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在《半生缘》里，把时间永远设定在深秋或初冬——只要有男女主角出场，永远就是一袭风衣式的呢大衣，人字呢、雪花呢的大衣，米黄色或雪青色大衣，从上海弄堂里飘逸而过，逶迤远去，拂动的衣角与裙摆处，有人生无尽的肃杀与悲凉。

顾曼桢、沈世钧、许叔惠，或者说黎明、吴倩莲与黄磊，他们的经典造型就是大衣与围巾，一看便知是张爱玲的审美，老上海1930年代的审美深深影响了许鞍华。半生缘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世情，不管是男女之爱还是姐妹之情，感情不同情感相通，仇恨过残害过，最后亡的亡了，嫁的嫁了，命运就是这样寒冽与凛冽，有暴雨如注电闪雷鸣的夏夜，也有大雪扑面风刀霜剑的严冬——爱过，便永远不能忘记，它隐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不经意时分，它是不能触碰的隐痛，像《半生缘》中某个镜头：顾曼桢腋下夹着书本从幽暗的楼道间走来，光亮从遥远的另一端透进，她一身风衣式米色呢大衣，有点飘摇地走过长长的甬道。许鞍华的甬道其实别具匠心，它是时光隧道，一头是苍凉的手势，一头是无望的青春，不堪回首的片断，才是最值得回味的命运横截面：三个年轻人在落叶萧萧的树林里拍照，每人一袭长长的风衣式的呢大衣，一条长长的围巾。不同的是，沈世钧的围巾是黑色的，许叔惠是红色的，而顾曼桢永远是一条花格子小围巾——轮到她与沈世钧拍照，底片没有了，这是人生诡异的暗示，几乎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他们的命运就联结在一起，纠结、交缠，理不清、斩不断。一次又一次，他们穿过老上海幽暗的弄堂，穿过女佣晾衣、娘姨择菜的弄堂，这其实不是电影场景，而是生命场景，老上海的故事，总在这样的背景下隆重登场，不管它是短短的《倾城之恋》，还是长长的《半生缘》。

早先拍《倾城之恋》，对许鞍华来说，只是初次结识张爱玲。作为一个女导演，她对女作家的作品有一份先天的认同——从服饰角度上分析人物，许鞍华抓住了张爱玲的本质。《倾城之恋》获得过台湾金马奖服装设计奖，现在看来一点也不偶然，许鞍华用笔简朴而寂寥，与《半生缘》完全不同。《半生缘》的服装就是诗意与感伤——千言万语，寄托在男女主人翁那一款款式样相同颜色接近的风衣式大衣上。许鞍华说：拍《倾城之恋》时我对张爱玲相当陌生，而到了《半生缘》，则有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常常与张爱玲合二为一——虽然不同年代的张爱玲也在变化之中，但是不管丝绸锦缎抑或宽袍大袖，她喜欢服饰的飘逸感一直没变，《半生缘》里，许鞍华又一次把准了张爱玲的脉。

所以，在电影的最后，我们都听到了沈世钧那句最经典的台词：“穿了我的衣服，就是我的人。”这样的求婚最得张爱玲神韵。于是我们再一次看到许鞍华的花格子围巾，以及风衣式的米色呢大衣，然后又看到风衣与围巾零乱地纠缠在一起——那是最甜蜜最幸福的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