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详情

与中国结盟吗?

23 1  
关注“壹学者”微信 >>
第一作者认领本论文 邀请作者认领本论文

第一作者:谢超

作者简介:谢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人大复印:《中国外交》2017 年 01 期

原发期刊:《当代亚太》2016 年第 20164 期 第 44-69 页

关键词: 大国关系/ 权力转移/ 中俄结盟/ 战略伙伴/ 俄罗斯国家利益/

摘要:文章注意到国际格局变化对大国间战略关系的影响,中国快速崛起也引发学界关于中国是否需要调整不结盟政策的讨论。文章认为,与经济快速崛起不同,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速度相对更慢,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崛起进而军事崛起的窗口期,这段时间对于体系内其他大国来说也是机遇期,关系到能否在十年后的大国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针对中俄结盟可能性的讨论,文章认为,无论是否针对第三国,大国结盟都意味着大国间的战略关系的重大调整,在缺少强大外部安全压力或突发事件的外因诱发的情况下,出现新的大国结盟的概率较小。对于俄罗斯来说,其既有实力能够应付当前面临的周边安全压力,因此将坚持维系现有同盟体系、不再扩大同盟范围的战略,未来十年内与中国结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不高。文章认为,十年后国际格局更有可能出现质变,大国战略关系将迎来密集调整期,届时中俄结盟概率将提高。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崛起及面临的崛起压力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国是否应该结盟以化解困境的热烈讨论,对中国是否应与俄罗斯结盟的讨论也日益增多。2014年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面临美国及其盟友的强力挤压,中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也面临美国的无端干预,两国同时都面临体系内主导国施加的强大压力。在此背景下,中俄在系列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协同合作再次引发外界关于中俄结盟的猜想。①国际国内舆论不断出现关于中俄结盟问题的猜测,反映的是两国共同面临美国及其盟友制约的现实情况。

学界中主张中俄结成正式联盟的观点主要是从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特点和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来论证中俄结盟的意义。②张文木教授认为,中国是否需要结盟、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程度上结盟,应视自身利益需要而定。他认为,当前中俄结盟的主要目标应是捍卫雅尔塔和平框架,即美国遏制与中俄反遏制,不过在具体实践中应避免二战前德英冲突和二战后苏美冲突失度导致的国际体系失控的悲剧,在外交上尽可能给美国留有空间。③笔者基本赞同张文木教授所做的分析,中国快速崛起使得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思潮上升,中国需要依据自身的国家利益,独立思考和调整不结盟政策。不过笔者认为需要商榷的是,捍卫一个既有体系是一个防御性的目标,而在当前格局下中俄结盟是一个改变大国权力格局的战略,本质上是一个改变现状的战略,具备一定的进攻性;④虽然以进攻性的手段实现一个防御性的目标有理可循,但从战略上看,激烈的手段与有限的安全目标上存在某种程度的错配。虽然结盟手段使得安全目标的实现有了较大可能性,但实现该目标还存在其他的战略选择,包括大国之间建立的各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的协调沟通等,在这些双边和多边手段被证明失效之前,大国结盟,特别是俄罗斯作为军事第二强国和中国作为经济第二强国之间的结盟行为,将极大地冲击既有国际格局,从而引发主导国和其他大国的强烈反应。因此,中俄通过缔结条约等形式结成正式联盟,在外交上能够留给美国的空间几乎是没有的,因为除了美国领导的盟友体系之外,并不存在其他需要中俄结盟应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

阎学通教授进一步指出了国家间结盟的根本目的,认为盟友的基础是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因此盟友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共同安全利益的大小:大则可靠性强,小则可靠性弱,考察俄罗斯是否是可靠的盟友主要取决于结盟为双方带来的战略利益。⑤对于反对中俄结盟学说提出的中国有可能被俄罗斯拖入区域外战争的担忧,阎学通教授认为,核禁忌以及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使得俄罗斯有能力应对周边战争,并不需要他国的军事支持,从未来十年的趋势看,并不存在发生俄罗斯需要中国出兵支持的战争的风险。⑥上述观点进一步厘清了结盟手段的必要性和中俄结盟可靠性等问题,共同利益使得中俄两国的战略接近和战略互信有了现实基础,背叛带来的损失大于收益。阎学通教授的主张引导了国内关于中国调整不结盟政策和中俄结盟的学术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共同战略安全利益大与军事实力足以应对周边战争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逻辑失衡。共同战略安全利益大意味着俄罗斯面临的战略安全威胁很大,且与中国面临的威胁存在共性,这种共同威胁的程度需要两国结盟才能应对。在当前格局下这种威胁只能是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但另一方面是核武器时代的大国无战争理论,即大国之间无法打大仗,俄美之间卷入正面军事冲突的潜在代价使得这种对抗的可能性很低。也就是说,这种战略安全威胁不太可能是俄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更可能是来自两国在战略缓冲区或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冲突。仅就冷战结束后的情况来看,在只面临有限周边战争的情况下,俄罗斯是有能力应对周边安全威胁的,他国支持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和道义上。⑦对于政治和道义支持,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政治机制下就可以实现类似目的,此时如果结盟,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何中俄要抛弃一个被证明有效的双边机制。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注意到并积极认同中国结盟政策和中俄结盟建议的积极成果,⑧在大国实力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相关国家的外交行为也面临调整。本文认为,中俄两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和压力具备促成双方结盟的条件,这也是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关系不断深化的原因所在,未来并不排除两国结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中俄结盟仍处于学术探讨阶段。如果说中俄战略协调关系已经上升到所谓准盟友的水平,两国盟友关系只剩一层窗户纸的话,那么本文倾向于研究窗户纸迟迟没有被捅破的原因,即虽然存在结盟的条件和动力,两国为何没有正式结盟?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结盟理论关注的本质,即共同利益和共同战略威胁问题。在承认中俄的共同战略利益高度契合的前提下,需要讨论如下问题:这种利益的共性是否达到了促使两国结盟的高度?两国面临的共同战略威胁是否会发展到需要两国正式结盟才能应对的程度?与中国结盟是否契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即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否能支持与中国结盟?当前关于中俄结盟问题的研究还缺乏俄罗斯视角下的分析,因此,本文拟分析在国际格局经历深刻变化的前提下,俄罗斯战略选择的成因和成本收益,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角度审视中俄结盟的概率和时机。

二、结盟概率与时机

在国家结盟理论中,对于结盟原因的讨论主要包括权力制衡、威胁制衡、共同利益等,有关的理论论争推动了同盟理论的发展。⑨除了研究建立联盟的原因和方式之外,关于结盟概率和结盟时机也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条件下国家间结盟的概率更大?在怎样的情况下国家关系会突破临界点结成正式联盟?沃尔特(Stephen M.Walt)较早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外部威胁的四个因素,即实力对比、地理位置、进攻实力和攻击意图,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结盟概率问题。⑩权力周期理论进一步拓展了以上问题,提出国家间相对实力及其变化可以作为研究结盟概率的重要指标。当体系中主要大国间的权力对比出现临界的不均衡的系统性变化时,战争概率上升,体系更有可能出现结构性变化。(11)丹尼尔·邱(Daniel Y.Chiu)进一步完善了临界变化这一概念,并把临界点定义为国家之间权力周期和角色的突然的非线性变化,且类似变化具备导致体系结构变化的潜在作用。(12)因此,在体系变化的临界点,国家间结盟的概率可能增加。(13)

对于体系内的主导国、大国(包括崛起国和其他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来说,在当前的国际体系环境下,这个临界点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潜在挑战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出现加速缩小的情况,使得主导国对体系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产生新的认知,二是潜在挑战国的实力已经达到与主导国相当的水平,体系内开始出现新的权力结构。因此本文认为,不应该将权力制衡与威胁制衡两者对立起来,应该看到在权力格局变化接近临界点时,有关国家对威胁的认知会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有可能全面加大也可能减小对某国的威胁认知,前者会导致国家间关系恶化,后者则更有可能导致国家间关系上升。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地位,或者感受到在体系内地位的变化,会创造新的安全形势,国家或认为这种体系变化对自身安全带来威胁,为了适应体系变化而采取的外交政策会被其他国家认为是威胁。(14)

当前的体系权力结构正在经历类似的深刻变化,作为崛起国,中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的确出现加速缩小的情况。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虽然国民生产总值仅在美国的二分之一左右,但已远强于十年前,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已非数量级的差别。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预测时间不断被修改和提前,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1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一份报告甚至预测2016年中国经济就将超越美国。(16)无论哪种预测更准确,本文倾向于认为,基于当前中美经济发展速度,中国经济还需要约十年的时间去完成对美国的超越。目前中国是体系内的第二经济大国,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努力把自己建设成为军事强国,加上积极主动的外交态势,未来十年内具备威胁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唯一国家只可能是中国。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与经济快速崛起不同,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速度相对更慢,需要的时间更长。目前我们虽然无法定义一个相对肯定的时间表,但军事赶超的时间至少要比经济赶超的时间长,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是比较合理的预测。

一般认为,在临界点或接近临界点的情况下,由于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国家对于相对权力的分配、威胁的认知和对安全地位失衡的担忧都在上升,从而促使国家之间结盟,并且结盟的数量和规模都将增大。如果说中国快速崛起引发了人们关于全球权力结构变化的预期,那么中美绝对实力的差距使得这种预期仍更多地停留在相对长期的变化趋势上。对于美国来说,来自中国赶超的威胁是长期层面的,是对权力结构变化的预判,对于潜在威胁采取适当的防范手段是合理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双方战略竞争加剧,关于中国是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的讨论也很多,观点各有不同。对于中俄接近,美国国内存在加强遏制“俄中轴心”的主张,(17)一部分战略人士则认为,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在政治和军事,乃至在相对较弱的经济政策上都更具攻击性,因此,主张加强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防止中国被迫与俄罗斯接近甚至结盟。(18)无论如何,在当前情况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当前权力周期大国权力体系的稳定与否,同时崛起国的战略行为和选择也影响着美国的战略反应。

如果主导国在全力遏制的行为方式之外,实行相对温和的容忍政策,例如扩大与大国特别是崛起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以增加崛起国通过结盟或战争实现崛起目标的潜在成本,类似策略选择也可以有效地影响大国行为。这符合心理学中的损失规避概念。等量的损失和获益产生的心理效用并不相同,客观上的损失比等量获益产生的心理效用更大。(19)如果主导国施加的战略压力过大,使得崛起国认为无论结盟与否,崛起中的大国都将面临美国的遏制,那么大国结盟应对主导国及其盟友体系将成为有吸引力的选择。

关于结盟对象的选择及其可靠性,至少从目前来看,如果中俄结盟,双边实力对比将向中国倾斜,因此中俄同盟的可靠性受中国影响将大于受俄影响,这如同美日同盟的可靠性主要靠美国的诚信而非日本的诚信。(20)从实力对比的角度看,中俄经济实力差距将在未来十年里进一步拉大,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仍大于中国,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这段时期里,中俄结盟都将是实力对等的同盟,双方实力处于同一级别,因此中国当前在经济、人口(俄罗斯面临比较大的人口压力)上占优势的情况下,在双方结盟中让渡一部分领导权,或至少保持共同领导的模式,将加大与中国结盟对于俄罗斯的吸引力,从而有效提高中俄结盟的概率和可靠性。

在三种情况下结盟概率将下降,一是结盟当事国国力较弱,结盟后实力相加也远逊于主导国,二是不存在有效的结盟对象,三是当事国认为绥靖政策仍可取,即妥协的成本收益仍优于结盟对抗。(21)对于第一种情况,例如,冷战后至21世纪初在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体系下,在美国盟友体系之外的几个大国之间即使结盟,实力相加也远逊于美国,因此此段时间内并没有出现对抗性的国家同盟来制衡美国。第二种情形可见于一战与二战时期的欧洲列强,虽然感受到崛起国美国的压力,但欧洲国家之间专注于在欧洲大陆的彼此争夺,相互之间很难成为有效的结盟对象。第三种情况则广泛见于在大国权力对比变化时采取绥靖政策的国家,如二战时的英国对于德国。再如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比较符合第三种情况,因为美国作为体系内唯一超级大国,其他大国结盟制衡美国需要昂贵成本,特别是国家在没有生存威胁的情况下,放弃制衡是一种更有吸引力的选择。(22)

在既定的国际体系中,特别是对于体系内的大国来说,在临界点到来之前,它们要么并不总是面对高度的不安全环境,要么就是具备一定的能力应对中低程度的安全威胁,因此它们并不总是制衡权力或者威胁;对于实力较弱的国家来说,由于实力不足,即使与主要结盟对象成功结成同盟,也无法制衡霸权国。以当前为时间节点,过去十年间,中俄国力都相对较弱,两者结盟后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总和仍远低于美国,彼时的中俄结盟不存在现实基础,在美国仍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情况下,中俄结盟概率较小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当前及未来十年内,在中国崛起的同时,俄罗斯的综合实力也有所恢复,军事实力虽然没能恢复至苏联时期的水平,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相较于90年代初期,它与美国的相对实力差距开始缩小,此时谈论中俄结盟已经具备基本的物质条件,这也是学界开始出现关于中俄结盟讨论的原因之一。

从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看,大国关系互动中有可能结盟应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最可能对象也是中俄两国。在当前国际政治条件下,俄罗斯是否参与结盟,更多取决于其在参与结盟中的成本收益情况,只有在它判断参与结盟带来的预期收益超过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时,才有可能展现出参与结盟的积极性,中俄结盟的概率才会增加。因此,有必要分析一定时期内相关国家对国家利益的排序,以及对体系内霸权妥协与结盟对抗所带来的成本收益情况。

三、俄罗斯国家利益分析与中俄结盟概率

当前国内关于中俄结盟的探讨中,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和面临的国际压力都有比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中俄结盟讨论框架下的俄罗斯国家利益有待进行更加充分的分析。笔者力图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层面分析俄罗斯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通过理解俄罗斯政府对自身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的认识和判断,来分析俄罗斯参与结盟的概率。在分析俄罗斯与中国结盟的概率时,应首先考虑到当前国际关系现状、中俄两国各自国家利益以及中俄关系的复杂性。在两极时代,中、美、苏之间的关系互动也是不断演变的,例如结盟(中苏1950~1960)、重新组合(中美缓和,1972~1978)、回归国际政治中心(中国,1982年之后),主要特点都是两强联合,增加第三方的安全成本。(23)21世纪伊始,俄罗斯进入普京时代以来,在秉持了苏联乃至叶利钦时期的一些特点的同时,俄罗斯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认知和实际外交政策中都出现了新的特点,对俄罗斯相关国家利益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中俄结盟问题。

(一)政治层面分析

政治层面分析更多地涉及国家目标与战略的选择。俄罗斯一贯的外交方略是,即使在实力处于低谷时,也保持大国雄心,在外交上注重维护自身的大国影响力和地位。历史上,当实力急剧下降时,俄罗斯努力减少外部麻烦,并力争不被国际社会边缘化,这是其外交的基本特征之一。(24)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军事实力大打折扣,无法维持苏联时期的军事存在,但自普京上台以来,在即将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总统职位之时,他就开始通过建设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再次唤醒俄罗斯人的大国意识,他也力图将俄罗斯打造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与美国、中国和欧盟具备平等地位的独立一极。(25)普京强调俄罗斯过去和将来都是“伟大的国家”,这一点始终是俄罗斯思想和政策的基石。(26)

2012年12月,普京发表国情咨文,为俄罗斯勾勒出的大国之路强调坚持“三个不变”:第一,安全上坚持军事立国;第二,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与世界多极化;第三,在内政上坚持整合国内力量与增强国家认同感,“俄罗斯永远是俄罗斯”是普京在国情咨文中的经典语句。(27)《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是俄罗斯的“外交基本法”。(28)2013年年初新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是俄罗斯外交的纲领性文件,强调俄罗斯外交方向主要是:发展与后苏联空间国家关系为第一战略优先,全力构建“欧亚联盟”,在重点发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致力于全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9)与上一次修订相比,新版《构想》突出了中国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总体地位,强调加强双边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

在俄罗斯大国外交战略中,建立欧亚联盟是重要的一环,在对外政策重点的排序方面,独联体也被列为重中之重,被俄罗斯政府视为“特殊利益地区”。(30)独联体国家经济潜能尚未被完全挖掘。自然资源方面,它们总计拥有20%的世界石油储量,煤的25%,天然气的40%,水资源的11%,森林的25%,耕地的13%;其他方面,它们总的国土面积占世界的16.4%,总人口为世界的4%,内部市场发展空间巨大。(31)在普京大力推进的欧亚联盟理念中,主要包括独联体内的俄罗斯、中亚、东欧等地,大体相当于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所说的“世界岛”,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说法是,“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32)2011年,在普京的倡议下,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方案;2014年5月,三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宣布将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亚经济联盟。(33)不过,欧亚经济联盟需要克服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特定领域产品的相互竞争,当前欧亚联盟一体化水平只相当于90年代的欧盟。(34)乌克兰政治危机和随后西方制裁引发的俄罗斯经济危机给这一设想带来巨大冲击,但是在“危机驱动一体化”理念的影响下,俄罗斯经济危机反而使得区域内各国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扩散性,因此调整一些功能领域的合作方式,有助于克服欧亚地区一体化前景的不确定性。(35)俄罗斯并不会轻易放弃这一目标,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仍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目标,类似尝试还将继续。

因此,普京外交重要性排序是近邻,即独联体国家、中国和欧洲,他始终把俄罗斯与独联体各国之间的关系定位为“最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凝聚各国的不仅是“坚实的睦邻友好关系”,还包括共同历史和一起赢得的“伟大的卫国战争”。(36)2012年再次就任总统以后,普京首次出访的目的地就选择了包括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在内的独联体国家,其中前两个国家,即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组成的统一经济体系是普氏强国战略的根基,是普京独联体战略的核心国家,这两个国家太强或太弱都是普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都会增加这两个国家的离心力;另外一个国家,即乌兹别克斯坦,与独联体和集安组织若即若离,则是普京独联体战略工作的难点。(37)因此,无论从重要性还是紧迫性来看,与独联体国家关系都是俄罗斯外交的首选。欧亚联盟的远景目标在于综合发挥成员国在自然、经济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总体优势,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始终相信只要保有对后苏联空间的绝对影响力,就可以把俄罗斯打造成独立于中美欧之外的新的一极力量。(38)

当前,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式崛起,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俄罗斯大国战略面临前所未有的契机。当前世界形成了多个并存的经济、政治中心,国际格局出现了美国一极霸权衰弱、世界中心向东亚转移的趋势,俄罗斯的战略是争取成为其中强大而独立的一极。俄罗斯还不定期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面阐述俄罗斯在国防、内政、外交及经济等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和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是阐述俄罗斯国家战略的综合性基础文件。普京在2015年12月31日签署新版《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即使在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因为乌克兰和叙利亚等问题出现僵局且未缓解的情况下,新版安全战略也继续重申将优先发展与独联体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强调将竭力保持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平衡。(39)作为俄罗斯国家的综合性基础文件,新版安全战略提出的这些主张,显示了俄罗斯在一定条件下展现出愿与美欧破局的姿态,因为如果双方关系破裂或者长期处于过于紧张的状态,将影响其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进程。

这也表明俄罗斯将继续坚持实用主义的外交原则,也就是说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将继续深化,但转向正式盟友关系的概率仍较低,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后冷战时代地区战略重组的产物,也是此时地区政治的特点所在。(40)当前国际政治的决定因素是地区和体系层次的不确定性,为大国互动和关系重组带来各种可能性,主要国家间并不是单纯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两两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时候都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因此虽然中俄两国合作水平日益提高,但并不能据此认为两国会在更广泛议题上达成联合反霸战略关系,甚至进入正式的盟友关系。

(二)安全层面分析

20世纪90年代,车臣分裂活动带来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而休克疗法导致经济状况恶化并持续很长时间,这使得俄罗斯面临十分严峻的国内安全形势。普京上任以后,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上述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09年发布的《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中,俄罗斯政府宣布已结束过渡时期,对内克服了苏联解体导致的俄罗斯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系统性危机,对外坚决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俄罗斯自此开始进入战略发展的高水平时期。(41)在此之后,俄罗斯的大国外交战略进入全新阶段,开始致力于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构欧亚空间一体化,力图恢复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在这方面,俄罗斯长期的政治目标是:团结独联体国家,建立共同的“现代化空间”,打造高度一体化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共同应对种族民族主义、地区分离主义、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影响。(42)

中国一直强调自身的和平崛起,但这并不妨碍以下判断成为俄罗斯关于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的基本判断,即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政策以来,其战略重心开始从欧亚大陆中心向边缘地带转移,从挤压俄罗斯转向制衡中国,这客观上使得俄罗斯分摊的地缘压力相对减小,中国的压力上升。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曾预言,如果未来几个十年内,中国继续保持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那么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会愈发激烈,而与中国相邻的大部分国家,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都将加入美国遏制中国的行动之中,即实力最强的主导国寻求建立霸权和防范竞争性大国的崛起。(43)当前,米尔斯海默的预言正日益变成现实。2010年以来,美国在外交上高调介入中国周边,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军事上深化与亚太盟友的安全合作并提出海空一体战战略,在经济上加速建构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体系。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对中国进行遏制和防范的成分都在增长,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明显增大。(44)因此在俄罗斯看来,至少在中俄结盟的安全因素方面,中国对俄罗斯的战略需求大于俄罗斯对于中国的需求。在此情况下,俄罗斯选择不与中国结盟,而是继续维持与中国的密切关系或者“准盟友”关系,除了可以在中俄关系互动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也可以让俄罗斯在处理与美国关系上保持更大的灵活性。

东亚被认为是未来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的中心地

*非会员只能阅读30%的内容,您可以单篇购买,也可以订购全年电子版,或成为壹学者高级会员,畅用壹学者站内优质学术资源和服务。

近期0位学者阅读过本论文

回应区(0条)

确定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