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奇特在于她可以从人名之中推测出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精彩故事，比如茅以俭，比如柴凤英。

张爱玲说：“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以及贷学金、小本贷金的名单，常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字。譬如说柴凤英、茅以俭，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俭的酸寒，自不必说，柴凤英不但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仿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我能够写篇小说，用柴凤英做主角。”经张爱玲的点拨，“柴凤英”便鲜活生动起来，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长长的瓜子脸，眼睛很大，帮哥哥收收药房里的账，守了一辈子寡的妈妈求亲告友帮她介绍开洋行的老板，她却私下暗恋对过书店新来的伙计，穿青布长衫，沉默寡言，下班后总是闭门不出，呆坐在二楼看书，累了，推窗远眺，一眼就看到对面的柴凤英——这样的联想无边无际，足够张爱玲写一本把女生弄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通俗小说。张爱玲擅长这样的故事，《半生缘》便是，三流文笔，滥俗故事，迎合的是小市民的口味，张爱玲自己很瞧不起自己，认定自己只是三流作家——她的定位其实与她的兴趣爱好有关，别的作家可能端着架子，一开笔就是宏大的场面与架构。张爱玲不是这样，她是琐碎的庸俗的，女佣或老妈，晚娘或继父，弄堂娘姨与亭子间阿婆，公寓先生和老洋房太太——柴凤英三个字正合她的胃口，更何况她是标准的小家碧玉，当然也包括“茅以俭的酸寒”，这样的男人往往是个老好男人，他不会有“通俗的故事”，他的日子是绵长的，用张爱玲的话说，“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日光”。这样的男人不会是振保那样的凤凰男，用张爱玲式的绝句来形容，就是像一只“白铁小闹钟”，这种白铁小闹钟式的男人是内敛的、本分的，他不会入柴凤英的眼，当然更不会入张爱玲的眼，尽管她对他们抱以同情——就如同张爱玲只会看上花心的胡兰成，却不大瞧得起老实、本分甚至有点木讷的导演桑弧一样。她是编剧，桑弧是导演，两个人合作得那么好，琴瑟和谐、电影热映，重要的是桑弧暗恋张爱玲，有朋友极力撮合这一对才子佳人，但是开口说媒，张爱玲大摇其头，忙不迭地说：“别说了别说了快别说了——”那意思是不可能的，提都不用提，太过于荒唐。在她心里，从前到后，大约也只有一个胡兰成，她这样说过：“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这样的理由冠冕堂皇，因为她同样也说过：“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

张爱玲以人名测命运曾经让我非常认同，人名其实大多反映了父母的理想，穷人家的孩子多半叫周根宝李有财，盼儿子的就叫陈招弟王进男，爱党爱国的取名朱卫国刘心红，崇洋媚外的就叫陈莎莎朱曼丽。有一位作家叫钱锺书，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又钟情读书。南京作家苏童本名童忠贵，听起来就老实本分，学习好，见女孩子爱脸红，打幼儿园起就当班长。汪曾祺，小城里厚道人家子弟，不大富大贵，却知书达理。其实她张爱玲这个名字就如她笔下的柴凤英，也是俗到家了，拿张爱玲与桑弧配对，就像拿柴凤英与茅以俭相配，应该是绝配——绝对的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