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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友缘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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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苍龙 博士生

爱丁堡大学 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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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王苍龙

作者简介:王苍龙,厦门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人大复印:《青少年导刊》2012 年 10 期

原发期刊:《当代青年研究》2012 年第 5 期 第 57-63 页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友缘关系/ 社会资本/ 公民身份/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iendship/ Social Capital/ Citizenship/

摘要: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中,友缘是一种涵盖范围广并具有特殊性的关系形态。以往的研究大多将“朋友”与“亲戚”放在一起并称为“亲友”,但这一概念在日后的演变中逐渐离析。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友缘(化)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友缘化关系”,“初级友缘关系”,“次级友缘关系”。不管何种类型,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都会发生友缘社会资本的变动。一方面,个体借助“友缘链”扩展社会资本,通过偶然机会结识朋友的比例很高。另一方面,不可抗的社会事件是造成友缘社会资本流失的重要原因。

[中图分类号]D4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2)05-0057-07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有显著差异: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和文化,对家乡的认同比老一代人淡漠;[1]从小读书,通过传媒(如电视)大量接受城市文化,颇受家庭宠爱,害怕吃苦,厌恶农业劳动,视打工为游历。[2]在社会关系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传统关系遭到破坏,非传统关系对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发挥巨大影响。在各种社会关系形态中,友缘关系因其重要性而引起笔者的关注。友缘关系是一种涵盖范围广并具有特殊性的关系形态。一方面,它来自于各种缘关系,包括传统的亲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趣缘关系等,范围很广泛。不过,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友缘关系具有不同的类别,在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凸显了个体,并赋予个体再造关系资本的权力。另一方面,友缘关系很特殊,兼具传统性和现代性双重性质:既与传统乡村共同体联系,又与现代都市文化相接;既有先赋性,又有自致性,关系到作为城市非主流文化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身份的重建。

一、当前对农民工友缘关系研究的不足

当前学术界对农民工友缘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大多数研究将友缘置于传统社会关系之中考察,并未将两者独立分开。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的亲血缘关系仍然占据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主导地位有关。例如,李培林通过对济南农民工的调查认为:“市场化的变革和农民职业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关系网络的依赖。”[3]赵树凯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初级社会网络主要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且在城市中再建构的次级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据差序格局而建立的,从血缘、地缘进而拓展到以业缘、友缘的异质性网络。[4]在这里,赵树凯提及“友缘”,认为它是一种异质性的次级关系。

虽然传统亲血缘关系仍然占据农民工关系网络的主导地位。但有些学者也注意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友缘关系资本的变化。沈渝在研究重构社会资本的过程时尤其强调好友的作用。[5]沈渝将好友限定为乡亲、学友、在乡下就认识的熟人,这意味着友缘关系更多地来自于同质性群体。很多其他的研究也都证实了这个结论。例如,田凯发现89.07%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结交了新朋友,但新朋友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同质性较高;[6]方向新也认为进城农民工的“朋友”并不完全是业缘关系,还带有明显的地缘关系及亲缘关系特征。[7]然而,笔者认为这个限定范围比较狭窄。友缘关系不能仅限于传统的亲血缘关系,而应扩大至次级的非传统关系。而且,友缘一定只是赵树凯所认为的异质性的次级关系吗?笔者对此也保持疑问。正是出于这些思考,笔者在下文提出了一组概念,以区分不同的友缘关系。

二、一组概念:“友缘关系”的类别

农民工友缘关系的变迁是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的反映,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于城市和农村的时空转变中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在分析这一复杂状态时,笔者尝试提出一组概念——“友缘化关系”、“初级友缘关系”和“次级友缘关系”,以更加细致地描述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友缘关系(见图1)。

图1

传统关系与友缘关系的分类图

需要说明的是,这组概念的提出根据是笔者于2011年1月进行的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友缘关系的问卷调查结果。笔者选取山东省临沂市5个新生代农民工较集中的企业,采用立意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法,共发放问卷313份,回收有效问卷231份,有效问卷比例为73.80%。下面,结合图1的数据来解释这三个概念。

第一,“友缘化关系”是指被当作朋友的亲血缘关系。它本身仍然是亲血缘关系,但因对待视角的变化(即“友缘化”)而具有友缘关系的性质。传统的“长幼尊卑”的等级关系越来越被视为平等的朋友关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本次调查中,有高达44.5%和22.3%的受访者将近亲属和远房亲属视为朋友,这说明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朋友”和“亲戚”两个本质不同的社会关系,是以“友缘化关系”的形式存在的。友缘化过程的发生源于差序格局的工具性价值的递变。在差序格局中,关系的表意性价值逐渐降低,而工具性价值逐渐增强,形成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工具性差序格局”。[8]这个现象是传统关系理性化的结果。传统关系的理性化意味着利益已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重要维度。[9]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亲属家庭的功能就不再局限于感情沟通,而是越来越“为了在生产上更有效地合作,为了经济上的互利”。[10]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农村关系开始了全面理性化的过程,利益原则渗透进农村生活之中,形成了“利、权、情”三个维度的秩序新格局。[11]在这一格局中,传统亲血缘关系在全面理性化的过程中凸显了工具性价值,以至于对个人地位较低的人来说,“即使别人和他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也不会有人去联结他”。[12]

第二,“初级友缘关系”是指被视为朋友关系的地缘关系(即老乡)。这种友缘关系在“机械社会”中常见,但并未在“有机社会”中消失,因而也被称为“机械友缘”。这里的“机械社会”和“有机社会”取自于涂尔干。他在分析社会整合时指出,以机械整合为基础的社会强调集体意识和道德共识,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和相对固定的联系,分工专业化程度较低,具有一种普遍的集体情感;以有机整合为基础的社会强调专业化分工和集体权威,社会多元性和流动性增强,职业团体增多。[13]笔者在此借用涂尔干的“机械”和“有机”的含义提出“机械友缘”和“有机友缘”的概念,用以分析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友缘关系的本质差异。作为“初级友缘关系”的地缘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地缘关系”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且存在于传统礼俗社会中的关系,是范围狭小但明确的地域性缘关系。[14]但是,今天的地域关系已经与之不同,慢慢转化为非传统的地缘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地域范围的观念扩大了。在传统共同体中,老乡和熟人往往是指来自同一个熟人村落的个体。但在现代社会中,“老乡”不再仅仅指向村庄,而是扩大到全乡、全县乃至全市或全省。范围的扩大意味着老乡的亲血缘性质逐渐弱化,工具性逐渐增强,并逐渐被当作朋友对待。“熟人”的含义变化更大,在“熟悉”的表意性词汇中,掺入了更多异质性和偶然性的因素。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流动速度加快,频率增高,人口流动异质性和人际交往偶然性增强,曾经的“熟人”变成了“陌生的熟人”,在彼此不知底细的情况下建立起朋友关系,工具性地、非必然地展开交往。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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