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布为契

“阿姆利则惨案”之后，甘地接过了《青年印度》与《新生活》两本杂志，将其作为传播“Satyagraha”115思想的主要阵地。并且，对国大党事务的积极参与也逐渐树立了他在党内党外的威望。1920年12月，甘地以不合作、不服从方式争取自治的思想得到了国大党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至此，甘地正式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同年，他便着手推行准备已久的土布运动。

甘地有着浓厚的土布之情，这从他自己的着装就能明显看出。之所以选择“土布”作为运动的突破口，是由于在甘地看来，英国人低价采购印度的棉花原料，经过加工制成服装，再高价卖给印度民众，这本身就是殖民者攫取物资与财富的卑劣手段。英国以冠冕堂皇的方式大肆破坏印度本身的经济体制，造成了印度民众的日益贫困与殖民者的无尽贪婪，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抵制洋布、自己纺纱、只着土布的运动，不仅对殖民者是最有力的打击，也是不合作运动真意的绝佳体现。1921年7月，土布运动在一场大肆焚烧洋布的事件中达到了高潮，总督政府在震惊于斗争方式另类的同时，也开始大肆镇压相关活动，截至1922年，印度监狱中已经关押了近3万名不合作者。

甘地本身不仅是土布的倡导者，更是践行者，他立誓每天都要抽时间亲自纺布，手纺车也成为当时国大党党旗的标志。

1922年2月1日，甘地在致总督的一封信中指出，他决心进一步开展反英活动，并且将从不合作行动转入非暴力抵抗运动。他将抵制的对象由土布扩大到了捐税、英国法律上，乃至号召印度士兵停止为大英帝国效劳，这可谓是甘地向殖民政府发出非暴力战争的宣言书。甘地就此说道：“英国人妄图迫使我们到机枪阵地与他们较量，因为他们手里有武器而我们却没有。我们击败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把决斗引到我们有武器而他们没有武器的地方。”于是，数以千计的印度人响应甘地的号召，数以千计的人身陷囹圄。面对这一局势，孟买省省督惊慌失措，一筹莫展：“这是世界史上规模空前的创举，它几乎达到预期的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新德里东北部一小村庄爆发流血事件，116甘地还是停止了本次非暴力抵抗运动，因为他觉察到，他的拥护者尚未充分理解非暴力学说，印度还未能形成一种真正的不合作、不服从的氛围，即难以做到非暴力所要求的文明、谦恭、爱心、理智和绝对没有犯罪与暴行。

这次暴力事件导致了甘地被捕入狱，在出狱后，甘地走访印度各地，继续向群众宣传非暴力原则的真意，以避免再次发生迫使他中断斗争的流血事件。1929年末，甘地认为条件成熟了，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机会来了。

二、食盐进军

众所周知，食盐是大自然赐予印度的丰饶馈赠，更是“穷人唯一的调味料”。但是，英国政府却在1930年颁布了《食盐专营法》，意图垄断食盐的分配大权，提高食盐售价的赋税，这种做法无疑是“最不人道，非人所能忍受的”。针对这一践踏人权的行为，甘地从真理学院117中择选了78名非暴力忠实信徒，组成了一支不能称为军队的行军队伍：他们之中年龄最小的16岁，年龄最长的61岁，唯一的共同点是永远只会用非暴力手段行事。这支队伍组成人员其实很复杂，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甚至还有“不可接触”的贱民，可就是这样一支奇异的队伍却在无种族与身份差别的前提下相处得十分和谐，最终完成了一次长征壮举。

出发前，甘地又一次对非暴力理念进行了动员与重申：“假如印度70万个乡村，每一村庄只要有10人自己动手制盐，破坏食盐法，哪怕是最暴虐的魔王，我看他也不能拿大炮来轰击这些徒手的和平民众。假如你们只要少少自制一点食盐，我看政府立刻便会瘫痪。”1930年3月12日，他手持竹杖，背部微驼，身着终年不离身的土布衣衫，于清晨率领门徒离开讲经所，开始向四百公里外的大海进军。沿途布满了慕名而来的群众和各国新闻记者，追随者有之，采访者亦有之，人群如潮涌般地相继而来，跪等在甘地所过之路的两旁。甘地无疑又一次成功燃起了民众的反抗热情，他每到一地都能吸引成千上万名群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行军的队伍，他们在甘地的引领下义无反顾地向远方大海走去。行军人数每天都在增多，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或许并不清楚自身行动究竟代表了什么含义，在他们的信念中只有行进，行进！民众热泪盈眶地追随着巴布的脚步，以一种近乎滑稽的方式表达着对大英帝国统治的反对。

甘地的队伍每天行进10公里以上，还要沿途继续宣扬非暴力理念，这对于每个参加者而言都是一次身体与精神的考验。25天之后，他们一行人最终抵达离丹地城不远的印度洋海滨。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并未放松，经过一夜祈祷之后，于次日凌晨跳入大海举行宗教洗礼活动。随后，在数千名群众注目下，甘地俯身在海滩上捞起一把海盐，他神情严峻而坚定，在空中挥舞着拳头，然后把殖民者不许自由享用的白色盐末撒向人群，大海恩赐而被禁用的礼物，从此成为为独立而战的新象征。

“就技术或仪式的意义而言，我现在已经破坏了食盐法，任何人都可以破坏食盐法。只要不怕坐牢，人人都可以自制食盐。国大党的各地同志，都当告诉周围的人也都这么干，当然也要让他们知道，这是犯法的。”

“只要做好了自愿入狱的准备，面对刺刀炸弹也会无所畏惧，政府便也会无可奈何。”

不到一星期，整个印度半岛沸腾起来，甘地的支持者们为群众淘捞海盐，还广发传单教会大家提炼海盐的方法，全国各地都沉浸在胜利喜悦的节日气氛之中。大英帝国的统治在小小的盐粒面前显得岌岌可危，政府随即针对这种公开的活动，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报复式大逮捕，甘地自然也在被捕之列。在耶拉夫达监狱的牢房里，甘地大义凛然，成功地给其支持者们带去了最后音信：“一位主张非暴力的人，手握食盐，象征印度的荣誉。紧握盐的手可被砍断，但他决不交出食盐。”

甘地的反抗运动构思简单，声势浩大，最终震惊了世界。通过“食盐进军”，他以直观形式简洁地向世人证明了选择“非暴力”手段的原因：非暴力是一种普遍的具有心灵性质的力量。简而言之，非暴力比暴力更为强大，“一个不使用暴力者所掌握的力量总是大于假如他使用暴力所拥有的力量”118。这是因为普遍存在于人类内心的爱的感化力量使得人们无法抵抗非暴力，它的力量并不作用于人的肉体，它所针对的是不正义，故此非暴力的能量也并非战争之类的暴力手段所能比拟的，它最终能使暴力失去存在空间，完成自我净化。另一方面，非暴力也并非懦弱的表现或弱者的专属。“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向坏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协。非暴力意味着以人的全部心灵来反对专制者的意志。只要在这种人类法则指导下进行斗争，哪怕一个人也能反抗非正义帝国的全部权力。”119并且，他也不赞同有限的或策略性的非暴力行为，他认为这是弱者的非暴力，是一些无路可走的失败者所选择的机会主义策略，更是胆怯者面对强敌压迫时所作出的减少损失的防御性行为，这些行为并不具有真正的“非暴力”力量。真正的非暴力不会是消极的，它采取的是一种积极进攻的态势，利用的武器是直面敌人勇于战斗和甘于受难牺牲的决心，得到的结果是对敌人的打击与感化。暴力是运用武力手段强迫他人屈服，非暴力则使得人们内心态度得到根本的转变，总之，非暴力是勇敢者所具有的最高德性。

三、拯救“不洁之人”

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划分为封闭的四个等级，而“贱民”则是那些不属于四大等级的人，又被称为“不可接触的人”“不洁之人”，通常是由那些在不同等级间通婚，或是违反其他宗教禁令的人组成。在这种严苛的社会环境中，贱民作为被排除在等级序列之外的不可接触者，无疑是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存在。甘地一直对这种制度深恶痛绝，他亲切地称不可接触者为“哈里真”，意为“神的子民”。

就印度贱民悲惨的生存状况和1927年印度贵族的生活状况对比来看，或许当时的贱民是除了印度民族最亟待被解救的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印度人，甘地本人种姓虽然不高，家庭也十分殷实，但他为哈里真奔走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承袭于自身所受的教育与经历。在英国取得律师执照后，甘地曾前往南非工作，有次他需要乘坐火车从德班到比勒陀利亚办案，当时西装革履的甘地已经凭借购买的头等座车票顺利登车，可就在火车晚上9点到达纳塔尔时，乘警却带着两名官员，愤怒地对“有色人种”甘地指责道：

“你必须到货车车厢去。”

“可是我买的是头等座啊。”

“那不算数，我叫你到货车车厢！”

甘地始终坚持不让步，最终被警察拖出了火车。在车站的候车室，他悲凉地想：“我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呢，或是干脆回印度？还是忍耐屈辱直至案子处理完毕再回印度？如果我没有完成职责就跑回去了，我就是个懦夫了。我现在遭受的痛苦是很难堪的，这是歧视的流行病症，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的根源拔除，为了寻求打破种族歧视观念的方法，我准备遭受一切痛苦与挫折。”

这件事对甘地刺激极大。回到印度之后，或许是有过感同身受的经历，甘地对哈里真一视同仁，未施歧视，也一直为解放哈里真寻找着机会。毕竟“不可接触制是当今印度教社会的污点。我不相信它是从太古的时候流传下来的。这种悲惨、恶劣的、奴性的不可接触制一定是我们生命循环位于最低潮时出现的，这种罪恶至今仍缠绕着我们，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我们的诅咒，只要这个诅咒还在，我觉得我们必定要忍受在这片神圣土地上劳动的每一种苦难，因为这是对我们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应有惩罚。任何人由于职业，竟然被认为是不可接触的，这种看法实在不可理喻”120。

1932年1月4日，甘地由于推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再次被捕入狱，狱中甘地决定将今后的重心由政治运动转向建设性运动，拯救“不可接触者”方案就顺势成为甘地制度性运动的突破口。他将这场从狱中发起的社会宗教革新运动命名为“哈里真”运动。

其实甘地一直怀有“和”的梦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不要斗争。可是，1932年英国的制宪方案却作出了少数民族分区选举的规定，这一改革将哈里真也纳入了少数民族的范围，要求为他们单独设置选区，从政治上将哈里真同印度社会其他民众进行了区分。甘地以此为突破口，宣布要以绝食至死的方式对抗这一区分制度，“我虽不是‘贱民’出身，却一向自认为是一个‘贱民’，我努力使自己有资格代表他们。我不是要代表他们中的前10名，使他们感到‘贱民’中还有阶级。我是要代表那些最低层的、看不到的、不可接触的、时常萦绕在我心头的可怜大众。我想要提高他们，不在于给他们在议会中保留席位，主要在努力推行革新印度教的工作。现在准备实行的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阻碍印度教的革新，是我最反对的……作为一个自愿的‘贱民’，我将决不满意‘贱民’与非‘贱民’的整批交易。我所要的、赖以生存的、誓死争取的乃是根本铲除‘贱民’的阶级”。

甘地以绝食的方式表达了对不公正制度的不服从，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当时甘地的绝食行为，社会上要求取消不可接触制的呼声很高。迫于压力，有关方面不得不作出让步，宣布不可接触者可以同正常人一样参与选举，并且实际上为他们保留更多的议席。在后来达成的耶拉夫达协定中，不可接触制被明确宣布无效，哈里真自此享有和普通印度教徒一般的平等权利，包括使用公用水井、公共学校、公路及准许入庙朝拜等。对印度来说，根深蒂固的贱民制度当然不会因一纸协定就彻底废除，时至今日，现代印度社会仍旧存在着对贱民阶层的歧视、践踏，但不容置疑的是，文明不服从方式的有效性已经在甘地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哈里真的维权历史也会永远铭记这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