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参照《四库提要》，对明代解《春秋》的主要著作进行评述，涉及元明之际的汪克宽，明初的《春秋大全》，明中期的湛若水、陆粲、季本及万历以后的郝敬、杨于庭、卓尔康、朱朝英等人。着眼点主要在各人解经体例的不同上。通过义例、书法、对胡安国《春秋传》的从违，对《春秋》三传特点的评论等方面，说明明代经学的特点，特别是理学对经学解释的影响。

关键词：解经体例〓《春秋大全》〓朱子〓《春秋》三传〓《四库提要》一

明代关于《春秋》的著作，《明史·艺文志》著录131部，1525卷，数量仅次于易类。《四库全书》收入库书21种，存目46种。朱彝尊《经义考》著录250余种，注曰“佚”和“未见”者居其大半。

明初《春秋》学最重要的著作为汪克宽之《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汪氏元明之际人，《明史·儒林传》谓：“元泰定中应举乡试，中选，会试以答策伉直见黜。慨然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四方学士执经门下者甚众。”此书卷首有先儒格言，汇辑理学诸家论《春秋》之要语，作为读《春秋》之先导。还有义例，概略交代此书撰作之意。全书首尾一贯，体例完整。汪氏首先把《春秋》当作理学著作来读，特别重视其中的价值意义。他在此书自序中说：“传注无虑数十百家，至子程子始求天理于遗经，作传以明圣人之志。俾大义炳如日星，微辞奥旨，了然若视诸掌。胡文定公又推广程子之说，著书十余万言，然后圣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于后世。因阅诸家传注，采摭精语疏于其下，日积月羡，荟萃成编。窃尝伏读圣人之经，一事之笔削，一言之增损，一字之同异，无非圣心精微之攸寓，而酌乎义理之至当。” 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族人汪泽民为此书所作的序中对此意提揭甚明：“仲尼假鲁史寓王法，《春秋》之义立矣。然圣人之志有非贤者所能尽知，是以三家之传有时而戾。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亦多矣，非圣人从而笔削之，则纲常之道或几乎熄。托之空言可乎？游、夏深知夫子之志，而未尝措一辞。孟氏发明宗旨，辞简而要。左氏考事精，暗于大义。公、谷疏于考事，义则甚精。胡氏摭三家之长，而断之以理。汉唐诸儒奥论，盖深有取。间若有未底于尽善者，岂犹俟于后之人欤？吾宗徳辅（汪克宽字），年妙而志强，学优而识敏。潜心经传，尝名荐书。于是遍取诸说之可以发明胡氏者，疏以成编。观其取舍之严，根究之极，亦精于治经者欤。” 同上。此书内容大体从胡安国传，然对胡安国之说考其所据，为之注出。对于自己所做的工作，汪克宽在此书自序中说：“详注诸国纪年、谥号，而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而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禆胡传之阙遗；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庶几初学者得之，不待遍考群书而辞义灿然，亦不为无助也。” 同上。当时著名学者虞集的序也说，此书的作意在“取胡氏之说，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类例之始发，而尽究其终。谓之《春秋纂疏》。” 同上。哲学

门（总第十六辑）·论坛明代春秋学述要

关于此书体例，最重要的有三点。其一，文句上三传经文互有同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略举而未详。啖助、赵匡、陆淳所举稍详，但亦未尽善。汪氏此书，文字凡有与胡安国不合者，以胡氏为正，而详注各传同异增损于经文之下。其二，义理之发挥主胡氏。认为诸儒唯胡氏发明程子之意最详，而朱子亦称此书义理正当。明代科举，《春秋》用三传及胡氏传。而此书以胡氏为主，于经下附录三传要语。事件之始末亦附于经文之下。诸侯见于经者，皆旁注谥号以备参考。地名、人名则引晋杜预、宋张大亨等注家。其三，于书法精微处，亦间附以己意。近世新说有推求过当者，也引据先儒之说加以辨证。有此诸义，遂使此书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体制颇为详备，远非仅为科举而作者可比。故《四库提要》谓此书：“能于胡传之说，一一考其援据所自出，如注有疏。于一家之学，亦可云详尽矣。”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60页。并引吴任臣之言指出，后胡广修《春秋大全》，虽在凡例中说“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其实从体例到文字全袭用此书。这也说明，此书在元末明初的《春秋》学著作中确为同侪翘楚。

永乐中胡广奉敕所撰的《春秋大全》对有明一代《春秋》学影响极大。此书卷首列纲领、总论、凡例、二十国年表、诸国兴废说及苏东坡之《列国图说》。其纲领及总论选辑两宋著名理学家关于《春秋》的言论，以表此书撰著大意。此书宗胡安国传，其“纲领”中条列孟子以下七家语，认为能真知此七家精要之语，则于《春秋》思过半矣。首列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及“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之语，以为此书之大经。又列庄子、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程颐之语。其中尤以程颐语最为警切，其中说：“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五经如药方，《春秋》犹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学者只观《春秋》，亦可以尽道矣”，“《春秋》，传为按，经为断”。此诸语最为胡广所认同，并把它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全书所表达的，无非此数语之意。

《春秋大全》在“纲领”之下又设“总论”，亦杂辑宋元理学家论《春秋》之言，计有周敦颐、二程、胡安国、杨时、胡宏、李侗、朱子、吕祖谦、刘安世、吴澄等人。纲领只设立总的指导思想，总论则除指导思想外，对《春秋》的性质、读《春秋》的方法、“春秋书法”中的一些通则和变例等也有示意。关于《春秋》的性质，此书引周敦颐、程颐、胡安国、朱子之语以见义。如周敦颐的“《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程颐的“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上古之时，自伏羲、尧舜，历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质，因袭损益。其变既极，其法既详。于是孔子参酌其宜，以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胡安国的“《春秋》，圣人倾否之书。《春秋》为诛乱臣贼子而作，其法尤严于乱贼之党。通于《春秋》，然后能权天下之事”，“《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词同者，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词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者，斯得之矣”；朱子的“《春秋》以形而下者说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乱世之事，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于天下，诸侯强凌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夫子因鲁史而修《春秋》，代王者之赏罚。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及“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尊王室，内诸夏，贵王贱霸而已，未必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凡此等处，《春秋大全》认为皆能提掇《春秋》之微言大义。

关于所谓变例，《春秋大全》以朱子的说法为纲，朱子不信变例，尝谓：“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恶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朱子于《春秋》，虽无专书，但讲学语录中涉及《春秋》者不少。朱子认为《春秋》虽有圣人之大义在其中，但多是直书其事，警醒后人以为鉴戒，并无一贯之义例和“书法”。《春秋大全》在这一点上遵循了朱子的见解。

关于《春秋》三传之异同，《春秋大全》遵从朱子与元城刘安世所言。朱子说：“《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及“问三传优劣。（朱子）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刘安世说：“《公》、《谷》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谷》未尝言之。故汉儒推本，以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则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传》，则《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故先儒以谓《左氏》或先经以起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然其说亦有时牵合，要之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后通矣。” 并见《春秋大全》卷首之〈纲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春秋大全》以此二言为论《左传》与《公》、《谷》性质与特点之依据，亦为辨二者优劣之依据。

对于胡安国《春秋传》之看法，《春秋大全》遵循朱子下列意思：“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安国《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叙九法，体用该贯，有刚大正直之气。问：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义正。但《春秋》自难理会。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有过当处。”

《春秋大全》之体例，全部抄袭汪克宽氏，一是经文以胡氏为据，而详注三传异同增损于下。二是解义以胡氏为主，大字录于经后。而《左氏》、《公》、《谷》三传则载其全文，分附经下。

《四库提要》从汉学立场出发，对胡广此书评价甚低，认为它通过科举，对明代经学的整体趋向起了坏的影响。如与元代经学比较，则“有明二百余年虽以经文命题，实以传文立义。至于元代合题之制，尚考经文之异同。明代则割传中一字一句牵连比附，亦谓之合题，使《春秋》大义日就榛芜，皆广等导其波也”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361页。。但《四库全书》仍收录此书，认为此书虽于学术无甚贡献，本可覆瓿置之，但对有明一代科举影响甚大，须存以备考，以见一代学术面貌之根源。另一点是，清朝康熙间修《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胡安国传中过于奚刻、迂阔不当的地方作了修改，颁布学宫以为标准教科书。而录胡广此书正可两相比较而形显《汇纂》的优点。此点《四库提要》特为点出：“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后见芟芜除秽之功。必经歧径之迷惑，而后知置邮树表之力。存此一编，俾学者互相参证，益以见前代学术之陋，而圣朝经训之明也。” 同上书，第362页。

明代中期解《春秋》可注意者还有湛若水之《春秋正传》三十七卷。此书对《春秋》全经逐句解释，其体例是，在每句经文之下，先列己之解释，再杂引三传与历代注家之言，特别是程颐和胡安国的《春秋传》，来佐证己言。其中大部分篇幅在驳正以往注家之失，故称“正传”。此书是以心学观点解释《春秋》的代表作，这一点湛若水在《春秋正传》自序中劈头即为表明：“甘泉子曰：《春秋》，圣人之刑书也。刑与礼一，出礼则入刑，出刑则入礼。礼也者，理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天之道也。得天之道，然后知《春秋》。《春秋》者，圣人之心，天之道也，而可以易言乎哉！然则圣人之心则固不可见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圣人之心存乎义，圣心之义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传。夫经，识其大者也；夫传，识其小者也。夫经，窃取乎得失之义，则孔子之事也；夫传，明载乎得失之迹，则《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鲁史之文，而列国之报也。乃谓圣人拘拘焉某字褒、某字贬，非圣人之心也。”湛若水：《春秋正传》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处明言《春秋》乃鲁史旧文，记载的是各国军国重事，其中不必有义例。解《春秋》也不必强立义例，更不须说某字褒某字贬。读《春秋》、解《春秋》的正确方法是以经为圣人之心的表现。圣人之心通过所论之事显出来。湛氏也不同意程颐“经是断，传是案”的说法，主张经传结合，靠读经者用心去体会圣人之心，他说：“或曰：经为断案，然欤？曰：亦非也。窃取之意存乎经传，以传实经而断案见矣。譬之今之理狱者，其事其断一一存乎案矣。圣人之经，特如其案之标题，云某年某月某人某事云尔。其或间有本文见是非者，如案标题云，某是非胜负云尔。然亦希矣。而其是非之详自见于案也。故观经以知圣人之取义，观传以知圣人所以取义之指。夫然后圣人之心可得也。紫阳朱子曰：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此其几矣。”并批评后来注家不体圣人之心，只在义例上穿求的方法：“惜也！鲁史之文世远而久湮，《左氏》之传事实而未纯，其余皆多臆说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传，多相沿袭于义例之蔽，而不知义例非圣人立也。《公》、《谷》，穿凿之厉阶也。其于圣人之心，鲁史之旧，其有合乎？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于经，而考之于事；不必凿之于文，而求之于心。大其心以观之，事得而后圣人之心、《春秋》之义可得矣。”湛若水：《春秋正传》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四库提要》对湛氏此解《春秋》之方法有同意有不同意。同意者在其不信义例，不同意者在其因不信义例而连带对《春秋》“书法”也一概排斥。《四库提要》对此评论说：“《春秋》治乱世之书，谓圣人必无特笔于其间，亦不免矫枉过正。然比事属辞，《春秋》之教。若水能举向来穿凿破碎之例一扫空之，而核诸实事，以求其旨，犹说经家之谨严不支者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362页。此洵属允确之论。

二

嘉靖时人陆粲之《左传附注》五卷、《春秋胡氏传辨疑》二卷在当时也极负盛名。前书驳正杜预注、孔颖达疏及陆德明《左传释文》，广采诸家之说，以己意折衷之。此书为顾炎武《日知录》所称，知为训诂佳作。后书专驳胡安国《春秋传》。此书不逐句解释，而是专条列胡氏之纰漏，后随以己之辩驳文，前后二卷，共辩驳六十余事。《四库提要》谓“其抉摘说经之弊，皆洞中症结”，“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说之弊”，“自来学《春秋》者，攻击胡氏不一而足。然辨讦太过，反或自生障碍。若粲之和平通达，诚可为说经家指南矣”此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书提要之文，中华书局整理本无此数句。。并表彰此书在《春秋》学史上的贡献：“自元延祐二年立胡传于学宫，明永乐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异同。惟粲及袁仁始显攻其失。其后若俞汝言、焦袁熹、张自超等踵加论辩，乃推阐无余。虽卷帙不多，其有功于《春秋》固不鲜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363页。

万历时杨于庭的《春秋质疑》十二卷，性质与上书相同，也是质疑胡传之作。此书自隐公至定公，每公一卷，唯列所疑之目，如“春王正月”、“不书即位”、“宋公和卒”、“葬卫桓公”等，不逐句释经。其自序中述此书撰作之由说：“自公羊氏、谷梁氏出而左氏绌，自胡氏列之学官而公、谷亦绌。然其征事不于盲史乎？其参订不于二氏乎？而若之何华衮也、斧钺也！一切尸祝胡氏，而亡敢置一吻也。……胡氏矻矻摘三传之颣而撷其华，语多创获，其于笔削之义迩矣。然其议论务异，而其责人近苛。间有抄公、谷而失之者。庭少而受读，尝窃疑之，归田之暇，益得胪列而虚心榷焉。榷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则笔而识之。而《质疑》所由编矣。”可见此书主要是对《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之说抱屈，对胡氏之独尊持异议，意欲使四家并列。唯取其有理，不论其权威。认为既有之权威是后人偏信的结果，《春秋》本经固自若也。他举例说：“汉人之祀天也以牛，夷人之祀天也以马，而天固苍苍也。祀以牛以马，不若以精意合也。夫不以精意求圣人，而执胡氏诮《左》、《公》、《谷》，是祀天而或以牛或以马也。兹余所由疑也。”《春秋质疑》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主张祛除对胡传的盲目信奉，以己之精意求经书之意。此种态度深为有识者所许，如当时学者邱应和就在此书序言中说，杨于庭以此种态度作书，可谓《春秋》之孝子，《公》、《谷》之慈孙，而胡安国之忠臣。《四库提要》的作者也引述其中证“春王正月”、“不书即位”、“从祀先公”数条，说杨于庭此书“议论多为精确，固非妄攻先儒，肆为异说者比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366页。。

万历时卓尔康的《春秋辨义》三十九卷在明代《春秋》学中也是一本重要的著作。此书卷首分经义、传义、书义、不书义、时义、地义六类表述本书见解。卷首一至二为经义，首列历史上的大贤关于《春秋》的名言以为全书总旨。所选注家除胡广《春秋大全》所列之孔子、孟子、董仲舒、王通、程颐、邵雍、朱子之外，增啖助、赵匡、刘知几、胡安国、郑樵、刘永之、吕大圭等人。所选诸家论《春秋》之语，皆足以为法且警策醒豁者。三为传义，杂引何休以下多家论三传之语。四至七为书义，引诸家论《春秋》书法之语，分正建、改月、即位、郊、社、褅、雩、昭穆、朝聘及天文、灾异、婚礼、搜猎等，论书法之例与其意义。卷首八为不书义，对《春秋》何以不书“即位”、“立君”等字之微言大义进行讨论。列入不书类者名义甚多，包括兴作、崩葬、内薨、会盟、侵伐、戎狄、救、次戍、灭国、君出、诸奔、诸弒、相杀、讨乱、死难等，甚为繁细。从卷首中，即可看出此书解经之大概方向。正文中逐句解释《春秋》经文。每句下先列《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下杂引诸注家之文，最后断以己意，对旧说尽量择善而从。每公下又附列国本末一篇，条举此公在位期间列国与之有关之大事。亦甚简明而翔实。其独见处，虽有刻意翻新，无当于理者，但总体上此书体例完备，议论平实，每有创获。故《四库提要》谓此书之议论“明白正大，足破诸说之拘牵，在明季说《春秋》家，犹为有所阐发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367页。。

明末朱朝瑛之《读春秋略记》十卷也是明代《春秋》学的名作。此书正文前有总论一篇，概述全书纲领。其纲领首标尊王之意，但在王室暗弱诸侯放恣的情况下，不得已则奖霸。他说：“《春秋》大义，一言以蔽之曰尊王，此人人所知者。而圣人委曲维持之深心，则未之或知也。东迁而后，诸侯放恣，几不知有王矣。桓文出，而假王之名以令诸侯。圣人予之，非徒贵其名也，以为此一念之天良未至于澌灭，为之别择而表扬之，使天下之人众著于名义。此转乱为治之一机也。”《读春秋略记》总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次，朱氏主张《春秋》乃孔子所修，其中有“特笔”以寓深意，他说：“读《春秋》者须观圣人之特笔。观其特笔，而全书之旨可会而通也。于稷之会，特书‘成宋乱’，恶贿赂之始行也。于澶渊之会，特书‘宋灾故’，惜义理之终不明也。世之龌龊者狥利而忘害，既足以致天下之乱，而一二有志于救时者，又不审于轻重缓急之宜，往往舍其重而谋其轻，舍其急而谋其缓，使乱者终不可以治。是圣人所大痛也。书‘成宋乱’，见正身之要焉。书‘宋灾故’，见辨义之精焉。书‘郑弃其师’，见楚之所由横。书‘王室乱’，见乱之所由极。凡圣人所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不著于此矣。书‘天王狩于河阳’，见世道之未尽丧，乱者犹可以复治。书‘西狩获麟’，见天心之未尽灭，衰者犹可以复昌。则圣人所为知天立命，参赞化育之事，亦将于此乎始之。此数者未可以尽圣人之特笔，而特笔之大者，已不外于此。”《读春秋略记》总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三，朱氏在《春秋》之书法上，主张有褒贬而无褒贬之定例，关于此义他举例说：“有因其时而变者，有因其人而变者，有因其事而变者。闵、僖以前，诸侯为政，则褒贬常在诸侯而不在大夫。文、宣以后，大夫为政，则褒贬常在大夫而不在诸侯。此因其时而变者也。褒贬之在诸侯者，大国小国皆有之。褒贬之在大夫者，常在大国而不在小国。此因其人而变者也。在诸侯者，不过辞有重轻。大抵称爵为重，称人为轻。重者近于褒，轻者近于贬。然不待贬而恶见者，则亦称爵以著其恶也。在大夫者，不过辞有详略，大抵称名为详，称人为略。详者近于褒，略者近于贬。然不待贬而恶见，则亦称名以著其恶也。此因其事而变者也。”同上。其对《春秋》书法之意见亦可概见矣。

三

以上所述者为《四库》收录之书。《四库》存目者，明代说《春秋》之家亦复不少，但刊落不收者，数量远远大于已收之书。其中原因，与《春秋》经传的特点有关。即《春秋》经文太简略，经之倚赖于传文，较他经为甚。此点在明代科举考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四库提要》在《春秋》类著作的卷后按语中说：“他经虽限以一说立言，犹主经文。《春秋》一经，则惟主发挥传义。其以经文命题，不过传文之标识，知为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观张朝瑞《贡举考》，备列明一代试题。他经皆具经文首尾，惟《春秋》仅列题中两三字，如‘盟密夹谷’之类。其视经文，不为轻重可知。是《春秋》虽列在学官，实以胡传当一经，孔子特拥其虚名而已。经义之荒，又何足怪乎!……今检校遗书，于明代说《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举俗学，晦蚀圣经之本旨云尔。”《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412页。明代《春秋》类著作之所以异说纷纶，这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

明代解《春秋》的著作，《四库》列为存目的不少，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季本、郝敬等几家。嘉靖时之季本有《春秋私考》三十六卷。季本为王阳明弟子，《明儒学案》有传。此书继承了唐啖助、赵匡、陆淳以来弃传就经的解经方向，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三传为战国以来浅见之儒所附益。因此解《春秋》不仅不能以三传为入路，反而要以经正传，拨去三传加给《春秋》的重重雾障。此书对《春秋》逐句加以解释，目的在摧破三传之说，故其解释多立说新奇。季本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明王道，力驳《春秋》仅孔子据鲁史旧文删削修订之论，他说：“《春秋》之作，所以明王道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周流四方，历观世变，悯人欲之横流，惧天理之尽灭。谓天下之乱由于赏罚之不行，故即鲁隐公以后所见、所闻、所传闻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参考国史副藏，提纲举要，删削而叙正之。具文见意，无所容心，但使是是非非不泯其实而已。虽西周盛时君臣不能外此而治。”季本：〈春秋私考序〉，《四库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关于《春秋》之取名，季本认为，古代行赏在春夏，行罚在秋冬，《春秋》意在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赏罚警诫后人，故错举四时之名曰“春秋”。“春秋”非鲁史旧名，而是孔子自创之名。季本由此批评孔子“修书”之说，谓：“《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左氏不知此义，乃曰：‘非圣人谁能修之？’是以《春秋》为鲁史旧名也。……孟子私淑孔门之教，未讹圣学之传，其论《春秋》，全无一语谓其为修者。特以其书尝有‘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之言，而左氏剽窃得之，因遂夸张其说。殊不知《春秋》中之文不尽载于国史，犹《春秋》中之事不尽统于齐桓晋文也。然霸者之事功，不足以语帝王之学；词人之记载，不足以语性命之文。《春秋》之义，彼其能知哉!”同上。既然《春秋》为孔子所作，则三传不足据。历史上之说《春秋》者，不仅据传文以解经，且多喜《左传》之文辞富艳，《公羊》、《谷梁》之微言大义，多有舍经求传者，或驾传于经之上者。季本对此尤为不满，故盛张孔子作经之说，大力抨击三传，他说：“《春秋》者，孔子之所作也。自《左》氏误以为修，而凡杂记、传闻之事于经不合者，不得不强为之解矣。又其语多繁芜而识尤浅陋，大不类孔门家法。而谓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岂不谬哉!……战国书生欲干世主，竞为异论以饰己奸。而腐儒传习，遂信为真。”季本：〈春秋私考序〉。季本为了推倒三传，对三传之源流也作了简单的考溯。认为《公》、《谷》出于战国时儒生之手，不出于子夏之门，中多叛经之言。三传之立于学官，《公羊》最先，《谷梁》次之，《左传》最后。史称《左传》汉初出于张苍之家，苍秦时为柱下史，得习天下图书，又喜历算之学。汉时为淮南王相十四年，《左传》盖张苍公暇与其徒掇拾所闻而撰著者。并历数其中杂于秦制者，如“腊”为秦之祭名，“酎”为秦之饮名，“庶长”为秦之官名之类，以证《左传》非战国以前的文字。故执传以议经，移经以就传皆不可。汉以后专宗三传，是《公》、《谷》者攻《左传》，是《左传》者攻《公》、《谷》，不过为儒生互相讥排，未有能以经正传者。季本大力表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家，认为能“据经考例，大破三传之疑”，为唐之善学《春秋》者。但此三家治经多有疏略之处，且未能贯穿全经。季本自言沿啖、赵之风而推阐发明。他在〈自序〉中总结己之解经义旨说：“夫圣人作经，本以明是非之心。其所删削，莫重于文奸、惑世之言。乃摭异闻以为遗事，惟夸该博，不论是非，此传之所以叛经也。而旧习相沿，卒莫能挽，邪说惑人，可谓深矣。不亦重可惧乎！予考斯义，亦岂好纷纷哉？不过以经正传，发孔子明王道之本意。”同上。就此书之内容细节看，季本自非经学家，其中名物度数、氏族、名姓、地理、掌故等，未免多有舛错。唐顺之为此书所作之序中谓季本此书“于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历之数度，褅郊尝社、礼乐兵农之纤悉，古今之所聚讼，皆辨析毫厘，务极该实。昔人所称经师，莫之及也”，实属夸饰溢美之辞。而《四库提要》之评论，则谓此书本不信三传，故释经处谬戾不可胜举。书中自谓新见处，类皆无稽之谈。并说：“夫孙复诸人之弃传，特不从其褒贬义例而已。程端学诸人之疑传，不过以所记为不实而已。未有于二千余年之后，杜撰事迹，以改易旧文者。盖讲学家之恣横，至明代而极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387页。对此书实贬斥太过。黄宗羲《明儒学案》也说季本之《春秋私考》，对《公》、《谷》之义例，《左氏》之事实，摧破不遗余力。又说其《诗说解颐》不免惑于子贡之伪传，不信小序。此类皆好异之过。参见〈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三〉。但批评不似《四库》之苛甚。

郝敬有《春秋直解》十五卷，为其九经解之一。此书卷首有〈读春秋法〉，叙其撰作之意。郝氏首先反对汉唐以来《春秋》学中的义例、褒贬、特笔等，主张扫除后儒加在《春秋》上的种种雾障，还《春秋》以本来面目。他提出，《春秋》本鲁国编年史之提纲，孔子忧五霸之乱，借鲁史标题见义，详细之情则见鲁史。但鲁史亡佚，自此圣意晦而不彰。三传中唯《左传》之作者及见鲁之旧史，但只是荟撮其事而不知深义，故开后人揣摩附会之端。《公》、《谷》又因《左传》所记之事而讥评之，义例、褒贬、特笔等遂牢不可破，益增后人解书之难。他论此意说：“《春秋》一书，千古不决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笔之旧史不传矣，《左氏》摭拾遗文，缺略未备，可据才半耳。其于圣人不言之情，茫乎昧乎。《公》、《谷》袭《左》而加例，胡氏袭三传而加凿。吁嗟!《春秋》几成射覆矣。”《春秋直解》卷首：〈读春秋〉，《四库存目丛书》本。郝敬还指出，《春秋》是史书，本直记历史事件，无所谓“书法”，后儒逞技穿求，遂成种种非常可怪之论。故他反对一切非径直解经的深文曲笔，说：“《春秋》无深刻隐语，无种种凡例，不以文字为褒贬，不以官爵、名氏为贵贱，未尝可五霸，未尝贵盟会，未尝与齐晋，未尝黜秦、楚、吴、越为夷狄，此其萦萦不然之大者。今欲读《春秋》，勿主传先入一字，但平心观理，圣人之情自见。明白易简者，圣人之情，其艰深隐僻，皆世儒之臆说也。”同上。

对于《春秋》经文与三传的关系，郝敬不满明代《春秋》学的状况，认为当时皆“以经说三传”，意即以经中文句为标题、眉目，而解说内容则为三传。虽有主《左传》与主《公》、《谷》之不同，但以传为主，以经为辅则相同。要扭转此种情况，首先须确立以经为主之指导思想：“因三传以重《春秋》，非知《春秋》者也。舍三传而知《春秋》不可一日无者，乃为真知《春秋》。”《春秋直解》卷首：〈读春秋〉，《四库存目丛书》本。为了扭转传重经轻的局面，郝敬采取的办法首先是破除三传特别是《左传》的神圣性，他断言《左传》非左丘明作，而是周秦间人伪作。他说：“《春秋》三传首《左》，昔人谓为左丘明作，司马迁、杜预信之。……今详《传》中断例叙事，种种迂谬，反有借意于《公》、《谷》者。岂亲见仲尼者乎？先儒谓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以其经传相辅也。今有经无传者半矣，疑者缺而无考，诞者谬而不经，误者迕而不合，岂其出丘明手而疏戾若此乎？窃意此传周秦间人伪撰，不足尽信也。”同上。至于说《左传》即左丘明所作之鲁史，更为郝敬所反对。他认为，左丘明之文风富艳，其精神全在文字之铺陈藻绘，于圣人作经之意全未领会。左丘明只如后之新进辞人，借王公重臣以求名而已。《公羊》、《谷梁》以为鲁史真出左丘明，揣摩其中的文字以起例，至使原本明白易简之旨，反成争讼之场。而圣人原本忠厚之意，反成险忮刻薄。此皆过信左氏所引出的恶果。郝敬认为，后世流传之《春秋》经文，是经过孔子笔削的，故特简明，只标其要领而已。事件之详细始末，皆具于笔削所施之底本，即鲁史旧文中。鲁史旧文原非弃而不用。如不用旧史，则经所书才及旧文十分之一，事件之始末何所取征？后来鲁史旧文遗失，后人参之以别典，以雕砻铺陈之文字补叙，中间杂以己见，妄起凡例。后世误信为左丘明所作，凭信不疑，圣人之真逐渐掩蔽。假如鲁史旧文不遗失，今人以经文对照，是非自见，何须今日依例妄意，如猜哑谜。郝敬的意见是，《左传》可能出自三晋辞人之手，故叙事多偏袒晋国，夸誉重耳，彰显晋之功业，甚至卿大夫之招权纳贿，贪淫败礼之事，皆详细书之，大肆铺张，不以为怪。后世遂以为《春秋》尊晋，孔子奖霸。此皆《左传》误之。

郝敬因不信三传，他的《春秋》解，凡义例、书法、褒贬等皆扫除荡尽，主张唯细心玩味经文，体会孔子温厚精约之言。如关于义例，他说：“《春秋》无例，但据史所记事之有慨于心者，提而书之，公道难掩，是非自见。时或创出新义，如正月称王、王称天、郑弃其师、天王狩于河阳之类，与凡或书或不书，随宜化裁，非例也。余多因旧史隐括成文。而世儒伪起凡例……要皆后人强设，非仲尼有明训也。及其不合，则又曰美恶不嫌同辞，又曰有变例，有特笔。然则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为诪张幻语，岂圣人作经之义哉！”〈读春秋〉，《春秋直解》卷首。郝敬针对此义所举之所谓义例，如桓无王，定无日，秦楚吴越夷狄无君臣、无大夫，夷狄不书月，卑国不书日，君弒贼不讨不书葬等，皆甚中要害。

郝敬也反对《春秋》有褒贬、书法之说，认为《春秋》皆直书其事，它不为一国作，也非为表扬忠臣孝子、圣帝明王而作、故能为万世公法。他说：“《春秋》不为一家作，故自大夫以下事不书。《春秋》不为忠臣孝子作，故贤人君子事不书。《春秋》不为圣帝明王作，故善政显绩不书。凡奖藉夸诩之辞，勋庸宠利之事，皆非《春秋》之义。世儒未达《春秋》之义在不言，直其事而是非自见，时或辞有抑扬，而圣言温厚精约，微显各中天则。虽意旨不露，而无深刻隐语。但平心细玩，苍素了然。若谓字褒字贬以行赏罚，此后儒妄说，仲尼断断无是也。”同上。此皆针对《左传》、《公》、《谷》偏敝而发，意在扫清说《春秋》家种种迷谬。

郝敬更反对后儒以曲解孟子来坐实孔子素王之说。《孟子》中有“《春秋》，天子之事”一语。后儒抓住孟子这句话，敷衍为孔子有德无位之素王，故借《春秋》之褒贬行王者之权。郝敬反对此论，他说：“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谓《春秋》所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三王之罪人。所以《春秋》为天子之事作也，岂谓仲尼以天子事自用云乎？后儒缘饰仲尼素王，诬以命德讨罪，谓其以匹夫窃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真对痴人说梦也。”同上。此中郝敬所认为的孟子这句话的本意，实际上未必如此。但他反对《春秋》为孔子行素王之权，却是相当正确的。在〈读春秋〉之中，郝敬还例举了大量史实，对《春秋》为刑书、《春秋》奖五霸等说法进行驳斥。

最后可注意的是，郝敬生为楚人，对《春秋》史上以齐、晋、郑、卫为中国，以秦、楚、吴为夷狄之说，反对甚力，尤反对以楚为夷狄。他说：“五霸之乱，莫甚于晋楚；《春秋》所恶，莫甚于晋。晋自重耳以诈力兴，其子孙强梁骄恣，唯楚为其所忌，故始托于秦，后引吴越自助，皆为楚也。世儒贵霸尊晋，遂诋楚为夷，而楚实非夷也。”〈读春秋〉，《春秋直解》卷首。又说：“尊周二字，齐小白之阴符也。若晋重耳，命周如臣仆，何周之能尊？世儒谓桓文攘楚即所以尊周。夫周之不尊，非楚为之，十二诸侯，谁知有周者？以攘楚望齐晋，犹以燕伐燕也。”同上。他认为，《春秋》对于楚，不过生正其爵位而称子，死没其谥号而不书葬而已，未尝摈其为夷狄，教齐晋攘之也。他甚至认为，《春秋》不唯不摈楚，所寄望于有为之君者，正在楚。这些都说明，郝敬为乡邦洗刷污名于千载之下，其情实可矜囿。至于他所举之证，其中实有不够确凿之处，学者于此处可一望而知。

《四库提要》对《春秋直解》的评价比郝敬其他书更少苛刻之言，认为此书虽大旨在承孙复废三传之言而又加甚，但其中三百多条“非左”之证，则多摘发传文之纰谬，谓为左氏之诤臣可也。对其中深文过甚处，如谓五霸之名非其时所应有等，也指为“好为议论”。总之郝敬此书虽不免于深文曲说之处，但指摘传文中种种错谬，扭转后来人过信三传之误，却有很大的功绩。他所谓“世儒不知《春秋》，始于视仲尼太高，疑仲尼太深”同上。。诚深知今人解《春秋》之病痛者。

杨立华， 1971 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参见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