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斯班的晴天，明晃晃的大太阳映衬着瓦蓝瓦蓝的天空，是那种在上海一年只有极少数几天才会有的澄净蓝色。醒来后，仔细确定了自己正在地球的另半边，清醒后更觉得像是在做梦。

10点左右出门，发现周一的城市多少有了点人气，慵懒的当地居民这时才开始进入工作状态，“衣冠楚楚”地走向各个公司和部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人们的穿着跨越四季，从毛皮大衣到短衫短裤，应有尽有。走在维多利亚桥上，我突发感慨地觉得，只有在这里（我相信其他西方国家或许也是）我才不在乎周遭的目光，大胆地乱搭衣服，即使将披肩围在腰上当裙子也觉得逍遥自在。D马上同意了我的看法，并强调了他的外国论：干净自由。干净不仅是在环境上的，慵懒和简单的人际关系也是干净的某种表现，而让人为的建筑衬托自然（不像国内那样以前者来征服后者）的和谐关系也给人一种不被压迫的舒适。上海的街头，满是广告和海报，几乎时刻充斥着商业信息，而且将原本平民的咖啡酒吧文化做成精英主流的高消费基地，肢解了公共空间的真正意义。

我们从维多利亚桥下的NORTH QUAY乘坐轮船（轮渡航运有个很有趣的名称：City Cat）到了昆士兰大学。校园全无围墙地开放着，湖泊、山地、草场散布在整个校区，比上海的森林公园更像公园。恰逢新生报到和毕业生举行典礼日，暑期的校园竟然毫不冷落。这里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味道颇为相似，不过自然成分更多。湖边的野鸭和鸬鹚根本不怕人，把相机镜头对准它们时，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会打扰或惊动它们。幸好有相机的随时记录，我可以节省很多笔墨。不过，在这个城市中，中国人的脸随处可见，在校园里，中文也充斥在耳畔。

能在这样的校园里学习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每每走进某个校园时，我都会以学生的心态来评判。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在宁波大学读书时，那一片绿色的树林和无垠的田野曾经激发过我许多的灵感，让我可以无怨无悔地定在书桌前。这里，躺在草地上读书，在河畔小径上跑步，在户外咖啡桌旁讨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无上的享受。

当天，还发生了一些意外的状况，原本预订好了悉尼及蓝山三日游，临到确认前，却得知自己弄错了一个重要环节，往返机票根本不含在报价中！一阵失望过后，我们商量了若干个解决计划，最终在当地的一家以飞机票务为服务专项的门市里，以几乎同样的原价格（居然包含了从布里斯班往返悉尼的机票）定下了自己的悉尼蓝山之旅，回来后费尽周折地打了国际长途让日航改了我们回东京的日期，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两天的经历中，唯一让我有些沮丧的是自己的语言问题。作为大学英文系的老师，我常常会有滥竽充数的自卑感，这种感觉到了澳大利亚后更加深重。我也深刻地意识到：语言是具有生命场的，离开了某个环境，一旦没有像母语那样时刻必备的使用率，它会在每个我自以为最简单的时刻发生最低能的错误。在课堂里，我甚至还游刃有余地使用着漂亮、艰深的词汇，可是在真正滋养英语的生活环境中，简单日常的英语听说都会像搭错了线似的，不断偏离正确的轨道，让我不知所措。坐在电脑前，我意识到这或许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也不应该成为我自责的原因。

我一次次地告诫自己，人生的下半程，最重要的是学着多欣赏自己，接受自己，不苛求自己。要打破心理学家所谓的一条自卑定律，即走过镜子时，人永远在第一瞬间里只关注自身的缺陷和旁人的优秀。在这里，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是如此矮小，比例失衡，身材呆板，因为满街是或高挑修长，或丰满健康的外国人，亚洲人的劣势一览无遗。不过，克服了这样的心理后，我就渐渐学会了自我调整，因为我会以敏锐细腻来补充所有的不足。

晚上在市政大厅的主厅里观看了一场rehearsal reading，剧名为“忘记哈姆莱特”。哈姆莱特成了一个只会思考人生哲理的弱者，没有勇气，也没有激情，甚至消散了价值道德标准，而其他人物则进入了聚光灯，以他们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场权力野心下的悲剧。剧作家是伊拉克人，因为母亲生病而缺席了，在场的学者开始讨论后，我们就离席了。在一阵阵的莫名晕眩中，我坚持走到房间里，记下了一切。

经典的结束似乎发生在我生活的每个角落里，我对今夜的哈姆莱特没有讨论的兴趣，因为，我决定不以收藏古董式的捍卫态度来对待经典，而我确实也从来没有收藏古董或精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