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时间，交给了莎士比亚。虽然，我们知道，或许所有的景致遗迹，已经进入一种文化旅游的经营模式。从伦敦玛丽勒庞火车站出发，到达埃文河上斯特拉福德两个多小时。坐在安静的车厢里，忽然听到了中国人的声音，原来不远处坐着自助旅行的一家人，正在向国内打着国际长途电话，笑声朗朗，说着由欧洲大陆再到英伦的经历。坐着有些无聊的我们，忽然聊到为何在国外遇到同胞时，往往缺乏他乡遇故知的亲切。

这个答案或许很简单，或许相当复杂，值得好好地做一个文化案例来研究。且听旁若无人的电话聊天，从车厢的这一端传到那一端，外加满溢着得意、富足的话语表情，他们对周遭乘客已经构成某种程度的侵扰，可是，毫不自知。电话里，莎士比亚的名字被大声地说到若干次，已然为他们附着了物质财富之外的文化价值。

据说，欧洲文化大师中，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的出生屋所最狭小。到了实地，发现果不其然，我这样的亚洲女子身形，居然能踮脚触及房间的门梁。52岁辞世的莎士比亚，让后人对他的故乡，如若朝圣一般纷至沓来，而他的创作，造就了多少博士、导演、演员、教授……脑子里很荒诞地出现了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莎士比亚这个名词突然消失了，随之“消亡”的该是怎样一个产业链、知识链、文化工程？

小镇已经把全部现实的生计和未来的寄托给了莎士比亚，而这项产业链的关键，就是故居一旁的莎士比亚中心。我们先去拜访了中心的负责人沃尔顿博士（他也是国际莎士比亚协会的秘书长）。他果然如约请我们到办公室小坐，喝了一杯英国下午茶。每天不断的游人环绕在这个迷宫似的中心周围，而这位颇具戏剧形象的沃尔顿博士，在兴冲冲地谈及莎士比亚戏剧时，更让我觉得，此处一切的存在，都因为莎士比亚。

从到达小镇开始，我就决定放弃求证据实的目的，只想从故居出来后，沿着埃文河走走，放空自己已经挤得太满的情绪。几年来，看了无数部莎剧电影，反复阅读剧作，编写了有关莎士比亚的教材，写了多篇剧评影评，参加了不少次学术会议，发表了散记、论文，甚至在课堂上，都要带着学生阅读十四行诗句……这种满满当当的感觉，只有到小镇来释放了，清空了，我才能轻松而无憾地离去。为了情绪而来，为了情绪离去，这样的愿望，似乎有些离奇。不过，也不离奇，小镇承载了莎士比亚的名字，从此再也没有自己原来的本性。

22岁的莎士比亚，离开小镇时，很可能带着逃离的心情，他在家乡去世时，也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据查，他留下了遗嘱，其中居然没有提及自己的任何著作，连他的女婿，也从未以任何文字的形式说到莎士比亚写过剧本。这些信息，让后人揣测不已，当然，也让今天的我，更深切地联想到了这位大师大音希声的纯粹和放掉一切的彻底。他的开幕和谢幕，居然都在这里，或许只有流淌不息的埃文河明白这个名字写在水上的伟人，是如何选择在四月二十三日这个日期，把出生和谢世同时安排妥定。有位作家说，这个巧合，是上帝从莎士比亚那里学会的编剧手法。

这让我想到了上午赶赴斯特拉福小镇前的布鲁姆斯伯里区的文化探寻，同样普通的社区，居然是现代美学、文学、经济学的昌盛之地，伍尔夫家的沙龙笑语不断，智者的思想火花来回碰撞激荡，可是我们寻到的，只有门牌号码和平静依旧的居民生活。伟大从来不在意旁注的说明，无数人漠视，也有许多人慕名前往，而后轻叹，连拿起相机拍摄的欲望都排解殆尽。善意的世人把很多当年的低调沉默昭明于世，溯本清源地梳理出许多规则和道路，甚至尽量冠以王室的盛名，孰知，这样的喧哗，或许并不在他们的期待视野。

对于名声的真伪，或者是否名副其实的争论，在文化界从来不会停息。站在不列颠泰特美术馆里，面对着许多后现代的作品，D激动地说，现在的大师和名作就是建立在媒体推广的工夫上，何来巴黎奥赛那些镇馆之作的气度和泰然？轰动效应和造势运动让很多名不副实的名人名胜广泛流传，可是，我们相信，这样的“盛名”，耐不住文章身后事的检验。更糟糕的是，盛名所累的人无法拥有大师的专心，嘈杂和应酬坏了心情，最后作品成了应景的文债。

但丁说过，“世间的名，只是一阵风”。莎士比亚把名字写在立即消逝的水纹上；梵·高为创作疯狂，割了耳朵，在有生之年只卖出一幅画作，而买者竟然是默默支持他的弟弟；杜甫曾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来自省。结果，他们都浑然不知地被镌刻在了人类文化的丰碑上。

请问，你还需要人们的赞美吗？我是俗人，我很期待，当教师，会担忧学生的评价和议论，当学者，要在乎期刊录用文章的可能。这种差距，就在于我没有心无旁骛、专注努力后的自信。当然，虚荣心的多少差异，就是俗人与伟人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