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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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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刘洪涛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刘洪涛(1962-),男,世界文学专业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副教授,主要从事沈从文研究。

人大复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 年 07 期

原发期刊:《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01 期 第 10-14 页

关键词: 苗汉冲突/ 民族身份/ 国家认同/ conflict between the Miao and the Han peoples/ nationality/ national identity/

摘要:沈从文创作初期,苗族形象作为“他者”和“异类”进入沈从文的作品。其后,他取 苗族本位立场,写出了一系列浪漫的苗族传奇,把苗族文化作为他笔下湘西世界的存在 依据和支撑,并演绎了苗汉文化之间丰富而有张力的对话与冲突。1933年以后,沈从文 逐渐放弃了苗族立场,苗汉文化二元对立的格局解体;他上升到全体的“中华民族”的 高度,力图对近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滋生的本土立场和民族意识进行诗性的概 括和整合;“匿名”借用了苗族资源后,他在《边城》中塑造了崭新的“中国形象”。 三十年代末及四十年代,在战争背景中,沈从文以主体投入其中的方式思考民族和国家 的命运,从下层民众、自然及沉思者的内心找到“生命”的能量,为民族和国家的浴火 重生提供精神资源,对“中华”实现了彻底的归依。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2003)01-0010-05

沈从文身上有苗族血统,但又是在主体民族——汉族的文化语境中写作,苗族与汉族 之间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联系,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在创作初期,苗族形象作为“ 他者”和“异类”进入沈从文的作品。其后,他取苗族本位立场,写出了一系列浪漫的 苗族传奇,把苗族文化作为他笔下湘西世界的存在依据和支撑,并演绎了苗汉文化之间 丰富而有张力的对话与冲突。1933年以后,沈从文逐渐放弃了苗族立场,苗汉文化二元 对立的格局解体;他上升到全体的“中华民族”的高度,力图对近代以降,文化守成主 义思潮中滋生的本土立场和民族意识进行诗性的概括和整合:“匿名”借用了苗族资源 后,他在《边城》中塑造了崭新的“中国形象”。三十年代末及四十年代,在战争背景 中,沈从文以主体投入其中的方式思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从下层民众、自然及沉思者 的内心找到“生命”的能量,为民族和国家的浴火重生提供精神资源,对“中华”实现 了彻底的归依。

沈从文身上流淌着苗族的血液,他出生和度过童年的镇竿城(今湘西凤凰县)清朝时是 辰沅永靖兵备道所在地,此军事要塞当年专为镇压、防范苗民而设,这两点,给沈从文 了解苗族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当然,苗族文化能够进入他的作品,与20年代中后期北 京文化界对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介绍以及搜集中国民间故事、歌谣运动大有关系。北 大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周刊》热心征集各地方言、谣曲、传说,周作人、顾颉刚、钟敬 文、江绍原等人对民间文化作理论阐释,这些活动,使沈从文发现了湘西特异习俗风情 的文学价值,而苗族是这种特异风俗最重要的部分。在这种背景下,他的作品中出现了 苗族人物形象。被徐志摩誉为“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的《市集》中,就有这样 的子:“我们还有机会见到许多令人妒羡、赞美、惊奇,又美丽、又娟媚、又天真的青 年老奶(苗小姐)和阿雅(苗妇人)。”《福生》中写道:“许多小孩,正在围着那个头包 红帕子当街乱打筋斗、竖蜻蜓的代宝说笑……听几声从代宝口中哼出会把人笑得要不得 的怪调子。”《瑞龙》也写“扛着大的南瓜到肩膊上叫卖的苗代狗满坪走着”。《在私 塾》中,他写苗人“用山上长藤扎缚成的浮在水面走动的筏”,苗女“头上帕子多比斗 还大,戴三副有饭碗口大的耳环,穿的衣服是一种野蚕茧织成的峒锦,裙子上面多按钉 银泡(如普通战士盔甲),大的脚,踢拖着划鞋,或竟穿用稻草制成的草履。”他还提到 苗族战士:“男的苗兵苗勇用青色长竹撑动这筏时,这些公主郡主就锐声唱歌。”沈从 文不无矫情地炫耀说:“君,这是一幅怎样动人的画呵!人的年龄不同,观念亦随之而 异,是的确,但这种又妩媚,又野蛮,别有风光的情形,我相信,直到我老了,遇着也 能仍然具有童年的兴奋!忘到这筏的走动,那简直是一种梦中的神迹!”那些小腰白齿、 胸脯高肿的苗族姑娘,瘦小的苗族代狗,还有头厨长帕,手拿包金镶银烟斗的苗族“酋 长”,给沈从文早期作品装点了浓郁的异域情调。

沈从文早期作品中苗族的存在形态,是颇值得玩味的。他身上有苗族血统,但他作品 却凸现了苗族作为“他者”的存在:苗族人仿佛异类,来到“我们”的土地上,成为“ 我们”观赏和感受的对象。责怪沈从文有自觉的汉族优越感其实冤枉了他,他只是直观 、感性地对苗族在家乡的现实存在进行描写罢了。他所出生的镇竿城,作为镇抚苗民的 军事机构所在地,只能给沈从文提供这样的观察视角。对于湘西以外的都市而言,他自 称是乡下人,而对苗民,他又是城里人,作为城里人,他看到那些住在城外,语言、装 束、生活方面与自己迥然有别的“生苗”,或进城赶场、做工,或被抓来杀头。此外, 沈从文在儿童时代受的是纯粹的汉文化教育,私塾里供奉着孔夫子的牌位,读《幼学琼 林》、《论语》、《诗经》、《尚书》,可以说,汉文化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苗 族文化的了解,除了对其风俗、习惯的直观感受外,大约还阅读过一些相关史志著述, 远谈不上真正的研究。苗族口头文学相当发达,有全面反映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 生活习俗的《苗族古歌》、《苗族史诗》等,但二、三十年代尚未整理成书,沈从文可 能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沈从文一方面像上述作品那样用夸耀而浮泛的猎奇笔调处理它 ,另一方面,他受城里人对“生苗”普遍轻蔑的态度的影响,也常常在作品中不经意地 把一些蔑称加在苗人头上,如“苗崽崽”、“苗老咪”、“老苗婆”等。

1928年初,沈从文来到上海。除去1930年秋至1931年1月约5个月时间,沈从文在武汉 大学任教外,他寓居上海的时间有三年多一点(1928-1931)。在这期间,他的创作发生 了一次飞跃,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沈从文1924-1927年北京时期写的湘西作品大多是回忆性文字。他写幼时栽花,吃腊八 粥,走亲戚,逃学,逛街等,寄托对往昔乡间无拘无束生活的思念,回忆中散漫着淡淡 的愁情别绪,具有文明笼罩下的感伤色彩和记实倾向。这一切,并不出鲁迅、周作人开 创示范的乡土小说、散文的格局和路数。而上海时期写的湘西作品,与城市世界在时空 上拉大了距离,着重凸现湘西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

在这种巨大转变的背景下,沈从文推一批苗族浪漫传奇:《月下小景》、《豹子·媚 金·与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龙朱》、《神巫之爱》、《阿金》 等。以前把苗人作为异类加以甄别的情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叙述人的苗族立场和本 位。其中的苗人,比汉人在道德、体貌等诸多方面来得优越,苗人和汉人是对立的。与 之相应,在写作这些故事期间,沈从文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苗族血统。如1930年,他写 了《我的二哥》一文,说,“母系应属于黔中苗族已经有两次”,第一次是曾祖母,第 二次是祖母。在1931年为《龙朱》写的序文里,他也说自己是苗族。他承认自己的苗族 身份,与他写苗族浪漫传奇的时间大致重合(1928年-1931年),这说明,承认自己苗族身份与写苗族浪漫传奇,二者之间在精神上是相互支撑的。

上海时期沈从文写的苗族浪漫传奇,从两个角度展示苗族生活形态,把它们当作现代 文明社会业已不复存在的理想范型提供给读者。一些作品追溯久远时代的苗族生活。如 《月下小景》提到的时代,傩佑所属部族,还在汉人大国之外。《媚金·豹子·与那羊 》中的故事是叙述人“我”听大盗吴柔讲的,而吴柔是当年承受豹子与媚金遗下那一只 羊的后人,他的祖先又是豹子的拳棍师傅。《龙朱》写的是“死了百年另一代的白耳族 王子”龙朱的故事。这些作品,在“过去”的前提下,对时间作了模糊处理,用意在把 苗族生活形态移到社会进化之外,赋予其永久性和普遍适用性。另一些作品如《凤子》 和《神巫之爱》,则在荒疆僻地构筑苗族神话。沈从文想给读者描绘当代人可以参与、 体验、触摸的理想苗族生活。现实存在较历史传说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因而,苗族文化 才能够在与汉文化对抗中发挥更大作用。沿着沅水上行,经常德、桃源、辰州,北入酉 水,到花垣、保靖一带,就进入苗乡,从辰州(沅陵)到泸溪进入峒河过凤凰北上,同样 深入到苗区。沈从文设想,在那里,由于山岭叠嶂,交通阻绝,文明不易侵入,“当前 ”(最近的过去)还有符合理想的原始状态的生活。

苗族文化在沈从文湘西世界的营造中扮演相当重要角色。它为这个世界增添了无限魅 力和风情。《神巫之爱》里盛大的跳傩还愿场面:月夜、火燎、歌声,美丽女子鱼贯走 到神巫前,表达她们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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