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和古堡的管理员约好，要登上塔楼俯瞰城堡。绕着迷宫似的楼梯往上走，我感叹自己毫无方位感，时刻会有迷路的困惑，谁知，这位绅士安慰道：“我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有时也找不到路。”古堡的迂回神秘，就在于此了，让熟悉和不熟悉它的人们，忘却身在何处，可耳畔分明能听到周围的人声，偏偏迷惑于自己的位置，这种感觉，绝妙之极。一路绕行向上，也明白了那日周年庆典中军队在塔楼击鼓的意义，这其实是一种古代的仪式，目的在于通知古堡居民，战争结束，或者一日将尽，赶紧回城堡，要关大门了。时至今日，这个具体的功能，成为某种附带文化象征的仪式，文明的过程往往具有这样的程序，就像长城上的烽火台，狼烟四起的庄严景象，带给现代人的不再是具体的外族入侵，而是往昔岁月的一种文化符号和信息了。

第二天即将离开古堡，仿佛巧合，中午在餐厅，司机尼格尔先生坐在旁桌，闲聊中，忽然餐厅大门敞开，走入四个衣着仪态普通的人，其中一位老人驼背蜷缩着身体，看上去很孱弱，走在前面的一男一女，面容镇定，轻声轻语地和坐在门口餐桌的一位女士打招呼。一切都普通到不会让我再多看一眼，可是这一刹那让我震惊，尼格尔慢慢地说：“这就是贝德先生和夫人及家人。”

贝德先生就是古堡的主人，这个早期从事化学制品工业的加拿大亿万富翁，在事业步入稳定后，投入艺术品收藏爱好，买下了古堡，当生日礼物送给妻子，之后，又全部赠送给女王大学，并出资在古堡附近建造了贝德楼，即我们此刻入住的宾馆。他的捐赠，融入了教育投资。此外，每年古堡的维持费用居然高达200万英镑，都由贝德先生默默而慷慨地支付。

真正令我惊讶的是，贝德一家的出现，丝毫没有“艳惊四座”，同样的景象，放在中国，那该是怎样的壮观。记得当年，一位香港的亿万富翁回到他投资了一半建校资金的内地大学，外语系的女生集体穿上盛装，挥动鲜花，高喊着“欢迎”，还要满脸微笑，更荒诞的是，这样的欢迎仪式，居然排练了两整天！再看校领导，早已五体投地，满脸堆笑，恨不得脊椎骨全部疏松。这样的经历，在此后的学院生活中，重复了无数次，只要到了这样的场合，领导们仿佛集体缺钙，当然，捐赠人也仿佛瞬间气宇轩昂了起来。对比之下，贝德一家人进来时，第一个招呼他们的女士，就是这里的学校工作人员，她礼貌和善的微笑丝毫没有惊扰旁人的进餐，再看这一家人，他们居然也和我们一样，拿起餐碟刀叉，融入了集体午餐！

这样的境界，是否和牛津有着异曲同工之效？主人和来者都没有惊讶激动，生活依然继续，节奏照常。没有水花四溅，恰恰是因为水深无底。尼格尔用aproachable（平易近人）来形容贝德先生，尼格尔说话时，也没有戏剧化的表情，淡然从容。这又是一种境界。

真正无法平静的，恐怕只有我们了。前段时间，比尔·盖茨全身投入慈善，580亿身家倾囊而出。这一行为激起了国内新富的层层浪花，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富裕的终极目的。此岸的我们，就像到达牛津渡口一般彷徨焦虑，可是彼岸回头看我们的人，早已云淡风轻，荣辱不惊。

这份从容，俗人们已经无权评判，当然，即使评判，被评判的人也无暇、无心关注。这种平易近人，其实是众人最难以企及的境界，又是一个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