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迈向新世纪之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以民族文化为单元的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也加快了融合与互动的进程。近20年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文化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以版权、影视、演出、会展、动漫和游戏等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已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朝阳产业，并且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由国家经济体系的边缘走向了中心，由文化产业的兴起而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贸易亦蒸蒸日上。图书及版权贸易作为文化产业的主要产业内容，其在国际经济贸易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图书及版权贸易概述

美国的图书与版权产业已经超过批发业和建筑业，其产值大约是制造业的一半。2001年版权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7912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1%，该产业在1977～2001年间，产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达7%，是美国经济年增长率3%的两倍多。

图0-1 美国版权产业对GDP的贡献

在英国，以版权产业为主体的文化创意产业是英国发展得最快的产业，1997～2001年间年增长率达到8%，是同期英国总体经济增长率2.6%的三倍多，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超过8.2%，创意产业产值2001年已达到1125亿英镑。在伦敦，创意产业是该市的第二大产业，仅次于商业服务业，已经超过制造业、零售业等行业，产值已达到250～290亿英镑。

当今文化产业巨擘贝塔斯曼（Bertelsmann）就是在19世纪以出版开始起家的，图书出版与版权产业现在仍是其主要利润来源领域，目前贝塔斯曼在全球60个国家拥有300多家下属公司和8万多名雇员。其业务范围之广涉及图书出版、图书音乐俱乐部、杂志与报纸、信息、教育、娱乐、影视音乐、广播电视、印刷、媒介服务、电子商务等传媒业的各个生产、服务领域。2004年贝塔斯曼集团总收入达到170亿欧元。其收入来源主要为四大部分：图书和音乐直销（占23%）、内容销售（占29%）、媒体服务（占26%）和广告收入（占22%）。从下属六个子集团的贡献来看，RTL集团的贡献最大，收入占集团总收入的28%，其次为欧唯特服务集团（Arvato Services）占21%，BMG占15%，古纳亚尔（Gruner+Jahr）占14%，贝塔斯曼直接集团占12%，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占10%。从区域分布来看，贝塔斯曼集团的主要收入来自欧洲和美国，其中德国本土占30%，其他欧洲国家占42%，美国占22%，还有6%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

图0-2 2001年美国版权产业增加值结构

图0-3（1）：2004年度贝塔斯曼各类别收入结构比例

图0-3（2）：2004年度贝塔斯曼各子集团收入份额比例

图0-3（3）：2004年度贝塔斯曼区域收入结构比例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文化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要赢得国际竞争，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样需要强大的文化实力。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激发民族生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造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掌握主动权。

二、中国图书与版权产业

21世纪将是文化生产的时代，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将直接决定国家的整体实力。因而，发展文化产业就变成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抉择。文化产业的这种战略意义，已经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同时为了实现文化产业的这种战略意义，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方案。中国也认识到文化产业的战略意义，并积极探索着文化产业的振兴之路。

2007年10月9日至14日举办的第59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共吸引了7400多家参展商和近30万参观者。中国展团在本届书展上输出版权1928项（2006年1364项，2005年615项）。在本届书展上，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了“中国出版（巴黎）有限公司”和“中国出版（悉尼）有限公司”，其下属的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与世界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共同签署了在美国合资成立“中国出版（纽约）有限公司”的意向协议备忘录。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中国图书出口已不再是单纯的图书贸易和版权输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与国外出版商共同策划选题或合作出版发行图书。中国图书的国际市场之路呈现出梯次推进、多样化的特点。与外方成立合资公司创造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全新商业模式。

中国的图书版权产业的发展严格来讲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其发展步伐也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进程而逐步向前迈进的。

（一）起点——对外合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

中国图书版权首次对外合作是在1978年9月与日本讲谈社商定中日合作出版《中国之旅》画册。在1992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前，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和外国出版商对中国市场的顾虑，我国的版权贸易主要以输出为主。《中国之旅》就是这样一部版权贸易的开山之作。该画册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卷，主题是反映当时现代中国的面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面和日本讲谈社合作，讲谈社派摄影师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一起在中国各地采风拍摄，先以日文出版，后又出版英文版。1979年，在南斯拉夫评论社召集的“莫托文集团”（由欧美几十家中小出版社组成）会议上，中国和“莫托文集团”谈成合作出版大型画册《中国》，该书由上海美术出版社和“莫托文集团”合作，以英、法、意、日等7种文字出版，海外发行10万册。

这一时期版权输出的另一重要事项，是1984年英国培格曼出版社（Pergamon Press）出版了《邓小平文集》的英文版，第一次把邓小平的理论传播到西方乃至世界。

版权引进方面的开山代表作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美国购入版权，出版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这一阶段，我国尚未颁布《著作权法》，也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很多人还不知道版权为何物，版权贸易活动存在着诸多障碍：一是信息来源的局限，国内出版界对海外出版市场的信息缺乏了解，外国出版界也不了解中国；二是对外交流访问比较受限制，出国很困难；三是外汇限制，外汇少，管制严格，出版社付汇购买版权几乎不可能。

（二）成长——以港台地区为主要合作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92年）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6年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举办。在当时中外出版界缺少联系的情况下，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搭建起一个让中外出版人直接对话的平台，把众多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引到了中国出版人的家门口。博览会的功能从开始以原版进口图书订购为主，逐渐发展成以版权贸易和对外合作交流为主。每届博览会上成交或达成的版权贸易协议逐年增长，直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版权贸易事业的总体发展。

此时，中国的版权贸易仍是输出大于引进，合作伙伴也集中于亚洲国家和地区，与欧美的联系较少。特别是祖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合作，在此期间正式大规模展开。以1988年10月第一届“海峡两岸图书展览”在上海举办为起点，标志着两岸出版合作正式启动。

在后来与台湾的合作交流和版权贸易中，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下属的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起到了重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1988年2月25日，经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批准，“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在北京成立。从1989年开始，促进会开始连续举办两岸的“合作出版洽谈会”。当时和台湾合作的重要项目《中国美术全集》的出版协议，就是在首届洽谈会上签署的。

和台湾的合作交流模式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种是合作出书。比如前文所说的《中国美术全集》，此全集共60卷，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牵头，联合文物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书画社等五家出版社，同台湾锦绣文化企业合作出版发行。该全集在台湾销售了3500套。锦绣文化企业董事长许钟荣当时和内地有许多版权合作项目，除《中国美术全集》外，还有300卷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74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另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和台湾光复书局合作出版的《中国古建筑大系》10卷本繁体版，共发行2万套。当时的合作主要是把内地的图书输出到台湾，也从台湾购进少量版权，比如从台湾光复书局购买了30卷本《大美百科全书》的简体字中文版权。

第二种合作方式是两岸出版界人员互访。中国内地出版界首次组团访台是在1993年5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下属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会长许力以，率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林尔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陈早春、人民美术社社长陈允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周谊等一行12人访台。此次访台就扩大两岸出版交流达成五点共识：第一，两岸定期轮流举办出版学术交流研讨会；第二，定期互相举办书展；第三，组织双方编辑人员互相往来、培训；第四，双方互相提供图书出版信息；第五，互相提供印刷技术协助，并加强出版印刷交流。

1994年3月，中国内地的图书首次在台北展出，展览规模宏大，共展出内地版图书17万多种，参展内地代表团成员近百人。

和台湾的第三种合作途径，是双方定期举行研讨会。为此，1994年9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海峡两岸出版界商定设立“华文出版联谊会议”，由内地、香港、台湾每年轮流举办。1995年5月，第一届“华文出版联谊会议”在香港举行。

这一阶段，许多对外合作输出的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如《中国长征》由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摄影出版社和澳大利亚的开文·威尔顿公司合作，于1985年底出版，在海外发行4万多册。1987年，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又和长城出版社合作，以7种外文出版了《俯瞰中国》，海外发行7万多册。新华出版社则因和瑞士尤尔根公司合作输出《熊猫》获益颇丰。当时的对外版权输出，一度为国内出版社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这种设立重要项目、政府大力支持、集中力量策划出版的做法，某种程度上非常值得我们在今天推广中国图书“走出去”时予以借鉴。

在版权引进方面，为克服外汇缺乏对版权贸易的限制，商务印书馆巧妙地以“补偿贸易”的形式创新了当时的版权贸易模式。198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精选英汉汉英词典》，由于当时不能付外汇，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采取“补偿贸易”的形式，由商务印书馆把一定数量印刷好的书芯运送到香港，由对方在香港加上书封后直接在海外市场销售。就这样，我国的出版者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开始进入出书、培训、人员交往的快速成长期。

这一时期对外合作交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模式：一是与国外合作出版了一些大型的出版物。二是建立起中外出版交流和相互培训的合作方式。如继《中国》合作项目之后，每年，日本以及西方国家都会派团和中国互访，从1980年开始，日本讲谈社每年都接收20位中国的编辑赴日本进修、培训。三是和海外出版界之间互相举办图书展览，并在展览期间组织讲座，积极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改革开放初期只有中国国际书店一家代表中国出版界参展，后逐渐扩大到各出版社纷纷派员参展。

但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出版社的版权贸易工作仍处于被动等待的懵懂阶段，缺乏计划性和主动性，随意性较强。在出版社内部管理和机构设置上，很少有像科学出版社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成立专门的国际合作室。即使版权贸易工作起步较早、版权贸易数量较大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成立了版权贸易工作小组，开始由副总编辑分管，设专职人员具体负责，正式成立国际合作室则是在1992年。

而这一时期，出版社彼此竞争也不明显，出版专业范畴不交叉，出版社之间相处融洽，版权贸易数量虽然不大，但都认真完成。版权贸易工作起步较早的出版社有科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图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

（三）向规模数量型转移（1992～2000年）

1992年9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博士。鲍格胥说：“今天，伯尔尼联盟的人口有25亿，然而，当时钟的分针指向1992年10月15日这一天的时候，伯尔尼联盟的人口将猛增至37亿到38亿，因为中国的人口在12亿到13亿之间，而《伯尔尼公约》于1992年10月15日在中国生效。”

对于中国出版界来说，1992年的确是版权贸易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的版权贸易工作从此纳入了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外国出版商开始放心地和中国做生意。现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张惠珍将这一阶段定义为“中国的版权贸易从小打小闹向规模数量型转移的初级阶段”。

这一阶段出版社引进和输出图书的比例开始发生变化，引进版图书逐年增加，输出版图书则有所减少。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1992年前，版权输出数量大于引进，从1992年起，版权引进数量开始大于输出。

此时，引进版图书的市场化倾向日益明显，国内出版社引进了一些畅销书、市场反映热烈的图书。比如199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飘》的续集《斯佳丽》；1993年外研社引进的《维克多英语》，发行25万套，与麦克米伦公司推出的《走遍美国》，发行数十万套。漓江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少儿出版社、浙江少儿出版社等成为新兴的版权贸易生力军。

同时，引进版图书的增加，推动了我国图书编辑印装质量的提升，引进版权的过程，也是中国出版社学习国外图书编辑制作优点的过程。比如21世纪出版社在引进英文《DK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就学习了图文关系的处理、版式设计的主题照应等。

1996年之后，引进版图书数量再次呈现大幅增长，输出则逐年递减。以建筑工业出版社为例，1992年引进版图书仅2种，输出版图书16种。1996年引进版图书30种，输出版图书20种。到2000年，引进版图书升至70种，输出版则下降到不足15种。

1996年之后，在版权引进数量猛增的同时，也出现了出版社购买版权一拥而上、重复出版、无序竞争的现象。当时版权贸易市场的无序竞争相当严重，国内一些出版社相互拆台、哄抬价格，使图书的版税率由国际通行的6%～8%抬高到10%～12%；版税预付款由最初的30%（按国际惯例）竞相抬高到100%；专业图书的起印数从2000～3000册增至8000～10000册。版税提前全部付掉了，可是书没有全部卖掉等现象屡有发生，造成国家经济受损，外国出版商坐收渔翁之利。外商对国内这种无序竞争现状了如指掌，提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他们将同一本书同时寄给多家出版社，让各出版社竞相报价、抬价。部分出版社购买版权盲目性很大，有时候先把版权抢下来囤积着，再找市场，造成很大浪费。

这一阶段，出版社在急切购进版权的同时，转让版权的意识越来越淡化，本土原创减少，外向型选题匮乏。不过，也有一些出版社仍然在对外合作输出中颇有收获，例如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与施普林格公司（Springer）合作出版的《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采用在全球范围内组稿，自己编辑印刷中英文版的方式，获得近10倍于出售版权的利润。

（四）向优质高效型转移（2001～2005年）

2001年，中国加入WTO，成为中国出版业版权贸易事业和对外交流合作快速发展的又一契机。此时，各出版社在从事版权贸易时，开始追求质量取胜，强调精品意识。这一阶段可以描述为“从规模数量型向优质高效型转移”，是我国版权贸易稳步推进、提升的阶段。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出版资源、作者资源、图书市场都被摆到了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此时，一些中国出版社在对外合作交流方面，以国际化的发展定位取代了单纯的版权贸易。以科学出版社为例，国际化是该出版社发展定位的一个方面，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成为国内优秀科技成果的发布中心和国外优良出版资源的引进平台，原创和引进相结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久发展战略。科学出版社和国外出版商的每一个合作项目，都是多方位的合作，除了版权贸易，还包括有计划地输出科学出版社的业务主力到国外出版公司培训进修。

科学出版社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建立了海外分公司，目前在纽约、香港和英国等地拥有三家海外分公司。如今，科学出版社每年引进优秀科技著作三四百种，输出一百多种，和全球几十家STM领域的国际出版公司都有合作。特别是和爱思唯尔（Elsevier）、施普林格这样全球领先的科技出版商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科学出版社与这两家公司合作出版了《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的英文版，连同该社其他一些学术期刊内容，放到爱思唯尔和施普林格的在线网络平台之上，提升了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同时也扩大了科学出版社在国际科技出版领域的影响。

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走出去”，政府开始采取相应扶植措施鼓励中国图书“走出去”。2004年3月，在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的共同推动下，首批中国政府资助出版的70种法文版中国图书亮相巴黎图书沙龙，随后此模式被发展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于2005年7月正式启动。人们的输出意识由淡漠再次增强。但由于1992～2001年这一阶段对版权输出的忽视，此时原创和输出显得后劲不足，缺乏可输出的好产品。要想很快扭转目前引进远远大于输出的状况绝非一日之功。很多业内人士表示，不应过多强调引进输出的比例，现实情况决定，引进大于输出的状况还将在很长时期内继续存在。我国是一个学习性很强的民族，这决定了我们引进国外知识产品的热情，但是，一个成熟的出版社应该具有很强的输出意识，把自己的版权卖给别人，而要让更多的中国图书“走出去”，首先应该让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五）“十一五”——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发展的新起点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出版业列入九大重点发展产业，我国已经兑现了加入WTO时的承诺，开放了市场分销和印刷制造的两个重要环节，而且图书与版权产业的发展将在整个文化发展的大环境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中国的图书与版权产业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调整政策，逐步扩大对外开放。截至2006年，我国已经批准外资投资的分销服务企业38家，其中14家有批发权。在分销领域，独资、合资、股份制、民营资本、国有资本都是允许存在的。在印刷领域，除了规定出版物印刷企业必须由中方控股以外，其他的印刷行业都是全部开放的。目前已经批准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的印刷企业有2000多家。

在图书出版领域，目前我国的政策规定不允许外资进入出版编辑环节，但是开放了单本书的项目合作。外国政府、外国出版企业每年都和中国相应的出版社有很多的图书出版合作。在图书合作出版、版权贸易方面，完全是开放的。

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并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深圳、沈阳、西安、丽江等9个省市，35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艺院团等单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2006年初，中央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意见》，并于9月又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正在全面推开，文化产业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图书与版权产业亦迎来了发展的春风，这从2006年第58届和2007年第59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展团取得的成绩中就可见一斑。

三、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发展前景

可以说，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发展的前景广阔。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既为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又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其次，中国的图书与版权贸易具有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中国与世界出版强国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最后，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产业应当抓住发展机遇，在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争取其自身有更大的发展。

（一）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具有加快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发展具有以下八个方面的基础和条件：

第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特别是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这为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基础。

第二，中国现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国家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这既为图书与版权贸易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内容源泉，又为其提供了巨大的不断发展的市场。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城镇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40%以下，农村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50%以下。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城乡恩格尔系数将呈现继续降低的趋势，居民精神文化消费将不断增长。

第三，中国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人文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为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厚的文化资源。

第四，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二十多年来，中国图书品种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万多种发展到2005年的22万多种，印数从37亿册增长到2005年的64.66亿册。图书发行业的净销售额、利润有了很大的增长，净销售额从1978年的12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近1300亿元，图书与版权贸易产业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20世纪末期世界出版业出现的出版集团化、销售连锁化、数字出版与网上售书等趋势，在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受到高度重视并在积极推进，形成了一批在中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出版、发行集团，数字化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出版业的改革开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展开，出版改革正在从思想观念更新、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出版单位的管理、为图书与版权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政策和文化环境等方面，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第六，经济全球化促使商品、资本、管理、技术、服务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为中国出版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和管理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有利于推动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提高中国出版业的竞争力。

第七，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中国出版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出版业可以直接运用高科技手段，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某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八，汉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种之一，华文出版物具有广阔的市场。除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外，还有五千多万侨胞和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以母语文化为纽带的华文图书市场十分巨大，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发展大有可为。

总之，中国图书产业基础坚实、人才济济、市场巨大、前景光明，具备了加快发展的雄厚条件。

（二）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尽管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图书与版权贸易逆差在逐步缩小，但是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仍然处于初级发展的阶段，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还很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水平还不高，出版业综合实力还不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相比，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应当有更大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如何更好地把中华文化以及当代中国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新技术进展全面反映和传播出去，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与13亿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中国出版业现有的发展状况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与中国五千年辉煌文化相比，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发展水平还不能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地位相匹配，进一步把丰厚的文化资源挖掘出来，弘扬和传播出去的任务仍然很重。这些既是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发展的差距和不足，也说明中国出版业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一，中国需要世界文化，世界更需要中国文明。中国图书的市场需求十分强劲，发展空间很大。目前之所以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呈逆差状态，主要是因为种种客观和人为因素造成的，所以尽快使中国图书融入世界，是方法问题，而不是需求问题。

第二，调整好中国图书出版结构，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出版业大有可为。众所周知，与发达国家的出版市场相比，中国出版业的市场结构还不尽合理，国内市场无法实现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与国外的专业出版比较起来，中国在出版理念、营销方式和赢利模式上还需要有大的更新和改进，这方面的创新任务还很重。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出版业将拓展出新的增长领域。

第三，中国出版业的规范化管理将为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毋庸讳言，中国出版业目前还存在出版质量不高、市场诚信不够、盗版盗印严重等种种不规范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发展。这些不规范现象是转型社会难以避免的短期现象。在看到这些现象的同时，更要看到中国出版界规范化管理的呼声已成为主流，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随着中国加入一系列的国际版权公约，中国保护著作权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并逐步与世界接轨，中华文化必将越来越被全世界认同。

第四，加入WTO将促进中国出版业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已按承诺履行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现在进入WTO后过渡期。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出版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难得的学习机遇。目前，中国出版业对外交流程度不断加深，出版物进出口业务逐步扩大，版权贸易不断扩展，中国与世界出版业的联系大为增强。《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和《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三个文件的颁布，进一步明确了当前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加快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鼓励什么、允许什么、禁止什么的若干重要政策界限，为出版业更好地深化改革、促进图书与版权贸易发展提供了保证。

（三）遵循规律，全面发挥出版功能，加快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发展步伐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政府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出发，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其核心和实质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将凸显包括版权贸易在内的文化贸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促进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健康繁荣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一，要全面发挥出版功能，高度重视图书与版权贸易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出版既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科技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出版的本质和基本功能是积累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社会发展，促进文明进步。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中国出版业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要承担起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要通过更多更好的出版物，努力把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发明、科学发现、技术创造和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反映好、传播好；要通过更多更好的出版物，更好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通过更多更好的出版物，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促进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人类文明共同繁荣进步。像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史、13亿人口、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大国，如果不能建设起较为完善的现代出版业，大力发展图书与版权贸易，中国出版就没有完成它应有的使命。

第二，要遵循规律，扎扎实实地做好图书与版权贸易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一是要用长远的战略眼光，制订好战略规划。要通过制订规划，加强和经济、科技、教育等部门的联系，全面反映我国建设小康社会、振兴中华的伟大进程中，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成果，并推动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出版融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二是高度重视出版创新问题。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更是我们出版业生存和发展的源泉。从本质上讲，创新是图书与版权贸易最根本、最重要的要求。出版单位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形成品牌优势和积聚优势，找到好的商业运行模式，一方面要求内容是创新的，另一方面要求我们不断地创新形式，使世界各国的读者都能够接受我们的出版内容。三是抓好诚信建设，建立良好的图书与版权贸易秩序。四是高度重视高新科技对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影响。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高新科技正在对图书与版权贸易的载体形式、技术手段、营销模式、传播方式及其管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网络出版、网上销售、按需印刷，一方面对传统的图书与版权贸易给予巨大促进，使其功能不断拓展和延伸，另一方面又对图书与版权贸易提出严峻挑战。五是争取好的经济政策，为图书与版权贸易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六是抓好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基础性信息服务。促进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发展，需要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以及从业单位从现状出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好关系到图书与版权贸易正常运行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性信息工作。

第三，对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发展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当前，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一样，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正在以它独有的魅力和巨大的潜力，受到一切具有战略眼光的出版商的重视，受到一切共谋发展的出版家的关注。面对这个具有无限生机活力、市场无限广阔、前景无限光明的世界大市场，我们应当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去思考它的发展。对于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发展和中国图书及版权贸易市场，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与世界强国的交往史中吸取经验。

中外每一个理性和负责任的出版商，都应该用建设性的、合作的态度，思考如何去培育、建设、健全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市场和实体，只有这样，中国的图书与版权贸易才会健康、持续地得以发展；也只有这样，中国出版业才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进入世界出版的大家庭，并使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相互促进、相互受益；也只有这样，中国出版业才能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和世界出版业一道，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有力推动者，并为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做出应有的贡献。

对于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问题，本书认为，这是一个系统性战略工程，其“走出去”的标志绝对不是向国外多卖多少书、多卖多少版权，更不是中外图书或版权贸易是否顺差的问题。图书贸易量的增长和贸易顺差只是图书“走出去”的初级阶段，图书版权贸易量的增长和版权贸易的顺差也只是图书“走出去”的中级段，而只有中华文化依托图书这个载体，跨越语言的障碍，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实现全球多语种出版和运营，才是真正实现了中国图书与版权“走出去”。综观世界上的文化产业巨擘和文化贸易强国，无不是凭借其实力强大的文化资本，凭借本土化运营方式，实现其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胜利的。所以，正如《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的，要“培育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完善对外文化贸易制度，依托已有的国内知名对外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品牌，积极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发挥其在文化‘走出去’中的主导作用”。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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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ww.Bertelsma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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