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出生，在父亲家里度过的婴儿时期和少年时代
莫斯科玛丽雅医院
很遗憾，我对我父母的详细情况知之甚少。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去世后我的年龄仍十分幼小，不仅如此，连我的哥哥姐姐们也未能和父母认真谈过他们的往事。不过，这仅仅是指对我父亲的情况知之不多，关于母亲，我后来从她的妹妹，即我的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玛宁娜处收集到十分详尽的材料。
我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结束社会工作时是个八等文官，得过三枚勋章。［……］方括号中删节号系表示原书编者所删。从偶然辗转落到我手中的先父的若干文件中来看，我祖父安德烈，父称似为米哈伊洛维奇，是个神甫。［……］
由于我父亲无意从事这种职业，他在得到他母家的同意和祝福后，离家赴莫斯科，进莫斯科外科医学院求学。医学院毕业后，1812年经人介绍当了医生，先在戈洛汶市与卡西莫夫市的临时军医院，后转入波罗季诺步兵团，获团部主治医生职称。1818年以住院医生资格，从波罗季诺步兵团调入莫斯科陆军医院。其后他被免去军职，调到莫斯科玛丽雅医院任医生，1821年3月(我出生那年)，我父亲在该处获院部医生职称，1837年他服完公职，共服务了二十五年。从父亲与我母亲的谈话中我得知父亲在加梅涅茨博多尔斯克省除去他的双亲之外，尚有一个身体十分孱弱的兄弟和几个姐妹；［……］知道我父亲曾屡次给留在老家的亲人去信，要求回音，甚至似乎采用过在报上刊登启事的办法，可是他的亲人却依然如石沉大海，音信杳然。［……］
尽管［……］我们家源出一支古老的贵族，然而，或者是由于我父亲离乡背井，未将所有的出身证件带在身边，或者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他在担任公职做到八等文官、获得三枚勋章(这在当时使他得到世袭贵族的权利)之后，便将自己和所有的儿子登记为莫斯科省的贵族，载入家谱第三卷。［……］
现在谈谈我所知道的我母亲方面的家世。
我母亲名叫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娘家姓涅恰耶娃。她的父母是商人阶层。父亲名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在1812年，即卫国战争之前，是个大富翁，算是个荣誉市民(当时有此称号)。战争期间他损失了全部财产，但不是破产者，他尽其所有地偿还了全部债务。［……］
我母亲的外祖父，即我的外曾祖父，名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卡杰尔尼茨基。他是个贵族，1795年，即他的女儿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我的外婆)出嫁那年，他任十四等文官，在莫斯科宗教印刷厂任校对之职。这一情况及某些其他情况我是从文件中得来的，这些文件是我在为继承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玛宁娜的遗产而奔走期间所得到的。——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他想必是个超群出众的人物。这可以从两方面来推断。首先，根据他的职务，他应当是精通俄语的，大概与当时的所有的文学家保持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印刷厂为数不多)，从时间上来推想，他可能与当时著名的诺维科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1744—1818)，作家，出版家，新闻记者。有交往。其次，他的文化程度也可用间接的方法来推断： 他让儿子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受高等教育，后来瓦西里不但当了医生，还成了莫斯科大学医学系里一个教研组的教授。［……］
我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与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结婚(这是他的第一次结婚)生下一男两女。独子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后来终身未娶)；两个女儿： 大女儿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即我的姨妈，嫁给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小女儿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就是我的母亲。1813年，我外婆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去世，我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于1814年第二次结婚，娶少女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安季波娃为妻。［……］
因此，我幼年时，在我母亲方面我们有如下的亲戚： 一，她的父亲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二，她的兄弟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恰耶夫；三，胞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玛宁娜及她的丈夫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四，继母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涅恰耶娃；五，继母的同父异母妹妹奥尔迦·费奥多罗夫娜；六，也是继母的同父异母妹妹叶卡捷琳娜·费奥多罗夫娜；七，她的亲叔叔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卡杰尔尼茨基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安德烈耶夫娜；八，表姐妹娜斯塔西娅·安德烈耶夫娜·马斯洛维奇和她的丈夫格里高利·巴甫洛维奇；九，表兄弟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吉洪米罗夫。这些人都和我们家的人相熟，经常来我们家。［……］
交代了我所知道的我父母双方的出身和亲属以后，我应当讲一讲我们自己的家庭人员。我父亲于1819年与我母亲结婚。在我出世之前，他们已有三个孩子，因而我是老四。我大哥米哈伊尔生于1820年10月13日；二哥费奥多尔生于1821年10月30日；姐姐瓦尔瓦拉于1822年12月5日出世。在我之后，我父母又生了四个孩子，即： 双胞胎妹妹维拉与柳鲍芙，生于1829年7月22日；弟弟尼古拉生于1831年12月13日；小妹妹亚历山德拉生于1835年7月。［……］
我出世时和幼年时期［……］，我父亲居住在莫斯科玛丽雅医院的右厢房(靠近院子的大门)，那是一幢三层楼的石头房子，我们住在底层。要是和如今的公务人员所居住的公家房屋相比较的话，就不由得要注意到从前分配的住房要简朴得多。实际上，我们的父亲已是个有家眷的人，当时已有四五个孩子，有校官军衔，所住的房子，除去前室和厨房，其实只有两个像样的房间。从寒冷的穿堂进去，靠门口，按一般格局通常是前室，只有一扇窗户(朝着像样的院子)。前室相当深，后半部分用一道高不达天花板的半截头光滑的板壁隔出半暗不明后半间作儿童室。再过去是大厅，一间相当宽敞的房间，有两扇窗户临街，三扇窗户朝着空旷的院子。后来两扇窗户临街的会客室也用光滑的板壁隔出一间幽暗的后半间作为父母的卧室。整个住所就是这样！后来，到了三十年代，我们的家庭人口又增加了，才增添了一个房间，有三扇窗户朝着后院，于是住所就有了一道后门，从前是没有的。厨房相当大，单独在另一处地方，要经过寒冷而空旷的穿堂。厨房里砌了俄国式的大炉灶，搭了木板台；至于厨房用的铁板炉灶，压根儿就不知道！［……］寒冷而空旷的穿堂里，建造了一个大贮藏室。它的一部分就造在正门的楼梯底下。我们的寓所里的房间和设备就是这些！
室内装饰也很寒伧： 前厢房连儿童室是用含胶质颜料粉刷成深珍珠色；大厅是淡姜黄色，会客室连卧室是深青色。糊墙纸当时还没有使用。三只荷兰式壁炉，硕大无朋，是用所谓长条形的瓷砖砌成的，蓝色瓷砖镶边。家具也甚简陋。大厅里，窗户之间，摆着两张呢面牌桌，尽管我们家里从来不打牌。我记得，仅在我父亲的命名日那天家里才有过两三次这种无法无天的玩乐。还有就是大厅中央放着一张餐桌，十几把漆成淡颜色的桦木靠背椅，配了绿色山羊皮软垫。［……］会客室里摆着一张长沙发，几把安乐椅，母亲的梳妆台、柜子和书橱。卧室里放着父母用的床，洗手盆，两只大箱子，装着妈妈所有衣服。我已说过，靠背椅与安乐椅是配了软垫的［……］。长沙发、靠背椅和安乐椅上的软垫里面塞的尽是马鬃，使用久了就形成往下凹的坑。靠背椅与安乐椅，按当时的风尚，都是大号的，两张安乐椅拼在一起足足可以供一个成年人睡觉。至于长沙发，任何一张都可以当双人床用，正因为如此，人坐在靠背椅、安乐椅和长沙发上，无论怎样也够不着靠背，坐时永远只好直挺挺的。窗帘和门帘自然是没有的；窗户上只挂了素色细布帘子，没有任何装饰。
事情很明显，这样狭小的住所，家里的人不可能个个都住得舒服。前厢房后半间的儿童室只供几个哥哥居住。姐姐瓦丽娅夜里睡在会客室的长沙发上。至于我以及后来还有两个妹妹薇罗奇卡她们，因为还是婴孩，就在父母的卧室里睡摇篮。奶妈们和保姆睡在父母卧室旁边的暗间里。提到奶妈们，我应当说明，母亲自己只给第一个孩子，即大哥米沙喂过奶［……］。
谈到我们的家庭，我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她以她的整个生活和全部利益参与到我们家庭中来。这个人就是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出现了两次： 一次在长篇小说《群魔》中（《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7卷，页115、119）；另一次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56、257），这里记述了乡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一次火灾：“最初的惊骇之下，我们想，这下子要烧个精光了。我们纷纷跪下，开始祷告上帝，母亲哭了。蓦然间，我们的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走到妈妈身边，她是个自由人，即莫斯科的市民，是我们雇用在家里干活的。她带大了、照顾了我们家的所有孩子。当时她大约四十五岁，性格开朗，快活，而且总是给我们讲非常好听的故事！她好多年都没有问我们领工钱，说：‘我不要钱用。’她的工钱积攒了五百卢布左右，存在当辅里*，说是将来‘养老用’。这时她突然悄悄对我妈妈说：‘既然你们要钱用，就把我的钱拿去吧，我没啥，我不要钱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保姆的行动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现象，证明来自民众的人能够同情亲友们的不幸，至少能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旧时俄国当铺也经营银钱存放业务。她确实是个出色的人物，从我开始记事以来，我父母不仅尊敬她，还把她当作我们家的一名成员！她不是我们家的农奴，她是莫斯科的市民，她很以这个称号自豪，说她不是普通人家出身。我姐姐瓦尔瓦拉快要出生时她就来我家当保姆了，接下来我出世，嗣后，她又把所有的孩子抚养长大［……］。从我开始记得她的时候起，她已经将近五十岁了。以女人来说，她身材相当高大，而且十分肥胖，她的肚子几乎垂到膝盖上。她饭量极大，但一天只吃两餐；喝茶时咬着糖块，但不吃面包。除了承担保姆的责任之外［……］，她还兼了女管家的职责［……］。我们都叫她阿姨，称她为“你”，她对我们也以“你”相称，不光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后来我们长大成人了她也一直这样称呼。父亲和母亲始终称她阿莱娜·弗罗洛夫娜，或者简单点叫她弗罗洛夫娜；她对他们则以名字和父名相称，即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和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女仆中只有她一个人这样称呼主人，其他的女仆都叫他们老爷和太太。阿莱娜·弗罗洛夫娜一到我家工钱就是每月五个卢布(纸币，合如今的一卢布四十三戈比)，我父母去世后，她仍留在我家，还活了十五年以上，始终是拿这么些工钱［……］。她是个老处女，管自己叫“老处女”。谁也不记得她什么时候曾经在厨房里坐过，这情况她这样来解释： 厨房里常有各式各样的谈话，作为老姑娘的她听着不方便。父母听到这种理由总是笑笑，不过他们对阿莱娜·弗罗洛夫娜这样的举止极为满意。她始终在儿童室里吃午饭和晚饭，我们桌上撤下去的所有菜肴都直接端到那里去给她吃。
我们孩子要等到自己会吃饭了，不用旁人帮忙，也就是自己能使用刀、叉和匙子的时候，才让我们上大桌子吃饭。不会使用餐具之前，我们总是和保姆一起在儿童室里吃饭。［……］她教我们使用餐具的方法想必是很成功的，因为我记得我在三四岁时就上大桌子吃饭了，虽然我坐的是高脚椅，不过吃饭已不用任何人帮忙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持斋不太严格，她说她是个由不得自己做主的人，上帝不会为此而惩罚她的，但是她认为不吃面包，空口吃菜是极大的罪过。［……］“你呀，哥儿，先吃一口面包，然后再吃菜……上帝是这样吩咐的！”这是她常用的一句训诫的话。［……］弗罗洛夫娜几乎从来不外出，就是说，从不出去做客。一年一次，或一年半一次，她得知亲姐妹纳塔莉娅·弗罗洛夫娜到莫斯科来了，才去看望一下。纳塔莉娅是科洛明女修道院的修女，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她寄居在莫斯科的某个女修道院里。这时候我们的保姆就大清早打扮停当，乘车去姐妹处做客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回来；这种时候妈妈往往(像她自己所说)好比失去了左右手。隔了几天，保姆的姐妹来回访，也在我们家里待上一整天。这样我们的阿莱娜·弗罗洛夫娜的出外做客和接待客人的事宜就结束了。弗罗洛夫娜的衣着始终非常整洁，天天戴着白细布软帽，逢年过节则戴镶花边的软帽。这种软帽的特点是帽檐镶着宽大的绉边；只要她走路比平日稍快，绉边便微微向上飘起。［……］
实际上，我们家除去保姆和奶妈之外，碰到婴儿喂奶时期，就只有一些女仆——侍女。她们是我家雇用的，不过都在我家待很长时期。我清楚地记得其中之一叫薇拉，她在我家待了几年，跟着我们到乡下去度过两三个夏天，一般说来在我们家还很过得惯。可是，唉，到头来还是出了丑事，离开我家［……］。她父亲是个手艺高明的细工木匠，他和他的老婆正如俗话所说，不了解他们的薇拉的心事！继她之后，我们没有再雇过女仆，因为妈妈从村里带来三个姑娘，都是孤女，承担了女仆的所有职责。其中两个姑娘，我还记得，一个是阿丽莎，一个是卡嘉。前者，即阿丽娜，后来叫阿丽娜·阿尔希普耶夫娜，是个极为谦恭的姑娘，经常织花边或做其他活儿。后者卡嘉是个热情如火的姑娘。［……］
我们厨房里的仆人有四个，即： 一是车夫大卫·萨维里耶夫，我们平日叫他大卫，其实他是我父亲的跟班。除了他那四匹马，大卫什么也不懂，也没有其他什么活儿。不过他出车的次数频繁，所以他的活儿也够忙的了［……］。爸爸特别喜欢这个人，比起其他仆人来，更加看重他。二是听差费奥多尔·萨维里耶夫，他是车夫大卫的兄弟。我不记得为什么叫他听差［……］。其实叫他看院子的更恰当，他的职务是劈木柴，搬到炉灶旁，管好炉子，挑水，专供烧茶用的水，每天由他从苏哈濑水塔挑一担泉水［……］。偶尔，我母亲独自步行进城去，费奥多尔穿起仆人的号衣，戴上三角帽，离她几步路，神气活现地跟在她后面，护送她进城去。或者，我母亲没有父亲陪同，独自一人乘车出门时，费奥多尔也穿起号衣，站在马车后部仆人站的踏板上。这在当时莫斯科的礼仪中是必不可少的一条规矩！这两个人，车夫大卫和费奥多尔是亲兄弟，都是矮个儿。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成为父亲的农奴的，只知道还在父亲结婚之前他们就是农奴了［……］。幸好他们都是无耕地的贫苦农民，他们从来不想起，也不惦念他们的故乡。三是厨娘安娜。［……］她也是农奴，很久之前，在我们买下村庄之前她就当厨娘了。她是个出色的厨娘，真正能够顶得上一个厨师。四是洗衣妇瓦西里莎。她的职责是每星期头三天站在木盆旁洗衣服，后三天使用夹衣器和熨斗烫衣服。瓦西里莎也是个农奴，可是后来不见了，或者，说得简单些，逃走了。她的逃跑，引起我父母的感触，与其说是物质方面的，倒不如说是精神方面的，因为她的潜逃会使农奴们怀疑我家的生活条件不好，然而其实对他们来说，我家的生活是很好的［……］。
我们的熟人
我们的熟人，即我们父母亲的熟人，为数甚少，其中有些人仅是点头之交，另一些人是互有造访的熟人。前者我只一一列举，对后者我略说一二。首先，莫斯科玛丽雅医院的职工自然是我们的熟人，我就从他们开始讲起。
一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利赫吉尔(妻子薇拉，父名已忘)，是莫斯科玛丽雅医院的主任医生。他摆出上司的派头，平时从来不轻易上我家来，只是逢到父亲的命名日，才在晚上来一趟。他有个儿子彼嘉，极其娇生惯养，甚至从来不到花园里去散步，因此我们是遇不到他的。一年两三次，他家的人带他到我们家来玩，也就是来跟我聊天；我也回访他两三次。我们孩子间的交往仅至于此。他的父亲，即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利赫吉尔医生，我记得在1837年的头两个月，即我母亲患肺病到了后期，他几乎每天早晨上我家来，和其他医生一起走访病人，这似乎大大减轻了母亲临死前的痛苦。他的妻子也爱摆架子，偶尔和母亲互相拜访。
二库兹马·阿列克谢耶维奇·舒罗夫斯基，是医院里年纪最老的医生，当时已将近七十岁，担任公职已三十五年以上。这个人通常只在上午到我家来，父亲的命名日那天则晚上来，不过他家的女眷倒是常来看望我母亲的；她们包括： (一) 他的妻子阿格拉菲娜·斯切潘诺夫娜；(二) 小姨玛丽娅·斯切潘诺夫娜；(三) 他的上了年纪的女儿丽扎维塔·库兹明尼奇娜。她们三人经常上午来我母亲处喝杯咖啡，往往是十点多钟来，坐到十二点多钟。谈话的题目无非是牛肉、小牛肉、方糖以及糖浆等等的市场行情，此外也谈论印花布和其他布料，衣服式样。［……］
进行这种谈话时，我常常在场，因而这些话深深印入我的记忆中！母亲也经常到舒罗夫斯基家去喝上这么一杯咖啡，而且每次都带我同去。他们的接待和谈话一如我家。丽扎维塔·库兹明尼奇娜已将近四十岁，她吸鼻烟。库兹马·阿列克谢耶维奇除了女儿之外，尚有两个儿子： (一) 阿列克谢耶维奇·库兹米奇，已经是个医生，就在莫斯科玛丽雅医院任编外主治医生，等他父亲退休以便顶替其职务；(二) 尼古拉·库兹米奇，或者叫柯里亚，是莫斯科大学学生。这个青年比我的哥哥们年纪大，难得赏脸跟他们聊聊。
三莱琴格医生——父亲；
四莱琴格医生——儿子；
这两人跟我们仅仅是点头朋友。老莱琴格是个鳏夫，他和儿子的关系正如老舒罗夫斯基同他的医生儿子的关系一样。
五罗扎林医生，点头朋友。
六加甫里尔·鲁基扬诺维奇·梅利霍夫医生，年事已高，他妻子乌斯季扬·亚历克赛耶夫娜跟我们家的人也认识，但很少往来。
七药剂师，好像是叫许赖德尔，他的妻子玛芙拉·费里克索夫娜及两个成年的女儿。药剂师本人很少上我家来，但他的家眷常常上午来看我妈妈。我妈妈也时常带着我去他家玩。
八约翰·巴尔肖夫神甫。［……］这位神甫有两个儿子，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巴尔肖夫。兄弟俩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都被选派公费出国留学，后来回莫斯科父亲处时曾来我家拜访。他们来访的情景我记忆模糊了，但我很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他们来访后时常说：“且不说我能不能等到那么一天，我只要能确实知道我的儿子们也会像巴尔肖夫兄弟那样有出息，我就死也瞑目了！”父亲的这番话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后来巴尔肖夫两兄弟分别成了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的著名的刑法教授。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法律系大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莫斯科的巴尔肖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一堂课上必定讲这样一句话：“俄国的刑法学园地里生长和培育了两朵花，那就是我在彼得堡的弟弟雅科夫和在莫斯科的我。”彼得堡的巴尔肖夫(雅科夫·伊万诺维奇)也说：“俄国的刑法学园地里生长和培育了两朵花，那就是在莫斯科的哥哥谢辽沙和在彼得堡的我。”所以人家给他们取绰号叫： 谢辽沙哥哥和雅沙弟弟！［……］
九费奥多尔·安东诺维奇·马尔库斯和他的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他是莫斯科玛丽雅医院的管事，他的住所也在石头厢房里，正好在我家楼上，格局也和我们的一模一样。他是后来的著名御医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马尔库斯的亲兄弟。据我记得，他在三十年代初便已结婚。他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作为我们的近邻，他打光棍的时候就常常上我们家来，和我爸妈闲聊消磨黄昏。他说话很出色，我常常一边听，一边盯住他的眼睛，瞧他怎么说话！长篇小说《少年》中，少年波特罗斯托克的房东彼得·伊波里托维奇老是愉快地说些笑话奇闻，这个形象即是从费·安·马尔库斯身上来的。（《最后几部长篇小说》，页175—176）……总之，他在我的童年回忆中留下了最愉快的印象。结婚以后他还不时来我们家串门，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我妈，不过对医院同事的太太们，他一概没有作过介绍就是了。我母亲去世时，他应我父亲的请求，担任主持丧事的总管。丧事办完后，他几乎每天来看望我父亲，与父亲谈话解愁，这段时期他还与我们格外接近。妈妈去世以后，父亲提出辞职，迁居乡下，费奥多尔·安东诺维奇·马尔库斯还几次把我从车尔马克寄宿中学接到他家去过节。［……］
十我应该提一提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尔丰斯基在未完成的叙事诗《大罪人的一生》草稿上，一个主要的中心人物用了阿尔丰斯基这个姓。（见《文件》）在长篇小说《少年》中，维尔西洛夫和阿尔卡季·陀尔戈鲁基这两个人物，有一部分来自阿尔丰斯基。和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亚历克赛耶夫娜，原姓加尔德涅尔。这两个人我稍微有些记得，因为他们几乎到二十年代末才离开医院。叶卡捷琳娜·亚历克赛耶夫娜是我母亲的真正的朋友，据母亲说，她们几乎天天见面。［……］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尔丰斯基从医院转到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去当教授，后任系主任。很妙的是我母亲就安葬在拉扎列夫公墓她过去的好友叶卡捷琳娜·亚历克赛耶夫娜的旁边。这对夫妇生了几个孩子，其中有个儿子阿辽沙，后来叫亚历克赛·阿尔卡季耶维奇。他们的这个儿子是我在车尔马克寄宿中学的同学。
我们的客人
我已谈过我母亲方面的亲属，再作些补充。我把他们当作我们家的客人，分别加以叙述。
他们之中占首要地位的，自然是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在我开始记得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六十五岁左右的老人。1795年7月29日，他第一次结婚，娶了我们的外婆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1813年6月8日外婆去世，外公于1814年5月18日第二次结婚，娶了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安季波娃。起先外公、外婆和家人住在巴斯孟街一套租来的寓所里，后来搬到他的大女婿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处居住。这次搬家似乎在我母亲出嫁之后，因为我母亲是从她的父亲处，而不是从姐夫库玛宁处出嫁的。外公每星期上我家来吃一次饭，似乎始终是在固定的一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每星期四。逢年过节他总是在大女婿库玛宁处吃饭。外公来吃饭的那天，往往他没有到以前，我们小孩子老早就不停地朝窗外张望了。一瞅见外公拄着手杖来了，我们一下子叫嚷起来，声音之响，简直像抬神像出屋！……不一会儿，他就走进前室，悄悄脱去外衣……妈妈出去迎接外公，他挨个儿吻遍我们所有的孩子，分糖果点心给我们；然后坐在会客室里，跟妈妈聊天。他经常穿一件深棕色的常礼服(我记不得他穿别的外套)，纽扣孔里挂着一枚用安娜勋章绶带系着的小勋章，上面刻的题词是：“功绩不归我们，不归我们，属于您的名下。”1812年之后，他所剩下的只有这一件东西了！过了一会，父亲下班回来，亲热又高兴地向岳父问好，接着我们坐下吃饭。这一天我们家的饭菜总是比较精美的，不过，顺便说一下，我们家的饭菜一向是丰盛可口的。吃过饭，外公略坐片刻，准备回家，就走了，直到下星期四我们才再看见他。我从来记不得外公什么时候和他的妻子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一起到我们家来过。他大概感觉到妈妈对继母不太有好感，也可能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跟女儿面对面地谈谈话……外公这样的来访一直延续到1832年初，此后他就躺倒在床上了。他患胸腔积水症已经很久，1832年初去世。［……］
亲戚之中，第二个我要说一说舅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恰耶夫。他比我母亲小一岁，因此，大概是1801年或1802年生的。妈妈常说，她小时候和弟弟很要好。这种手足情谊一直保持到以后。每逢星期天他常常上我家来，因为平日工作忙，他在一家大呢绒店做掌柜，薪水丰厚。他来我家，对于我们小孩子也是一件乐事，多半总是举行一次小型的家庭音乐会。实际情况是我妈妈的吉他弹得相当好，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舅舅的吉他弹得更是优美动听，他有一只吉他长期放在我家。每星期天，吃完饭后，妈妈拿起吉他，舅舅也拿起吉他，开始演奏。起先照谱子弹奏一些正正经经的作品，随后弹些忧伤的旋律，临了演奏一些快乐的歌曲，而且舅舅有时也引吭高歌……那真是快乐，十分快乐。爸爸待舅舅一向也是非常亲切，尽管对他有所不满，尤其是到后来，因为舅舅开始大吃大喝，酗酒过度，为这事爸爸似乎屡次责备过他！……不过这都算不了什么，舅舅始终是我们的贵客！后来忽然出了一件尴尬事情，从那以后舅舅不再上我们家来了。这件事一部分是我亲眼目睹的，一部分详细情况是我长大后从我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处听来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家有个使女薇拉，前面我已提到过，她是个年轻姑娘，长得十分俊俏，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舅舅同她勾搭，她没有拒绝。妈妈早已察觉事情有点儿蹊跷，有一次终于亲眼看见他们在传递字条。妈妈从薇拉手里抢过字条，上面写着约会……爸妈请舅舅到会客室里去，我留在大厅里。照姨妈的话来说，会客室里发生了下述情况： 妈妈开始责怪弟弟，怪他竟在姐姐的家跟她的使女干丑事，等等等等。舅舅呢，很久都不分辩，只骂她蠢货。这话把父亲惹火了，打了舅舅，大概是打了他耳光。会客室的门开了，舅舅满脸通红，激动地从我家走了出去，从此再没有来过！这是1834年的事。父亲打舅舅当然是不对的，他应当知道，对他的妻子说粗话的，不是别人，是她的亲弟弟。可是事已至此，舅舅也就不再到我们家来了！［……］使女薇拉自然于当天就结清工资，被我们辞退了。为了把舅舅的事情交代完，我在这里先说一说，在我母亲安葬以后，他常来我家参加亡魂祭，我看到舅舅时已是1838年，他两次或三次从我姨妈处乘车来到车尔马克寄宿中学，把我带回去过节。顺便说明一下，当时舅舅住在我姨父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处，占用了他们家楼上的一个房间。我偶尔到姨妈处去时也在这间房里过夜。纵酒伤身，舅舅爱喝酒的嗜好，不惟没有戒除，瘾头反而加重，因此，1838年至1839年间的圣诞节期间过早地去世了，当时我正好在姨父处过节。关于舅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恰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0年1月28日写给亲戚库玛宁的信中写道：“舅舅之死使我流下真诚的眼泪以悼念他。父亲、母亲、舅舅均在两年内相继去世！”（《书信集》，第4卷，页243、447）显然，米哈伊尔舅舅不久之前死于“圣诞节期间”，但不是1838到1839年间，而是1839到1840年间的“圣诞节期间”。葬礼相当简朴，不过是从姨父家出殡的。
一个月两三次，寒伧的天主房街偶尔响起骑在前导马上的车夫的吆喝声：“让开！靠边！靠边！”于是，一辆双座的轻便马车，车后站着跟班，由四匹排成纵列的马拉着，驶进玛丽雅医院的清洁的院子里，停在我们寓所的台阶前，这是： （三）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和(四) 外婆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来了。［……］
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玛宁娜是我妈妈的亲姐姐，生于1796年4月15日，只比我妈大四岁。1813年5月15日，她嫁给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那年，她的母亲，即我的外婆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涅恰耶娃还在世。不过姨妈的婚礼过后没几天，1813年6月8日外婆便去世了。尽管我说姨妈只比我妈大四岁，可是我应当补充说明，我妈简直把她当作娘，而不是当作姐姐，我妈爱她，对她极其尊敬，我妈也善于使我们大家对姨妈产生这种崇敬爱戴的感情。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姨妈是我家所有孩子的教母，无一例外。童年时，我不知不觉地爱过姨妈，后来我长大成人时，我崇拜这个人，她的真正伟大的来自实际生活的智慧使我惊讶，我尊敬她，爱她，像对自己的母亲！［……］据柳鲍芙·费奥多罗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徒》中玩轮盘赌输掉一半家产的“莫斯科老奶奶身上”描写了亚·费·库玛宁娜。(《在女儿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描绘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彼得格勒，1922年，页21—22)据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看法，《白痴》中“罗戈静老太婆身上”描写了亚·费·库玛宁娜。(列·彼·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页60)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9年8月14日及26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写到，姨妈神经不正常已有好几年了。(《书信集》，第2卷，页200)
五姨父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是我亲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的丈夫。我孩童时代年纪很幼小的时候就记得这个人。他不太漂亮，但讨人喜欢。他完全以亲戚身份经常来我家。可是后来他突然不来了！问题在于为了某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我父亲和姨父互相说了些尖刻挖苦的话，彻底断绝来往。据妈妈和姨妈说，起先他们过得十分和睦。我爸爸是库玛宁和涅恰耶夫两家的家庭医生，那时外公一家(涅恰耶夫家)已住在姨夫库玛宁家的楼上。姨父生过一场极其危险的病，到后来，除了我父亲，他什么人的意见都不听。爸爸把他的病治好了。库玛宁家的两兄弟，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和瓦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顺便说说，两人都是莫斯科城里的头面人物）和其他亲戚，因为看到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当医生的连襟如此信赖，都很不以为然。可是爸爸把姨父的重病彻底治好以后，他在莫斯科商界的医业便大为兴旺，而且担任了库玛宁两兄弟的家庭医生。两连襟结下这样的感情，后来竟会彻底破裂！他们双方都过于高傲，爱面子，谁也不肯先主动表示和好！爸爸不再到他的连襟库玛宁家去治病，尽管他照旧还到他们的楼上涅恰耶夫家，即他的岳父家去治病。这样一直持续到1832年初，也就是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临死之前。他已经快要死了，在病床前看到两个女婿，把他们的手拉在一起，请他们尊重他临死时的意愿： 互相抛弃前隙，和好如初！两个女婿答应照丈人的意愿办，互相握手，亲吻。于是外公吐了口唾沫，命一个女儿用脚把这口唾沫蹭去，并说：“愿你们的小小不和，也像你们快要死去的父亲的唾沫一样蹭去，消失！”这时两个言归于好的姐妹失声痛哭。这一段事情我屡次听我母亲说起，也听我姨妈说过……两连襟和好了，每逢规定的日子指正式规定的假日、休息日。也互相来往，然而他们之间昔日的友好情谊却已荡然无存。姨父开始经常上我们家来，不过总是上午来，这时我父亲往往在各处巡视病人(我们说他在“行医”）。姨父有时乘车来，有时步行来(大多步行来)，坐在长沙发上，我妈问他：“姐夫，请您吃点儿什么？”他总是说：“叫他们给我点儿糖水吧，妹子！”于是给他端上一瓶水，一只玻璃杯和一只糖罐。他在玻璃杯里放三四块糖，倒进凉水，等糖溶化了，他就用小茶匙把杯子里的糖水喝光，一杯水够他喝上一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他来看望时非常亲切地和我母亲聊天，坐上一两个钟头，他走了，直到下一回再来看望我们，通常是每月一次，有时候也不止一次。关于这位德高望重、各方面备受尊敬的人物，我在回忆录中还要一再提到他。现在我只说一点就暂时打住：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姨父对我们一家做了许多好事，我爸爸死后他收留了我们五个孤儿(两个哥哥已在彼得堡)，是我们永世不忘的恩人，尤其是三个妹妹，她们出嫁时，他给她们置办了丰厚的嫁妆。［……］
六叔公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卡杰尔尼茨基。关于瓦·米·卡杰尔尼茨基，过去听过他讲课的人（包括尼·伊·庇罗果夫）也写过一些很有趣的回忆录，见《家族纪事》，页84—87。
七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安德烈耶夫娜·卡杰尔尼茨卡娅。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卡杰尔尼茨基是我母亲的亲叔叔，他当过医生，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教授，只是我不知道他讲授什么课。三十年代初，他就是年事已高的老头子，很受我父亲的尊敬，似乎也受到当时整个医学界的尊敬。在他命名日(1月1日)那天，往往是整个大学的教授和医学系学生都到“诺文斯克近郊”他那小小的木屋去向他祝贺。［……］他每年五六次带着老伴上我们家来。他们总是在快要喝午后茶时来，而且总是带着跟班坐马车来，在我家闲聊两三个钟头才走。［……］不过我们很喜欢叔公，他因为没有子女，也很喜欢我们。我父母也经常去看望他们，当然只是他们两人去［……］。不过每年复活节，我们大的三个兄弟，在叔公预先约好的那天，必定去他家吃饭。父母亲很放心地让我们去，因为他们知道叔公待我们甚厚。吃过早中饭，下午一点多钟，叔公带我们上杂耍场去玩。复活节时的杂耍场，当时常常搭在“诺文斯克近郊”叔公家窗子的对面。把所有杂耍摊子兜一圈，让我们看各种丑角、小丑、大力士的表演以及其他各种游艺场上的彼得鲁什卡和喜剧演员的表演，叔公累了，带我们回家。我父母派来的马车已经等在那里，我们与叔公告别，乘车回家。我们心里充满了五光十色的印象，节后很长时间我们还模仿滑稽演员，演出按自己兴趣编的各种喜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对民间戏剧也产生了兴趣。比如，在1876年的各期《作家日记》（《画家俱乐部的枞树晚会》）中，对剧目发表了有趣的见解，可能道出了有彼得鲁什卡一角的民间戏剧的精髓： 普尔契尼尔*“类似堂吉诃德，他不愿相信邪恶与欺骗，勃然大怒，见到不公正便冲上前去，而彼得鲁什卡像完全俄国化的桑丘·潘沙，不过民众的性格也已经完全俄国化了”。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凡是戏剧演出应当深切关注当前大众最注意的问题。（见《列宁格勒国立波克罗夫斯基师范学院教学笔记》，1940年,第2版，第4卷，页314—316）
*普尔契尼尔是意大利喜剧中人物；彼得鲁什卡是俄国民间木偶剧中主要人物。三十年代中期，叔公理应退休了，可是他很久还不能完全脱离大学，每天到大学图书馆去看书报，会见过去的同行教授们。大家当然很高兴接待老人。［……］
我的童年生活和环境
现在我来描述我的童年时代。
从幼年时起，当我回想起我的童年生活，我的记忆里总出现下述家庭成员： 父亲，母亲，大哥米沙，二哥费佳，姐姐瓦丽娅和我。几个大的孩子，所谓头一批孩子，以我为最小。虽然我下面还有妹妹薇罗奇卡，弟弟尼科里亚和妹妹萨莎，可是他们还十分幼小，无法参加我们做功课和游戏，他们好像单独过着孩子的生活。我们四个孩子当时经常待在一起，我们的兴趣、功课和游戏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我开始清楚地记事的时候是在三岁半(妹妹柳芭死于1828年7月，我已能很清楚记得)。当时米沙哥哥八岁，费佳哥哥七岁，瓦丽娅姐姐六岁不到。
在当时的孩子中间，瓦丽娅姐姐是唯一的女孩子，几乎经常待在妈妈身边，坐在会客室里，或是做功课，或是做什么女孩子的手工活儿。我们男孩子没有单独的房间，常常一起待在大厅里。我提到这情况是为了说明两个哥哥在进车尔马克寄宿中学之前，他们的整个童年生活是和我泡在一起的。他们的所有功课是当着我的面做的，所有谈话是当着我的面进行的；我在场，他们并不觉得拘束难堪，只是在少数情况下他们才把我支开，把我叫作他们的“小尾巴”。两个哥哥相差一岁，一块儿长大，极其友爱。这种手足深情一直保持到后来大哥去世。但是，尽管有这种情谊，他们的性格却完全不同。大哥米哈伊尔在童年时就不如二哥费佳那样活泼好动、精力充沛，讲话时也比较冷静。二哥费奥多尔正如我们父母所说，在各方面都表现得真正像一团火。
薇罗奇卡妹妹的出生奶妈和她们的故事
前面我提到，我清楚记得薇罗奇卡妹妹的出生，我说错了，她的出生情况其实我是记不得的，我只记得跟她是双胞胎的柳芭妹妹的夭亡情况，她生下没几天就死了，还记得奶妈怎样给薇罗奇卡喂奶。她的奶妈达丽娅，我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她是个高大、肥壮的女人，年纪还轻，奶水很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和姐姐瓦丽娅常常一起去看刚出世的小妹妹吃奶，这时达丽娅奶妈往往掏出她那两只巨大的乳房，用奶水浇我们，像用水龙头浇似的，我们立即四散奔逃。这位达丽娅奶妈常说她的丈夫是个“下级军官”，随着团队上安纳帕了。1828年，我们的军队果然占领了安纳帕要塞。——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在我家做奶妈期间，她收到过丈夫从那儿发来的两封信。这当然是我三周岁半时知道的第一个地名。提到瓦丽娅奶妈，我不由得回想起另外两个奶妈： 瓦丽娅的奶妈卡捷琳娜和我的奶妈卢凯丽娅。当然，这两个女人在我家时我还记不得她们，直到后来，她们到我家来做客时我才想起她们。这两个从前的奶妈每年(多半在冬天)来我家做客两三次。她们的到来，对于我们孩子是真正的节日。她们从很近的乡下上城来，总是待个长时间，在我家做客两三天。比如此刻，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出下述情景： 一个冬天的早晨，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走进会客室向妈妈禀告道：“卢凯丽娅奶妈来了。”我们孩子们立即从大厅奔进会客室，高兴得直拍手。妈妈说：“叫她进来！”于是穿树皮鞋的卢凯丽娅进来了。头一件事是向神像祷告，向我妈问好。接着逐个吻我们大家；我们呢，真的搂住她的脖子挂一挂；然后把做成礼饼式样的乡下小点心——奶油煎的小饼子分给我们。分罢点心，她躲进厨房，因为孩子们上午得学习，没工夫。等到暮色降临，黄昏来到……妈妈在会客室里忙乎，爸爸也在会客室里抄写(医院里的)病历卡上的处方，他每天都要带一大堆病历卡回家来抄，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在黑洞洞的(尚未点灯的)大厅里等奶妈来。她来了，大家坐在椅子上，黑乎乎的，于是开始讲故事。为了不妨碍父母工作，她几乎用耳语一般的悄声讲故事。我们愉快地连续听上三四个钟头。屋里那么静，听得见爸爸写字的笔尖的沙沙声。这么精彩的故事我们简直没有听过，叫什么名儿现在我全想不起了；有讲火鸟的，讲阿辽沙·波波维奇的，有蓝胡子，还有其他许多故事。我只记得有些故事我们觉得非常可怕。我们对待这些讲故事的人是有区别的，比如我们发觉瓦丽娅的奶妈知道的故事虽多，但是讲得不如安德留沙的奶妈那么好，或者诸如此类的看法。
说到故事，顺便再讲几句。在我们童年时代那阵子，关于鲍瓦·科罗列维奇、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等等的木版故事书流传甚广。那是一种四开本的小册子，灰色纸张，木版印制的斯拉夫文和俄文书，每页书上都有木版画。这种小册子我们家里也经常有。这一类书本如今连乡村市场上也没有卖的了。诚然，眼下有印刷精良的壮士歌，但那已不是儿童的书籍，就算是儿童的书籍，也是供年龄较大的孩子看的；这种书，光是它的样子——开本就引不起我们小不点儿的兴趣。提到这些木版故事书，现在(1895年)，当我提笔写到这几行时，我想起一件事，那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在四十年代末他已经从事文学创作时告诉我的： 当时有一位作家（好像是已故的波列伏依尼·亚·波列伏依（1801—1867），俄国作家，《莫斯科电讯》杂志发行人。）打算摹仿这种故事的语言，编写几个类似的新的故事，也以木版印刷发行。按照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的看法，这种投机的做法如能成为现实的话，可能会给老板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不过，这种主意大概只是个设想而已。
我们过的日子
我们家里的日子是按照始终如一的顺序在过，天天一样，十分刻板。大清早，六点左右起床。八点钟，父亲便上医院去了，或者照我们家的说法，到病房里去了。这时家里收拾房间，冬天则是生火炉等等。上午九点钟，父亲从医院回来，立即乘车去给为数众多的城里病人看病，或者照我们家里的说法，“去出诊”。他不在家时，我们这些孩子做功课。后来晚些时候，两个哥哥上寄宿中学去了。十二点左右，父亲回来，十二点多，我们午餐。只有谢肉节期间是例外，上午十点钟左右摆桌子，在父亲快要从病房里回来时，端上薄饼，吃过薄饼，父亲再去出诊。这几天往往是下午三点多钟才吃午餐，而且只吃鱼。谢肉节期间每天吃薄饼，不像现在这样，因为当时把薄饼当作谢肉节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主食。吃过午饭，爸爸立即退到会客室，把通大厅的门关上，他穿着睡衣，躺在长沙发上，睡午觉。他要休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这段时间里，全家人待在大厅里，一片肃静，不大说话，即使说话也只是悄悄耳语，免得将爸爸吵醒。因而，一方面，这是一天之中最无聊的时间，另一方面，又是很愉快的时间，因为全家人(除爸爸以外)都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待在大厅里。夏天，苍蝇猖獗，父亲休息时我的情况还要糟糕！……他睡在长沙发上，我得坐在旁边用菩提树枝条儿替他赶苍蝇，树枝是每天从花园里折来的。这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因为我得离开大家，在绝对的寂静中度过这段时间，坐在一个地方，一步也不能动！而且，千万不能漏过一只苍蝇，让它去叮睡觉的人！……可大厅里悄悄的谈话声，抑制着的笑声偏偏又听得见！……那里似乎挺快活！不过爸爸终于起来了，我也就摆脱了离群独处的境地！……
下午四点钟，我们喝晚茶，喝罢晚茶，父亲第二次到病房去查看病人。晚上我们在会客室里过，点上两支脂油蜡烛。硬脂蜡烛当时连说也没有说起；白蜡烛只是在重大的家庭节日有客人来时才点。我们家里没有灯，父亲不喜欢灯，即使谁家有灯，点的也是素油，有一股难闻的气味。煤油和其他点灯用油那时连提也没有提起。晚上爸爸如果不整理病历卡，我们就大声读书；读的书我在下文还要比较详细地谈到。节日里，尤其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就在这间会客室里打牌，玩捉王牌，父母也参加。这种乐趣和这样的节日，叫人很久还在回味。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复活节玩一种特别的游戏——滚彩蛋。大厅里铺上毡子，或者，省事一点，铺上棉被，在棉被上把蛋从两块特制的树皮上滚下来。有时大人和旁人也参加我们小孩子的游戏，玩的人达到十来个，赌输赢的蛋也极多。通常，夜里八点钟，不早不迟，晚饭摆好了，吃过晚饭，我们孩子站在神像前念诵祈祷文，然后跟父母告别，去睡觉。日复一日，每天这样度过时光。外人，或者所谓客人，很少上我们家来，尤其是晚上。父母的所有熟人，大部分仅限于上午来拜访。不过，到后来，哥哥和姐姐进了寄宿中学，只有我单独和父母待在一起，费奥多尔·安东诺维奇·马尔库斯倒是经常傍晚时来做客，这我上文已经提及。他来时，我常常赖在会客室里听他们谈话。偶尔我父母晚上出去做客，这时我们孩子的游戏花样就比较多，玩得也比较热闹。这完全不是因为父母在家时我们孩子就玩得拘束，而是因为我们的仆人不好意思。父母一走，我们开始唱歌，然后跳起轮舞，玩捉迷藏以及诸如此类的游戏，那是我们那间偌大的大厅促使我们想玩，而父母在家时又不常玩的游戏。不过，父母离家的时间向来是不长的： 晚上九、十点钟他们一准回来。我们往往在次日告诉妈妈，昨天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玩了什么游戏；对妈妈，我们自然是比较坦率的。我记得，妈妈外出时总是说：“唉，你呀，阿莱娜·弗罗洛夫娜，你就费心让孩子们高兴地玩一玩吧！”
家庭的喜庆节日，尤其是父亲的命名日，对于我们向来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一开始，先是我的两个哥哥，后来是我姐姐瓦丽娅，必须准备好一篇祝贺词在早晨献给过命名日的人。贺词一向是用法文恭恭敬敬地抄在信笺上，卷成圆筒，呈交父亲，再大声而流利地背诵一遍。我甚至记得，有一次贺词是从《亨利亚德》中抄摘的(为了什么原因，只有天知道)。父亲深受感动，热烈亲吻致贺词的孩子们。这一天总是贵客盈门，大部分来吃饭；后来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了，我记得举行过两三次跳舞晚会招待客人。不过据我所知，我们孩子都不大情愿跳舞，被人家推着去跳，当它是一件勉为其难的累人的活儿。
夏天的散步和其他的娱乐
夏季里，家里消磨时间的方式有若干变化，就是全家傍晚时去散步。莫斯科玛丽雅医院的大楼在天主房街，坐落在叶卡捷琳娜女校和亚历山大女校之间，离玛丽雅森林不远。这一片森林始终是我们夏天散步的目的地。傍晚六点多钟，如火的炎热已经散去，我们全家，父母和孩子们，大部分和住在玛丽雅医院的其他人(多半是和舒罗夫斯基家的人)一起，出去散步。经过亚历山大女校大门口，那里不知为什么站着一个身穿全套军装、荷枪实弹的哨兵，从这个哨兵身边走过的时候，必须给他一个戈比或半戈比。但这钱不是交到他的手里，而是扔在他的脚边。哨兵瞅个适当的机会俯身把戈比捡起来。这是当时莫斯科人的一般风尚。散步极其循规蹈矩，孩子们到了城外，甚至到了玛丽雅森林也不敢松散松散，奔奔跑跑。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只有在自家花园里才可以。散步时父亲总是和我们孩子讲一些能增长知识的事情。比如，我记得，他几次以实物作证给我们讲解几何学原理，讲解锐角、直角和钝角，曲线和折线，这种实例在莫斯科的街区几乎步步皆是。
每年到三一修道院三一修道院全称是三一谢尔盖修道院，距莫斯科七十公里，是十四世纪时由修士谢尔盖·拉陀涅什斯基所建。去也应算在夏天的生活变化之内。不过这只应当归入我们最早的童年时代，因为从1831年我父母买了田庄以后，我们便不再去三一修道院了。这种去三一修道院的旅行我只记得一次，因为我也参加了。这种旅行对于我们自然是件大事，可以说是生活中的重大时期。我们乘车去常常要走很久，在一些地方停好几个小时，如今铁路列车在那些地方只停两三分钟。我们在三一修道院住两天左右，参加所有的祈祷仪式，买了好些小玩意儿，然后照原样回家，整个旅程花去五六天。父亲因为公务在身不参加这种旅行，我们只跟妈妈和其他熟人一起去。
我们爸妈极其难得上戏院，我记得总共才一两次，是在谢肉节或者大节日，大多数看日场(不看夜场)，在戏院里租个包厢，我们四个大孩子和父母亲一起乘车上戏院去；不过看的戏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我记得有一回我们看一个戏，叫《灰鹦鹉或巴西猿》。这戏的情节我不太记得，我只记得扮猿的演员化装很出色(像真的猿！)，是个绝妙的走钢丝艺人。如果说我们难得上戏院的话，那么每逢节日和谢肉节，我们倒是经常和叔公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卡杰尔尼茨基到莫斯科的杂耍场(所谓彼得鲁什卡)去玩的，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提过。
我们的父母是极其虔信宗教的人，尤其是母亲。每个星期日和大的节日，我们必定到教堂去做弥撒，头天晚上必定去做通宵祈祷。履行这一切于我们很方便，因为医院附近就有一座很宏伟的大教堂。
医院里有一座美丽的大花园，花园里有无数菩提树的林荫小径和维修得极好的宽阔的小路。这花园在夏季几乎是我们的住所。我们或者和保姆一起规规矩矩地在花园里散步，或者在长椅上坐他几个小时，用水调湿沙子，做各种“食物”。游戏吧，只准玩小木马。打球吧，尤其是用棍子打球，比如，用球棒击球玩，是严格禁止的，因为那是“危险而又不体面”的游戏。医院里除了我们以外，还住着许多人，也就是那些大夫们和其他职员。但是奇怪的是，谁家也没有和我们同年的孩子，只除了彼嘉·利赫吉尔，可这孩子家里的人又不让他到医院的花园里来散步。所以我们只好在自己兄弟中间玩玩为满足，做的游戏也很单调。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游园会上曾经看到过一个飞毛腿，为了赚钱而表现其飞跑的本领，跑的时候他嘴里还衔一块手帕的角，手帕浸过酒精饮料。于是我们就模仿他，开始在花园的小径上奔跑，嘴里也同样衔着手帕的一只角。好长一个时间我们就拿这当游戏。
病人也在这个花园里散步，他们或者穿驼毛色的薄呢病员服，或者穿斜纹布的夏季病员服，视天气而定，但头上戴的永远是像雪一样白的椭圆形布帽，不戴制帽，脚上穿鞋子或无后跟的拖鞋，所以他们只能脚蹭着地面走，不能迈开步子走。不过，病人在花园里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散步，因为病人的行动非常循规蹈矩。大人严格禁止我们，也禁止保姆跟病人接近，不准与他们谈话。
购买村庄尼古拉弟弟出生外公去世
初次下乡我们在乡下的游戏村里失火
我的父母早就想买一座庄园，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产业，要离莫斯科不远的。打从1830年起，他们的心愿变得迫切了，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有各式各样的小经纪人上我家的门，这种人当时在莫斯科叫作中间人，帮助卖主和买主双方进行交易。这些中间人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建议，其中一项建议是在1831年夏天提出的，引起我父亲的重视。有个伊万·彼得罗维奇·霍嘉英采夫的，他的庄园要出售，地点在图拉省卡西尔县，距莫斯科约一百五十俄里。这个庄园在售价方面、农耕器具房屋设备方面引起父亲的注意，所以他决定亲自到庄园去看一看。我现在还记得，那是在午饭以后，下午三点多钟光景，一辆由三匹带铃铛的马拉的、草席顶棚的四轮马车，或者是带篷马车，驶近我家门口。爸爸向妈妈告别，吻遍我们所有的孩子，坐上这辆带篷马车走了，出门一星期光景。这似乎是我的父母第一次小别数日。可是过了不到两小时，我们还坐在茶桌旁继续喝茶，却看见父亲坐着那辆带铃铛的有篷马车回来了。爸爸迅即下车，走进屋里；妈妈几乎晕倒了；爸爸突然返回来，出乎她的意料，使她大吃一惊，再说她当时正怀着弟弟尼古拉。爸爸匆匆安慰了妈妈几句，原来他把他的护照，或者说驿道旅行证忘在家里了，车子到罗果日关卡，因为没有护照，不予放行［……］。父亲拿了证件，安慰了母亲，再次出发，这一次没有再折回来，直到五六天后才回家。这一插曲，也就是父亲的突然折回，在我家经常提到，认为这是不吉之兆，购买村庄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如果对照以后的情况，那么，当时把这当作不吉之兆也是有道理的，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
十二月，即1831年12月13日，尼古拉弟弟出世。我记得，夜里叫我们几个孩子离开卧室远一点，大厅的地板上铺了几只羽毛褥子，安排我们在那里过夜。说我们，我是指自己和姐姐瓦丽娅。两个哥哥依旧待在原处，在靠近前厢房的儿童室里睡觉。早晨六点钟光景，爸爸过来唤醒我们，吻过我以后，他说我又添了个小弟弟尼古拉。这天早晨，爸爸亲自替我们倒茶。我奇怪的是妈妈没有替我们倒茶，甚至没有出来喝茶。上午九点钟光景，带我们进去问候妈妈。我们见她在卧室里，躺在床上；她吻了我们所有的孩子，也让我们吻了吻小弟弟尼古拉。使我极其诧异的是，这一天以及后来的日子，妈妈一直躺在床上，也不起来与我们在大厅里坐坐。不过后来妈妈终于起床了，一切又都恢复正常。
妈妈产后身子还没有好好恢复，她又遭到不幸。我们的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久病不愈，于1832年初去世了。妈妈穿了重孝服，这又引起我的小孩子头脑的深切关注。外公安葬以后(我们小孩子也参加葬礼)，我们家庭开始为一件即将来临的大事作准备。父母之间作了决定： 打春头上起，妈妈每年夏天要下乡去，亲自管理庄园，父亲因为有公务在身，离不开。为了这个目的，决定复活节过后(那时复活节相当晚，在4月10日)，乡下立即派村里的马，驾一辆带篷大马车来接妈妈，马车是为此而特地买的。决定： 一，三个大儿子，即米沙、费佳和我，随妈妈下乡；二，瓦丽娅姐姐整个夏天住到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姨妈家里去；三，薇罗奇卡妹妹和刚生下的尼古拉留在莫斯科，和爸爸、保姆弗罗洛夫娜以及奶妈在一起。［……］
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临；农民谢苗·希罗基驾着三匹花斑骏马拉的带篷马车来到莫斯科，他算是个公认的经验丰富的骑手，爱马，也善于识马。把车子拖到台阶旁，把所有的行李都装了上去。原来这辆马车大得像间屋子，是那样宽敞。车是向商人买来的，他们就是乘这辆车去马加尔耶的。一切准备就绪！约翰·巴尔肖夫神甫来，做送行祈祷仪式；然后告别的时刻来临，我们在带篷马车上坐好，妈妈和爸爸乘另外一辆四轮马车，他给我们送行。然而转眼间也就到了罗果日关卡！爸爸正式跟我们分手，妈妈眼泪汪汪地坐到带篷大马车上来，谢苗·希罗基把车轭上的铃铛解开，于是我们动身了，对着留在莫斯科的爸爸久久地挥动手帕。马铃叮叮地响，小铃铛玲玲琅琅，我们在便道(那时当然还不是公路)上飞驰，一边欣赏农村风光。不光这第一次下乡之行，以后每次下乡也总是使我心旷神怡！［……］
童年时屡次从莫斯科下乡以及返回城里，对这些旅行的印象，我只讲到此为止。
现在，在我们搬到乡下去居住之前，我先讲一点我所知道、我所记得的那地方的情况，这个优美的地方很值得我纪念，因为有六年工夫，即1832年到1836年以及1838年，每年夏天在那里度过。
我家父母买到的小村庄叫达罗沃耶，前文已经提及，是向地主伊万·彼得罗维奇·霍嘉英采夫购买的。达罗沃耶村的居民是一个宗族的小支裔，祖先是霍嘉英采夫家的人，大概极为富裕。达罗沃耶村的一边，相距两里，是莫纳迦罗伏村，好像是属于霍嘉英采夫家的长子，退职少校巴维尔·彼得罗维奇·霍嘉英采夫的；另一边，距达罗沃耶村一里半，是切列莫什尼亚村，是归某某霍嘉英采夫1839年3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霍嘉英采夫的信保存下来了。（《书信集》，第4卷，页240）这里的某某可能就是指他。所有。这个切列莫什尼亚村已经卖掉，我的父母亲在购买达罗沃耶村时还不知道这情况。
不幸的是我们在村里住下之后不久，妈妈被迫为我们村里迁出两三户农民的事而打起官司来。这两三户农民是莫纳迦罗伏村的，也就是属于巴维尔·彼得罗维奇·霍嘉英采夫名下的。上法院去诉讼，就我母亲方面而言，自然是在她的所有口头声明都遭到霍嘉英采夫的否定之后才出此下策的。妈妈向法院起诉把霍嘉英采夫彻底惹火了，他开始夸口，说是要买下他堂弟的领地切列莫什尼亚村，那时就可以前后夹制陀思妥耶夫斯基家。这些大话自然传到我父母的耳朵里，使他们深感不安。霍嘉英采夫的威胁很有可能成为事实，因为相邻的两个庄园的所有土地地界并未划定，都是所谓犬牙交错的。巴·彼·霍嘉英采夫在作准备时，父亲把达罗沃耶村抵押出去，又向私人借了钱，筹集了必要数目的款项，在当年，即1832年便把切列莫什尼亚村买了下来。我不知道买切列莫什尼亚村花了多少钱，但从契据上知道父母为两个村庄，即达罗沃耶村与切列莫什尼亚村花了四万二千纸卢布，或一万二千银卢布。这两处领地共有一百个农奴(根据1833年的第八次调查)和五百俄亩以上的土地。这样一来，巴·彼·霍嘉英采夫的威胁便失去效力，他成了我们的好邻居，不过他并没有把他的农户从我们的领地上迁走，直到1833年村里大火。
我们下乡去的旅程，时间长达两昼夜多，以后每次下乡也都如此。每走三十至三十五俄里，我们便停下来休息一次，喂喂马，走两站便宿夜。我记得的驿站是： 柳别尔齐，丘尔科沃，勃隆尼齐，乌里扬尼诺，科洛姆纳，兹洛比诺以及扎拉依斯克。我们的庄园离扎拉依斯克只有十俄里路。不过谢苗·希罗基并不是在每个叫得出地名的驿站都停下来喂马的，而是从严掌握，每次一定要走三十或三十五俄里才喂马一次。车过科洛姆纳以后，我们乘渡船渡过奥卡河；河水泛滥时，河面相当宽阔。这条河上摆渡我们始终是害怕的，我们急匆匆赶路，使每次都在早晨渡河，而决不在傍晚渡河。不过到第三天，我们终于快要到我们的村庄了。过了扎拉依斯克以后，我们简直坐不住了，从马车上不停地朝外张望，不断地问谢苗·希罗基，我们是不是快到了。我们终于拐弯，离开大路，在乡间土道上奔驰，几分钟后抵达自己的达罗沃耶村了。
我们的村子景色如画，清幽宜人。一片相当大的菩提树林，浓荫匝地，树林中是为我们下乡居住而修建的侧屋，南方格调，计三间小房间，屋子系用树枝编成，涂上泥巴。这一片菩提树林向一片小小的田野延伸，和白桦林连接。白桦林十分茂密，地上土沟土谷纵横，是个幽暗而荒僻的处所。这座树林叫白雷科沃这个地名在哥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无数作品中不止一次遇到。比如，《群魔》中斯塔夫罗金与迦迦诺夫决斗的地方就叫白雷科沃。——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上述这片田野的另一边是一座大果园，约五俄亩左右。这座果园也是经过菩提树林进去的。果园的四周有深水沟环绕，水沟的土埂上种了密密麻麻的醋栗丛。果园的后部也和白雷科沃的白桦树林相连接。菩提树林、果园和白雷科沃这三处地方距离我们家的屋子极近，因而成了我们常去的散步处所。上面提到的我家的房子，是茅草屋，附近有两座土冈子，或者两段土堤埂，上面各长着四株百年以上的老菩提树，因此，这两座有百年老树遮荫的土冈子，比什么亭子都好，整个夏天我们都拿它当餐室，经常在那里吃饭，喝早茶、晚茶。二哥费佳一开始就十分喜欢白雷科沃树林，所以后来我们家里的人就管它叫费佳丛林。不过妈妈可是不大肯让我们到这座小树林里去散步，因为谣传那里的土沟里会遇到蛇，经常有狼出没。果园后面，白雷科沃树林后面是一片大洼地，延伸了好几俄里。这片洼地似乎是过去的河床。洼地里还有水源。这一情况成了在这片洼地里挖小水塘的由头，因为村里没有水塘。头年夏天妈妈就命人挖了个相当大的水塘，在庄园的通行车马的街道附近打住。到了夏末便汇成一个相当深的水塘，一泓塘水，清碧泛然。农民们对此极为满意，因为过去牲口饮水十分困难，这样一来方便多了。同年秋天爸爸从莫斯科派人送了一桶活的小鲫鱼来，放养在新挖的池塘里。为了使放养在池塘里的鱼种不至于过早被人捉光，村长沙汶·马卡罗夫建议妈妈“封塘”。那就是要教堂里的人举着十字架，抬着神像，扛着教会的旗幡，绕池塘走一圈，结果也就这么做了。以后几年，池塘里造了个浴棚，夏天，我们每天在池中洗三四次澡。总而言之，在乡下过夏天，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很符合卫生要求的；我们像大自然之子那样，一直生活在露天和泉水中。后来几年我们常常在这个池塘里钓鱼，不过钓来钓去总是只钓到不大的鲫鱼和小条鳅，这种小条鳅是从哪里来的，我压根儿摸不着头脑！但是过了两年左右，大水泛滥把我们的池塘的堤埂冲坏了一部分，我们看见漫过堤埂的水里有许多个儿挺大的金色鲫鱼。这使妈妈有理由下令把早就备好的渔网撒下去。我们拉起渔网，捉到许多鲫鱼，而且全是金色鲫鱼，我们的快乐是可想而知的了。妈妈吩咐我们给自己挑出几条鱼，将百把条鱼(或者不止)分送给农民们，其余的命我们仍旧放回塘中。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热衷于钓鱼。有时，钓到的鱼甚大，这也是我们喜欢做的乐事之一。钓鱼总是从大清早开始，四点多钟光景，最迟不超过五点。钓鱼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名副官，也就是农民的孩子，他们必须先挖好蛆，装在鱼钩上……总而言之，这副老爷派头是极其令人厌恶的！
我们孩子玩的游戏，常常在菩提树林里进行，奔跑着穿过田野，往白雷科沃飞奔。我来描绘一下其中的有些游戏。费佳哥哥当时已经看过不少书，大概熟悉书中所描写野人的生活。“做野人游戏”是我们喜欢玩的游戏。玩法是这样： 我们在菩提树林里选一个树枝比较茂密的地方，搭一个窝棚，用树枝树叶遮蔽好，做好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出入口。这个窝棚作为野人部落的主要居住地；我们把衣服脱得精光，用颜色把身体描得花花绿绿，算是文身；用树叶和染过色的鹅毛做腰间和头上的饰物，再用自制的弓箭武装起来，于是向白雷科沃进行假想的袭击，那里当然找到我们特意藏在那里的农家的男孩和女孩。我们俘虏了他们，扣押在窝棚里，直到以相当的代价来赎取。费奥多尔哥哥想出这个游戏，当然是他做部落的大首领。米沙哥哥很少直接参加这一游戏，因为跟他的性格不合；但是他当时已开始画画，并且有颜料，所以他是我们的服装制作人，常替我们涂抹身体。这个游戏特别有兴味的是： 没有大人来管我们“野人”，因而压根儿与所有不是野人的普通人断绝来往。我记得有一回，是晴朗的好天气，妈妈想让我们多玩一会，玩个尽兴，决定不喊我们回去吃饭，叫人用特别的食器盛着，端到露天中，摆在树丛下给野人们吃。这么安排使我们极为高兴，我们就不用刀叉，干脆用手抓着吃，以便和野人的身份相称。然而谚语说：“既然有蜜，就想用匙”，我们得寸进尺，打算夜里也做野人，家里便不允许了，照老样子替我们洗干净身子，安顿我们睡觉。
另一个游戏，也是费佳哥哥想出来的，是玩“鲁滨孙”。这个游戏我和哥哥两人一起玩，费佳哥哥当然做鲁滨孙，我只好扮星期五。我们努力要在菩提树林中再现鲁滨孙在荒岛上所经受的种种困顿匮乏。
我们也玩过简单的驾马游戏；不过我们居然想出办法使游戏变得比较有趣些。我们每个人都有三匹马，那是由农民的小男孩来充当，必要时也用女孩子，算是母马，让她们拉边套。这样的三驾马成了我们的负担，我们老是在操心如何把他们喂得饱、喂得好些。所以每天吃饭时，一道一道的菜，我们每人都把自己的一份菜省下一大部分，饭后拿到树林边的“马厩”里去喂他们。骑三驾马的游戏已不在菩提树林中进行，而是在我们村子通往切列莫什尼亚村的大路上奔驰，时常打赌，还用什么奖品奖励跑得快的三驾马。当时我们经常乘车去扎拉依斯克城，上市场和赶大集，在那里看到过马贩子怎样卖马，于是我们也进行买卖和交换马匹，使用马贩子的一切办法，那就是看“马”的牙齿，抬起“马”的腿来看蹄子，如此等等。［……］
我还记得一个游戏，或者毋宁说是不可饶恕的胡闹。菩提树林后面是一片墓地，附近有一座破旧的木头小教堂。教堂里的搁板上放着神像。小教堂的门是从来不锁的。使女薇拉(前面我已提到)是个十分活泼愉快的姑娘，有一回，在她陪伴下，我们走进这所小教堂去，没有多加思索，便抬起神像，唱着各种赞美诗和宗教歌曲，在薇拉的率领下，到田野上去兜圈子。这种不可饶恕的胡闹我们搞了两三次，但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妈妈，我们狠狠地挨了整。
妈妈每星期两次派人到扎拉依斯克去取(父亲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件，顺便也去采购东西。薇拉常常自告奋勇去干这件差使。家里的马经常是全部在地里干活，所以差到扎拉依斯克去的人只好步行，使女薇拉自然也不例外。我也常常跟着薇拉步行到扎拉依斯克去。进城去的这段路程有二十三四里。［……］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在村里经常是待在露天中的，除了游戏而外，我们整天在田野上参加艰苦的田间劳动，一边仔细观察。所有的农民，尤其是妇女，非常喜欢我们，跟我们谈话一点也不拘束。我们这方面，也以一切可能的办法去讨他们的喜欢。比如有一回，费佳哥哥看到一个农妇把备用的水洒了，因此她给孩子喝的水就没有了，哥哥立即跑了两俄里路光景，回家取了水来，可怜的母亲对他千恩万谢。是的，农民们爱我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后来在《作家日记》1876年2月出版，第一章（《农民马列伊》）。中为此才华横溢地描绘的与农民马列伊在一起的场面充分展示了这种爱的感情！顺便说一说马列伊(大概叫马卡伊)。这个人不是虚构的人物，是实有其人。他是个英俊的庄稼汉，年纪在中年以上，黑头发，丰美的黑胡子，已经杂有白胡子。他是村里公认的牲口行家，在市场上买牛，没有马列伊怎么也不行。［……］
上文我已提到，我家买下第一个村庄达罗沃耶以后，又买了切列莫什尼亚村。我们和妈妈以及全家人常常傍晚时到这个村子去。除此以外，切列莫什尼亚村切列莫什尼亚这个地名出现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老卡拉马佐夫的领地就叫这个名字*，他委托他的第二个儿子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出售森林中的别墅。——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领地叫切尔马什尼亚。有个小浴室，达罗沃耶却没有，我们全家几乎每星期六早上就上那个浴室去。
我再顺便提一提村里的火灾。现在把这一次灾祸稍微讲得详细些。这场火灾发生在早春，即1833年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我们在莫斯科得知消息已是复活节的第三天。
据我现在记得，那天我们正在过节，由于几次来得晚的拜访，午饭的时间稍微拖晚了，我们刚吃完饭离开桌子。爸爸和妈妈正在谈论她即将下乡去的事，我们孩子对未来的下乡之行和乡下生活早就想得美滋滋的了。忽然有人来禀告父母，说是达罗沃耶的管事格里戈利·瓦西里耶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仆人也叫格里戈利·瓦西里耶维奇。来了，在厨房里。这个人其实是个仆人，没有能力担任管事。不过他识字，是村里唯一能够写写算算的人，所以得了个管事的外号。实际上他由于无能，什么也管不了，大小事情都由村长沙汶·马卡罗夫在那里发号施令。
父母当即吩咐，叫来人进来，节日的欢快心情顷刻间笼罩上惴惴不安的阴影，似乎料到有什么不幸发生了。过了一会，格里戈利来到前厅，脚上穿的是树皮鞋(尽管我们的家仆从来不穿树皮鞋)，身上穿着打过补丁的破长褂，胡子没剃，哭丧着脸。看来他是故意打扮成这副模样的，好让自己现出一副可怜相！
“格里戈利，你来干什么？……乡下怎么啦？”
“糟了……庄屋烧光了！”格里戈利声音黯淡地说。
最初的影响是可怕的！我记得父母跪在会客室的神像前祷告了很久，接着他们乘车到伊万尔圣母堂去祈祷，我们孩子则留在家里，哭哭啼啼。
经过进一步详细询问，才弄清失火的原因是一个农民阿尔希普，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那天忽发奇想，要在自己的院子里燎野猪毛。风势很大。他的房子着火了，蔓延到整个庄院。闯下这场祸之后，祸首阿尔希普自己也烧死了；他奔进自己那所着火的房子里去抢搬东西，结果葬身火海！
不过，说实话，比较冷静地通盘考虑一下后，父母亲确信这场灾祸还不算太大，因为农民住的整个院子都破旧不堪，迟早需要重新翻造了。他们打发格里戈利回去，答应与农民有难同当。我记得这是爸爸的话，他对格里戈利说了好几遍，命他回去转告农民们。
在这场灾难中，心地最善良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姨父似乎也给父母亲以帮助。
十来天以后，仍旧是那个谢苗·希罗基驾着三匹花斑马拉的马车来接我们了。于是我们和妈妈动身下乡去。整个庄院一片废墟，有些地方耸立着烧焦了的柱子。焚毁的牲口棚旁边几株上百年的老菩提树也烧焦了。景象是凄惨的。此外我们那只老狗茹契卡摇着尾巴来迎接我们，然而大声哀号不已。
一星期后活儿就忙乎起来，农民们都高兴了。妈妈给每个当家人五十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款子了。搭建了新的牲口棚，旁边有下人住的小屋，还有小厢房，供我们下乡时居住。我们的树篱墙糊上泥巴的小房子，有两个土岗子围绕着，有百年老菩提树挡着，没有烧毁，可是我们全都住在里面又嫌挤。
烧死的农民阿尔希普的女儿阿丽莎，妈妈十分喜欢，接来住在她自己的房里，后来让她做了使女，长期住在我们莫斯科的家里的顶楼上。
到夏末，我们的村庄修建一新，火灾的事再也没有人提起。我记得妈妈在救济农民时对每个人言明，钱是借给他们的，以后有了能力，这笔债是要还的。不过这自然只是说说罢了。农民借的钱，从来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归还！！！［……］
在结束关于乡下生活的简短的回叙的时候，我不能不提到傻女人阿格拉菲娜。我们村里有个无家可归的傻子，整天在田野里游荡过日子，仅仅在严寒的冬天，人家才硬把她拉进某家人家的小屋里避避风雪。当时她已二十到二十五岁，极少说话，不愿意说话，即使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叫人摸不着头脑。只有一件事是可以理解的： 她经常想念那葬在坟冈上的孩子。她似乎天生是个傻子，尽管景况如此，她遭到奸污，忍受了下来，做了母亲。那孩子不久就死去了。后来我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看到叶莉扎维塔·斯梅尔佳夏娅的故事时，不由得想起我们村里的傻女人阿格拉菲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斯梅尔佳科夫的母亲叶莉扎维塔·斯梅尔佳夏娅显然是从“傻女人阿格拉菲娜”来的。小说中说她“像傻女人阿格拉菲娜一样，一辈子逛来荡去，无论冬夏，赤着脚，只穿一件麻布衣服”。
我们的启蒙教育及其他
现在我来回叙我们家庭的启蒙教育。我们所有孩子的启蒙教育，即所谓认字，认字母表，由我们母亲担任。教字母表，不是照现在的读法，念а，б，в，г等等，而是照古老的读法，即念成аз，буки，вｅди，тдаголъ等等，一直念到ИжицаИжица是旧时俄语字母中的最后一个字母V的名称。，总要讲上一段著名的开场白。字母之后，接下来是朗读两个音的，三个音的，四个音的，甚至五个音的字母组合，例如： Бвгра，Вздра等等，念起来常常挺拗口的。等到这一套深奥的玩意儿学会了，我们逐步开始阅读。我自然并不知道哥哥们认字母表是怎么学的，这里的回忆仅仅是有关我个人的。但因为教师是一个人(我们妈妈)，连启蒙课本或字母表都是哥哥们传给我的，所以我有理由推断，教哥哥们识字也是用的同样方法。我们阅读的头一本书是同样的书。那是俄文版的圣经故事《新旧约全书》(好像是从吉博涅尔的德文版转译的)。其实它的全称叫《新旧约中一〇四个圣经故事》。书上附有几幅很拙劣的石版画，描绘创造世界、亚当和夏娃在天堂、洪水及其他主要的神的事迹。我记得不久前，就在七十年代，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谈起我们的童年时提到了这本书；他欣喜万分地告诉我，他找到了那本书，即我们童年时读的那一本，他把它作为神圣的东西保存着。
上文我已提及，我没有能够亲眼目睹哥哥们的发蒙认字。从我开始记事，我见到哥哥们已经会读会写，准备进寄宿中学。他们未进中学前在家里逗留的时间我记得是不长的，一年，多则一年半。这段时间里有两位教师上我们家来。头一位是个教堂执事，教过神学。这个教堂执事可能在叶卡捷琳娜大学任职，据我所知，至少在那里当过教师。他来时，大厅里总是摆开牌桌，我们四个孩子和教师围桌而坐。妈妈总是坐在旁边，手里做着什么活儿。后来我有过许多神学教师，但是像执事老爹那样的教师，我可记不得。他有出色的口才，一堂课，照从前的规矩长达一个半至两个小时，整个一堂课他都在讲故事，或者如我们所说，讲解《新旧约全书》。他一来，往往先利用几分钟时间查问功课，然后立即开始讲故事。洪水啦，约瑟的冒险啦，基督的诞生啦，他讲得特别好，连妈妈也常常放下手中活儿听他讲，不仅听，而且还望着讲得热情奋发的教师。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以他的授课和讲故事打动了我们孩子的心。连当时是六岁孩子的我，也兴高采烈地听故事，一点也不因其长而感到厌倦。十分遗憾的是，我不记得这位可敬的教师姓甚名谁，我们只简单地叫他执事老爹。尽管如此，功课他还是要求按照课本逐字记住，一字不漏，也就是如俗话所说的，“背得滚瓜烂熟”，因为当时入学考试到处都这样要求。大主教费拉莱特的著名的《初阶》作课本，书是这样开头的：“圣父、圣子、圣灵，唯我崇拜之一神为永恒，其存在乃无始无终，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等等。这与其说是孩子的启蒙课本，不如说是哲学著作。然而因为这课本是所有学校都采用的，所以执事老爹本人也照本宣科，这就不难理解了。
这个时期经常上我们家来的另一教师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苏夏尔德，他是叶卡捷琳娜大学的法语教师，到我们家来也是教法语。他是法国人，但是热切希望完全成为俄国人。我记得爸爸讲的一件事情，说是有一次尼古拉皇帝来参观叶卡捷琳娜大学，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苏夏尔德请求皇上开恩，准许他把姓颠倒过来，在字尾添上“ОВ”，他的请求得到准许，因此他以后便自称是德拉苏索夫(苏夏尔德颠倒过来是德拉苏斯，加上ОВ成为德拉苏索夫)。我因为当时人还太小，未学法语，所以关于他的教学无话可说，虽然他来上课时我一定得坐在那张牌桌旁，整个一堂课时间里规规矩矩地坐着。我只记得，父亲命名日那天用的贺词总是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捉刀，我们在他的指点之下背熟。
光阴荏苒，转瞬间哥哥们按年龄到了该进文科中学寄宿学校的时候了，单是阅读和书法，加上神学和法语，是远远不够的了。为了准备进这样的寄宿学校，家里让两个哥哥到这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德拉苏索夫办的半寄宿学校去补习，他们好像去补习了整整一年，甚至还更久一些，每天早上乘车去，午饭时分回来。德拉苏索夫为走读生办了个小规模的学校，他自己教法语，两个成年的儿子教数学和语文课程，连他的妻子叶甫盖尼娅·彼得罗夫娜似乎也教点儿什么。不过这所寒伧的学校没有人教拉丁文，所以由爸爸亲自任教这门课，给哥哥们作入学准备。我记得他出去治病的一天早晨，买了一本巴蒂肖夫编的拉丁文文法给哥哥(这本书后来移交给我使用)。从那时起，爸爸每天晚上教哥哥们学拉丁文。爸爸作教师和外人上我家来当教师是不同的： 外人来当教师整个一堂课学生和教师一起坐着上课；父亲给哥哥上课，往往将近一个钟头甚至一个钟头以上，哥哥们不仅不敢坐一坐，连胳膊肘在桌上撑一下也不敢。他们像木头人似的站着，轮流背名词变格： mensa，mensae，mensae等等；或者念动词变位： amo，amas，amat。两个哥哥对每天晚上的拉丁文课害怕极了。父亲出于好心，求全责备，很不耐心，主要是脾气急躁。往往哥哥方面稍有差错立即便遭到呵斥。不过这里我要顺便指出，父亲尽管脾气急躁易怒，在家里对待孩子却很仁慈，尽管教字母表时的开场白很厉害，我们却不仅没有受过体罚——谁也没有，从来没有——我甚至记不得什么时候哥哥们被罚过下跪或立壁角。我们最怕的是父亲发脾气。上拉丁文课时亦然，哥哥方面稍有差错，父亲的火气便上来了，勃然大怒，骂他们懒胚，笨蛋；最厉害的时候，偶尔也有课没上完便撂下的情况，那就算是比任何惩罚还要厉害的了。逢到这种情况，我记得，妈妈只是看看我，好像暗示我说，看着，你不用功将来也是这样惹爸爸生气！……可是，唉，尽管巴蒂肖夫的语法书移交到我的手中，然而命里注定不是由爸爸来教我深奥难懂的拉丁文基础知识，我是在车尔马克寄宿学校里学的。
父母对待我们孩子比较宽容温和，在他们那方面，这大概也是他们在世时决意不送我们进文科中学去的原因，虽则进文科中学费用要低廉得多。当时文科中学的名声不好，为了一点点细小的过错而遭体罚是家常便饭。因此人们认为还是私立寄宿学校比较好。哥哥们的入学准备终于完成，他们遂于1834年学期开始时进入列昂季·伊万诺维奇·车尔马克《大罪人的一生》的提纲中几次提到车尔马克寄宿中学（见《文件》），很明显，这个提纲的前半部分后来用在《少年》中。（见《最后几部长篇小说》）的寄宿学校读书。
哥哥和姐姐进寄宿中学对我的学习安排和入学准备
我们和父母一起举行的文学晚会哥哥们的文学爱好
这时瓦莲卡姐姐瓦莲卡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大女儿瓦尔瓦拉，瓦丽娅的爱称。也被父母送进路德派新教的彼得保罗教堂办的寄宿中学或普通学校。这所学校在莫斯科早就存在，享有应得的盛誉。学校在柯兹莫杰米扬诺夫胡同，我姨父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家旁边，因为这缘故，姐姐每逢星期六就不常回家了，尤其是在严寒的冬天，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把她接到家里去了。两个哥哥也被送到车尔马克全寄宿中学，每逢星期六午饭时才回家，星期一早晨又回学校去待上一星期。所以家里的大孩子只剩下我一个了。
爸爸对我作了下述安排。他委托哥哥和姐姐来管我的学习，布置一个礼拜的功课；星期六我得还功课。星期天我又得听哥哥和姐姐讲解下个星期的功课。科目是这样分的： 米沙哥哥担任算术和地理；费佳哥哥担任历史和俄语语法；瓦丽娅姐姐担任神学和法语、德语。
从这时开始，我在父母家里的生活就极为枯燥乏味了。家里变得十分冷清，我在父母的督促之下，得整天坐在大厅里读书，尽管有时候我思想大开小差！当时我已十岁，而薇罗奇卡妹妹才六岁，因而她无法做我的伙伴，更何况我与比我大的孩子作伴已经习惯了。不过，等待星期六的到来是件愉快的事，尽管这一天对我来说是考试的日子，还课的日子，但我不大害怕哥哥们和姐姐，只想到又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和他们待在一起。哥哥和姐姐以教师的态度对待我，这丝毫也不影响我们的手足情谊，直到如今还存在同胞兄弟的深情。星期六，从早上起便可感觉到全家亲人团聚的亲切气氛。连父母也显得比较愉快，饭桌上增添了平日没有的东西，总而言之，充满了节日的气氛。这一天，固定不变的十二点钟午餐时间也不得不改动一下。等到马从天主房街来到新巴斯曼胡同，等到兄弟们都来了，会齐了，足足要花一个半至两个钟头，所以这一天便在两点钟左右吃午饭。去接姐姐大都在傍晚时分，暮色已经降临。哥哥们一到家，还来不及问声好，饭桌上就已经热闹开了。刚坐下吃饭，旺盛的食欲还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说起这一星期里发生的事情来了。他们首先如实报告这一星期各门功课的分数，然后开始讲到教师们的故事，讲到同学们的各式各样孩子气的、有时很不文雅的调皮捣蛋行为。又是讲学校里的事情，又是聊天，这一天的午饭就拖得很长。父母扬扬得意地听着，不作声，让回来休假的儿子们讲。孩子们讲的话可说十分坦率！我记得父亲从来不教训儿子们；他们讲班级里发生的各种调皮捣蛋事情时，父亲只是根据胡闹的程度在一旁连连说：“唉，你这捣蛋鬼，唉，闯祸胚，唉，小坏蛋，”如此等等，从来不说：“小心啊，你们可别做这种事啊！”似乎这样就让我们知道，父亲连想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去干这一类的捣蛋事儿。
吃过饭，又闲谈了一会，马马虎虎检查了我一星期来的功课，然后哥哥们在牌桌旁坐下埋头看起书来；星期天也是这样过。我只记得每逢星期六、星期天，我是难得看到哥哥们带着课本回来在家准备功课的。但是可看的书却带来很多，所以哥哥们经常把在家里的时间用来读书。每星期六都是这样过的。所以我不再絮叨，加之年代久远，我已不复能记忆特别精彩的星期六。我仅指出一点，后来几年，即1836年前后，哥哥们极为兴奋地讲起他们的俄语教师教师的姓名无法查考。，他简直成了他们的偶像，因为他们几乎事事处处都要想起他来。这位教师大概颇不平凡，类似我们可敬的执事老爹。哥哥们评论他不仅是个好老师，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个绅士。十分遗憾的是我如今已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不过我在车尔马克寄宿中学期间似乎连高级班上也没有这位教师。
上文我说到家庭里的读书是在会客室里进行的。父母似乎经常在身边的。从我开始记事起，这种读书活动便已经在进行了。爸爸和妈妈轮流大声朗读。我记得，哥哥们未进寄宿中学以前，读书时他们总是在场；后来，父母念累了，他们也开始高声朗读。念的大多是历史书： 卡拉姆津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诗人，学者。的《俄国通史》(我们家自己有书)，经常念的是后面几卷，第九、十、十一及十二卷，因而，戈都诺夫与冒名称王者的历史中有某些东西就留在我的记忆中了。还念过克谢诺丰特·波列伏依写的罗蒙诺索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学者，诗人，作家。的《传记》克·亚·波列伏依写的关于罗蒙诺索夫的著作，书名不确切： 不是《传记》，是《罗蒙诺索夫生平记述》。及其他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所读的书，根据下面所举的简略书目，可以看出尽管家里是严格的家长制生活方式，家中人对文学的兴趣却相当浓厚，父亲对文学著作也很注意。如米·尼·扎果斯金的《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伊·伊·拉谢奇尼科夫的《冰屋》，康·彼·马萨尔斯基的《射手们》，德·尼·贝吉切夫（弗·伊·达里的笔名）的《霍尔姆斯基家族》以及《哥萨克人鲁甘斯基的故事》等，都是当时的文学新作品。。以纯文学的叙事体作品来说，我记得我们念过杰尔查文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颂诗《神》），茹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1783—1856），俄国诗人，翻译家。的作品和他翻译的散文，卡拉姆津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苦命的丽莎》、《行政长官太太马尔法》等，普希金的大部分散文作品。后来我们开始读长篇小说： 《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冰屋》、《射手们》以及感伤主义小说《霍尔姆斯基家族》。也朗读哥萨克人鲁甘斯基的故事。这些作品留在我的脑海里的不仅仅只是个书名，念的时候经常插入父母的评论，所以这些评论对我的印象更深。后来重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总是回想起我们家的人在父母家的会客室里诵读作品的情景。前面我已说过，哥哥们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读书。在费佳哥哥手中我经常看到瓦尔特·司各特的《昆丁·达威特》和《威弗莱》；我们自己有书，他反复地看，不止一遍，尽管那译文陈旧，晦涩难读。普希金的全部作品也是这样一读再读。费奥多尔哥哥也喜爱纳烈日内依纳烈日内依（1780—1825），俄国乡土派小说家。的中篇小说，其中《教会学校的学生》他反复看过。我记不得他当时是否看过果戈理的什么作品，因而无可叙述。我只记得他当时对魏耳特曼的长篇小说《心灵和思索》甚为赞叹；没有什么新书看的时候，卡拉姆津的《俄国通史》是他经常翻阅的书。我之所以列举当时哥哥们看过的一些文学作品的书名(尽管远不是全部），是因为我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就从哥哥们的言谈中熟悉了这些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当时出版的《读书文库》也在我们家里出现。据我现在回忆，这种小册子的封面颜色逐月更换，封面上有一向上翘的角，印着本期发表作品的作者姓名。这种书是特别归哥哥们所有，父母是不看的。
一般说来，费佳哥哥阅读正经的历史著作比较多，碰到小说他也看。米哈伊尔哥哥喜欢诗歌，在寄宿中学高年级时他也自己写诗，费奥多尔哥哥没写过。然而对普希金他们看法一致，两个人那时候似乎已经把他的作品读得烂熟，当然，这仅仅指他们能搞到手的作品而言，因为当时还没有普希金全集。应当记住，那时候普希金还是当代人。对他，像对当代诗人一样，讲台上还很少谈到，教师们还没有要求把他的作品背得滚瓜烂熟。即使在文学教师中间，作为诗人的普希金的声望那时候也还不及茹科夫斯基。照我们父母的意见，普希金的威望也不高，这种看法屡次引起哥哥方面的激烈抗议。我记得有一回两个哥哥同时背熟了两首诗： 大哥背熟了《哈布斯堡伯爵》《哈布斯堡伯爵》系茹科夫斯基翻译的德国作家席勒的诗作。，费奥多尔哥哥好像是为了作个比较，背熟了《奥列格之死》。他们在父母面前朗诵这两首诗，父母比较倾向于前一首，大概是由于作者的威望高之故吧。妈妈很喜欢这两首诗，常请两个哥哥朗诵。我记得，在她生病已经卧床不起的时候(她死于肺病)，她还愉快地倾听他们朗诵。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发生在我家的一个插曲。同学当中没有人来看望哥哥的。只有一次，寄宿中学的一个同学库德梁夫采夫来找大哥。家里答应大哥去回访他，他们的交往也仅止于此而已。不过有个小孩瓦尼契克·乌姆诺夫未写出来的长诗《大罪人的一生》的提纲中，这个姓名用在一个人物身上，他的作用应是十分重要的： 他给长诗的核心人物以巨大影响，这个核心人物就是后来长篇小说《少年》的主角阿尔卡季·陀尔戈鲁科夫的形象。（见《文件》，页70、71、75及其他各页）常来我家，他是奥尔迦·德米特里耶夫娜·乌姆诺娃的儿子，前面谈到我家熟人时已经提及。这个青年在文科中学求学，比我的哥哥们年纪稍长几岁。这个中学生不知从哪里搞到当时以手抄本在流传的伏依科夫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伏依科夫（1779—1839），讽刺诗人，记者。的讽刺诗《疯人院》，并且背熟了。哥哥们从他口中也学会了这首讽刺诗的若干节，在父亲面前背诵。接下去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了伏依科夫的讽刺诗（页21—23，30，34，39—41，47—51，54，55等）十五节。（见伏依科夫的《疯人院》，利益出版社，1911年，伊·罗扎诺夫与Н.西多罗夫作序及文学史方面的注释）《疯人院》的初稿作于1814年，当即以手抄本流传。伏依科夫的讽刺诗发表于1857年。［……］父亲听了他们的背诵，甚为不满，猜测说这大概是中学生胡编涂鸦的玩意儿；可是他们告诉他这是伏依科夫的作品时，他终于表示这太不成体统，因为诗中论及高官显爵和著名文学家，尤其是写到茹科夫斯基时使用粗鲁的语言。这十五节讽刺诗经常在哥哥们的口中念叨，因而也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的某种可亲可爱的东西。［……］
就是根据这个瓦尼契克·乌姆诺夫的讲述，我们熟悉了叶尔肖夫彼·巴·叶尔肖夫（1815—1869），俄国作家。的童话故事《驼背小马》，把它读得滚瓜烂熟。
我们父亲对孩子们的品德极为关心，时刻观察，尤其是对两个哥哥，他们已是青年人了。我一次也想不起哥哥们有过单独外出的情况，父亲认为那是不成体统的，当时大哥将近十七岁，费奥多尔哥哥快要十六岁，他们即将离开父母的家了，尚且如此。他们经常骑自己的马到学校去，骑自己的马回家。我们的父母压根儿不吝啬，或者宁可说是慷慨大方的；不过按当时的观念来衡量，大概认为年轻人有少量的零用钱是不成体统的。我不记得哥哥们曾经有过若干可供他们自己支配的少量零钱，大概直到父亲把他们留在彼得堡那阵子，他们才认得钱。
前面我已提到，父亲不喜欢训诲人；可是据我现在觉得，他有个弱点。他经常反复地说，他是个穷人，他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应当自己去开辟生路，他死后，他们将沦为乞丐等等。这种话描绘了凄凉的前景！我还想起父亲的另外一些话，那不是教诲，或者宁可说是阻止和警告。我已经一再说过，费奥多尔哥哥是个烈性子人，坚决捍卫自己的信念，而且一般说来言辞十分锋利。对于哥哥方面这种表现，爸爸屡次说：“喂，费佳，改一改吧，否则你必定倒霉……你非去当兵不可！”我引用这种话，根本不是把它当作预言，预言是预见的结果，父亲可是从来不愿意也不会认为他的孩子们会干什么坏事，因为他是相信自己的孩子的。我引用这话是为了证明哥哥在青年时期的热情性格。［……］
1836年的秋季与1837年的冬季母亲患病去世
家庭大变化普希金去世的消息与费奥多尔哥哥患病
……从1836年秋天起，我家的气氛很悲惨。妈妈从初秋起便患了重病。作为医生的父亲自然是知道她的病的，不过他分明希望以延长和维持母亲的生命来安慰自己。她的体力衰竭得很快，不久便不能梳理她的又浓又长的头发。梳头的手续使她十分苦恼，把自己的头交给别人摆弄她又认为不成体统，所以她决定剪短头发。我记得这一情况，因为那使我万分吃惊。从1837年年初起，妈妈的病情恶化，她几乎起不了床，二月份起，彻底病倒在床上了。这个时期我们家客人络绎不绝……经常有人来我家探望。从上午九时起，以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利赫吉尔为首的医生们来了。他们出于对同事——我父亲的同情，每天来看望妈妈并举行会诊。一瓶瓶药水和盛在杯子里的各种排泄物在窗台上堆得满满的，每天收去，换上新的。晌午时，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来了（不过在妈妈重病期间，她是一个人来的，没有让外婆陪着来），一直待到傍晚，有时留下过夜。下午四点钟光景，至亲和远亲从各方面走拢来，如果不是与妈妈见见面（旁人不许接近她），就是向爸爸表示同情。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舍尔、涅奥费托夫、娜斯塔西娅·安德烈耶夫娜·玛斯洛维奇以及许多其他人经常来看望妈妈。我记得，他们来看望并没有给爸爸以安慰，只使他忙于应付，他得向每个来人介绍病情，这只使他心里难过。我觉得来探望的人对此心里也是很清楚的，不过出于礼节和惯例，他们还是来了。傍晚六点钟左右，医生们又来作下午会诊。这是我们童年时期生活中最痛苦的时日。但又不足为奇！我们准备好随时失去母亲！简而言之，我们家发生了大变化，结局是母亲死了！二月底，医生们向爸爸宣布，他们的努力无济于事，悲惨的结局不久即将来临。父亲悲痛欲绝！我记得妈妈临死前的一夜，即2月26日至27日的夜晚。妈妈大概是快要死了，神志非常清楚，要求把救世主的神像给她，先为我们大家祝福，以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祝福我们，规劝我们，随后她又想为父亲祝福。此情此景令人断肠，我们都号啕痛哭。这之后不久便进入弥留状态，妈妈神志昏迷，到2月27日早晨六点多钟，她去世了，终年三十七岁。那天是谢肉节周的星期六。葬礼的一切准备工作，一日三回的追荐亡魂，缝制丧服以及其他等等，极为哀痛，又极为疲劳。3月1日，星期一，大斋期的头一天，举行葬礼。
母亲死后没多久，父亲开始郑重地考虑到彼得堡去(他一次也没有去过)，他想把两个大儿子带到那里去进工程学校彼得堡的工程总校原是苏赫捷林将军于1804年创办的工程学校，1810年起命名为工程专科学校，附设军官班；1819年起又改名为工程总校。校址在丰坦卡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城堡，即从前的帕维尔皇宫。（见姆·马克西莫夫斯基的《工程总校史抄》，圣彼得堡，1869年）。
应当说，早在很久以前，父亲便通过玛丽雅医院主任医生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利赫吉尔向维拉摩夫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接受两个儿子官费入学。维拉摩夫的回信很客气皇帝陛下第四办公厅大臣格·伊·维拉摩夫的复信虽然很客气，却没有让孩子们官费入学。米·米（大哥）根本不让入学，当了士官生。费·米（二哥）由姨父亚·亚·库玛宁花了九百五十纸卢布才得以入学。，母亲在世时就已收到，到彼得堡去的事当时就定下来了。但是这次出门给耽搁了。不过在交代推迟的原因之前，我先讲一讲普希金的死对哥哥产生的影响。
我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普希金死了的消息在我母亲的葬礼以后才传到我家。原因恐怕就在于我们家有丧事，全家人都待在家里没有出去。我记得哥哥们听到这一噩耗及所有详情细节后，几乎要发疯了。费奥多尔哥哥在和大哥的讲话中一再说，要不是我们家有丧事，他定会要求父亲允许他为普希金戴黑纱。当时，莱蒙托夫哀悼普希金之死的诗题为《普希金之死》的诗作首次仅仅发表在1856年的《北极星》上。（伦敦，1858年，第2期）国内的《读书文库》上发表时少掉后面的十六行诗（1858年，第1卷，第20期），收在斯·斯·杜迪什金编的莱蒙托夫文集（圣彼得堡，1868年，第1卷）中时没有“你们，贪婪地成群站在王座边”这一行诗。自然还没有传到我们这里，可是哥哥们不知从哪里搞来另外一首诗，作者是谁我不知道。他们经常念这首诗，使我到现在还记得烂熟。诗是这样的：
命运之神得逞，诗人消隐，
祖国的文坛荒芜了！
普希金死了，普希金不见了，
永远离开了我们。
北国呀，北国，你的天才在何处？
赞颂你的锦绣山河的歌手在何处？
你的欢乐的带头人在何处？
我们的普希金在何处？——他消失了！
是啊，强大的灵魂，他消失了，
他背弃了大地！
他升腾得比乌云还高，
飞向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是明斯克中学生阿·凯尔斯诺夫斯基的诗《普希金之死》中的第三、四、五节。诗发表在《白俄罗斯学区中学生俄语课习作》上。（维尔诺，1839年，页3、4）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的诗句不完全确切，大概是根据1837年即已传到莫斯科的抄本。（参见弗·弗·卡拉希，《Puschkiniana》,基辅，1903年，第2期，页7）
差点儿耽搁了父亲的彼得堡之行的原因是费奥多尔哥哥病了。他无缘无故地得了喉疾，嗓音倒了，费老大的劲才说得咿咿唔唔，几乎听也听不清。这病是那么顽固，任什么方法也治不好。各种办法都试过，未见效验，父亲自己是个严格的对抗疗法医生，他决定按照其他顺势疗法的医生们的意见试一试。于是费奥多尔哥哥与家里的生活几乎隔离开来，连吃饭也单独在另外一张桌上，免得他闻到我们健康人吃的食物的气味。不过顺势疗法也没有明显的效验，时好时坏。后来旁的医生劝父亲还是上路吧，不要等哥哥的病彻底痊愈，他们认为在一年中的风和日丽的季节旅行，于病人可能有所裨益。事情果真也就这么办了。只不过，我觉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落上了这毛病，影响了他一辈子。凡是记得他说话的嗓音和习惯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看法：他的嗓音不太自然，应该说是胸音较重吧。
在这之前，哥哥他们也到三一修道院去了一次。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姨妈照例每年春天要到三一修道院去朝拜，这一年她坚决要求父亲让两个大儿子在他们离家去彼得堡之前跟她一起去朝圣。后来我常听姨妈说，两个哥哥在旅途上经常背诵他们记得的许多诗歌，供姨妈解闷。
爸爸从彼得堡回来后本来打算搬到乡下去住(他已退职)，所以在去彼得堡之前他想给妈妈的坟墓上立一块碑。碑文他让两个哥哥去选。他们俩决定墓碑正面只题写姓名及生卒年月日期。墓碑背面他们选用卡拉姆津的诗句：“安息吧，亲爱的亡人，直到欢乐的早晨……”诗句引自卡拉姆津的《墓志铭》。这美丽的诗句就刻在墓碑上。
动身的日子终于来临。约翰·巴尔肖夫神甫做了送行祈祷，出远门的人坐上由新缴来的马驾驭的马车，启程了。马车开动时虽然只有一刹那，然而四十年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还在一篇《作家日记》1876年的《作家日记》。(《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68)中诗情洋溢地提到这次远行。我和哥哥们分别，直到1841年秋天才重新和他们见面。
由于父亲外出，家里只剩下我们几个孩子，由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照料；不过还有人极关切地监护我们。瓦莲卡姐姐成了一家之长，当时她已满十五岁，父亲离家期间她一直在搞德译俄的笔译工作，据我目前记得，译的是科采布奥古斯特·科采布（1761—1819），著国剧作家，著有感伤主义的戏剧《对人们的憎恨和忏悔》、《德国的穷乡僻壤》等。他由于从事反动活动——维护神圣同盟，被大学生刺死。的戏剧作品，是费奥多尔·安东诺维奇·马尔库斯提供给她的。此人每天顺路到我们家来了解是否一切顺利，看看我们所有的孩子。好像也是他，每天掏钱给我们买饭菜作伙食，总之他是主人。我忘记交代，母亲安葬时的一应麻烦事务也是这个真正的好人揽了去操办的。除了他来看望之外，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姨妈和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外婆也常来看望我们。姨妈看到我们，尤其是看到薇罗奇卡、尼古拉和萨申卡，总是伤心痛哭。和我们分手时，她常常挨个儿给我们每个人画十字，从前母亲在世时她是不这样做的；她大概想以此来表明她对我们担负起做母亲的一切责任。
父亲离家一个半月以上，回莫斯科时已是七月间了。
我记得爸爸兴奋地讲起彼得堡和他在那里的逗留，讲到旅途情况。彼得堡的木砖铺的马路，乘火车到皇村去，巍峨耸立的伊萨基辅大教堂以及其他许多事物。
回到莫斯科以后，爸爸没有放弃他原来的打算： 退休，一锅端搬到乡下去经营庄园。不过等他办理了退休，领了养老金，料理好他的大小事务，已经到了八月份。乡下派大车来搬运我们的寒伧的家当。瓦莲卡姐姐得跟着爸爸到乡下去。我呢，他们决定送我进车尔马克寄宿中学去，等于以前哥哥们的位置。［……］两个小妹妹，薇罗奇卡与萨申卡，还有小弟科里亚，当然也要跟随爸爸和忠实的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一起搬到乡下去……
分别的一天终于来临。爸爸在一天早晨乘车带我到列昂季·伊万诺维奇·车尔马克的学校，让我全寄宿在学校里。［……］
临了，我不能不谈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等等向我表示过对父母亲的看法。这事情还不太长久，大约正是七十年代末吧，我已经在彼得堡了，有一回和他谈起我们的往事，提到父亲。哥哥顿时激动起来，抓住我的上臂(这是他说知心话时的习惯)，热烈地说：“弟弟，你知道吗，这真是一些先进人物！……即令到现在，他们也是先进人物！……弟弟，我和你……成不了这样关心家庭的人，这样的父亲！”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母亲的看法还见诸1876年3月10日他给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204—205）我童年时代在父母家里的生活，即我的生活的第一单元的回忆，就到此结束吧。
第二单元
父亲被打死
［……］从母亲去世到父亲从彼得堡回来，这段时间是他活动繁忙的时间，他在工作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不幸，或者，至少是情绪正常地忍受下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后来收拾行装，迁居乡下也费了他许多心思。最后他到了乡下，这时已值秋冬季节，连田里的农活儿也停止了……经过二十五年辛辛苦苦的工作之后，父亲发现自己竟蛰居在两三间乡间小屋里，而且没有任何社交活动！他当时四十六七岁，中年丧偶，成了鳏夫。据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说，开头一个时期，他就大声说话，当成自己是在跟亡妻谈话！又用妻子常说的话回答自己……这样的情况，尤其是他一人独处时，几乎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我们看《温顺的女人》时，里面也写到这种“内心混乱”状态，一个人“思想钻了牛角尖，使劲儿去想那已经发生的事情”，对心爱的人自说自话，好像他或她还活着似的。不管这一切，他渐渐开始滥喝酒。这期间他把从前在莫斯科我家当差的使女卡捷琳娜收在房里。在他这样年纪，这种境况下，谁会特别去指摘他呢？凡此种种情况(父亲自己也意识到)，迫使他把两个大女儿，瓦丽娅和薇罗奇卡，送到莫斯科的姨妈家去。瓦丽娅自1838年春天起就搬到那里去住，薇罗奇卡同时被送到寄宿学校去，那是路德新教的彼得保罗教堂办的学校，也就是瓦莲卡念书的地方。我最后一次在乡下居住期间，即1838年夏天，我一点也没有发现父亲的生活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尽管这只是我自己的观察。对了，父亲见了我可能有几分不好意思吧。不过到了深秋和漫长的冬天，他又只剩下孑然一身了。他显然嗜酒更深了，几乎经常处于不正常状态。春天来临，未见有什么好转。我们想到1839年5月27日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封信中写到收成不好，经管田庄开支浩大，天气干旱，“不仅有破产的威胁，而且还有完全挨饿的危险”。(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录》，页87—88)也就是父亲死前几天，他给费奥多尔哥哥信中的近乎绝望的话，我们也就了解他当时处于一种什么心情了！……就在这期间，在切列莫什尼亚村靠近树林边的田野上，有一伙农民在干活，大约十至十五个人左右；可见事情是发生在离住所很远的地方！农民们在搞一件什么事情没搞好，也可能仅仅是父亲觉得搞糟了，他冒火了，开始大声呵斥他们。其中一个农民，比较粗鲁，拿脏话破口大骂，回击父亲的吼叫。接着，他骂了脏话又害怕后果严重，便吆喝道：“伙计们，揍死他！”这一声吆喝，为数达十五人的农民，一拥而上，自然顷刻之间就把他打死了！……
所谓临时调查组的人员，立刻像一群老鹰似的从卡西拉县下乡来。他们的头一桩事情自然是摸清农民们为了把这件罪行隐瞒下去能出多少钱！我不知道他们定了什么数目，也不知道农民们一时之间从哪里搞来这一笔数字大概不会太小的款子，我只知道临时调查组得到了满足，父亲的尸体被解剖，结果说是他死于中风，遗体就葬在莫纳迦罗伏村教堂的墓地里。
父亲死去、安葬以后不到一星期(我现在记得是这样)，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外婆就到达罗沃耶村来，姨父叫她来照看我们几个孤儿。外婆自然到莫纳迦罗伏村父亲的坟上去祭奠过，又从教堂拐到霍嘉英采夫庄院。霍嘉英采夫家的夫妇俩没有向外婆隐瞒爸爸之死的真实起因，但他们也没有建议外婆或其他近亲为此事提出申诉。举出的原因如下：
二原文如此，没有一。，很难设想那个枉法的临时调查组会让人家去揭露它；复验尸体极有可能依旧是那个假的结论。
三，就算父亲被打死的案件真相能够彻底揭开，那么其结果也必将使遗属们彻底破产，因为几乎整个切列莫什尼亚村的农民都得去服苦役。
正是由于这些考虑——如果这件事还能有些考虑的话，父亲被打死的真相未被揭露，罪犯也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哥哥们知道父亲之死的真实原因大概比我早，但他们也未作声。我呢，当时还被认为是年龄尚小。［……］
第三单元
迁居彼得堡进建筑学院之前住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处的生活
［……］在秋天的苍茫暮色中，乘车经过彼得堡的著名大街——海滨大街、涅瓦大街和商队大街，给我的印象并不好，走进我哥哥1841年秋天安·米居住在费·米处。的阴暗低矮的住所更使我失望。当时哥哥住在靠近练马场的商队大街上，他从那里上工程总校军官班路很近。他租了一套寓所，有两间卧室，外带前室和厨房；不过这套房间不是他一个人独用，有一个同学阿道尔夫·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与他同住。托特列边住前室进来的第一间，哥哥住第二间，每个房间有两扇窗户，但房子十分低矮、阴暗，再加上甲虫牌的烟草的烟雾经常缭绕在天花板下，弄得房间上部经常烟雾腾腾的。我在暮色溟濛中闯进哥哥的寓所。第一次与费奥多尔哥哥见面似乎也不甚亲热。他对大哥比较关心，我起初甚至觉得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哥哥把我介绍给阿道尔夫·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他心肠甚好，对我颇有照应。两个哥哥关在自己屋里，把我撇在托特列边的房里。晚上睡觉时也是两个哥哥单独睡在自己房里，我睡在托特列边房间里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米哈伊尔哥哥逗留在彼得堡时期一直就是这样。他到雷维尔10月17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到雷维尔，是到纳尔瓦去了。去以后我才搬到费奥多尔哥哥的房间里去住，但毕竟没有享受到哥哥的同胞手足的特别关怀。
仔细想想两个哥哥当时以及后来对我的态度，我得到一种看法，他们持这种态度是因为怕我把自己看得跟他们一般大小，怕我会目无兄长，所以故意对我摆出傲慢的态度，当时我就觉得这种态度十分可笑，但毕竟使我跟他们疏远了。［……］
我对彼得堡的最初印象是不好的。尽管涅瓦大街、海滨大街的美丽风光使我着迷，可是我作为真正的莫斯科人，看什么都有点儿疑疑惑惑，不肯遽然相信街上显现的美景，而行色匆匆的行人则使我颇为吃惊，和莫斯科人的庄重安详的步履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莫斯科人的庄重和从容不迫的气度。何况在街头度过两三个钟头，无论多么美妙，也无法补偿我在家里感受到的极端的苦闷。
米哈伊尔哥哥到雷维尔去了。费奥多尔哥哥一早就上工程学校军官班去念书了；与他同住的托特列边也上学去了；整个上午只有我一人在家。起初哥哥迟迟不肯指导我准备入学考试，寓所里也没有文学读物，我烦闷极了。后来我终于想出办法来，自己花钱到图书馆登了记，把书借回家来看。当时的月租是一个半卢布，此外再缴七个卢布的押金。从此我经常埋头看书看杂志。旧书当中，我按照哥哥的建议看了瓦尔特·司各特的全部作品。阿道尔夫·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的亲哥哥爱德华·伊万诺维奇经常来看他，爱德华后来成了著名的工程师，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希普卡指巴尔干山脉的希普卡山隘，在保加利亚境内，高1185米。1877年俄土战争时为争夺山隘曾进行过激战。的英雄，托特列边伯爵。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上尉，三十来岁，甚至还稍微出头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我听说，他在工程总校学完军士级技术员班的课程以后，由于某种原因未能进入军官班，却被派到一个什么工兵部队，在那儿一直做到陆军少将。所以，说实话，他也遇到这种反常的情况，尽管他后来成了著名的伟大的工程师，却还得算是工程学院的肄业生。［……］
哥哥与阿道尔夫·托特列边同住的时间并不久。我记不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分开的，我只记得十二月间我生病时，我和哥哥已经单独居住了。后来，对阿道尔夫·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的情况，我一无所闻，他似乎年纪轻轻就死了。——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
我生的什么病，现在我已经说不确切，——好像是我不知怎么着了凉，变成极严重的伤寒类热病，至少是我病了很久，最后终于失去知觉。哥哥尽心尽力地照顾我；医生每天来看病开方，哥哥亲自给我吃药。但这时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把哥哥吓了个半死，并且也是造成我的病痊愈得极其缓慢的原因。情况是这样： 在我生病的同时，哥哥自己也在治病，使用一种外敷药水。有天夜里，哥哥一觉醒来，想起我该吃某种合剂了，迷迷糊糊地摸错了药瓶，把他的外用药水倒在匙子里给我喝。我接过来立即喝了下去，但顿时大叫起来，因为我觉得嘴里像火烧，五脏六腑也烧了起来！……哥哥一瞧瓶上的标签，确信自己搞错了，悔恨得直揪头发，立即穿上衣服，跑去找那替我治病的医生。那位医生当即赶来，察看了哥哥给我误服的外用药的药瓶，开了一种解药，说这件事可能要耽搁我身体的康复。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出岔子，至于我的康复倒确实是给耽搁了，我和哥哥都确信是如此。
我的身体开始康复，这时又出了一件意外事——哥哥病了，只得住在工程总校的医院里。［……］
从1842年年初起，哥哥觉得原来的住所不舒服，开始另外寻找房屋；经过长久的寻找，看中了伯爵胡同里普梁尼齐尼科夫家宅子里的一套房间，靠近弗拉基米尔教堂，我们于二月或三月间搬了过去。这套房间十分敞亮，看了很令人高兴，包括三个房间、前室及厨房。第一间是公用的，类似会客室，旁边是哥哥的房间，另一边是一间很小的然而完全独立的房间，归我使用。
有两个人相当频繁地到哥哥的住所来走动，这两个人于我是生疏的，后来我也认识了。
一是康·亚·特鲁托夫斯基关于特鲁托夫斯基见本书页63。。当时是个挺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也在工程总校念书，比我哥哥低一年级，那时他还在军士级技术员班的高年级念书，经常来找哥哥。当时他的绘画就很出色，常常用普通的铅笔在一张小纸片儿上作各种练习；我这里到现在还保存着他的画，是当时在哥哥处作的，画的是一个背着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后来特鲁托夫斯基在工程总校的军官班毕业，立即放弃工程师的职位，进了美术学院，认真学习，后来达到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生的水平。自从1842年认识他以后，我没有再遇到过他，不过回想起来他总是很讨人喜欢的。他死于1893年3月17日。
二是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这个人是哥哥在工程学校的同学。这时他开始经常上哥哥处来，后来，我进建筑学校后，他似乎和哥哥住在一起。在我所写到的那个时期，德·瓦·格里戈罗维奇是个年轻人，二十一岁光景，与哥哥年龄相若。他是个生性快乐又健谈的学生。关于他，当时我知道下述的情况： 他念到军士级技术员班高年级时，完全停止上技术课，集中心思埋头作画，比如，当奥斯特罗格拉特斯基讲课时，他静悄悄地画下老师的像。最接近他的教师和督察老师通过他家里的人采取各种措施无效以后，决定将此情况上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大公爵在报告上批示道：“与其做个蹩脚工程师，不如做个好画家。”下令让格里戈罗维奇退学。因而，1842年他已经穿上便服，并且似乎在美术学院专攻绘画了。他是个黑头发男人，个子很高，当时又非常瘦。那时他的极其出色的特点之一是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他所十分熟悉的人的说话声音。他是个大戏迷，能极其逼真地、自然地模仿当时各种演员的声音说话。经常是他一开始朗诵：
在崩溃中的乱哄哄的世界上，
我把爱女的坟墓寻找……诗句出自奥鲍陀夫斯基根据意大利剧本改编的诗体剧《父女》。主角维利扬·达维尔施顿先生由卡拉蒂金扮演。
大家就不由地说： 这是卡拉蒂金。或者，当他用唱歌般的声音咋咋呼呼地朗诵：
俄罗斯的军队，燃烧着复仇的怒火，
急急忙忙驰向敌人的驻地。
刚一发现敌人，便立即加快步伐。
然而密簇簇的利箭，犹如盛夏中下起冰雹,
这箭雨——战斗的先驱，顷刻向我们飞来……这几句诗出自弗·亚·奥泽罗夫（1769—1816）的悲剧《德米特里·顿斯科依》中的第一幕第二场，该剧本写的是莫斯科贵族的故事。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的诗句不确切。
于是大家都笑了，叫道：“托尔钦诺夫，托尔钦诺夫……”他的模仿确实像得惊人！他能模仿许多曲调，学唱当时上演的格林卡的新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几首歌曲。
格里戈罗维奇一来到哥哥处，时间总是过得十分愉快，因为他滔滔不绝、一刻不停地讲戏剧界的情况，一般说来总是些有趣的事情。从我进入建筑学校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过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但是我对他始终怀着最愉快的回忆。这里我写到他的只是我所能觉察到的一些情况。这位杰出人物后来的成就与他的文学著作是全俄罗斯闻名的。
这里我还要提到哥哥处举行的三四次晚会，有几个军官——哥哥的同学前来参加，目的是打牌。我不知道后来如何，在军官生涯的初期哥哥对玩牌是很入迷的，况且打牌开始时只玩朴烈弗伦斯或惠斯特，不过晚会结束时总是狂热地玩班克或什托斯。朴烈弗伦斯、惠斯特、班克与什托斯都是纸牌玩法。我记得，在这样的晚会上我做总管，给全体客人斟茶，和听差叶高尔一起送到哥哥的房里去，他们在里面玩牌。送过茶以后总是上潘趣酒，给哥哥一杯或两杯。
题解：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5—1897)是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土木工程师。1849年毕业于建筑专科学校，后在各地任建筑师。1890年退休，后来迁居彼得堡，不久去世。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最初于1875年动手撰写童年时代的回忆录。八十年代初写出二稿（写成给奥·费·米勒奥·费·米勒（1833—1889），文学史家。的书信的形式，原稿保存在文研所手稿部），供米勒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之用（见《传记》关于资料来源请先看本书页716缩略用语说明表。)。回忆录于1896年7月16日告成。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是著名的地理统计学家，俄国地理学会的学术秘书，他这样描述其父亲的回忆录：“它不以文艺性的描述见长，不涉及广泛的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仅作朴实易懂的叙述。”1930年列宁格勒版的《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录》的序言。——原注这篇回忆录十分详尽地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的家庭(小辈们在家中长大)，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和几个哥哥求学的车尔马克寄宿中学，他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在彼得堡度过的为时不久的生活，他在建筑专科学校度过的几年；当时和哥哥的次数不多的见面以及若干友人。其余的完全写到他自己： 他在外省的生活，在南方各地的新的会晤，他对人的观察与印象（全是些生疏的外人)，仅在个别地方写到他和兄弟们以及亲属们在不同时间里为数不多的几次会面，在彼得堡，在莫斯科……不论书中提到什么，其核心是他，而且仅仅是他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这是一本关于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的《纪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被作者当作他个人生活纪事中的其他有关人员一样，一视同仁地加以阐述。论血统，他们为亲兄弟，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在青年时代，尤其在童年时代，他们具有相同的生活兴趣。这篇纪事可以作为其后永远脱离狭隘的小市民阶层的那个人的传记材料，其主要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性格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情况下形成的？纪事中有极为详尽的答案。然而，至于他的内心生活，精神上的成长，他的心灵怎样对周围的环境作出反应，周围的人和事激起他的什么思想感情，这些问题在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这不在他的注意力的范围之内。这篇《回忆录》的短处在于此，长处也在于此。它的特点是那种“大事记式”的粗略、“朴实”的记述，对于作者所述是否真实，作者是否把回忆录中的主人公当作具有某种品质的人，对他的思想，他创作的作品，完全没有偏见……这方面几乎不会有人去怀疑。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不把他兄弟的伟大意义放在眼里，对他甚至没有丝毫的崇敬的意思。他们是兄弟，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同样的人们中间，兴趣和理解水平仿佛也是相同的，可是内心方面，心理和思想方面，他们却相去很远。据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的看法，这一“特殊性”使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有可能对兄弟作“完全客观”的观察。此处，回忆录中表现出“作者的某些个性特点”：“水晶般的纯正，真实，准确，认真。”这些特点也使得回忆录“在研究作家的历史和生活的工作中用来确定各种事实资料时特别有价值”。他的女儿瓦尔瓦拉·安德烈耶夫娜，夫家姓萨瓦斯季扬诺娃(《家族纪事》，页174—175)，也谈到过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的准确和认真仔细，这两个特点跟他的极其沉静的气质是十分符合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确认他和安德烈弟弟之间由于这种“特殊性”，只有某种“冷淡的”关系。他在1869年9月17日给迈科夫的信中写道：“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弟弟同我的关系相当疏远（尽管连极微小的不愉快都不曾有过)。”(《书信集》，第2卷，页214)1862年4月6日，他在给安德烈弟弟的信中写道：“我有一切理由爱你，尊敬你，没有一个理由忘记你。”（《书信集》，第1卷，页307)显然，他们互相感觉到在感情上是有些疏远的，如果不能不相信他们没有理由忘却的话。
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不仅是重要的，实际上几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的生平经历的唯一史料。这种独特的“家史”委实写得极其平淡，的确丝毫没有想要“组织一番”的奢望，更说不上来“解答”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了。回忆录表现了外省建筑师的特性，他大概主要是在外省城市造房子，计算单元的数量。
有意思的是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把他的《札记》(回忆录)分为单元。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是前面三个单元，其中尤以第一单元为最。
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最初是由他的儿子安·安·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930年以单行本出版。收在本书里的是经过删节的第一章至第三章。原文根据文研所手稿部保存的手稿重新核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