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立法，肇始于1807年《法国商法典》，其第二编海商第九章，即系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随后的1879年的日本商法、1897年的德国商法均有关于保险法的内容。随着陆上工商业的发展，《保险合同法》于1904年颁布，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楷模。为了适应经济及科技的进步，各国对保险法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修订。纵观各国保险立法的发展，可以发现以下共同趋势。

一、技术性的增进

保险乃因偶发的事故，追求经济上需要满足的一种制度，亦即在一定范围内危险之下，由多数人缴纳以统计为基础所核算出来的保险费，构成集体的资金，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在资金中受其赔偿的给付，以填补经济上的损失，或因经济上的满足而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因此，保险事业的经营，应先测定保险事故发生的盖然率，以此为支付保险金的假定，并以赔偿金的总额，平均征收个别的保险费，故预定支付赔偿金的总额与预定缴收保险费的总额，必须保持平衡。所以保险制度，是建立于数理计算基础之上的一种技术性的结构。从而，支配因此种结构而成立的保险关系的法理，也应当从保险制度上特殊的技术结构去了解。由此可见，保险法是技术法，其技术的色彩甚为浓厚。保险费的不可分的原则，便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保险合同虽为私法上的关系，但其中若干部分，却不得以当事人的合意加以自由变更，此种强行规定，虽基于保护被保险人而设，但亦与保险制度的技术性有关，不应以单纯的社会伦理视之。由此观之，保险法与票据法及证券法，具有相通之处。现代由于保险事业的发展，其经营的方法，在技术上日求精进，就保险的立法而言，其技术的运用，亦日臻完善。保险技术的革新与立法技术的发展，共同促进了保险立法技术性的增进。

二、团体性的注重

保险事业的经营，在技术上系综合多数的加入者，使其危险平均化，亦即多数的加入者为同一的危险，而构成一个危险团体，其中一名成员因不测所生的经济需要，而由团体全体成员分担，质言之，保险合同虽系当事人个别订立的合同，但在实际上却系多数投保人为对抗同种的危险，而与保险人订立同样的合同的集合，保险人即为此集体结合的媒介。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足以说明保险的团体性。保险的团体性，虽因营利保险与相互保险，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就实质而言，两者并无差别。因为营利保险为具备同质风险的投保人的间接团体，仅于实质上存在危险团体；而相互保险，其保险合作社为保险利益者的直接团体，在形式上亦有危险团体的存在。保险团体的成立乃至存在，在营利保险，乃属于间接的无意识的，而在相互保险，则属于直接的有意识的。更具体些说，保险的危险平均化，在营利保险，乃保险公司为自己的计算；而在相互保险，乃保险合作社为社员的计算。保险团体的性质，在保险法上亦有相互牵连的关系。在法律上而言，保险合同原为营业的商行为之一种，凡不违反保险性质与强行规定者，合同自由的原则，均有其适用，故保险人与投保人订立不同内容的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依当事人合意而变更其合同的内容。唯基于保险之重视团体性的立场，保险合同变通的处置，则非妥当。因为保险团体内的属员，负有危险分担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均以平等与平均为基础，依合同自由的原则，对于团体内某些属员予以有利与特殊的待遇，皆足以破坏其平等化与平均化的比率，难以维持其团体的存续，故合同自由的原则，于保险合同尤其陆上保险合同颇受限制。故各国现行保险业法对于保险合同上权利的概括转移，保险公司的合并及其资本的减少，其程序均设有特别严格的规定，足以显示对于保险团体性的注重。

三、社会性的加强

保险合同，属于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私人交易关系；但在经济上而言，则属于以多数人资金为基础的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储蓄结合，使多数加入保险者在经济生活上得到安定的保障，这是它在社会上重要的机能。所以保险事业经营的适当与否，对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安全，均有重大的影响。且经营保险的保险人，均为大规模的企业家，而加入保险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较之保险人通常皆属于经济上的弱者，且其保险知识与经验也极为贫乏，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政府对于保险营业的特许，对于保险事业形态的限制，对于普通保险约款的认可，均充分行使监督权，如法国、德国、日本及我国的保险业法中，均有明文规定。同时在保险合同法中加以强行性规定，以保护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且这些规定在各国保险立法中有逐渐加强的趋势。通过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保险立法社会性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