新的气象。在参与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全体印度侨民逐渐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所有印度侨民已经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是不可分割的整体”113。1903年甘地组织了一场针对“黑法令”的抗议运动，因为这项法令强制所有在南非的亚洲人接受登记。1913年，他又参加了一场抗议不按基督教仪式结婚就婚姻无效的运动。当年11月，甘地在领导一群印度矿工游行时被捕。1914年，当地政府终于承诺减少对印度移民的歧视。

在英国与南非，甘地也曾西装革履，归国后他则只穿印度传统服饰，随着对印度游历的深入以及独立运动的纵深发展，甘地愈发返璞归真，后期推行土布运动的他仅腰围土布，以一种“half naked”的方式传播自己的信念。

一战时期，甘地回到了家乡印度，但他并未放弃对英国殖民者所抱有的幻想，坚持以运动的形式号召印度人民加入英印联军，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印度人民对英国的赤诚之心，以期求得英国同意印度取得自治地位。但英国在1917到1919年颁布的一系列出尔反尔式的政策114却令甘地等一众民族主义者倍感失望。正当印度国内对英国的做法争论不休之时，1919年印度立法委却颁布了《罗拉特法令》，该法令执意在战后印度推行高压恐怖政策，镇压一切可能的颠覆行为，法令中刺眼的“无须审讯”“不需律师”“不能上诉”等字眼，将原本满怀憧憬的甘地一下子拉回到黑暗的现实中。他随后便针对该法令发动了全国范围的不合作运动，这次运动以联合休业罢工为主要手段，在全国开展绝食性祈祷，并暂停一切商业活动。就非暴力不合作角度而言，这次联合罢工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游行示威运动浪潮，在此意义上是取得了成功的，但是，随着民众情绪的激荡与英国当局压力的与日俱增，运动后期的发展逐渐脱离了甘地的控制。

1919年4月10日凌晨，印度北部的阿姆利则市有两位奉行民族主义的市民被捕入狱，随后当地的非暴力运动滑向了暴力的深渊：军警冲突、袭击欧洲人、攻击市政办公楼事件层出不穷。甘地本来要亲赴旁遮普挽救局面，动身时却被英政府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强力阻拦。4月13日，当地群众以要求释放被捕者为名，在札连瓦拉园自发聚集，进行和平示威活动。因为当天恰逢该地区传统节日到来，聚集者当中也有不少围观群众，但不管是示威者还是围观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人群越聚越多，最终达到了2万多人的庞大规模，在英军看来，如此明目张胆且规模庞大的挑衅政府行为，是必须加以规范与惩戒的。下午4时，英国将领雷吉纳德·戴尔率领士兵前往聚集地，并命令装甲车堵住广场狭窄的入口，自己则带领105名士兵进入广场。5时15分左右，戴尔毫无预兆地下令向密集人群开枪，射击持续10分钟之久。事后，印度官方报告说379个无辜平民在惨案中当场丧生，死伤人数达2000名。经此一事，民众的愤怒情绪变得愈发难以控制，激发了一连数日的暴力流血事件，整个运动模式早已同甘地的非暴力思想背道而驰。4月18日，甘地不得不终止了这次全国范围的不合作运动，他表示自己低估了印度民众的愤怒与暴力，也自此事件重新反思了独立运动的斗争模式与理论依托。是故，“阿姆利则惨案”一直被认为是印度自由斗争运动的转折点，也是印度结束英国殖民统治的正式开端。

直到今天，札连瓦拉园周围建筑物的墙壁上，还残留着当年血腥的弹孔。为纪念罹难者，印度在札连瓦拉园竖立纪念碑，并安置永不熄灭的“自由火焰”。札连瓦拉园的指示牌上写着：“这是面有历史意义的墙，因为上面还留有28颗子弹留下的痕迹，如今依然清晰可见。这些子弹是戴尔将军下令向示威的人群发射的，而且在开枪前根本就没有警告或者尝试疏散人群。这些示威者聚集在这里是为了抗议《罗特拉法案》的签署。英国军队向示威人群发射了近1650发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