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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嗣庭文字狱案与海宁查氏文学世家的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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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张毓洲

作者简介:张毓洲(1982-),男,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甘肃 兰州 730070)。

人大复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1 年 07 期

原发期刊:《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第 53-59 页

关键词: 清代/ 查嗣庭案/ 文字狱/ 海宁查氏/ 文学世家   the Qing Dynasty/ Zha Siting's literary inquisition case/ Zha family in Haining/ the literature family/

摘要:海宁查氏是明清两代的著姓望族、文学世家。他们在科举、仕宦、学术及文学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尤其是查氏家族的诗歌创作成就,获得时人及后人的一致认可与称赞。查嗣庭案是发生在雍正四年的文字狱大案,查氏家族遭受沉重打击,家产抄没,其族众或戮尸,或流放。案后,查氏族人的科举仕宦之路暂时中断,继续将家族发扬光大、推向兴旺繁荣的步伐受阻,查氏家族渐趋衰微。导致查氏家族非正常衰落的关键因素是清王朝对浙人及查氏家族的有意打压,同时也与查氏族众的心灵受到巨大伤害,以及查氏家族成员贪恋官位而不知检束等因素有关。

[中图分类号]K24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11)02-0053-07

浙江海宁查氏从始祖查瑜开始,就注重以儒为业,诗礼传家,经过数代人的艰辛经营和不懈努力,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望族、文宦世家。明清两代,查氏家庭科甲鼎盛,人文荟萃,时人言:“海宁著姓在宋有赵张,元有贾马应朱,自明以来则有陈祝许董沈杨诸族,而门材日盛又推查氏”[1](P488),又言:“海昌望族首查氏,其累历名宦,奕世继巍科者鼎相望”[2](P2343),连康熙帝也书写楹联夸赞查氏:“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康熙帝还先后题写“澹远堂”、“敬业堂”、“嘉瑞堂”三匾额赐给查氏,足见查氏家族的辉煌。民国《海宁州志稿》载明代查氏成进士者6人,其中查焕为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进士,是查氏荣登科甲之第一人,举人17人,其中查大韶、查继佐分别为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和六年的亚魁。在清代,查氏家族的科举成就远迈明代,考中进士者14人,其中康熙一朝就有10人之多,且5人在翰林院供职,以“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而备受赞誉,又查文清考中清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为查氏荣登科甲之最末一人,举人59人。赖惠敏《明清海宁查陈两家族人口的研究》一文根据多种文献资料做过详细统计,明清两代“查氏获得生员资格人数为800人,考取进士、贡生者共133人”[3]。查氏科举上的成功,为其进入仕途开启了便利通道。明清两代查氏以科举等途径进入仕途者达数百人之多,他们的事迹多见于史书、文集、地方志及其他笔记杂传中。查氏成员在步入科举、通达仕途的同时,也不忘著述。《海宁州志稿》即著录查氏148人撰写的各类著述328种[4](P3)。查氏家族文人辈出,有作品传世者,人数众多,据相关文献统计,海宁查氏共有男性作家155人,闺秀作家20人。

查氏家族成员在文学和科举两方面相辅相成,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洪永铿等认为:“在明清科举制度下,文学成就代表一定的科考能力,是家族文化能力的重要体现,只有具有较强文化能力的家族才能成为世代簪缨的望族。”[5](P5)赵山林也说:“文学家族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型家族,其成员重视教育,读书、著述蔚然成风,整体的文化素质较高,具有浓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积淀,是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6](P1)查氏家族是典型的文学文化世族,他们重视教育,和睦团结,父子兄弟互相勉励,共同讨论学问,在诗、文、书、画等领域皆成就斐然,且著述繁多。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十九“车参政大任”云:“车氏以文学世其家,几于人人有集。”[7]查氏也不亚于车氏,陶元藻《承德郎胡文可先生墓碣》称:“海昌查氏多淹博宏通之彦。”[8]钱载《查天池诗集序》云:“查氏代有诗人,人有诗集。”[9]而作者众多、成就最突出的是作为其家学传统的诗歌,前后形成了以查继佐和查慎行为代表的两个群体。查氏的诗歌成就,获得时人及后人的一致认可与称赞。法式善《题查伯葵揆孝廉诗集》说:“浙诗在国朝,作者称极盛。海宁有查氏,作者后先映。”[10]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引《红豆树馆诗话》云:“海宁查氏代以诗名,后占籍宛平,宗风犹能不坠,莲坡居士其尤著也。”[11]徐世昌《晚晴簃诗话》云:“海宁查氏自初白、查浦后,代有诗人。”[12]又云:“查氏,海昌大族,初白庵主以诗名其家,余风远被,嘉庆中蔼亭(即查人和)参军人和与潘吾亭(即潘恭常)倡为声字韵诗,群从及诸子弟世官(南庐)、一飞(也白)、有新(春园)、揆(梅史)、奕庆(葑湖)、逸放(农恂)、稻生(即查馀谷)、人渶(青华)、有容(兰舫)、有炳(琴舫)从而和之,吴山尊(即吴鼒)、郭频伽(即郭麐)、冯柳东(即冯登府)辈亦依韵往复,次为《今雨联吟集》,张荔园(即张骏)为序而刻之。”[13]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谓:“查氏自伊璜后,韬荒、初白、查浦,流风所被,几于人人有集。嘉庆中梅史、葑湖、南庐,皆负时誉,春园亦其亚也。”[18](PP.36—37)查氏诸诗人中,查慎行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诗名最著,位居“国初六家”行列,诗人兼诗论家赵翼对之推崇备至,谓:“梅村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功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又言:“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14](PP.146—147)《四库提要》对查慎行诗歌学宋而不泥于宋,能克服其弊的做法评价甚高:“明人喜称唐诗,自国朝康熙初年,窠臼渐深,往往厌而学宋,然粗直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数十年来,故当为慎行屈一指也。”[15](P1528)当然,查氏家族之所以能取得很高的成就,与他们广泛的文学交流密不可分。明清时期,查氏族众与学界名流交往颇多,这对查氏族众诗歌水平的精进与成就的提高,大有裨益,同时亦可见其家族文化影响之广远。

查氏文学文化家族在清代备受人们关注,永瑢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就为查志隆、查继超、查魏旭、查慎行、查嗣瑮、查祥、查克宏、查为仁诸人的著述作了提要;而清代乃至民国编选的大型诗歌总集,海宁查氏成员诗作的收录数量就更多了,如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成书之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收查氏4人27首,嘉庆间成书之阮元《两浙輶轩录》收28人77首(其中闺秀2人5首),《两浙輶轩录补遗》收17人26首(其中闺秀4人4首),清光绪间成书之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收53人116首(其中闺秀11人14首),道光十九年(1839)刊行的陶樑《国朝畿辅诗传》收11人115首,民国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收28人153首(其中闺秀2人2首),此外王昶《湖海诗传》、张应昌《诗铎》等均收录查氏诗作。海宁查氏除诗人辈出,诗作纷繁外,也涌现出了许多词人,其词作也受到人们的青睐,如王昶《国朝词综》收海宁查氏6人19首(其中闺秀1人1首),丁绍仪《国朝词综补》收5人6首,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收3人9首(其中闺秀1人5首)。同时,查氏家族成员不仅热衷著述,还注重本家族文学作品的辑录,如查诗继辑《查氏同宗诗钞》、查政昌辑《查氏诗逸》24卷、查虞昌辑《查氏诗钞》、查世佑辑《查氏文钞》4卷,这对弘扬家族文学传统,激励后进,作用甚大。另外,查氏家族涌现出的几代闺阁诗人,她们也积极参与创作并有作品问世,如查继佐妾蒋宜有《蘂阁闲吟》,查慎行母钟韫有《长绣楼集》、《梅花楼诗存》,查开妻钱复有《桐花阁诗钞》、《拾瑶草》,查慎行妹查惜有《吟香楼诗》,查揆妹查映玉有《梅花书屋诗稿》,查世倓女查若筠有《曼陀雨馆诗存》等。女作家的出现,体现出查氏家族诗文化传统的广泛性和开放性,她们与家族男性作家一起营造出浓厚的家族文学氛围,展示了独特的文学魅力。

明代至清初是查氏家族的发展和繁盛期,总体上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即如顺治十八年(1661)发生的庄廷鑨《明史》案,虽殃及到查氏族群中的佼佼者——江浙名士查继佐,但身陷囹圄的查继佐因是“逆书”的首告者之一,加之贫贱时曾受查氏恩惠、后荣升为提督的吴六奇的大力营救,不仅化险为夷,本人躲过杀身大劫,也未株连业已族裔众多的查氏家族和受到籍没财产的损失。从《明史》案起,查氏家族经过了康熙一朝60余年的发展,科举、仕宦、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随着家族实力的增强,查氏家族走向了繁荣。雍正四年(1726)发生的查嗣庭案是清代帝王钦定的悖逆大案,成了查氏家族史上的真正灾难。

关于这起文字狱的起因,人们纷纷传言为查嗣庭典试江西时,以《诗经》中“维民所止”之诗句命题,为人密告,说他心怀异志,题中“维止”二字是欲取当朝皇帝“雍正”之首之意,雍正大怒,以查嗣庭怨望毁谤而诛之。这种趣味横生的说法不胫而走,每当人们谈及清代文字狱时,总是津津乐道,将它作为典型案例大加张扬。其实,这种说法缺乏可靠的事实根据,很难取信于人,以至于清代徐珂《清稗类钞》就认为查案起因并非仅此一说,可能得自人们的误传。

雍正四年六月查嗣庭被任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九月,雍正帝查阅江西乡试试题录,认为查嗣庭居心叵测,浇薄乖张,所出试题“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16](P434)。如乡试第一场《四书》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雍正帝认为:“夫尧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道,即不外乎此。况现在以制科取士,非以言举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谬”[17](P4),是对国家荐举人才制度的有心讥诽;《四书》三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这题有点偏怪,但扯不上政治问题,雍正也不知出题意图之所在,诘责道:“更不知其何所指、何所为也!”[17](P4)更让雍正恼怒的是查氏出的《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易经》三题“其旨远,其词文”和《诗经》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题目本身没有错,但它触动了雍正敏感的神经,使他产生了丰富的联想。

原来雍正三年(1725)发生了浙江钱塘举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曾是年羹尧的幕僚,所著《西征随笔》里有一篇《历代年号论》,认为“‘正’字有一止之象”,当时已引起雍正的高度重视,不过他没有扩大事态,没有明确将议论年号的内容罗织为悖逆之处。也许,汪景祺此时还不是雍正瞩目的主要对象,雍正只是将汪景祺视为年羹尧案的一个小插曲,认为无须扩大事态,掀起更大的风浪,他说:“汪景祺诅咒之语,不过与此见解相类耳。因伊应服极刑之罪甚多,彼时若将此文并发,恐众人谓朕恶其咒诅,故加诛戮,是以未将此文发出。”[17](P4)汪案了结一年后的雍正四年,查嗣庭的试题将雍正帝渐渐淡忘的记忆又激活了。他认定试题中的“正”字和“止”字绝非孤立出现,而有意旨深远的内在联系:“今查嗣庭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而《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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