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前，在中国，同性恋还是一个敏感而边缘的话题；同时，同性恋研究虽然常遭遇尴尬，但渐成显学。首先这得益于同性恋研究语境的变化。

现代中国对同性恋现象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伴随着性学研究起步的，进而扩展到包括医学、生命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1985年3月，中国内地的《祝您健康》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的文章，第一次较为全面通俗地论述了世界范围内同性恋的状况。在早期的科学研究中，同性恋大多被视为性变态的一种，研究目的在于治疗和预防，即使这个意义上的研究工作也是难以得到理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同性恋的研究在90年代中期之前表现为各自为战的零散状态。南京医科大学的鲁龙光教授和青岛医学院的张北川教授主要从医学一线对同性恋进行了案例积累和量化分析。上海大学性学研究所的刘达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银河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先生和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的吴宗健先生则是从社会调查入手，对同性恋现象进行了社会学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中国同性恋社会学、性学研究的基本状态。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中国艾滋病发展势态的加剧，同性恋研究的各方学者和人士得以在研究上实现智力、财力诸资源的一定整合。艾滋病作为一种外力促进了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关注，使其研究空间得到拓展。这些同性恋社会学和性学研究，对中国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况，从形成原因到感情生活、性生活、社会交往、价值观念、法律地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实例和量化分析；进一步确认了这样的基本观念：同性恋不是犯罪、不是病态，这与国际社会对同性恋的基本学术观点是一致的。这些学术研究对于官方态度和公众认识起到了一定影响。1997年，中国新《刑法》施行，删除了过去常常用于惩处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视为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00年底通过，2001年正式实施的《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第三版）修改了同性恋是病态的界定，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并不异常。如果同性恋者自我感到“不和谐”，需要治疗，才被视为病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逐渐宽松起来，同性恋的“可见性”在增强。关于同性恋的出版物不断增多，媒体也开始对同性恋问题不再回避，从隐秘话题逐步进入公众视野。2004年底中国卫生部发布内地男同性恋状况的报告，这是内地官方首次公开表达对同性恋的关注。一时引来内地媒体对同性恋问题的集中报道，特别是中国中央电视台，2005年在严肃的新闻节目中多次公开谈论同性恋话题。客观真实的报道逐步向公众揭开同性恋的“神秘面纱”，也表达了基本的人道情怀。这对同性恋群体和异性恋群体无疑都是带有“震动性”的变化。相对而言，港台同性恋的社会舆论和公众意识更为宽松和宽容一些，这与社会开放程度、文学艺术表现，以及同性恋群体的自我运动都有关联。20世纪90年代之后，华人同性恋群体的自我认识、自我组织、相互交往等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网络打开了一个相互交往、提高认识、发表言论的便捷通道，聚会于同性恋酒吧远胜过公园和公厕内的逡巡，反过来还是要“感谢”时代对公共空间的“开拓”。近些年来，文学艺术对同性恋的表现风头渐起。不管是正面探讨同性恋现象，还是把它作为商业噱头，小说、戏剧、绘画、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开始“堂而皇之”地把同性恋作为艺术表现元素。2006年李安以同性恋影片《断臂山》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3月11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为此特别播发一条口播新闻，表达了中国艺术界人士对李安获奖的祝贺。这曲折地表达了这个官方新闻节目对待同性恋影片的暧昧默认。同性恋者，被戏称为“躲在衣柜里的人”，一些勇敢者开始“出柜”；同性恋话题一向暧昧敏感，现在也可以“出柜”了。同性恋研究和同性恋的社会生存状态是互相影响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又提高了社会（包括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对同性恋的认识。同性恋研究渐成显学应该是双方互动的结果。

社会文化艺术思潮的变动为同性恋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时代氛围。从后现代主义的观念看，在一个消解权威、去中心的时代，人们应当尊重不同的声音、多样的选择，所以同性恋现象的研究得到逐步的认同和加强。美国电影理论家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说“同性恋是猎奇性的亚文化主题”。而边缘话题的“喧嚣”意味着对意识形态中心主义、传统主流文化的挑战。从后现代主义的观念理解“猎奇性”，是没有褒贬色彩的。有奇可猎，猎到奇在何处，道出为何而奇，应该是有趣和有益的事情。而90年代西方兴起的酷儿理论，其本身的立场就是对主流、中心的叛逆，包容所有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它对后现代主义作了典型的诠释。

二

电影作为一种直观形象的视觉艺术形式，对同性恋的表现无疑会引起人们特别的瞩目；只是在电影发展史上，同性恋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增加分量，并引起研究领域的重视。同性恋作为一个电影表现题材，的确是边缘性的；但是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它已经在中外电影中得以确立，这是同性恋电影研究的价值所在。

电影艺术对同性恋的表现，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16年瑞典影片《翅膀》（导演斯蒂勒/Mauritz Stiller）应该是最早的同性恋电影，当时公映较为成功。1919年8月1日另一部以同性恋为主题的电影《与众不同》（导演理查德•奥斯瓦德/Richard Oswald）在柏林上映，影片正面描写了同性恋情，引起轰动，一年后被全面禁映。此后，同性恋在电影中的身影或隐或现，或明或暗，经历了暧昧曲折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同性恋电影转而风起云涌，电影研究也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增加了对同性恋的关注。较早的研究著述是美国的帕克•泰勒1973年出版的《银幕上的性：电影中的同性恋》（Parker Tyler，Screening the Sexes：Homosexuality in the Movies）。另一美国人维托•拉索的《胶片密柜——电影中的同性恋》（Vito Russo，The Celluloid Closet，1981年首版）则成为同性恋影片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1995年根据该书拍摄的同名电视专题片梳理了美国同性恋电影发展的历史。英国电影理论家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对同性恋电影的研究相当深入，出版了《现在可以看见了：同性恋电影研究》（Now You See It：Studies in Lesbian and Gay Film，1990）、《仅仅是娱乐》（Only Entertainment，1992，此书中有专门一章分析同性恋影片）、《酷儿文化》（The Culture of Queers，2002）。1998年约翰•希尔和帕梅拉•彻奇•吉伯森编辑、牛津大学出版的《牛津大学电影研究导读》（The Oxford Guide of Film Studies，edited by John Hill and Pamela Church Gibson）是一本较权威的电影理论批评分析著作，对同性恋电影批评方法和酷儿理论都作了专题论述。同性恋电影批评不仅对新创作的同性恋题材影片进行研究，而且对过去的影片加以重读，以同性恋视角给出新的解析和结论。

华语电影中的同性恋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微乎其微，而90年代之后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0年之后五六年间的制片数量增加更快，特别是在内地。中国对华语同性恋电影的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有文章和著述出现，台湾和香港比内地关注的更多一些。其中，香港学者周华山和台湾影评人李幼新是较早关注同性恋电影研究的人士。对华语同性恋电影的研究一是以同性恋批评方法研究华语电影，主要是针对个别电影文本和电影创作者；二是在对同性恋进行史学、社会学、美学等领域的研究时涉及到电影。近十多年来出现的华语同性恋影片得到一定的理论认识和反响，但总体上缺乏深入分析和整合评价。对同性恋社会现象认识的缺乏也制约了同性恋电影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本书的研究试图给出华语同性恋电影的系统印象，重点在华语同性恋电影发展过程的梳理和美学特征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从历史、文化、美学角度展开，其中特别借助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艺术表现不同于科学求证，但是同性恋的科学认识对理解影片的艺术表达有着基础的、辅助的作用；特别是同性恋认知的时代推进，使得我们对某些电影可以作出新的分析。

三

同性恋亚文化的特殊性使得研究本身的客观立场或态度常被质疑。在向人们叙述这一研究时，似乎有必要说明自己的性取向。性取向潜在地成为评价研究态度的一项标准。事实上，不少研究文章体现了鲜明的倾向性：接受或反对、认可或否定；而且行文之中或多或少地带着情感和情绪因素。矛锋在他的《同性恋美学》一书中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应该获得道德的独立、完整和尊严。面对别人对其性向的猜测，他的回答是“我尚没有这种荣幸”，他以强烈鲜明的态度表达对同性恋的认可。毫无疑问，不管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我们都很难摆脱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和主观情感倾向，做到绝对客观独立。但是研究者只要本着科学原则和人文精神，对同性恋文化艺术现象的研究就会不断趋向社会和人本身的真实，不断完善人类的自我认识、情感体验和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