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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梁题刻的历史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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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孙华

作者简介:孙华,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陈元棪,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人大复印:《历史学》2014 年 04 期

原发期刊:《四川文物》2014 年第 1 期 第 44-53,79 页

关键词: 白鹤梁/ 石刻/ 水文史/ 文化遗产/

摘要:白鹤梁题刻见诸记录的共183则而非通常所说的174则。白鹤梁水文题刻的石鱼标识不早于唐,题刻可以划分为唐、两宋、元明清、近现代四个阶段。唐广德题刻是广德二年非广德元年,已消失的“称斗”石刻为唐大顺元年镌刻,大量南宋早期题刻反映了中原人士流入四川地区的历史背景。长江上游的历史最低水位是清嘉庆元年而非绍兴十年。白鹤梁题刻是人类创造精神的体现,是一种文明和传统的见证。

白鹤梁题刻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城北的长江中一道与该段长江河道大致平行的天然石梁上,距乌江与长江交汇处约1千米(图一)。白鹤梁的梁脊标高140米,仅比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却比最高洪水位低约30米,因而几乎长年淹没于江中,难见踪影,只在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江面。在多年一遇的水位极低的年份,石梁露出水面的高度可至3米。不同枯水年份的最低水位有所不同,古人注意到了这种枯水水位线在石梁上的变化,采用在朝向长江的石梁倾斜面雕刻鱼和文字标识枯水水位的办法将其记录。平时没入江水中的石鱼和石刻在枯水年份露出水面的现象引起了历代文人和游客的注意,他们在白鹤梁的石鱼水标旁刻下了大量吟咏诗文或游记题名,这些石刻吸引了当地民众在枯水时节前往观看,从而成为涪陵当地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观。

图一

白鹤梁题刻位置图

最近,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受白鹤梁题刻遗产所在地政府委托,开始着手编制白鹤梁题刻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在编写文本的过程中,发现过去的著录和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这里主要就白鹤梁题刻的历史和价值进行简要的考证和评估。

白鹤梁题刻的历史和原貌

在涪陵旧城北面龙王沱附近的长江之中,有一道从长江南岸伸入长江的山梁。石梁长约1600米,从西向东与江岸大致平行地向下游延伸,梁脊南北两侧距长江两岸分别约100米和400米,梁的东端距乌江汇入长江处约1000米。石梁的北侧是比较坚硬的砂岩斜坡状石面,该斜坡石面以14~18°的坡度一直向长江江心延伸,其宽度可达40米,外侧的最大深度约125.7米左右。这道石面的斜坡在长江极度枯水时实际上就是长江中心河道的南岸,由于石梁南侧几乎全是页岩和泥岩,这些松软的岩面在江水激流的长期冲刷下,形成了一个低于外侧石梁的洼地(高程135米左右),冬季的长江水通过石梁与南岸间东端的敞口回流,或通过石梁的缺口漫入,使得这一地段的长江水被石梁划分为内外两部分:石梁以北长江水道水量充沛,水流湍急,是长江的主航道所在;石梁以南与南岸间的水道水流较缓,波平如镜,故名“鉴湖”,湖宽100~150米,是冬季船舶停靠的好去处。由于白鹤梁的梁脊最高处也不超过海拔140米,当长江水位较高时,水流就会漫过石梁,鉴湖的景象就会消失。

白鹤梁因长期遭受长江江水的冲刷,有两处被江水侵蚀切割,长期隐没水下,枯水期露出水面的石梁明显分为上(西)、中、下(东)三段,古代题刻集中分布在中段上。中段石梁在极枯水期露出水面的长度有220米,最宽处约20米,最高处高于当地零点水面2.8米(海拔139.96米)。在中段石梁从东向西55~70米地段,石梁表面较硬的砂岩层已经剥蚀破碎,形成了中段石梁的一个洼地,这里的石梁在一般枯水季节都隐于水下,从而将中段石梁分为东、西两区。石鱼水标及绝大多数题刻都位于东区,只有少数晚期石鱼和石刻散布在西区的石梁上。据已经掌握的信息,中段东区有石鱼10组15尾,文字题刻157则,清代以前的早期题刻全都在这一区域;中段西区有石鱼3组3尾、图像2幅、文字题刻26则(包括东西区之间的题记1则);另有4则题记位置不明。宋元时期的题刻全部集中在中段东区,中段西区除明末1则、年代不明1则外,其余全都是清代及其以后的晚期题刻。显而易见,白鹤梁题刻都是围绕着唐代的石鱼水标排列,只是到了后来石鱼水标附近的石梁表面已经遍布前人题刻,后人才不得不向西侧即上游方向转移。

白鹤梁上的历代题刻数量很多,经过千百年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不少题刻已经无存,保存到近代以后能够有拓片和照片记录的可以录文的题刻,因有些题刻字少或残缺,学术界统计数字也不尽相同,且都存在问题。根据1972年和2001年两次编号和统计数据,①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的白鹤梁拓片数字,②清代以来关于白鹤梁题刻的著录数字,③以及走访熟悉白鹤梁题刻情况的诸位先生,可以知道自清末开始调查著录白鹤梁题刻以来,见于学术著作和科学报告著录的白鹤梁题刻计有石鱼14组18尾,其他图像雕刻3幅(其中白鹤雕刻1幅、观音及人物线刻2幅),文字题刻187则,文字约12000字。不过,由于近代以来损坏,现存于世的白鹤梁题刻只有175则,石鱼14组18尾。又由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为了保护已经脱离石梁梁体的题刻,以及为了展示少许被封护在水下的题刻,有的题刻被移动博物馆中展出,现在仍存水下白鹤梁梁体上的题刻还有160则,石鱼11组16尾,可以辨识的文字约1 1000字(其中包括全部水文题刻共82则,水文石鱼水标两组3尾)。另在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涪陵区博物馆和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中,还保存了脱离石梁梁体的白鹤梁题刻15则,石鱼2组2尾,其他图像1幅。④

在所有年代明确的题刻中,最早的一则是唐广德二年(764年)的石鱼,最晚的两则已到1963年。题刻的年代分布为唐代1则、宋代103则、元代5则、明代20则、清代21则、民国12则、现代3则,年代不详者22则。⑤

题刻均刻于面向长江主航道的倾斜石面上,以唐代石鱼和清萧星拱重镌石鱼为中心展开,越靠近这两组石鱼水标,题刻就越密集。各题刻的大小幅面差异很大,大者两米见方,小者幅不盈尺。题刻的主刻者大都为历代涪陵地方官吏、涪陵当地人士、途经和寓居涪陵的官宦和文人,有名可稽者超过300人,其中不乏一些历史名人。

题刻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记述石鱼出水的枯水现象和枯水程度;二是就石鱼出水现象与本年或来年农业丰收的关系发表议论和感言;三是来观看石鱼人们的题名。此外还有少许其他内容的题刻。这些题刻中唐广德二年(764年)至清宣统元年(1909年)间60个年份的枯水数据,⑥是长江上游建立现代水文观测站前最重要的枯水水文信息来源,堪称中国古代不可移动的实物水文档案库。

白鹤梁题刻开始于唐代,那时白鹤梁上已刻有石鱼水标,并已有水位降至石鱼下四尺,来年就会丰收的预测经验。现存石梁题刻中心位置的清萧星拱重镌石鱼下面的一尾阴线刻的石鱼及其上的两个“石鱼”隶书大字,按照萧星拱《重镌双鱼记》的描述,应该就是白鹤梁旧有的作为枯水水标的石鱼。从石鱼与“石鱼”二字的关系看,这尾石鱼原先应该是一对,可大致以“石鱼”二字为中线进行对称复原(图二)。从石鱼线条的风格看,这对白鹤梁旧有石鱼是流畅的阴线,与唐代同类石刻风格相似,其镌刻年代不可能早于唐代;历史上关于涪陵石鱼的记载也是从唐代开始,距离唐代不远、可以相对全面看到唐代题刻的宋人,也都将这对石鱼视为唐代石鱼。⑦因此,我们将这尾白鹤梁旧有石鱼径直称为“唐代石鱼”而不称“唐代始见石鱼”,⑧这是有根据的。也正是从广德二年开始,在石鱼水标附近开始刻有题记和题诗,见诸宋人记载的有“广德”、“大和”、“大顺”、“大中”诸年号的题记,⑨并有记录指出大顺元年(890年)曾在当时水位处刻“秤斗”。⑩遗憾的是,这些唐代题刻现在几乎无存,只有唐代石鱼水标一尾和“石鱼”二字尚可辨识。

图二

唐代石鱼残刻原状推测

唐代可以作为白鹤梁题刻的开始时期。

北宋时期,涪陵城外大江中石梁上有石鱼,石鱼露出即为丰收年份征兆一事已被当地地方官上报至中央政府,在北宋官方编制的全国政区地理的书中,已经记录下当时治所在涪陵的黔南地方官给朝廷的这份报告的大致内容。(11)这时刻有石鱼和古人题刻的这道江心石梁已经成为涪陵的名胜,当时全国的地理书籍记载涪陵(当时称涪州)景物或风俗时,往往会提到这道石梁。(12)当时这道石梁被称作“石鱼”,如宋代《武陶等题记》自名为“游石鱼题名记”,《张绾三题》称到这道石梁为“游石鱼”,就说明了这一点。石梁南侧的平缓水面当时称作“石鱼浦”,并已有了“鉴湖”之名。(13)鉴湖及其附近常有白鹤栖息,故当时这一带已有“白鹤滩”之名。(14)

随着石鱼逐渐引起人们注意,在石梁上观看和记录石鱼露出水面境况的人也越来越多,大量记录石鱼与水位关系的题刻以及相关诗文被镌刻在石梁上,其中不乏文豪和名人的作品。

宋代涪陵地区文化相对繁荣,每逢枯水季节石鱼出现,来年农业可能出现丰收景象时,地方官吏往往都要登石梁观石鱼并题刻留名,以示关心,故留下属于这一时期的题刻多达103则。在这些题刻中,北宋开宝四年(979年)的《谢昌瑜等状申事记》(62号)是现存白鹤梁题刻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一例。其后不久的北宋端拱元年(989年),北宋名臣朱昂也在白鹤梁上留下了《朱昂诗序及诗》(117号)的题刻。以后关于观看石鱼出水现象、记录水位与石鱼间距离以及吟咏石鱼出水与年成丰稔之间关系的题刻络绎不绝,题刻数量占了全部白鹤梁题刻的一多半。(15)这其中南宋初期题刻的数量尤其众多,不少人系金人南下中原后逃难至此的北方文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曹公遡家族,反映了两宋之际及南宋初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给当时社会带来的影响。(16)白鹤梁宋代题刻既是宋代人不断考察验证的科学记载,又是长江上游地方文化的形象体现。涪州石鱼也由于有这些著名官宦和文人的题咏,其名声也越来越大。

两宋时期,无疑是白鹤梁题刻最繁盛的时期。

元代以后,由于宋元之际蒙元帝国与南宋王朝在川渝一带的长期拉锯战,川渝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都遭到严重破坏,涪陵地区也不例外,其经济和文化都比先前萧条许多。不过,包括蒙古人在内的元朝地方官员仍然沿袭了登涪陵江心石梁观看石鱼、记录水位和镌刻题记的习惯。白鹤梁题刻中有5则元代题刻,其中有一段所刻文字(24号《蒙文题字》)为八思巴文(蒙古新字),题刻作者不可考,它是白鹤梁题刻中唯一的少数民族文字题刻,是该地区汉文化与蒙古文化互相影响的实物见证。

明代的川渝地区,其经济和文化仍未恢复到两宋时期的水平。但随着云贵高原的开拓,通过川江水道进出四川的人们有所增加,涪陵这道刻有石鱼和古今题刻的石梁已经相当有名,不仅当地官吏文人和平民百姓冬春之际会登临石梁观看石鱼是否露出,就连过往官员、客商、船工等也常常会在这个时节把船停靠在石梁旁,下船登梁探访和题名留念。明人“商徒舟子邀观古,骚客身游写赋传”(18号《晏瑛诗》),以及“行商往来停舟觑,节使周回驻马镌”(84号《戴良军题诗》)的诗句,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清代的涪陵石鱼已经成为涪陵最重要的风景名胜,当时流行每个县域选出八处代表性的景观,涪陵选出的“涪州八景”有二处甚至三处都是围绕着这道不起眼的石梁形成的人文景观,即“石鱼出水”、“鉴湖渔笛”和“白鹤时鸣”。(17)至迟在清代中期,涪陵城边江心的这道石梁已经被冠以白鹤之名,被称作“白鹤脊”。(18)光绪七年(1881年),四川泸州人孙海在这道石梁上刻上了“白鹤梁”三个大字(57号《孙海题白鹤梁》)。从此,这道石梁的名称就被固定称为白鹤梁,一直延续至今。

明清时期的白鹤梁题刻共41则,数量比元代增多,但远不及宋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作为枯水水标的唐代石鱼经千余年的江水冲刷,已经模糊不清,时任涪陵最高地方行政长官的萧星拱便命石工在原址重新镌刻了两条石鱼来代替唐始载水标石鱼,并在其下题刻《重镌双鱼记》。清人重刻水标石鱼与唐代水标石鱼位置基本相同而略高(两鱼眼间的连线平均高程为海拔138.08米,与现在水位标尺零点相差甚微),方向和形态也类似先前的水标石鱼,线条也清晰流畅。从这年以后,人们观测长江枯水水位都改用清代这两条重刻石鱼作为水标。

元明清时期是白鹤梁题刻及水文观测功能的延续时期。

近现代以来,人们共镌刻了15则题刻于石梁上。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民生公司组成的考察团在白鹤梁记录了当年重庆、宜昌的枯水程度,填补了数十年来长江枯水位标记的空白。1937年,刘冕阶所作《白鹤时鸣》线刻图,首次将白鹤以图画形式刻上石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于保护与研究的考虑,在石梁上题刻的现象基本消失,但人们在枯水季节观石鱼和题刻的现象仍然存在,直到本世纪初长江三峡库区蓄水后,这种观石鱼的民俗才最后终止。

近现代是白鹤梁题刻仍然延续但水文记录功能已经丧失的时期。

白鹤梁题刻的著录与研究

白鹤梁题刻位于长江之中,平时淹没于江水之下,只有在江水极枯的时节,石鱼及相关石刻才能露出。这些露出的题刻距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需要乘坐舟船才能抵近观摩。历史上亲临白鹤梁看过题刻的人本来就不多,再加上这些题刻即使冬春时节露出,也表面潮湿,采用中国传统的捶拓方式对石刻进行记录相对困难。故在清代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古人都只是简略地记述说白鹤梁有石鱼和古人题刻,石鱼在每年冬春时节是否露出水面对来年收成的好坏有预示作用,(19)缺乏对白鹤梁题刻的系统记录,更不要说专门的研究。

白鹤梁题刻因有唐宋时期一些名人的诗文,这些题刻首先受到涪陵地方人士的关注。明代涪陵地方行政长官首先注意到白鹤梁题刻的历史、艺术价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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