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上海到九龙的K99次列车，因为在上海办的出境手续，因此一路闷罐子似的直通香港，没有任何下车的机会。由于都是中铺卧铺位，一路上耳朵备受折磨，听左右邻铺的上海旅客聒噪着，真正领会了所谓“地域”文化。从上海城市人所关心的房屋拆迁到香港的饮食起居，从身体的各部位个人或他人、一手感受或二手听说的“医学”新闻，到实则吹嘘自己富有的谈论里，香港真的渐渐靠近了。问题是，没有带多少吃的东西，临近香港时，我们已经出现了“燃料”不足的窘境。看其他旅客鸭蹼、鸡翅、碗面、西瓜等一一品尝，我几乎有了一种幻觉。在饥饿和无所适从面前，让礼仪见鬼去吧！

过了罗湖海关，火车真正进入香港地界。我并没有夸张，似乎世界在转瞬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树木、房屋、道路、草地……一切都不像内地那样了，一切都似乎有纪律、压抑、优雅地生存着。文字从简化转为繁体汉字，从单纯的汉语转为中英双语，这里面的转变是神奇而神秘的。我从列车车窗里向外看，感受到的是一种在大陆行走时从未有过的感觉，觉得这是一片我丝毫不了解，而且会产生文化震惊的土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可是在一个多世纪的大英帝国统治和管理之下，香港在情感模式上颇为西化。车向左手开，道路和建筑没有丝毫中国味，就是空气中游移着的味道，都是非中国的。

香港大学（后简称“港大”）坐落在太平山麓，建筑和建筑之间都必须靠阶梯连接。校园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正式的入口，处处都和都市联结着。在港大（也在整个香港）几乎看不到自行车，人们拾级而上，靠的是自己的行走。迎面走过的人，几乎各种国籍的都有，身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本能开始产生抵抗的情绪，没有任何来由地觉得不适应。可是，因为要在表面上保持一种平静，身体的疲惫就更为加剧。这样的情况，在去了中环后发生了恶化。车水马龙在我眼前川流不息，陌生的语言充斥着我的耳朵，我忽然发现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就是杭州那间小小陋室。

在从港岛到九龙的渡船上，维多利亚海湾上的水泥丛林不再像电视画面中那样美丽了。原来距离就是这样一种调整工具，它将人的感受进行变形，让感性最终战胜了原本克制而冷静的理性。中国人所谓“眼见为实”在渡船上我是深刻体味了。这种摩天大厦的无间距似的群体矗立，除了让人哀叹文明和物欲的悲哀之外，恐怕没有别的什么意义了。远距离的美感终于被我亲身的体会剥落了。因为，艺术美的至深本是指向其存在的最终意义——生命，对生命的热望，而非压抑自然和自由的人之生命力。我走在灯影璀璨和商业的声色场中，却不知为何多了份巨大的不幸和恐惧，我自问这好像也不完全出于对自身渺小、贫穷、无助的感受，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一种悲哀。在这样的绚丽中，我丧失了购物欲望，连欣赏的欲望也遭遇了挫折，只想早些回到太古楼那间狭窄却宁静的斗室中。走在中环的喧闹中，我真实地体会到什么是人声鼎沸中的寂寞，仿佛一切都在我身边环绕着，却丝毫不和我发生任何情感的沟通。香港真的是不太搭调。在夜色阑珊中，我备觉异地客的寂寞和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