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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北平警察对娼妓的控制与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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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丁芮

作者简介:丁芮,女,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天津 300191

人大复印:《中国近代史》2013 年 01 期

原发期刊:《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 年第 5 期 第 88-95 页

关键词: 京师警察厅/ 娼妓/ 管理/ 北洋政府时期   Police Board/ prostitution/ management/ Beiyang Government/

摘要:警察是北洋政府时期北平娼妓管理制度最重要的制定者和管理措施最直接的实施者,其对娼妓业进行了多方面的规范,对娼妓的传染病进行了控制,还负责针对娼妓的救助机构——济良所的管理。这些管理措施使警察和娼妓处于管理与被管理的对立状态,但减少了娼妓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救助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娼妓,保障其基本生存权。

DOI编码:10.3969/j.issn.1007-3698.2012.05.015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2)05-0088-08

娼妓问题是近代妇女史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娼妓问题,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论著。1949年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寂,近年来,随着妇女史研究的深入及对现实问题的关照,娼妓问题重新成为学者的一个关注点,出现了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现有成果中,不少问题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普遍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即都忽略或模糊了娼妓问题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警察的重要性。以往的研究对娼妓的管理主体大都用“当局”、“政府”来笼统代替,实际上,在清末民初很长一段时间内,警察(包括警察机构和警察人员)才是娼妓管理制度最重要的制定者和管理措施最直接的实施者。有鉴于此,本文以报刊、档案和社会调查为基本史料,对北洋政府时期北平警察对娼妓的多种管理措施进行探讨,特别注重从社会大众的角度上看待这些措施有无成效,并分析作为管理者的警察与被管理者的娼妓之间超越对立的复杂关系,从而揭示在娼妓治理过程中的实际困境,深化近代娼妓问题甚至社会问题的研究。

一、娼妓业的概况

在道光以前,京师(清末民初“京师”和“北平”通用)“绝少妓寮”,至咸丰之时,才“妓风大炽”。[1]1818京师娼妓至咸同之时兴盛起来的原因除了清廷日益腐败、管理废弛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同治年间修订颁布了《大清律例》。此次修订一方面保留了嘉庆朝禁止卖良为娼与禁止文武百官宿娼、娶娼的律例;另一方面删除了关于“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的内容,实际上等于默认妓院存在的合法性。[2]105-106据《国闻备乘》记载:“北平罢巡城御史,设工巡局,那桐主之。局用不敷,议推广税务,遂及戏馆、娼寮。”[3]80-811905年12月,内、外城巡警总厅取代工巡局后,接管抽收妓捐的任务。按月缴捐者为官妓,反是者为私妓。妓捐的征收可以说是促进清末京师娼妓业发展的又一重因,标志着政府对娼妓业的正式承认。得到政府允许缴纳妓捐的娼妓被称作“公娼”,其余从事卖淫服务的娼妓则被称作“私娼”、“游娼”或“暗娼”等。公娼制度的推行意味着自古以来处在不明不白地位的娼妓业被纳入了官方承认的范围,由政府负责对其管理和控制。由于政府的管理职能很不健全,实际上,清末民初很长一段时间内,警察才是娼妓管理制度最重要的制定者和管理措施最直接的实施者。1913年改组后的京师警察厅(以下简称警察厅)继续负责对娼妓的全面管理。

北洋时期,北平的娼妓业空前繁荣。1918年为京师妓女的全盛时期,“妓院增至四百零六所,而妓女增至三千八百八十七人。这与政界变动有很大联系,因为当时政治舞台最热闹的时候,政客若多,妓女的营业也跟着发达。”[4]115民初几年北平的妓院与妓女人数见表1。

妓院和妓女分为四等,一等妓院称为清吟小班,二等妓院称为茶室,三等妓院称为下处,四等妓院称为小下处。[5]501以1919年为例,北平的妓院和妓女等级见表2。

除了在警察厅注册的妓院和公娼外,未获特许的妓院“暗门子”数量也在迅速上升。从事暗娼的实际人数无从得知。据甘博调查估计,大概有7000人之多,远多于正式纳捐的妓女人数。公娼加上暗娼的数量达到10000人,北平当时每81人中有一个妓女,或每21个妇女中有一人当妓女,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的妓女比例。[6]26

当时北平有三个主要的妓院区:一个在南城东南部,是三四流的下等妓院区;一个在前门向南不远,前门大街以东;还有一个是前门再往南一些路西。后两个大多是一二等的高级妓院。著名的八大胡同,地处远离市区的城西南部。[6]260“暗门子”的分布则没有那么集中。

致使娼妓业繁荣的原因有多种,如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男女不平等、难民增多等,但如果从女性自身方面来看的话,“经济压力可能是卖淫的主要原因。”[6]258娼妓业的繁荣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北平特别市社会局救济事业小史》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娼妓业带来的多种弊端:“(一)有玷道德风纪;(二)破坏家庭和平;(三)堕落男女意志及人格;(四)牺牲社会经济;(五)引起恶疾,流毒人群;(六)妇女多属不能生育;(七)所生子女多系夭亡;(八)妨碍女权;(九)影响民族。”[7]69娼妓业的存在对个人、对社会有如此多的危害,理应取缔。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政府难以对娼妓业实施全面取缔,只能依靠警察机关制定相对有效的措施,对娼妓业进行规范管理,从而将其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二、规范娼妓营业

警察厅对娼妓业的规范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控制向政府缴纳乐户捐的妓院;二是管理缴纳妓捐的公娼;三是取缔和限制私开妓院和暗娼。

1.妓院管理

清末《管理乐户规则》规定,一等清吟小班以78家为限,二等茶室以100家为限,三等下处以172家为限,四等小下处以23家为限。[5]511警察厅依然按照这个标准实行,北洋时期妓院基本上还是与规定的数字相当。妓院区由警察厅划定,位于特殊地段的妓院必须经过警察厅的批准。超过警察厅规定的数量,不得再开办新妓院。[8]京师妓院主要位于前述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紧邻商业区和旅馆区,利于妓院营业。香厂建立后,警察厅曾想把一部分妓院迁至香厂,或在此地开设新的妓院,但这几个区域的妓院老板和附近商户以违背定制和影响前门商业为由强烈反对,最终没有实现。[6]262

警察厅对妓院营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规范。开办妓院必须到警察厅呈请,批准后方能开办。妓院迁址或更换名称时,也须向警察厅申请,且需有3家同行担保,同时交还原营业执照,由警察厅发放新的营业执照。妓院修建新房或对旧房进行修缮,亦须向警察厅报告修缮规划。警察厅接到申请后派人进行调查,规定修缮规划里不能包括临街开玻璃窗和造门廊,也不能对妓院进行过分装饰。

妓院里所有妓女、女仆的姓名、籍贯都应汇册报告警察厅,人数增减亦应马上报告。严禁妓院购买良家妇女,如出现逼良为娼或诱良为娼的行为,警察厅将立即关闭妓院。妓院不准虐待妓女和强迫妓女接客,也不准向妓女借衣物及索要嫖客赠给妓女的钱物。如果妓女想转到别的妓院,或从良,或到济良所,妓院不得阻拦。妓女患有性病时,妓院老板应立即送医院救治,并同时向辖区警察署报告。妓院白天在大门上方必须悬挂标志牌,夜间必须悬挂玻璃灯,注明妓院名称和妓女等级,夜里零点必须关门。出现嫖客醉酒、欠钱、携带凶器、打架、出事、死亡等事故时,妓院应及时向警察厅报告。如有人在妓院寻衅滋事,警察厅负有保护责任。[9]每个妓女房间里需悬挂警厅管理条例和妓院条例。妓院老板不得向嫖客过度收费或非法收费。非妓院人员不得在妓院临时居住,游娼更是不准居住妓院。每日午夜妓院关门后,老板必须向警察厅汇报情况。[6]566-578

凡违犯上述规定,妓院将会被处以罚金或监禁,罚款为5—10元,拘留5—10天不等,严重者或屡次犯规者,妓院将被警察厅强制关闭。[6]262警察厅的条例似乎得到了贯彻,妓院严格遵守规定,妓院老板每天都向警察局汇报当日情况。

2.妓女管理

愿意为娼者必须在警察厅进行登记注册,提供个人资料,如姓名、籍贯、为妓原因等。警察厅检查符合要求后发给营业执照。妓女不愿为娼或愿入济良所及嫁与客人时,如遭到妓院阻拦,可直接向警察厅求助,也可投寄书信进行说明。妓女在妓院受到虐待或想转到别家妓院受阻时,也可通过上述方式向警察厅求助。[5]502-503妓女从良受阻可向警察厅求助,而强迫妓女从良的,警察厅也会干涉。

成为公娼后并不意味着为娼者的行为不受限制,警察厅对营业的妓女行为进行了各种限制:不准设局诓骗客人;不准倚立门前;不准强拉行人设计引诱;不准逛寺庙及烧香和在烟馆茶馆内吸烟;身染传染病不准留客;不准效仿女学生装束,不准接待穿着学校衣服的学生及未成年之客。[5]503-504警察人员如发现有上述不准情况,应立即向警察厅汇报。如1916年10月,警察厅督察员发现各娼寮门外有妓女倚门卖笑,招摇生事,遂把此事呈报总监吴炳湘,因“此事关系风化”,吴总监命令娼妓所在警察署巡警严厉查禁,按照违警律处以10元以下的罚金或半个月的拘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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