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详情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

关注“壹学者”微信 >>
18    
第一作者认领本论文 邀请作者认领本论文

第一作者:陈辉

作者简介:陈辉,男,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浙江 杭州 310028)。

人大复印:《语言文字学》2011 年 02 期

原发期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 第 105-113 页

关键词: 汉语官话/ 南京官话/ 北京官话/ the Mandarin Dialect/ Nanking Mandarin/ Peking Mandarin/

摘要: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预言:如果清朝统治长久持续,那么鞑靼汉语(北京官话)终将赢得汉语的正统地位。随着国门的洞开,一方面,外国传教士以及外交和商务人员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分别选取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作为学习汉语的对象,编辑了许多汉语官话字典和教材,北京官话越来越为外国士人所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夷夏之辨观念的逐渐改变和近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北京官话越来越拥有政治优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终于取代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成为清朝的国语标准,马礼逊预言成真。梳理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留下的有关汉语官话的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在中国人语言生活中的优势此消彼长的过程。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外交往来极少,所以除朝鲜司译院以外,欧洲的传教士和日本的商贸通事从实际需要出发,关注的汉语口语主要是南京官话,对通行于朝廷的北京官话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洞开,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和通商交涉逐渐增多,促使他们的外交人员和传教人员开始将目光从南京官话转向通行于朝廷的北京官话;而中国上层知识分子传统华夷观的改变,也使北京官话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取代南京官话,获得正统地位,成为清末学堂官话教本的标准。此时期欧美与日本学人所编撰的汉语辞书和教材以及相关的国内文献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官话嬗变轨迹。

一、新教传教士所认知的汉语官话

19世纪初,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等新教传教士随欧洲的殖民者东来亚洲传播“福音”。由于当时的中日朝东亚三国禁教和闭关锁国,这些传教士只好滞留在巴达维亚、澳门等地,通过文献资料等途径学习和研究东亚国家的语言文化,伺机进入东亚地区传教。此间,马礼逊耗时十数年编写了多卷本汉英辞典《三部汇编汉英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三部分分别于1815年、1822年和1823年在澳门正式出版。

马礼逊的这部汉英辞典以《康熙字典》为蓝本,完全按《康熙字典》部首顺序排列汉字,编译汉字词汇。辞典的开篇有一个长达16页的关于汉语言文字的导言,对汉语、汉字及其音韵和训诂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他说:

官话(Kwanhwa)广泛使用于江南和河南的省份,因为两地都曾建有朝廷,所以那里的语言赢得了支配地位,优于其他省份的语言,成为宫廷语言的规范,是受教育者的标准语。现在,一种鞑靼汉语(Tartar-Chinese Dialect)正逐渐赢得地盘,如果这个朝代长久持续的话,它终将取胜。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么一句话:“皇家语言是专为区别于平民语言而特定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4册第52页),语言间逐渐出现差别与技术或发明无关。[1]x

根据马礼逊《汉英辞典》的解释,“Tartar Chinese”指的是“满洲人”,“the Tartar language”指的是“清话”,所以,马礼逊这里所言的“鞑靼汉语”指的应该就是通行于清朝朝廷的北京官话。他以《大英百科全书》关于“皇家语言”的定义为理据,预言“鞑靼汉语”终将取代其他官话成为官话标准是有现实依据的,清人高静亭《正音撮要》的序言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马礼逊预言的合理性。1810年,高静亭应乡邻亲友学官话之需,编就官话教材《正音撮要》,于1834年付梓。此书序曰:“正音者,俗所谓官话也……语音不但南北相殊,即同郡亦各有别。故趋逐语音者,一县之中以县城为则,一府之中以府城为则,一省之中以省城为则,而天下之内又以皇都为则。故凡搢绅之家及官常出色者,无不趋仰京话,则京话为官话之道岸。”[2]1361不过,这段话中的“趋逐”和“趋仰”两词表明,京话在当时也只是时髦而已,并未成为朝廷正式颁布的官话标准,高静亭自己在《正音撮要》卷四《千字文切字》所采用的注音也并没有依据京话京音。正如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所言:“实际上,该千字文的音系存在入声,并不能视为单纯地依据了所谓的北京音。”[3]781

19世纪30年代,新教传教士终于进入广东等地传教。1832年5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期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刊载介绍中国及东南亚等地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历史地理等方面信息的文章。1834年5月,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汉话》(The Chinese language)和《汉文》(TheChinese written language)两篇长论,详细介绍了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发展历史和学习方法,内中对官话(the mandarin dialect)的介绍如下

在帝国的北方省份,广泛通行纯正的汉语,这种汉语一般被称为官话。然而,即使在这些地方,如果不用当地的词汇,也不会被听懂。在中国北方与鞑靼接壤的地区,满洲人统治所导致的语言变化非常明显。毫无疑问,此种影响遍及整个帝国的边境地区。在浙江和江南,纯正的汉语(那里大部分人所说的语言)与当地方言间的差别非常明显。在福建省及其东部地区这种差别更加显著,对于一个只会标准汉语的人而言,当地常用的福建方言是非常难懂的。在帝国的西南省份,较少偏离纯正的汉语,这些城市通用的语言非常类同于政府朝廷所通行的语言,一个人如果懂得其中一种,只要稍稍留意一下交谈的主题,就大致能听懂另一种。[4]3

从裨治文的介绍看,当时浙江省和江南省(今江苏和安徽)虽有地方方言,但大部人在说“纯正的汉语”,即官话;西南省份的汉语比较接近于官话;北方省份虽通行官话,但间杂有当地乡言俚语,而在北方少数民族密集的地区,汉语已经因清朝的统治而大为改变。

1842年,普鲁士籍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和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lams,1812-1884)分别编撰出版了汉语语法书《汉语语法指南》(Noticeson Chinese Grammar)和汉语教科书《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这两本书在介绍汉语音韵特点时虽然没有特别强调官话,但他们都引用了马礼逊对汉语音韵的论述,说汉语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之分。有人声的存在,说明他们介绍的汉语并不是以北京音为基准的。因为当时来华的西方土人已经非常清楚北京官话与南京官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有无入声调。1840年,英国人罗伯聃(Roberr Thom)和被他称为蒙昧先生的中国人合作翻译出版了晚清第一个《伊索寓言》汉译本《意拾喻言》,[5]64-67,罗伯聃在这本《意拾喻言》的英文前言中对汉语有一个概论性的介绍,他在其中称汉语的口语为“言语”(yén yü,or Spoken Language),并将其划分为两大类,即“官话”(kwan-hwa,or Mandarin Language)与“乡谈”(Heang-tan,or local dialects)。他说:

“官话”又可以分为:

第一类:“北官话”,也被称为“京话”或“京腔”,简言之就是北京城的语言。这种带有大量粗俗俚语的方言(idiom)在以前首都还在南京的时候,被认为是非常低俗的土话(patois),就犹如现今的广东话,然而当朝皇帝们一直住在北京,他们说话都带有北方口音,以至于那些不敢落伍时代的年轻人尽可能像北京那样说话。依他们的话说:那是皇帝的嘴巴,圣上难道还会有错吗?(这是一个中国人几乎无法辩驳的理据。)而且,由于北京人很少参与贸易,他们主要跟随整个帝国的官吏们,这些官吏随处可见,所以所有官府都使用他们的语言。当普通百姓听到说话者的口音,他们立即会作出判断,言者是否为政府的雇员,是否需要敬畏地面对这些人。我们可以从《红楼梦》(24卷)、《金瓶梅》(20卷)、《正音撮要》(4卷)和《圣谕》(2卷)中找到最佳的北京方言的语料。

第二类:“南官话”,又被称为“正音”(true pronunciation)和“通行的话”(language of universal circulation)。严格说来,这才是官话,或者说是南京城的话。我们知道现在的北京人将“正音”这个词用来专指他们的方言,但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想发“入声”或者说“短促声”,然而又当然性地无法正确地发这种音。要求这个国家的北方人和南方人说好官话,可能会让我们想起意大利的一句谚语:“像一个土生的罗马人一样说托斯卡纳语”。南京话(The Nanking language)被用于舞台并或多或少地出现于他们所有的小说之中。[6]vii

罗伯聃对于汉语官话的介绍显然肯定了南京话的正统性,但也指出了北京话在中国官场所呈现的强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马礼逊在《汉英辞典》中的预言。

到了19世纪50年代,马礼逊的后继者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迪谨(Joseph Edkins,1823-1905)则明确指出了北京官话与南京官话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有无入声。1857年,他在上海出版《汉语口语(官话)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Core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7]190,1864年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在修订本的第二章中分8个条目详细介绍了官话的发音系统。其中指出:“官话”通行于三分之二的中国,范围包括长江以北的各省、四川、云南、贵州以及湖南、广西的一部分。由于地域广阔,各地的官话往往混杂着一些“乡谈”,带一些本土腔,所以“官话”又有不同的地域名称,如“山东官话”,就是山东通行的官话。“官话”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南京、北京和北方各省以及西部省份,其中南京官话有五个声调;北京官话也就是“京话”,只有四个声调,第四个声调分流至其他四个声调之中①;西部官话的范围至少有南京和北京官话那么广,它以四川的首府成都府为标准,也是四个声调,如果尾音“ng”跟在“i”后面,就变音为“n”,如“sing”(姓)就与“sin”(信)发同一个音;区分这些官话的主要依据就是有“四个声调”还是“五个声调”,是否只有“n”和“ng”的尾辅音,以及在其声母中是否有g、d、b、z、v等这些字母的语音特征;外国人记汉语的音通常依据中国各种辞典的正字法,混合了南京和北京的发音[8]7-10。在谈及北京官话时,艾约瑟专门作了一个注释说:北京本地的学者认为首都方言有别于官话,例如,“I”、“you”的发音ngo、ni是官话,发音wo和nin、na则是京话。另外,艾约瑟还特别指出:从政治性考量,因首都是北京,所以暂且将北京话作为官话的标准,但作为真实的语言学,必须对包含整个领土范围内的语言进行研究,包括它们的特征、流行的口语等;而那些想说帝国宫廷语言的人必须学习北京话,这种北京话已经净化了土音,被公认为“帝国官话”,不过,目前还没被选作拼写的唯一标准,因为它与这个国家南半部的同类语言差别较大;北京话虽然时髦,但南京话使用范围更广。

以艾约瑟的这本《汉语口语(官话)语法》为契机,来华外国人尤其是外交和通商人员开始将学习官话的重心由南京官话逐渐转向了北京官话。

*非会员只能阅读30%的内容,您可以单篇购买,也可以订购全年电子版,或成为壹学者高级会员,畅用壹学者站内优质学术资源和服务。

近期0位学者阅读过本论文

回应区(0条)

确定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