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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经济奇迹:驱动因素与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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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刘晨

作者简介:刘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上海 200433)。

人大复印:《世界经济导刊》2018 年 05 期

原发期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20181 期 第 117-155 页

关键词: 非洲经济/ 增长奇迹/ 结构转型/ 资本积累/ 非洲制造业/ 比较经济/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经济逐渐恢复并实现迅速增长,被称为“非洲增长奇迹”。非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可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中的多个方面,包括战争和冲突持续减少、政治稳定性显著增强;各国施行的宏观经济改革措施提升了非洲经济的增长潜力;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和资本流入增加改善了非洲国家的贸易和融资条件等。在需求方面,非洲中等收入国家的消费增长、低收入和贫困国家的投资尤其是公共投资增加、石油出口国的出口上升成为短期增长的驱动因素;供给方面,劳动力从农业向有较高生产率的服务业转移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发展因素来看,非洲国家制造业仍然滞后,并未实现制造业驱动的结构转型。由于初始条件不同,非洲国家在经济转型进程中将比亚洲国家面临更多困难。更重要的是,资本积累过低是长期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实现持续的资本积累增长仍是非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动乱与贫困一直是非洲国家的重要特征,非洲甚至被称为“没有希望的大陆”。①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非洲经济实现了迅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从20世纪80年代的停滞状态变为1995—1999年的3.4%和2000年后的5.0%以上,超过了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成为增长速度仅次于亚洲的地区。其中,资源型国家如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非资源型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莫桑比克等,均跻身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②被称为“非洲增长奇迹”。

非洲经济的迅速增长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目前,大量文献分析了非洲经济增长的表现、趋势以及驱动因素,讨论了其增长前景,将非洲与东亚、拉美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比较,但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以国际与国内环境、需求与供给变化、短期与长期增长动力三个层面相结合的方法,对非洲内部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贫困国家和石油出口国的经济现状、增长原因和长期趋势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其经济转型和结构变革的长期前景。

本文的分析发现,非洲经济的增长不仅得益于上涨的能源价格、有利的贸易条件,更得益于稳定的政治环境、改善的政府治理以及日益增长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等因素。与此同时,服务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也是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从长期来看,非洲国家资本积累仍然不足,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过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并未有显著提升,上述因素均成为非洲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提升资本积累和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促进长期增长潜力和结构转型,仍是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键任务。

本文共有六个部分: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叙述非洲增长奇迹在不同类型国家的表现;第四部分论述非洲国家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第五部分探讨非洲经济的内部动力;第六部分讨论非洲长期增长和结构变革的制约因素及前景。

二、对非洲经济迅速增长的现有解释

对于非洲经济加速增长的原因,现有文献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释。根据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理论,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来源:经济结构变迁与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变革),③短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则包括国内投资增长、消费增加、出口提升、政府支出扩大等。因此对非洲增长的研究可分为几个方面。首先,在结构变革方面,非洲发展银行(AfDB)等的研究分析了结构变革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发现非洲国家的劳动力正在从农业向其他部门转移,但这种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低于亚洲国家,但至2000年后其对增长提升的作用开始增强。④就具体部门而言,多数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进人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导致了生产率的动态损失,⑤这也是非洲与亚洲结构变革过程的主要差异。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方面,现有研究发现虽然人口增长为非洲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但物质资本积累仍然薄弱,技术进步受物质和人力资本的限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⑥只有少数国家如布基纳法索、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物质资本贡献程度较高,因此资本积累的提升将成为非洲长期增长的主要来源。⑦其次,在短期增长的影响因素方面,约翰·佩奇(John Page)主要关注2000年后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非洲国家出口的拉动作用,其研究结果显示石油等商品价格上涨促进了矿产出口国家的经济增长。⑧但也有研究指出,外部需求的正向冲击只与短期扩张关系较大,长期来看非洲国家的产出波动并未随价格冲击而增加。⑨整体来看,初始制度条件对非洲经济的影响较大。⑩同时,对于消费增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指出非洲人口规模的增长和中产阶层的扩大直接增加了消费需求,尤其在南非、摩洛哥等较高收入国家,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1)在东部和南部非洲,中产阶层人口为27.7%,其消费占总消费比重达到58.2%。(12)但是在投资方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研究报告发现虽然资本生产率有所增长,但非洲国家整体的投资率并未上升,在部分国家甚至有下降趋势。(13)UNCTAD的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制度体系的滞后、落后的人力资本等因素均制约了非洲国家对外来资本的利用能力和增长潜力。(14)

因此,出口、消费和投资均不能完整地解释非洲经济的整体增长。在短期变化因素之外,研究者进一步关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探讨了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劳拉·贝尼(Laura N.Beny)和莉萨·库克(Lisa D.Cook)检验了改善的治理环境与增长表现的关系,指出良好治理可能对经济增长更加关键。(15)佩奇也指出,财政赤字和通胀率降低、营商环境改善、管理质量提升等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使非洲经济能够更富弹性地应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冲击。(16)

此外,另一类文献在关注非洲经济迅速增长的表现之外,指出了非洲经济仍然存在的问题与脆弱性,尤其表现在投资不足、制造业比重降低、基本制度落后等方面。就短期而言,佩奇认为投资不足将是非洲经济的阻碍因素;从长期前景来看,非洲国家缺少工业化和结构变革的动力,这可能导致较低的长期增长;(17)而且非洲经济指标虽然增长迅速,但部分国家在教育、健康方面进步较慢,降低了增长质量。(18)

由此可见,现有文献从资本积累、结构调整、需求增加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分析了非洲经济增长的原因,指出了制约其长期发展的多种因素,但多数文献可能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对经济增长的讨论只侧重于一两个方面,并未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2)文献多从非洲整体出发进行讨论,没有考虑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具体情况;(3)相关研究缺乏对非洲与东亚国家长期发展的对比分析。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分析样本方面,根据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等将非洲国家分为不同类型,具体讨论了各类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第二,驱动因素方面,分析了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对非洲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三,比较研究方面,结合长期增长理论和亚洲的经济转型历程,讨论了非洲结构转型和工业化的前景。第四,分析方法方面,定量计算了非洲短期增长的部门内和部门间效应和长期增长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并与其他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

三、外部条件:国内与国际环境改善

近年来,非洲经济的迅速增长首先得益于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方面,自冷战结束后非洲国家内战和冲突迅速减少,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非洲国家普遍实施了经济改革措施,为经济增长创造了稳定的宏观条件。与此同时,国际环境尤其是贸易和融资条件改善,促进了非洲国家增加出口和扩大资本流入,改善了外汇获取融资渠道。

(一)国内环境:政治和经济变化

国内环境变化是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自独立以来,连续不断的国内战争和族群冲突曾是非洲国家的重要特征。冷战结束后,非洲政治形势逐渐稳定,各国治理指数不断改善,经济增长的潜力有所提升。随着社会稳定程度提高,各国均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涉及提升宏观经济稳定性、扩大贸易和投资、改善市场秩序等方面,促进了营商环境的改善。

1.政治稳定性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经济增长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为政治稳定,战争和冲突数量显著减少。严重冲突的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的每年4.8次下降至2000年后的每年2.6次,陷入冲突的经济体数量也不断下降。(19)由于洛美宣言制定了针对政府违宪行为的标准和相应机制,非洲国家内部政变也从高峰时期的每年15次降至21世纪的不足5次,政治局势逐渐稳定成为非洲政治的主要趋势。(20)具体而言,非洲国家的战争和冲突数量从1991年的每年52次降至2012年的每年11次;国际战争在20世纪末达到高峰(每年8次),以后逐渐下降,2003年后未出现大规模国际战争;2005年以来,非洲国家的国内战争已降至每年10次以下,种族暴力行为在2003年后虽有所上升,但2011年后降至每年2—3次(如图1)。(21)从不同国家来看,非洲的冲突主要发生在苏丹、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乍得、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占非洲自1946年以来全部战争和冲突的60%以上。安哥拉于2002年结束内战、进入恢复与重建时期,2006年后未出现军事冲突;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于1991年成立过渡政府,结束了国内紧张局面;乍得、乌干达的内战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结束;莫桑比克、卢旺达也逐渐进入和平发展阶段;利比里亚、布隆迪、塞拉利昂等国内部势力于2003年左右相继达成和平协议,内战和冲突均显著减少。由此可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非洲大部分国家的紧张局面得到缓解,逐渐稳定的政治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

大量研究证实,暴力和冲突会降低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稳定的政治局势为经济恢复和收入提升创造条件。(22)同时,非洲国家实现政治稳定后常得到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援,改善其物质和人力资本状况,使经济迅速恢复成为可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和平时期的实际GDP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塞拉利昂和安哥拉战后五年的平均经济增速达到10.4%和15.5%(见表1)。与此同时,非洲各国的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也有了明显提升。例如,埃塞俄比亚净化水覆盖率从1990年的13%提升至2009年的66%,莫桑比克基础教育毕业率战后八年来增加了两倍以上,卢旺达人口营养不良的比例从战时的53%降至2007年的34%。(23)

政治冲突减少的直接结果是非洲国家政治稳定性增强。根据Polity IV的统计,非洲地区政权更迭次数从1991年的11次左右降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3次/年左右,总体政治质量指数从1990年的-4.7升至2015年的3.0。其中,民主化指数从1990年的1.1升至2015年的4.7,专制指数则从5.8降至1.7,民主化程度、政治参与度和流动性等都有显著提升(如图2)。(24)政治恢复稳定后,多国开始了制度改革和恢复民众信心的行动,向更具持续性、包容性的制度结构转变。在南非,1994年大选后,政府实施了解除政党禁令、包容其他利益集团、重建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民主化转型等一系列措施,旨在保护少数群体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在利比里亚,由于严重腐败削弱了政府能力,政府采取了国家部门和国际机构联合监督、部分盈利职能由私人部门执行等方式,提升民众信心和政府能力;卢旺达通过立法方式,解雇部分政府雇员、检举腐败官员,以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政治公信力;尼日利亚通过与英国政府合作,严厉打击跨国犯罪和腐败行为。(25)上述行动提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增强了政府能力,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政治基础。

2.经济改革和营商环境改善

在政治环境稳定的同时,非洲各国也采取了多项经济改革措施,改善营商环境。2000年以来,非洲国家中实施信贷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国家达到80%以上,改善公共服务、贸易环境的国家分别达到64%和50%。(26)在私有化方面,多个非洲国家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了市场规则和法律体系。例如,尼日利亚在1999—2006年对超过116家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在区域贸易和吸引外资方面,摩洛哥、埃及等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签署了多项自由贸易协定,非洲区域内贸易自由化显著加强。(27)毛里求斯、博茨瓦纳等国通过增强投资者保护、改善投资管理等方式吸引资本流入。(28)在法律规则方面,卢旺达通过简化商业规则、修改合约执行体制、建立商业法庭等方式消除投资障碍,使2001—2004年国内企业登记数量年均增加10%。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各国政府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例如,南非政府改善了区域供水系统;利比里亚向国民提供免费的基础教育、医疗服务等;埃塞俄比亚实施了生产安全网络计划,向劳动者提供稳定的社会保障;利比里亚也成功修复国内公路,启动了基础设施改革,增加了就业机会,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29)

更为重要的是,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促进了国家实施微观经济改革、寻求稳定的金融和货币政策以及更深层次的经济改革战略,提升了经济增长空间。很多非洲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稳定财政预算和货币政策,降低政府赤字和通货膨胀水平。例如,法郎区国家引进了增值税,莫桑比克引入了中期预算框架,布基纳法索调整政府项目、紧缩公共开支,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大力调整公共支出、恢复预算平衡,其他一些国家则实施了更积极的公共服务项目。(30)这些措施带来了显著效果:非洲国家通货膨胀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22%降至2000年之后的8%左右,外国债务占GDP比重从82%降至59%,预算赤字比重则从5.7%降至2.9%。尽管国际石油价格自1999年以来显著上涨,但非洲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却稳步下降。(31)

非洲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改革取得了重要成就。根据伊布拉欣非洲国家治理指数(Ibrahim Index of African Governance)报告,2006—2015年非洲37个国家治理指数有了明显提升,其中低收入国家如科特迪瓦、津巴布韦、利比里亚、卢旺达等国在商业环境、法律规则等方面提升最为迅速。(32)具体就营商环境而言,在开设企业、注册登记、信贷获得、投资者保护等方面,非洲国家均有了明显改善,尤其是低收入和贫困国家的开设企业的便利化指数在十年内分别增长23和37,注册登记等方面的指数也有明显改善。同时应注意的是,营商环境改善较快的多为低收入国家,石油出口国变化较小,甚至在注册登记的便利化方面有所下降,在多数领域低于其他类型国家,说明石油出口增加可能降低了政府改善经济治理的意愿(见表2)。整体来看,就全球竞争力而言,部分非洲国家如卢旺达、博茨瓦纳、摩洛哥等国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与泰国、印尼的差距逐渐缩小,与越南不相上下,甚至在大多数年份超过了老挝和柬埔寨,成为非洲最具竞争力的国家。(33)

(二)国际环境:贸易和融资条件改善

就国际环境而言,贸易和融资条件改善对非洲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对于石油和大宗商品出口国,石油、农矿产品价格上涨增加了非洲国家的出口收入、纾解了国内经济困境;对于非资源型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和政府发展援助对经济的作用不断提升,成为其主要的外部资本来源。

1.贸易条件改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张,非洲面临有利的贸易环境,包括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国和欧盟的优惠贸易安排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需求的扩大等方面。

首先,石油价格增长迅速,从1999年的每桶20美元上涨到2008年的145美元以上,增加了安哥拉、尼日利亚和利比亚等国的石油出口收入。同时,矿产品、农产品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也不断上涨。例如,可可、咖啡、棉花的出口价格在2000—2008年分别增长了2.8倍、1.3倍和1.5倍,茶叶价格仅2007年就上升了18.9%,改善了尼日利亚、加纳、喀麦隆等农产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此外,由于国际市场需求扩大,金属矿产品的价格也在2008年达到顶点(为2000年的2.7倍),赞比亚、莫桑比克、南非等国矿产品出口大幅上升。其中,莫桑比克矿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2000年的17.3%上升至2008年的57.3%,赞比亚也从70%左右升至80%以上。(34)表3显示,近年来非洲各类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均有显著改善,尤其是石油出口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从0.54升至2.41,其他国家也从1.0左右升至1.4。

其次,美国和欧洲积极推进与非洲的贸易往来,加深了非洲与国际市场的联系。2000年开始,美国在授予西部非洲经济货币联盟9个国家普惠制待遇的基础上,实施《非洲增长机遇法案》(AGOA),促进了非洲国家石油、鞋类、机动车辆及其零部件等的出口。同时,美国与多个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与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并签署多个商业协议,推动对非贸易。在授予非洲国家非互惠性准入的基础上,欧盟于2000年与非洲国家签署《科托努协定》(Cotonou Agreement),扩大多种商品对欧盟国家的出口,并加速了与非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s)的谈判。此外,欧盟先后与南非、科特迪瓦、喀麦隆和东南非四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些政策促进了非洲贸易的发展,非洲国家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分别从2000年的396亿美元和1323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450亿美元和3930亿美元。(35)其中,2000年以来欧盟与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的贸易翻了一倍以上,与石油出口国的贸易增长两倍;美国与贫困国家的贸易增长3倍,与中等收入和石油出口国的贸易增长4倍左右,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见表3)。

最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扩大也是非洲贸易环境改善的重要原因。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116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084亿美元,2013年进一步增至2108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欧盟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36)其中,中国与非洲石油国家的贸易额从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11.6亿美元增至2010—2015年的年均近610亿美元,成为非洲能源的重要出口对象国。与中国更紧密的贸易联系使非洲国家经济迅速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降低了非洲国家的经济波动性。据估计,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将推动非洲出口增长0.6%,而对石油出口国这一比例达到0.8%。(37)巴西、印度和韩国对32个非洲国家的贸易额从1995年的84.6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874.5亿美元,其中印度在2012—2014年超过650亿美元,略低于美国,成为非洲第四大贸易伙伴。

2.融资环境改善

非洲国家的外部融资主要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政府发展援助(ODA)、汇款等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FDI、ODA的不断增长,外部资金对非洲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资本形成和国民收入提高起到重要作用。对于低收入国家,外部融资占GDP比重约为12%,略低于国内税收比例。而贫困国家外部融资比重2005年后升至20%以上,接近国内税收的一倍,显示出外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见表4)。

其中,对外直接投资(FDI)和政府发展援助(ODA)是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就FDI而言,自21世纪初开始,非洲国家的FDI金额不断增长、国家分布也越来越多样化。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非洲32个国家FDI的流入量从1995—1999年的年均78.4亿美元增至2010—2015年的482.2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了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及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时,资源型国家的整体FDI比重明显下降,而非资源型国家占比上升。2008年资源型国家占非洲国家FDI总量的比重为78%,2013年降至65%;非资源型国家2000年FDI流入量为33亿美元,2008年达到143亿美元,2013年进一步增至198亿美元。(38)就FDI占GDP比重而言,非资源型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已开始高于资源型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FDI已成为非洲国家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2002—2011年FDI占非洲国家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达到19.2%,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12.4%的均值,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39)

由于FDI主要流向资源型国家和能源矿产部门,所以在非洲低收入国家的外部融资中,ODA扮演了主要角色。近年来,政府发展援助从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140亿美元左右升至2010年后的年均471亿美元。对于非洲最低收入的27个国家,ODA占其外部资本流量的一半以上。其中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和苏丹是获得ODA金额最多的国家,占整个非洲的29%。

就对经济的作用而言,ODA是贫困国家资本形成的重要力量。1995—1999年,贫困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ODA占资本形成比重超过50%,此后逐渐下降,2010—2015年这一比例仍分别达到48%和24.9%。此外,2000—2011年ODA占低收入国家GDP的比重一度达到12.8%,2003年甚至达到17.4%。(40)2000年有19个非洲国家ODA占国民收入比例超过10%,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25个,占整个非洲大陆的1/2。2012年,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等国ODA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均超过了20%,利比里亚甚至达到177%。(41)这一方面显示了ODA在贫困国家中的作用提升,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贫困国家对援助依赖程度有所增加。

对于埃及、尼日利亚等对外移民较多的国家,汇款成为主要的外部资本来源。2000年,非洲汇款收入总额仅为109亿美元,2013年迅速升至637亿美元,人均汇款收入从13.8美元升至58.1美元,移民较多的中低收入国家人均汇款收入甚至达到118美元。汇款已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

四、内部动力:需求与供给的作用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可分为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就需求层面而言,非洲国家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方面均有显著增长,提升了总需求水平,构成了短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供给层面的变化反映了经济的长期趋势,非洲国家第三产业在就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增长较快,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

(一)需求层面:消费、投资与出口

非洲不同国家在总需求方面有显著差异,其中中等收入国家主要表现为消费水平的提升,低收入和贫困国家则表现为投资尤其是公共投资需求的增加,石油出口国表现为出口的迅速增长,上述因素均显著提高了各国经济的增长率。

1.中等收入国家:消费水平提升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消费需求尤其是家庭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00年以来,这些国家实际消费年增长率为3%—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有了显著提升。其中,博茨瓦纳家庭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33.8%上升至2015年的48.6%,毛里求斯和突尼斯则分别从60.3%、60.6%升至76.9%、71.1%。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上述国家城市化的发展与城市中产阶层的扩大。(42)

随着国内局势逐渐稳定、城市服务业逐渐发展,各国农业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43)非洲国家整体城市化比率从1995年的36.9%上升至2015年的45%,中等收入国家也从48.2%上升至56.5%(见表5)。其中,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就业人数均有显著提升,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和南非的城市服务业就业比例分别从2000年的4.8%、4.6%和7.6%增至2010年的7.0%、9.5%和11.3%,成为非洲城市就业增长最快的几个国家;非洲国家城市服务业占总增加值的比重超过10%,毛里求斯和埃及甚至超过15%。(44)

由于城市的发展和城镇劳动者收入提升,非洲中产阶层的绝对和相对数量都有了较大增长,其规模从1980年的6600万人上升至2010年的1.37亿人,(45)其中中等收入国家中产阶层人数占非洲中产阶层总人数的47.2%。(46)具体而言,按照日均消费2美元的标准,突尼斯中产阶层数量在2010年达到89.5%,摩洛哥为84.6%(按照日均消费4美元的标准,这一比例分别为45.6%和27.2%)。2000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人口比例为49%,2008年这一比例增至61%。(47)

中产阶层的发展在消费、生产等领域对经济增长均有巨大作用。首先,出于对商品的差异化、价值增值等方面的需求,中产阶层数量增加是促进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在非洲中等收入国家,中产阶层家庭开支中非食品支出从2000年的158美元升至2008年的238美元,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非洲地区的消费开支在2008年为8600亿美元,到2020年将增至1.4万亿美元,其中中产阶层将是提升的主要推动力量。(48)其次,在生产领域,中产阶层的发展可以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好的教育与技术服务,为企业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促进高技术就业和生产率增长。近年来,非洲中等收入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有明显增长,埃及、突尼斯等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突破30%,其余非洲国家均在25%以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最后,中产阶层发展带来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东南非洲城市中产阶层占城市人口的53%,占城市总消费的82.2%,(49)中产阶层人数的增长提升了城市的消费水平与基础设施质量,提升了城市发展潜力。近年来,非洲中产阶层家庭拥有住房比例超过60%,机动车、燃油、电力等方面的消费也有了显著提升。(50)

此外,在产业发展方面,随着中产阶层的扩大,中等收入国家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行业如零售、银行、电信业等实现了快速发展。由表5可知,2005年以来中等收入国家网络用户有了大幅增长,其中南非、摩洛哥互联网用户比例超过50%,突尼斯、埃及等国超过30%。2002—2008年,南非金融、运输和批发零售业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占总体就业增加数量的65%;2000—2008年,中等收入国家银行资产增长超过一倍、移动电话行业收入增长超过85%。(51)在突尼斯,商业银行的业务更加向中产阶层倾斜,建设了大批符合较高收入群体需要的服务网络;南非政府的“黑人经济授权(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B.E.E.)”倡议也直接促进了黑人中产阶层在住房、通信等方面消费的增长。

2.低收入及贫困国家:投资的作用日益增加

宏观经济理论认为,投资是决定总需求的关键因素,实证研究也表明投资增长提升了非洲国家的经济潜力。(52)非洲国家的投资水平在2000年略有提升,整体投资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17.7%上升至2000—2011年的18.7%,但不同国家的表现有很大差异。在厄立特里亚、几内亚比绍等国家,投资率出现了显著下降;而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近年的投资率达到30%,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部分年份的投资率甚至达到40%。2010—2015年,在低收入和贫困国家中,投资率达到25%的国家有8个。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升私人和公共投资水平。首先,在私人投资方面,卢旺达实施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公共管理的有效性、降低信贷成本并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对话,增强了私营企业的竞争力;肯尼亚通过新的信息管理体系降低了信贷部门的信息不对称性,增加了资金向私人部门的流动;(53)莫桑比克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土地和税费标准,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特殊的投资促进制度等方式成为低收入和贫困国家中FDI流入最多的经济体。(54)其次,在公共投资方面,这些国家均进行了大量努力,加强公共融资管理、增加融资比重、提高公共投资效率并推动援助资金向基础设施领域倾斜。布基纳法索改变了中期预算计划和财政支出框架;卢旺达也确立了相应的预算分配和政策优先目标,在项目选择和实施方面实行先进的投资管理制度;莫桑比克引进了政府—私人合作体制(PPPs),增加公共投资项目的融资。在埃塞俄比亚,政府通过金融抑制、汇率高估和货币扩张等非传统手段,促进了公共投资的提升,使埃塞俄比亚成为本地区公共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55)此外,在金融部门发展方面,多数非洲国家深化了金融部门的市场化程度,着力构建现代化的信贷管理和监督框架,发展微观金融制度,促进了私人部门信贷的稳步增长。投资成为非洲低收入和贫困国家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力量。

为进一步分析投资在非洲低收入和贫困国家的作用,我们对投资率较高的国家的资本结构与来源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由表6可知,埃塞俄比亚固定资本占GDP比重达到36.4%,赞比亚、布基纳法索也接近30%,显著高于25%的阈值和中等收入国家投资水平,是非洲地区资本比例最高的国家。(56)在资本效率方面,低收入国家和贫困国家的资本产出比在3.9—7.0之间,中等收入国家和石油出口国分别为7.4和10.8,显示出低收入国家和贫困国家单位资本的产出能力较强。在投资结构方面,莫桑比克的公共投资达到固定资本形成比重的55.7%,埃塞俄比亚和布基纳法索也达到40%以上,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26.2%,表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这些国家投资的重要动力。

在资本来源方面,我们发现低收入和贫困国家整体对外部融资的依赖高于国内储蓄,因此国内投资—储蓄缺口仍然较大。由表6可知,这两类国家储蓄占资本形成比重约为60%,而ODA/外部债务占资本形成的比重分别为30%和110%以上,近年来增加的净ODA流入和债务减免推动了外部融资比例的上升。低收入国家和贫困国家ODA占国内资本形成比重为28.3%和69.2%,而中等收入国家和石油出口国为4.8%和4.2%。其中,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对ODA依赖程度较低,但仍达到20%以上。整体而言,贫困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外部债务与资本形成比例为116.3%和160.5%,外部债务过高仍是低收入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57)

3.石油出口国:国际油价变动的影响

对于石油出口国而言,经济增长首先得益于2000年左右开始的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从1999—2008年,石油价格从不到20美元上涨至145美元以上,这改变了石油出口国的贸易环境,促进了其经济繁荣。根据表3所示,石油出口国的价格贸易条件由1995年的0.5上升至2005年的1.8。因此,非洲三个最大的石油出口国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在2000—2008年获得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而20世纪90年代只有3000亿美元。(58)2000年以来,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平均增速达到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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