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建元及“德运”的缘起

中国悠长的历史上，数千年来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不论是汉族或他族，无论肇创的是割据偏安的王国，或是统御四方的大一统国家，都以定立名号，作为天命所钟﹑万民拥戴的象征为首务。从现代政治理论而言，这便是彰示政权的legitimacy, 时下中文译作正统、正当或合法性的主要标识。从历史的发展来说，就个别政权而言，它们建立的是国，其名称应是“国号”，但到秦汉以后，由于阴阳五行循环理论建立了政权间的递嬗系统，一国的名号又称为“王朝”。赵翼（1727—1814）《廿二史札记》卷二九载录《元建国号始用文义》一条，将历代国号的缘起分类，近人侯绍文据之概括为六则：(一)因封号以为名；(二)因治地以为名；(三)稽之姓氏以为名；(四)托之前代以为名；(五)夸其权力以为名；(六)沿袭宗教迷信以为名。名号取意各个不同，因此每一政权随而制定的历数、朝仪、典礼皆有不同的象征，呈现个别的政治、宗教传统与意识形态，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中国古代王朝建立“国号”及推定“德运”，作为政权的正统或正当性标志的讨论，参杜奎英：《中国历代政治符号》（台北：政治大学，1973）第1章；及Hoklam Chan,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ey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chap. 2。引文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九《元建国号始用文义》,《四部丛刊》本，页22上—23下。参杜奎英上揭，页42—52；及侯绍文：《中国历代国号之缘起》，《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0卷第6期（1977年5月），页8—13。

这些政权除却建立国号，亦相继推定本身在规范历代王朝嬗替的阴阳五行循环理论的“德运”行序，作为历史上的定位，为建立政权的正统或正当性的另一相辅相成的标识。这个理论出于战国齐人邹衍（前305—前240？）的“五德终始”说，认为盈天地间有土、木、金、火、水五种基本元素或原动力，名为“五德”或“五行”，依次运转，从所不胜，称为“五德相胜”或“相克”，周而复始。这一理论不但用于解释自然界的各类变化，还作为说明统治王朝兴衰的缘由。邹衍“五德终始”说出所著《主运》等篇，原书已佚，遗文见吕不韦：《 吕氏春秋》,《四部备要》本,卷十三，及汉朝人著述与后代类书。近代有关论著甚多，详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载顾氏编《古史辨》 (北平：朴社，1935）第5册，页543—753; 李汉三：《先秦两汉之阴阳五行学说》(台北：钟鼎文化出版公司, 1967); 王梦鸥：《邹衍遗说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及孙广德：《 先秦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政治思想》（1969）（台湾商务1993年修订本）。英文论著参Benjamin I. Schwar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 9; Michael Loewe, Divination, Mythology, and Monarchy in Ha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s 2, 6; 及Aihe Wang, Cosm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秦始皇帝（前221—前210在位）既统一六国，便推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应从水德，色尚黑，以十月为正，数用六为纪。此后历代帝王都循制议定德运，改易旗帜服色，正朔历数，制定朝仪祭祀，符瑞典礼以显示其在王朝更迭的正当性地位。汉高祖（前202—前195在位）再定水德以承周之火德，但朝臣颇以水为秦运而反对，到武帝（前140—前87在位）便更定为土德。其时由于儒生董仲舒（前179?—前104）的倡议，论者将五德的行序修正为木、火、土、金、水，从所相生，称为“五德相生”说。到汉末成、哀二帝之世（前32—前7；前6—前1 在位），议者以国运日蹙，酝酿改制，古文经学家刘向（前77—前6）、刘歆（？—23）父子，便以“相生”说推排上古帝王的传授，以伏羲受木德开始，经过三番轮值，汉以火德王作为论据。见司马迁：《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六，页237; 卷二六, 页1260; 卷十二, 页483, 卷二八, 页1366、1381、1402；班固：《汉书》 (中华，1962)卷一下, 页82; 卷六, 页199; 卷十一, 页340; 卷二一上, 页973; 卷二五下,页1245、1270。秦汉以下历朝德运行序的推定与演变参王钦若等纂：《册府元龟》（清嘉庆十九年［1814］刊本）卷四《帝王部》，四《德运》，页3上—4下；陈梦雷等编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据雍正原刻影印本)，《皇极典》卷一七〇《帝运部汇考》，页3上—4上。近人研究详前揭顾颉刚、李汉三、孙广德及杜奎英专论的有关章节；又参王宇清：《历运与服色》，载《包遵彭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图书馆，1971），页13—46。到王莽（9—23在位）篡汉立新，便自称以火德传位，定土德为运，并同时采用刘歆作《世经》，依照前说编列古代帝王轮值系统，证明新莽嗣承汉火德居德运正序。但是这个体系缺去秦之水德，与历史事实抵触，根据顾颉刚（1895—1980）的考证，刘歆于是在五运的木、火间另设一水德的“闰位”以安置秦于周汉之间，视为“不当正序”，并在五德的头二循环，分别增置传说中的共工与帝鸷二主的“闰位”，作为秦的先例以自圆其说。至王莽倾覆，光武帝（25—57 在位）兴复汉祚，于是重建火德，黜新莽于“闰位”为僭伪，与居德运正序者有别。经过这几番调整，“五德终始”说与远古历史和当世政治的配合便成定型。详《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范晔：《后汉书》（中华，1965）卷一上，页22、24。参顾颉刚前揭，页525—597； 详郑雯馨：《论王莽对新朝“正当性”的建立》，（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第20期（2005），页5—38。

　　从魏晋到隋唐五代，历朝帝王都依照“五德相生”的模式推定德运，俾与所欲继之前代政权相承，建立正当的统绪地位。例如，三国时蜀绍汉为火德，魏称土德，晋代魏改从金德。嗣后南北分裂，割据诸国亦各自议论行序。因此，南朝刘宋称水德以承晋，其后齐、梁、陈以木、火、土德相继。北朝刘赵又从水德以承晋，慕容燕初称水德，后改木德，苻秦继尚木德，姚秦称火德，拓跋魏先定土德，随改水德以承晋，后周则从木德以嗣魏。逮隋文帝（589—604在位）统一天下，推定以水德继周，及李唐取代，又改称土德越隋以承汉。此后五代诸国亦循制推定德运，如后唐称土德以绍李唐，而后晋、后汉、后周各以金、水、木德相承。以上各朝所推定的德运正史皆有记载。略见《册府元龟》前揭，页4上—15上；《古今图书集成》前揭，页4上—8下。详前揭杜奎英及王宇清论著有关德运行序的章节。这些政权，一旦议定行序，便随所称之德更易旗帜服色、正朔历数，制定祖、腊祭祀及符瑞典礼以昭明天命所归。所谓祖、腊之祀，始于东汉之世，指五行盛衰之祭日，岁首气始曰祖，岁末气终曰腊，依次推定。根据记载，祖与腊与五德相配之关系为：水、子祖辰腊；火、午祖戌腊；木、卯祖丑腊；金、酉祖丑腊；土、戌祖辰腊，周而复始，循环不绝。关于“祖”、“腊”祭祀配于五德的日序参王应麟：《小学绀珠》，《丛书集成》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卷一《五运》，页26。赵匡胤以后周殿前都点检篡夺政权，开创宋朝，史称宋太祖（960—975在位），亦按“五德相生”及君王禅让的王朝嬗替模式，推定宋为火德。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960）三月壬戌下载：“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从之。”同一时期，与宋对峙华北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在汉化的影响下，亦运用“五德相生”的模式，推定本国的德运以继承汉人王朝作为中国的统治者。首次在章宗泰和二年（1202），议定金为土德以继宋之火德，其后在宣宗贞祐二年（1214）再次讨论，仍从旧议。见薛居正等纂修：《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书》（中华，1976），页146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七年［1881］辑本，1986）卷一，页9上。脱脱等监修：《宋史》（中华，1977）卷一, 页6。参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载同作者，《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页6—10。金朝的德运论议见脱脱等监修：《金史》（中华，1977）卷十一, 页259。卷十六, 页355。详Hoklam Chan，Legitimation, chaps. 4, 5。

金朝是中国史上最后一个讨论德运行序作为政权正当性的标识的王朝。这一方面由于北宋中叶的儒学复兴，在欧阳修（1007—1092）揭橥以《春秋》的“居正”及“合一”大义为《正统论》的主轴，若不符合标准则“正统有时而绝”的“绝统”说影响下，“五德终始” 的循环理论对政权转移的解释为道德原则及政治形势所取代。另一方面，继起的蒙古族在中国建立的大汗王朝命名 “大元”，取《周易·乾卦》“大哉乾元”或“大大”之义，又与本族Yeke Mongghol ulus (大蒙古国）的名号吻合，而由于其为草原民族开国，政制文化与中土殊异，无须以汉人之德运说建立其正当性。关于宋中叶的儒学复兴与五德转移学说的衰退，参陈学霖：《欧阳修“正统论”新释》，载同作者，《宋史论集》，页125—165；刘复生：《宋朝“火运”略论——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页92—106；及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页177—190。元朝“大元”名号的起源及释义参萧启庆 ：《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汉学研究》第3卷第1期（台北，1985年6月），页23—40。关于蒙元帝国政权的正当性问题，详Herbert Franke, From Tribal Chieftain to Universal God:The Legiti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Munchen:Bayerische Akademie, 1978)。汉人复国的明朝及满族统治的清朝，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及政治思想与制度之转变，并无讨论本朝在德运转移的行序。

　　元末两淮民众，不堪蒙古腐败政权的贪敛残暴，在白莲教徒韩山童（？—1351）等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的煽动下，以红巾为标识，蜂起反抗元朝统治。一时豪强并起，逐鹿中原，相继建国纪元，割据一隅。至正十五年（1355），韩山童子韩林儿（卒于1366年底或1367年初）称帝于安徽亳州，立国号名“宋”，崇尚火德，号称恢复赵宋王朝。朱元璋（1328—1398）隶属其下，经过十多年的鏖战，击败群雄，于宋主在瓜步（江苏六合县东南）沉舟身亡后逾年，即元顺帝妥欢帖睦尔（1333—1370在位）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自立为皇帝，国号“大明”，纪元“洪武”，史称太祖（1368—1398在位）。关于朱元璋的崛起与创立明朝的经过，官修史籍主要为宋濂等纂修：《元史·顺帝纪五》（中华，1978）；姚广孝等监修：《明太祖实录》(简称《实录》）(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卷一至卷二九；及张廷玉等纂修：《明史·太祖纪一》（中华，1976）。其他史料摘录见杨讷与陈高华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简称《元代农民战争》）（中华，1985）下编（第4册）。大事年表见孙正容编著：《朱元璋系年要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近人著述以和田清：《明の太祖と紅巾の賊》，《東洋學報》第13卷第2号（1923年7月），页278—302；及王崇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策略之转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1分 (1942年5月），页55—69为代表作。英文论著可参Teng Ssuyu撰传,载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 ed. L.C.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简称DMB）(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vol.1, pp.38192;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The Ming Dynasty, part 1, ed. F.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1, 及所揭书目。其他有关朱元璋的著述见页6注②。究竟大明的起源及文义为何，又如何处理德运行序，官方诏书并无道及，因此明人众说纷纭，无一定论。1941年，北京清华大学的年轻讲师吴晗（1909—1969），在《清华学报》发表《明教与大明帝国》论文，推论韩山童本为明教徒，“明王出世”说出自摩尼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为大明国号的本源。此文轰动一时，影响甚大，数十年来中外学者纷纷翕从。不过自1980年代起，学者开始质疑“明王出世”说是否来自明教，而杨讷撰《元代白莲教》寻溯其源于释典，认为“大明”国号应来自白莲教徒诵读的净土宗经典如《大阿弥陀经》，否定吴晗的假设，产生新的评估。见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1月），页49—85；重刊同作者，《读史札记》（北京：三联书店, 1956），页235—270。评论见杨讷：《元代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1983），页189—216；又参同作者，《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2004）页176—183。笔者《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一文，于终篇曾略叙元末徐寿辉（？—1360）及韩林儿政权皆取“宋”为国号而朱元璋弃“宋”改立“大明”为号，但未深入分析。随后大陆学者刘复生及刘浦江皆征引拙作，申绎“五德终始”说在宋以后的浸衰，亦旁及明朝的国号与德运关系，然亦未进一步发挥。 本篇以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为焦点，着重爬梳考核原手史籍及释典记载，并检讨近现代学者对明国号问题的释义及论辩，为此议题作一整体评论，庶几增进对元明之际史事的了解，并阐析群雄试图建立正当性政权的过程。本文论旨部分采自拙作：Hoklam Chan, “The ‘Song’Dynasty Legacy: Symbolism and Legitimation from Han Liner to Zhu Yuanzhang of the Ming Dynast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8.1(June 2008)： 91133。中西史学取向不同，表述方法各异，二文的若干论点可以互相补充。二 明太祖开国的历史背景

朱元璋出身安徽临濠（今凤阳市）贫农，早年遭天灾家变，栖身皇觉寺，皈依佛门，后乘两淮民众在白莲、弥勒教的倡导下起义反抗蒙元暴政，投军郭子兴，及其侍奉韩林儿宋国政权，脱颖而出，翦灭地方豪雄及元朝而开国的事迹，明修《元史》及《明太祖实录》等官史已有详细记载。不过官书对前朝史事有政治忌讳，常肆缘饰或甚至曲笔，需要勾勒权衡《庚申外史》、陶宗仪《辍耕录》、叶子奇《草木子》及俞本《纪事录》等元末明初的私史野乘，爬梳考核始得真相。清初钱谦益（1582—1664）纂《国初群雄事略》及《太祖实录辨证》，与潘柽章（1626—1663）撰《国史考异》及民国王崇武（1911—1957）著《明本纪校注》皆有重要发明，近人论述元明史事莫不以为津逮。史料摘录见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讷与陈高华编辑之《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四册。这些元末群雄起事记载的摘录见《元代农民战争》上、中、下编， 包括《元史》、《明太祖实录》、《明史》，及权衡《庚申外史》、叶子奇《草木子》、陶宗仪《辍耕录》，及俞本《纪事录》等。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及《太祖实录辨证》，与潘柽章《国事考异》及王崇武《明本纪校注》四书对明初史事的考证详下注。近代史学对朱元璋的论著甚多，主要传记为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修订本）；吕景琳：《洪武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陈梧桐：《洪武皇帝朱元璋大传》（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其他论著参朱鸿：《近十年来(1989—2000)有关朱元璋研究的介绍》，《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年2月），页28—44；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研究中心编:《明太祖及其时代论文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2006年）。英文论著见 Long Live the Emperor!Uses of the Ming Founder across Six Centuries of East Asian History, ed. Sarah Schneewind (Minneapolis, MN: Society for Ming Studies, 2008)。今据史籍记载及时人论述，朱元璋的开国事迹与本题旨有直接关联的有以下数点：

首先，元末蜂起反抗蒙古的武装组织有两种号召，在宗教者为白莲、弥勒教之“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的千禧年口号；在政治上则为兴复汉族统治，而其具体的表现为重建赵宋王朝，这两种号召很快结合一起，成为北派“红巾”之反元运动的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1367，人称宋刘光世［1089—1142］之后）于至正十一年（1351）在安徽策动民众起事的资源。《元史·顺帝纪五》是年记：“五月……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江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元史·河渠志》又载：“先是岁庚寅（1350），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贾〕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关于韩山童及刘福通抗元事迹见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简称《事略》;中华，1982）卷一；《元代农民战争》第1册，中编，刘福通、韩林儿部；《元史》卷四二，页891及卷六六，页1645。刘福通事迹详见页9注①所揭资料及研究论文集。关于白莲教的历史及其教徒参与抗元战斗的经过详见页5注①引和田清及王崇武论文，及页5注②引杨讷关于元代白莲教的研究。英文论著见John W.Dardes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essianic Revol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3(August 1970):539558;Daniel L. Overmeyer, Folk Buddhist Religion: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5; B.J.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Leiden: E.J. Brill, 1992) ，pp.115123。以上史源同时人权衡《庚申外史》、陶宗仪《辍耕录》及叶子奇《草木子》等私史又有补充。《草木子》言：“从之者殆数万人，以赵宋为名。韩山童诈称徽宗（1101—1125在位）九世孙，伪诏略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盖以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日本〕，托此说以动摇天下。”由此可见，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弥勒教徒以恢复大宋王朝为争取民众支持的同样重要的口号。参叶子奇：《草木子》（中华，1959）卷三上《克谨篇》，页50—51；权衡：《庚申外史》，见任崇岳：《庚申外史笺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页58—59；陶宗仪：《辍耕录》（中华，1959）卷二九，页356。

其二，根据《元史》及同时人记载，刘福通与韩山童皆为白莲教徒，以烧香惑众、头裹红巾为标识，因此其部众称为“红巾军”或“香军”。“红巾”作为白莲、弥勒教徒的教帜，因为弥勒佛所放光芒为红色，而红色象征火德，又为一般秘密教派祭祀的共同对象。其所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系出净土宗经典教义，盖因南宋以来白莲、弥勒教已采之为诵读的经典。例如“弥勒佛下生”说出《佛说弥勒下生经》，而“明王出世”之“明王”亦屡见释典。据下揭杨讷论文引述《大阿弥陀经》，阿弥陀佛为“诸佛光明之王”，故此释氏的“明王”应从此出。（按此文系驳斥吴晗扭曲史料，谓韩山童及其徒众胥属明教徒，明初史官修《元史》隐讳朱元璋承大小“明王”之后，因饰词称韩氏为明教徒，“明王”应出摩尼教经卷《大小明王出世经》〔按应作《小大明王出世〔经〕》〕，亦为“大明”国号的来源，详后。）参见页5注②引吴晗及杨讷等论著。至于《元史·顺帝纪》所言韩山童诈称宋徽宗八世孙（《草木子》作九世孙），据叶子奇评语系利用当时谣言“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托词以煽动人心，因此“贫者翕然从乱，声势浩大”。（按宋广王赵昺［1278—1279在位］走崖山，溺死其下而宋亡是事实，史乘亦称丞相陈宜中出走谋求外兵勤王，但并非往日本，而系往安南、占城，最后死于暹罗。参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页50；《元史》卷四二，页900。宋广王走崖山溺死及陈宜中走安南谋勤王事迹详陈学霖:《宋遗民流寓安南占城考》，载同作者，《宋史论集》，页339—369。）事实上,当日反元运动颇多援借宋朝国号作号召，并不限于韩山童辈。《元史·顺帝纪五》至正十二年（1352）五月下载：“庚辰，监察御史彻彻帖木儿等言：‘河南诸处群盗，辄引亡宋故号以为口实。宜以瀛国公子和尚赵完普及亲属徙沙州安置，禁勿与人交通。’从之。”见《元史》卷四二，页900。关于元末群雄起事抗元引用赵宋口号及德运象征，参陈高华：《元末起义农民的口号》，载同作者，《元史研究论丛》（中华, 1991），页257—267；相田洋：《紅巾考——中囯に於ける元於民間武裝集团传統》,《東洋史研究》第38卷第4号（1980年3月），页54—63。可知当时中原汉族的人心趋向与元朝官方的应对策略。

其三，韩山童遇害后，刘福通随即于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率部属奉迎其子韩林儿（自称徽宗九世孙）即皇帝位， 号“小明王”，立国号名宋，建都安徽亳州，建元“龙凤”，在位十二年始以覆舟身亡为朱元璋取代政权。韩林儿立国号名宋，显然是继承父业，以恢复大宋王朝为号召及建立其统治的正当性，与其他草莽豪雄有别。韩林儿史料匮乏，事迹不详，看似未有具体能力，或为有名无实的皇帝，而宋国军政系由刘福通把持，不过一切政令俱由皇帝名义而出，以弘扬大宋为政权的使命。韩林儿及刘福通事迹见《事略》卷一；《元代农民战争》第1册中编，刘福通、韩林儿部;《明史》卷一二二，页3681—3686。又参John W. Dardess撰传,DMB, vol.1, pp.485488; 金元山、戴鸿义: 《韩林儿简论》，《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页61—64。刘福通事迹的研究详《红巾军领袖刘福通——刘福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界首市人民政府，界首市政协编（合肥：黄山书社，1996）所收论文。因此，当刘福通挥军征讨元廷时便高举大宋的旗帜，如龙凤二年（至正十六年 ［1356］）底， 遣将分略河南、山东、河北等地，曾大书旗联曰：“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朱元璋既为韩氏政权一分子，亦萧规曹随。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1358］）十月，率军克浙东婺州，奉旨设浙东行省于金华府，随在省门竖立二大黄旗，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明〔开〕大宋天。”牌上又书：“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拥护朱氏的地方儒士，如叶子奇便曾上书建言，如要恢复宋太祖、太宗二祖（960—975，976—997在位）之治，需要推行八项政教人事经济改革，可见“大宋”名号在民间的号召。见《事略》卷一，页16引《秘阁元龟政要》;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页342；俞本：《纪事录》，见张大同编：《明兴野记》（天启丙寅〔六年(1626）〕序刊,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卷上，页4下—5上。又参叶子奇：《静斋文集》，载《事略》卷一，页28。还须注意，这些以红巾裹头，有红巾军之称的战士，虽然代表白莲、弥勒教的信仰，但韩氏政权以宋为国号，以兴复大宋为鹄的，宋以火德为运，故此“红巾”亦有表彰赵宋德运之意。因此其象征意义并不限于宗教，两者合一，由是大大扩张其号召力。事实上，朱元璋亦从韩宋政权崇尚火德，《皇明本纪》载朱元璋于至正二十年（1360）与陈友谅（1320或1321—1363）在龙湾交战时，其士卒绛衣，行军时举火为号，而刘辰(1335—1412)释云：“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将士战袄、战裙、战帽、旗帜皆用红色”，自有其特殊意义。参王崇武：《明本纪校注》（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重印），页74—75；刘辰：《国初事迹》, 张海鹏编辑：《借月山房汇钞》本（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1967），页20下—21上。近人研究元末群雄史事，囿于成见，过分强调明教的影响，认为此种阴阳五行的玄学解释不符实际，实是忽略当时的政治背景与意识形态。

其四，当日角逐中原豪雄以“宋”为国号者，并非始于韩林儿，早在至正十一年十月，在湖北蕲水称帝的淮西南派红巾领袖徐寿辉，已用“大宋”为名号。不过明修《元史》却称徐氏国号名“天完”，改元治平，在位十年，于至正二十年为部属陈友谅所杀。陈建立大汉政权，四年后亡于朱元璋。“天完”之义甚玄秘，时人杨讷揣测内文暗藏“大元”二字，有“誓压大元”之意，不过缺乏佐证。实则徐寿辉取“宋”为国号，据史树青的揭示，始见于宋濂为徐氏部属江东元帅、后降于朱元璋为“怀远大将军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事”的于光（字大用［1328—1370］）撰述的墓志铭。志文有言：“会元政大乱，天下兵动，江东西化为盗区，分宁徐寿辉建伪号宋，都九江”，明确记载徐寿辉政权的名号。见杨讷：《释天完》，《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页66; 史树青：《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铜印》，《文物》1972年第6期，页12—13，注3。徐寿辉立国号名宋证据见宋濂：《宋学士文集·翰苑前集》，《丛刊》本，卷三 ，页12下。但最权威的证据是1982年在重庆市江北出土，记载继承徐氏政权、信奉明教的大夏国太祖明玉珍（1329—1366）的墓志铭《玄宫之碑》。此碑立于大夏天统四年（1367），碑文首言：“岁庚辰（1350），淮人立徐主称皇帝于蕲阳，颁万寿历，建元治平，国号宋。”这里说明徐寿辉系在至正十年建国，比《元史》所记早一年，而其以宋为名号较韩林儿政权立者早五或六年，又无证据显示其后改名“天完”。徐寿辉起事经过见《事略》卷三；《元代农民战争》中编第1分册徐寿辉部分；传记见《明史》卷一二三，页3687—3689；Romeyn Taylor撰传，DMB, vol.1,pp.600602。明玉珍建立大夏国事迹见《事略》卷五；《元代农民战争》中编第2分册明玉珍部分；传记见《明史》卷一二三，页3701—3703；John W. Dardess 撰传, DMB, vol.2, pp.20692073。明玉珍墓碑见刘孔伏校：《玄宫之碑》，载《明代史研究》（东京）, 第12号(1984)，页:21—29。详细考证见刘孔伏、薛新力：《谈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年号和国号——附录“玄宫之碑”碑文》，《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页47—50。又参胡昭曦：《“明玉珍玄宫之碑”初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页58—63。然则,《元史》何故杜撰其名以掩盖徐寿辉的国号？此问题与朱元璋在从雄时隶属小明王韩林儿，视宋政权为正统有关，因为若果史乘显示徐寿辉早于韩林儿建国已称宋国皇帝，则韩宋政权便被视为僭伪，这对朱元璋的政治地位会有严重打击。况且，朱元璋在登基为“大明”皇帝后，讳避其曾侍从韩氏龙凤政权，宋国的名号成为禁忌。因此，《元史》窜改徐氏宋政权为“天完”以掩没其实，与这些政治变化有显著的关系。

最后，需要注意，朱元璋于1355年在郭子兴卒后，即被刘福通邀请加入小明王韩林儿的宋国为左副元帅，基于利己形势考虑随即应允。自此在宋国的名义下征战各方豪雄及元朝军旅，扶摇直上，在江南地区成为龙凤政权的支柱。虽然由于朱元璋开国后讳言隶属韩林儿，官史多所掩饰，如《明太祖实录》回避朱元璋接受副元帅之职，而言其以“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一语却之，但其实反是。嗣后朱元璋的军政任命及封爵都是出自宋国皇帝名义，征战驻防皆是竖立大宋的旗帜作为正当性的象征，借此建立超越于地方豪强的地位。见《实录》卷三，页30；参俞本：《纪事录》卷上，页4下—5上。考证详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载《牧斋初学集》,《丛刊》本，卷一〇一，页6下—7上; 潘柽章：《国史考异》，《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1995）卷一, 页12上—13下; 30上—31下。关于朱元璋对韩宋政权的态度，参杨讷:《龙凤年间的朱元璋》,《元史论丛》第4辑(1992)，页196—229；又参李新峰:《朱元璋任职考》，载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页141—167。朱元璋升迁迅速，1356年三月任宋国行枢密院同佥，同年七月任新成立的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至正十七年（1357）五月晋江南行省左丞相，所有职位皆由皇帝任命。不过官史避讳，并无提到宋国皇帝之名，但以“亳都升上为……”或“诸将奉上为……”代称。亳都为宋国都，政权的中枢，而“上”指朱元璋；所谓“诸将奉上为……”云云，固系称帝后的尊称。至于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年在应天〔南京〕击败陈友谅后，势力日张，俨为独立政权，其官爵升迁仍然出自宋国皇帝任命，但《实录》掩饰如故。例如二十一年（1361）正月，朱元璋封吴国公，记载称“诸将奉上为吴国公……”，删除皇帝封赠之语。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迁中书省右丞相，而二十四年（1364）又封吴王，《实录》亦言“李善长、徐达等奉上为吴王……”，如出一辙。见《实录》卷四，页45；卷十四，页175; 参俞本：《纪事录》卷上，页6下—7上,14下, 18上。考证详潘柽章：《国事考异》卷一,12上—13下; 又参李新峰:《朱元璋任职考》，页439—447。但事实上，无论其权力如何独立，朱元璋仍然以宋臣自居以维持其地位的正当性;自当上吴王后，檄文皆书“皇帝称旨，吴王令旨”，表示奉皇帝名义行事。到二十六年冬（1366年12月至1367年1月），韩林儿与刘福通应邀赴应天，在廖永忠（1323—1375）护卫下于瓜步沉舟身亡，改元吴元年以为过渡时期，始将令旨改署“奉天承运，吴王圣旨”，俨以皇帝自居。朱元璋檄文署名“皇帝称旨，吴王令旨”今存二篇，署名“吴王圣旨”者一篇，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台湾学生影万历十八年［1590］刊本，1965）卷八六，页1上—1下, 12下。“奉天承运，吴王圣旨”原件载朱升：《朱枫林集》（合肥：黄山书社，1965）卷一，页1。《庚申外史》称韩林儿之死系“遇风浪掀舟”，谅是当日官方的说法。但其后宁王朱权（1378—1448）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编撰的《通鉴博论》直书：“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廖永忠之不义，后赐死。”史家据此皆认为朱元璋此时自觉时机成熟。特授廖永忠处决前主，后来咎永忠而将之赐死，无非掩盖事实以建立其夺权的正当性。见《庚申外史》，页136—137;朱权《通鉴博伦论》，万历十四年（1586）经厂刊本，卷下，页9上。参《事略》卷一，页39—40。《明太祖实录》缺载韩林儿死事。廖永忠传见《明史》卷一二九，页3804—3806；Chaoying Fang撰传，DMB, vol.1, pp.909910。此事评论参杨讷：《朱元璋与刘福通、韩林儿》，载《红巾军领袖刘福通》，页33—35。

由此观之，朱元璋的崛起一直依傍韩林儿的政权，打着宋国旗帜以建立权力的正当性为创业基础，但到成功开国，君临天下之时，为要突出个人的勋业与无上权威，刻意隐讳其侍奉韩宋政权的事迹以建立天命所钟的正统地位，官史记载便出现种种回避失实的现象。“大明”国号的选定及对“火德”的态度，因此与这些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三 《初即帝位诏》及明人对国号的述义

朱元璋宣告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的决议见《初即帝位诏》： 皇帝诏曰：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蛮夷,各处扰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皆已勘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俛侚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

这篇诏书今存《皇明诏令》。永乐十六年（1418）修成的《明太祖实录》系于洪武元年正月乙亥（1368年1月23日），内容比较充实，主要增补朱元璋逐次戡定群雄及拥有幅员二万馀里疆土的经过，但载其定国号及建元则一。记云：

上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祝曰：“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采石水寨蛮子海牙、方山陆寨陈埜先、袁州欧普祥、江州陈友谅、潭州王忠信、新淦邓克明、龙泉彭时中、荆州姜珏、濠州孙德崖、庐州左君弼、安丰刘福通、赣州熊天瑞、永新周安、萍乡易华、平江王世明、沅州李胜、苏州张士诚、庆元方国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偃兵息民于田里。今地幅员二万余里，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祗。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简在帝心，尚享。”见《实录》卷二九，页477—479。《初即帝位诏》载傅凤翔编辑：《皇明诏令》，《续修四库》本，卷一《太祖高皇帝上》，页4上—4下。

朱元璋于此宣称宋运既终，蒙古入主中国百年而其运亦已终结，自己以一介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及祖宗之灵并英贤的辅助，戡定海内四方豪杰，而百司众庶合辞劝进，遂俛侚舆情即皇帝位。诏书有两处值得注意。首先是强调取天下于“土疆豪杰”（后出版本多以“群雄”代替“豪杰”）之手，并无提到宋国的韩林儿，因此隐没早年侍奉龙凤政权为正朔的事实，亦无表示开创新朝是继承蒙元而来。其次是朱元璋所定名号为“天下之号”，有别于元末群雄各自建立政权所定的国号，前者代表统一全国的正统王朝，后者则为局处一隅，建立短暂僭越政权的名号。不过诏书并未透露“大明”及纪元“洪武”的取义，明初官方对此未作解释，而当代文人论述亦无道及，原因无疑出于太祖的禁讳。王崇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策略之转变》曾引两则宋濂所作的墓铭，指出明初把国号列为禁讳，曾有时人因犯名讳遂改姓名，或因以国号为名称而获罪。参王崇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策略之转变》。按此文于《集刊》第10本第1分在1948年重版时略有修订，标题之“策略”二字易为“政策”，页码为55—69。以下征引本文时皆用1942年原来版本。资料见（一）《元故处州路总管府经历祝府君墓铭》，墓主为祝大明，墓志云：“府君讳大明， 后避国号，更之为大朋，字公亮。”此为因名字犯讳要更改之例。（二）《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墓铭》，墓主为熊鼎（1322—1376），墓志云：“温有邪师曰‘大明教’，造饰殿堂甚侈，民之无业者咸归之。君以鼓瞽俗眩世，且明犯国号，奏毁之。官没其产，而驱去其众为农。”此为因其教为邪义而其师之名又犯国号而遭禁毁之例。引文分别载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后集》，《丛刊》本, 卷八,页7下；及《芝园续集》卷四,页6下。王氏解释云明初避讳本疏，其所以遽避国号，怀疑系以“明”字本兼“明王”意义，有浓厚宗教色彩，而太祖在开国后讳言早年事迹，故此明国号的来源亦成禁讳。其意甚谛，但对“明王”的来历未有交代。

　　明中叶后，朝廷对国初事情逐渐开禁， 因此至于明亡出现以下几则时人对国号的来源或释义的讨论。

　　（一） 夏原吉（1366—1430）《一统肇基录》：“未改元时，上欲尽除道教，有道士黄月清奏曰, 昨日臣到三天门下，见张一金榜，大书十字于上云：‘山川尊洪武，日月照大明。’上以其言合己意，遂定国号改元，道教因得不废也。”载孙幼安编辑：《稗乘》（台北艺文，1967），页10下。《一统肇基录》以记载国初野史稗闻见称，这则解释似出道教徒的宣传以争取官方的信重，但并不符合史实。因为史乘并无太祖国初欲去道教的记载，反之对道士如周癫、张铁冠（张中）之流十分见宠，夏原吉所记，谅系小说家之流的子虚之说，不可置信。

　　（二） 祝允明（1461—1527）《野记》：“韩林儿始由颍川逃之武安，为穿窬，渐肆劫杀。有徒既繁，乃啸乱称小明王。刘护军始就之，谓‘竖子不足谋’，去适皇祖。皇祖初亦与共事，谓刘：‘应便除之乎？’基云：‘不足为，伺他息烦时，彼应已先下矣。’因请建号‘大明’，太祖从之，韩果先殄。”《集成》本(上海商务，1936)，页1。祝氏《野记》性质与前书类似，此处之刘护军即太祖的佐命功臣刘基（1311—1375），但所称明国号出于刘基的建议极可疑，因为现存资料并未见刘基首先侍奉韩林儿而后改从朱元璋，亦无建议国号的记载，对“大明”的名义又未作解释，恐系出于民间流言。

　　（三） 孙宜(1507—1556)《洞庭集》卷四 《大明初略》：“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载郑振铎编：《玄览堂丛书续集》(1947；台北：“中央”图书馆重刊，1985), 第4册, 卷四，页260。孙宜为嘉靖年间(1522—1566)举人，著述甚丰，《大明初略》为一叙述本朝兴起的简略纪事。这是明人记载中唯一提示大明国号与小明王韩林儿关系的，足见明初虽然忌讳太祖出处及承传，到中叶依然有口碑流传，但是作者并未解释“大明”的含义及其名号的来历。

　　（四） 田艺蘅（1524—约1574）：“大明者，国号也。一人为大，日月为明。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无所不照也。” 田艺蘅为杂家之流，此则解释望文生义，并无历史根据。载沈节甫辑：《纪录汇编》（上海：涵芬楼影明万历刊本，1938），卷一八八《摘抄一》，页1上。

　　（五） 袁文新（天启）《凤阳新书》卷一《太祖本纪》：“本姓朱，本祝融。祝融，帝颛顼子，为帝喾火正，有大勋于天下，故别为祝融。在国臣〔柯〕仲烱言：‘……太祖定鼎金陵，则祝融之故墟也。故建国号“大明”，其有祖也。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所以我太祖以大明建国，亦以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历，以示三纲五常，以昭日用，以引趋光而避凶，此皇明治天下，潜移默化之大旨。所以四海来朝，亦以是赐之耳。知此道者，其可以语我太祖取号“大明”之秘义乎。’”《凤阳新书》为明季修纂的太祖家乡新志，卷一描述朱元璋出身系以儒家经典观点作解释，显示代表官方的儒士立场。首言朱姓出祝融，祝融系帝颛顼子，为帝喾火正，此处采自解缙（1369—1415）编撰的《帝典》，烘托附会朱元璋的出身，作为对其神化的第一步。柯仲烱未悉何人，所引述其对国号“大明”的解释：“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以下十数句，亦系采自儒家经典与阴阳五行方位的理论。例如明是光明，合日、月二字，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多年来“大明”和“日” “月”都是朝廷的正祀，为历代王朝所重视。此外，根据阴阳家的推论，南方为火，祝融为南方之神，色赤，北方是水，神是玄冥，色黑，新朝建都金陵，是祝融的故墟，正好克制起自蒙古大漠，在北平建都，五行属水的元朝。这种以阴阳化的儒家理念作为国号的解释涵盖朱元璋以“火德王”的成说， 但并不吻合明朝开国的宗教背景与历史事实。《凤阳新书》有天启元年［1621］刊本。解缙《帝典》已佚，内容见解缙：《明帝典题词》，载《解学士文集》,《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1987）卷十六，页1上—1下。有关儒家经典及阴阳学说对“大明”的诠释参吴晗：《朱元璋传》，页142—143。

　　以上各则解释都不能成立。清朝入关以后，世祖（1664—1661在位）顺治四年（1647）即下诏纂修明史，经历康熙(1662—1722) 、 雍正 (1723—1735) 三朝，时断时续，至乾隆 (1736—1795)元年始完成。但有关资料未见纂修诸臣讨论明朝国号的记载，因此《明史·太祖纪》但言“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见《明史》卷二，页19。关于清初官纂修《明史》的经过及对史事撰述的讨论，详李晋华：《明史纂修考》（《燕京学报》专号）之三（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此处去“大明”为“明”，当系以清朝独大称为“大清”，不便称明为“大明”之意。明清间参与纂修明史的名学者如钱谦益及潘柽章, 虽曾分别著述考证名作如《太祖实录辨证》及《国史考异》，但并未对明国号的来历及取义作出解释，因此这个问题便要等待到民国以后才获得解决。

四 近代学者对“大明”国号的阐释

——和田清、吴晗、杨讷及其他

研究这个问题以前东京大学著名学者和田清（1890—1963）为先锋。他在1923年出版的《东洋学报》卷十三第二期首先发表《明の太祖と紅巾の賊》一文，在详叙朱元璋的崛起与韩林儿的白莲教红巾军的关系之后，推论明国号的来历及取义，认为新朝的命名沿承韩氏的宋政权，“大明”之号应该是大宋王朝的转型。他引述《宋史·太祖纪》卷一建隆元年三月壬戌下云：“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接着又引刘辰《国初事迹》记“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将士战袄、战裙、壮帽、旗帜皆用红色”作为明太祖跟从宋朝开国传统的证据。和田清：《明の太祖と紅巾の賊》，頁278—298。引文见《宋史》卷一, 页6；刘辰：《国初事迹》，页20下—21上。但是和田清后来受到经济史家加藤繁（1880—1946）的影响改变观点，在1931年《史学雜誌》刊佈的《明の国号について》补篇，提出朱元璋可能听从儒生的建议，以儒化的阴阳学观点去定立大明的国号。他引述汉刘安《淮南鸿烈解·天文训》“何谓五星”一则说：“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根据此说，朱元璋起兵于南方，从阴阳方位来讲，正是火德炎帝之位，炎帝辅佐“朱明”以统治天下，明朝的国号出此。和田清: 《明の国号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42编第5号（1931年9月）, 页70—75。引文见刘安：《淮南鸿烈解》,《集成》本（长沙商务,1937）卷三，页77。这个论点独树一帜，但未免陷于偏颇臆测，与历史事实不协调，学者多不接受，跟着著名的中国明史学者吴晗便发表阐释明朝国号的《明教与大明帝国》论文。

吴晗首先征引赵翼叙述历朝建立名号的原则，认为朱元璋即帝位后立国号为“大明”无前例可援，官史亦未作解释，事非寻常。因此从元末韩山童率领红巾军起义抗元，韩林儿建立宋国，号小明王的史事探索，指出朱元璋侍奉韩氏政权为红军正统，奉其正朔，至韩林儿死而开国，但登基后隐瞒其起于红军，更讳言曾臣于小明王，故此建立新的名号。“大明”何义，由于官修《元史》及《明太祖实录》隐讳明初事迹，无法可知，只能从记载测度。吴晗因此从韩氏父子的“明王”称号着眼，与历史上的明教连接，谓明王源于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主张明朝国号出于明教。吴文已见页5注②引；又参《朱元璋传》，页142—143。

这些论点无疑深受法国学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王国维（1877—1927）、陈垣（1880—1971）及牟润孙（1908—1989）对摩尼教（Manichaeism）在中国发展的研究所影响。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所创，杂糅祅教（Zoroastrianism）、基督教及佛教而成。最高主神为明尊（Father of Light/ Radiance），下有多个明使，摩尼为其一。主要经典为《二宗、三际经》。二宗指明与暗，即善与恶；三际指过去、现在和未来。世界初际明暗对峙，互不侵犯；中际明暗交糅，反复争斗；后际斗争息灭，明暗各归本位。明使在中际奉主召唤出世为明王(Prince of Light/ Radiance)，种十二明王宝树，使“教化众生，令脱诸苦”。摩尼随即创设教会、建教堂以管理信徒，成员分教主、传教师、主教、选民、听者五阶级。选民、听者指僧侣与信徒。僧侣需要遵守“三封”和“五令”的戒律始能上天堂。“三封”为口封、手封和胸封，指口、手、思想三戒。“五令”为尊敬圣灵，乐于斋戒，不说谎不杀生不吃肉，遵守洁净安贫的律则，尊敬谦让仁慈。信徒可以结婚及拥有财产，但要遵守“十诫”：不拜偶像，不谎语，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行邪道巫术，不二见，不惰，每日四时（或七时）祈祷。生活俭朴，纪律极为严格。见沙畹、伯希和著（1911—1913）,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上海商务，1933）;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 《亚洲学术杂志》第11期(1921)，页1—12；陈垣:《摩尼教入华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4月) ，页203—240；及牟润孙:《宋代之摩尼教》,《辅仁学志》第7卷第1、2期 (1938年12月)，页125—146。关于摩尼教的教义，除前注征引论著有关章节，见Samuel N.C. Lieu,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1;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1987）第2篇：《摩尼的二宗三际论及其起源初探》, 页12—34；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第2章《摩尼与摩尼教》。

史称摩尼教于唐高宗时自回鹘传入中国，具体时间为唐武后延载元年（694），至武宗会昌三年（843）被禁断，改称明教或末尼教。唐末五代明教徒重现，从海道入福建至浙江活动。宋真宗（998—1022在位）时依附道教，典籍被编入《道藏》。徽宗政和四年（1114）一度查禁温州明教斋堂，南宋时明教与佛教及释门秘密会社交流益盛。吴晗推论宋初明教已与佛教之弥勒佛传说及白莲社合流，在元代广泛流传，与渗入弥勒佛的白莲教成为江淮民众蜂起抗元的宗教会社组织，由是演绎韩山童父子创立的宋国与明教的关系为明朝国号作一新解。由于作者当时处于抗战的昆明，图书缺乏，引文皆采自前述旧作，产生不必要的错误。

　　吴晗首先据《摩尼教残经》、李肇《唐国史补》、《新唐书》及南宋志磐（？—1275）《佛祖统纪》（咸淳五年［1269］成书）等记载，列举明教徒的特征：白衣白冠，斋食，日晚食，屏奶酪，不奉像设，不事鬼神，死则裸葬。又引《宋会要·刑法》及南宋宗鉴《释门正统》（嘉熙元年［1237］成书）谓教徒除摩尼《二宗经》外又诵念佛教经文及绘画佛像。前者列出《讫思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等二十类“道释经藏并无明文该载，皆是妄诞妖怪之言”的经文。后者又出示朝廷查禁之“不根经文”，如《佛佛吐恋师》、《佛说啼泪》、《大小明王出世经》数种（《佛祖统纪》引此）。吴晗以此等“不根经文”为明教经典，不悟其中不少实为释门异端教派的经文（详后）。参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摩尼教残石经一”释文》，页217—229；李肇：《唐国史补》（台北：世界书局，1959），页66；欧阳修纂：《新唐书》（中华, 1986）卷二一七下，页6126、6133；徐松编辑：《宋会要辑稿》（中华，1959）《刑法》2:78，页6534; 宗鉴：《释门正统》，《〔大日本〕续藏经》（上海商务，1923）第1辑，第二部，第五册，卷四，页412下—413上; 志盘:《佛祖统纪》,载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主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所,1924—1932)第2035号，卷三九，页370上。明教被禁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杜佑（735—812）《通典》引敕称“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自武宗会昌征讨回鹘屠杀明教徒后，明教便变为秘密结社，攀附佛道以图幸存，教旨暗晦，名称亦改。吴晗据《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记贞明六年(920)陈州妖贼毋乙自立“上乘宗”起事，其众“不食荤茹，揉杂淫秽，宵聚昼散”，及《佛祖统纪》称其徒“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其上”，认为这是明教与释教大乘、三阶宗派混合的一例。见杜佑：《通典》卷四〇《职官二二》，《十通》本（上海商务，1936），典229下；薛居正等纂修：《旧五代史》卷十《梁书十·末帝纪下》（中华, 1976），页144；志盘:《佛祖统纪》,卷四二，页391上。北宋末至南宋初宋金交战，社会动荡，明教活跃闽浙地区，每与道佛异端秘密会社结合，在地方滋扰生事，官方统称为左道、妖贼、妖教，或举其特点为“吃〔食〕菜事魔”。其时反叛作乱被称为“魔贼”者甚多，著名者为徽宗宣和二年（1120）方腊（？—1121）、吕师囊于睦州、台州起事，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王念经起于信州，绍兴三年（1133）余五婆起事于衢州，及十年（1140）东阳县魔贼起事等。吴晗以此等扰乱者俱为明教徒，又引述方勺（1066—1141后）《泊宅编》记方腊起事“以红巾为饰”，以为系因其教糅杂祆教佛教，祆教之火神色尚红，而佛教净土宗之阿弥陀佛又属红色之故。又谓由于白莲社崇奉阿弥陀佛，认为明教之与白莲社混合或早在北宋时已开其端，并随与出自净土宗之弥勒佛教混合，至元末遂有红巾军之全面爆发反元。见方勺：《泊宅编》（中华，1983）卷五，页28—31；庄绰：《鸡肋编》，《集成》本（上海商务，1936）卷上，页9—10；李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商务，1956）卷三二，页631；卷三四，页667; 卷六三，页1082; 卷六五，页1109; 卷一三八，页2224;卷一六一，页2615。关于方腊起事的研究及有关史料，详Kao Yukung, “A Study of the Fang La Rebell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4(19621963):1763; idem,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the Fang La Rebellion,” ibid, 26(1966):211240。

　　吴晗摘录高宗时庄绰《鸡肋编》、洪迈（1123—1202）《夷坚志》及陆游（1125—1210）《老学庵笔记》等记载说明明教徒及其在官府禁制下与其他秘密会社结合活动。各作者皆以“吃〔食〕菜事魔”为明教徒的首要标志，如庄绰言“事魔食菜，法禁甚严。……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其魁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亦诵《金刚经》……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见庄绰：《鸡肋编》卷上，页9—10。《宋会要·刑法》记绍兴十一年（1141）敕申明对明教的禁令言：“吃菜事魔，或夜聚晓散，传习妖教者绞，从者配三千里，妇人千里。”《佛祖统纪》引《夷坚志》记明教在闽南活动又言：“吃菜事魔，三山尤炽。为首者紫帽宽衫，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所事佛衣白，引经中所谓白佛，言世尊，取《金刚经》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为第五佛。……出家称末魔尼，以自表证。其经名《二宗、三际》……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尸以葬。”见《宋会要辑稿》《刑法》2:112, 页6551; 志盘:《佛祖统纪》 卷四八，页431上—431下。吃菜指斋食，魔盖指摩尼，其所描述的诚为明教徒习尚，不过明教徒混杂不少佛门异端宗派结社，故此“吃菜事魔”一词未必尽指活跃其间的明教徒。（见后）事实上，据陆游于孝宗乾道二年（1166）上《条对状》透露，淮南至江西福建一带有数类妖妄邪人，淮南谓之二会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名号不一，明教尤甚，可见当时处境。见陆游： 《渭南文集》，《丛刊》本，卷五，页7下—9上。宗鉴《释门正统》对南宋时明教与佛教异端宗派共存的情况诋斥至力。《佛祖统纪》于书末《事魔邪党》条描述摩尼、白莲、白云三派下注引《释门正统》言：“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今摩尼尚扇于三山，而白云、白莲处处有习之者。大低不事荤酒，故易裕足，而不杀物命，故近于为善。愚民无知，皆乐趋之，故其党不劝而自盛。甚至第宅姬妾，为魔女所诱，入其众中，以修忏念佛为名，而实通奸秽。有识士夫，宜加禁止。”见志磐:《佛祖统纪》,卷五四，页475上。吴晗在未仔细审察史实下随加按语，谓此三派为佛教徒并斥为“事魔邪党”，言其习俗与修行均托于佛教，则三派之混合已久可知，加强其对明教与道佛宗派合流的推论。

　　吴晗根据《元史·顺帝纪》详述元末弥勒、白莲教徒起事抗元，但由于他对明教在发展中与二教派的合流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以及需要确立大明国号出于韩林儿父子“明王”的称号，他对官史记载韩山童为白莲教徒，宣传“弥勒佛下世”的千禧年宗教口号，及其子林儿被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建国号宋”的史料来源提出独特的解释。首先，《元史》只记载“弥勒佛下世”，未见“明王出世”，而迟至明万历高岱《鸿猷录》及何乔远（1558—1632）《名山藏》始见“弥勒佛下世”与“明王出世”口号连在一起。见高岱：《鸿猷录》,《集成》本（上海商务, 1939）卷七，页12；何乔远：《名山藏·天因记》(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崇祯原刊本，1971), 页1上。吴晗由此推想，以为明初官史讳言朱元璋曾臣于小明王，故此隐讳林儿父子倡言“明王出世”。但事实上韩山童倡“明王出世”之说，子林儿继称小明王，则山童生时必以大明王自称，此为韩氏父子本为明教徒，或至少孱入明教成分之确证，而朱元璋承大小明王之后，因亦建国号曰“大明”。此为作者的推理逻辑。不过，《元史》明言韩山童父子为白莲教世家，又何以交代？吴晗前此屡言明教早与弥勒、白莲教合流，故此山童父子为白莲教世家亦可称明王，但作者于此则言《元史》以外，元末明初之私人记载如徐勉《保越录》、权衡《庚申外史》、叶子奇《草木子》及刘辰《国初事迹》记韩氏父子及其徒事迹都称为红军，为红巾，为红寇，为香军，而无一言其为白莲教者。见徐勉之：《保越录》，《集成》本（长沙商务, 1939）卷一，页1；权衡：《庚申外史》,页58—59；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页50—51；刘辰：《国初事迹》，页20下—21上。因此，结论是：“《元史》之记，盖明初史官的饰词，欲为明太祖讳，为明之国号讳，盖彰彰明甚矣”，以史官隐讳朱元璋之出于韩氏政权解释记载抵牾之故。

　　至于朱元璋为何取“大明”为国号？吴晗的推论是朱元璋在得到浙东儒生、豪绅的护持建立王朝后，为笼络宋主红巾军旧部、徐寿辉、陈友谅降将，又为迎合民心，均不能放弃“明王出世”之说。建大明为国号，一以表示其承小明王而起，一以宣示“明王”已出世，使后来者无所借口。此外，吴氏以为“大明”之号，又可从儒家教义（“明”义为光明，礼有祭祀“大明”），或甚至从阴阳五行学说（南方为火，北方属水，朱元璋起于南方，蒙古建都北陲，故此翦灭元朝为以火克水，以明制暗）作解释，满足多方面人士、集团的要求。见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页262；《朱元璋传》，页142—143。吴晗对大明国号的解释虽然推论多于扎实考证，但是颇有新意，有时又能自圆其说，在当时尚在探索阶段的明史研究产生相当震撼，学者甚多接受，视为圭臬，而外国汉学家亦依从其说，以摩尼教的“光明之王”诠释明朝的国号，将“明王”译作Prince of Light/Radiance, “明”国号译为“Light”，“Bright”,或“Radiant”，迄今未改。参John W. Dardes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essianic Revolt,” pp. 539,543; DMB, vol.1, pp.382385; Edward L. Dreyer, Early Ming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p. 2;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 pp. 552, 558等。

　　中外学界对吴晗的论说提出质疑，始于70年代，但最初其焦点不在明朝国号的来源问题，而是摩尼教在宋代传播的情况，及其与当时闽浙地区结社扰乱的邪教的关系。学者最关注的是南宋初浙江方腊叛乱时，记载报道在闽浙各地，称为“吃〔食〕菜事魔，夜聚晓散，传习妖术”的异端宗教结社徒众，究竟与摩尼教有无关系，或者是哪种宗教教派？日本学者竺沙雅章最先以《喫菜事魔について》为题发表文章，试图厘清国人重松俊章先前把庄绰、陆游、王质，以至《释门正统》、《佛祖统纪》所记载的“吃〔食〕菜事魔”不法滋事分子，视为崇拜魔尼神的明教徒。竺沙悉心分析史料，一方面指出自徽宗宣和二年禁制后，明教在南宋闽浙地区的影响力没落，“吃〔食〕菜事魔”者之魔并非魔尼神，而是地方邪教信徒的宗师，“魔”是非难骂人的咒语，教徒本身并不使用如此称号。另一方面，指出孝宗乾道（1165—1173）初年王质（1127—1189）上《论镇盗疏》，说此等信徒“其术有双修、二会、金刚禅，而其书则有《佛吐〔恋〕心师》及《小大明王出世〔经〕》(按《释门正统》及《佛祖统纪》作《大小明王出世经》)”等，实则都是被正统释教视为佛门异端的团体。若以前二释传的记载演绎，将之视为明教徒是大错误。因此，竺沙认为吴晗试图说明白莲教早与明教混合，而朱元璋受韩氏父子宣扬明教的影响，以“大明”为新朝的国号难以成立。詳竺沙雅章：《喫菜事魔について》，載青山博士古稀紀念會主編:《青山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 (東京：省心書房，1974），頁239—262。重松俊章:《唐宋时代の末尼教と魔教問題》，《史淵》第12号（1936），页85—143。王质《论镇盗说疏》载所著《雪山集》，《四库》本，卷三，页6上—12下，引文见页10下—11上。

　　1980年代初，陈高华接踵，发表《论摩尼教与“吃菜事魔”》一文，详细分析王质《论镇盗疏》与吴晗商榷。作者虽然引述竺沙有关明教在江南流行的情况，但似乎未参考上述“喫菜事魔”专文，因此其论点与前人之说有补充亦有重复。陈高华引述更多史料，证明王质所描述的“食〔吃〕菜事魔”之徒，是官方要取缔的被正统佛门视为异端教派的分子，魔头指宗师，“魔”系“统治者对各种异端宗教的污蔑性的总称”，其教派名称及所诵的经文皆来自释教，与明教并无关系。他指出吴晗曲解史文，既以“吃〔食〕菜事魔”者为明教徒，而其徒诵持《金刚经》，因此认为王质记述的“金刚禅”为明教的别名。此外，又指出吴晗推论白云宗、白莲社与明教“在南宋初期，已开始合流”的谬误，因为根据经史记载，尽管当时各异端宗派都被官方称为“吃菜事魔”，但彼此之间单独发展，并不存在合流的问题，与竺沙及杨讷的论点相同。不过论文并无谈及大明国号来源的问题。参陈高华：《摩尼教与吃菜事魔——从王质“论镇盗疏”说起》，载《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4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页97—106。又参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 第11篇:《吃菜事魔与摩尼教》，页135—144。

　　此外，吴晗强调的“明王出世”千禧年宗教思想，其实并非始于摩尼教然后传入中土，“明王”一词早见释典，净土宗经典之“光明之王”便指佛陀，已见三国时支谦翻译的《大阿弥陀经》（详后），而稍后敦煌出土的隋唐释典经卷续有类似说法。上世纪70—80年代外国汉学家曾作探究，例如意大利学者Antonino Forte在1976年出版研究唐代的政治宣传及理念的专著，便报道《普贤菩萨说证明经》（隋开皇十四年［560］编成）已提到弥勒佛的“明王出世”口号。在1982年，杨讷文面世前一年，荷兰的许理和（Eric Zürcher，1928—2008）又撰文认为同时代的《首罗比丘经》及《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所说的明王“月光童子”下凡救世，就是“明王出世”之意。以上参Antoni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 1976),pp. 271280; Eric Zurcher, “‘Prince Moonlight’, 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T’oung Pao LXIII(1982):3436; B. J.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Leiden:E.J. Brill, 1992), pp.115123。这些论证足以说明这种千禧年的思想早在佛教的经典出现，并非摩尼教、明教的肇创，吴晗的论说便进一步受到挑战。

1983年，杨讷根据其历年编纂元末农民战争的史料，在《历史研究》发表专文探讨元代白莲教与农民战争的关系，因而对吴晗倡言宋元时明教已渗入白莲教，以及“明王出世”与“大明”国号有密切关系的论述作出检讨。杨讷对于吴晗认为宋元时明教已渗入白莲教，韩山童是明教徒，其宣传“明王出世”作为抗元的口号源于摩尼教，因此山童以“大明王”自居、子韩林儿称“小明王”，而朱元璋继承大小明王的宋政权，亦以“大明”为国号的推论犯了严重错误，对其论证及方法提出全面驳斥，从而否定其对明朝国号的阐释。杨讷的评论主要从分析史料入手，暴露吴晗引文的疏漏，诠释的失当及错误的判断，但他本人并无引述前人对吴氏类似的批评，因此其论析应该是个人解读的创见。详见页5注②引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评论见杨讷：《元代白莲教》。

　　杨讷首先对吴晗提出“明教之久已合于白莲教”的说法加以辨正，指出他以宗鉴《释门正统》所解说摩尼教、白莲、白云三派的关系（已见前引）作为立论难以成立。按吴晗在引宗鉴原文后说：“由此知三派皆佛教徒并斥为事魔邪党，不事荤酒，不杀物命，修忏念佛，均托于佛教，则三派之混合已久可知。”杨讷认为推论欠缺周密，因为三派有共同点并不等于三派混合，而《释门正统》和《佛祖统纪》对摩尼、白莲、白云三者都分别很清楚。因此不管明教与白莲教如何相似，只要明教仍崇奉摩尼佛，它就不会与崇奉阿弥陀佛的白莲教混合，得不出三教已混合的结论。因此，吴晗认为韩山童父子是明教徒的大前提便出了问题。关于吴晗不接受《元史·顺帝纪》及《张桢传》记载韩山童为白莲教徒，提出元末明初的私人如徐勉、权衡、叶子奇及刘辰《国初事迹》记韩氏父子及其徒事迹都无一提其教派作为理据，并解释说《元史》的记载是“明初史官的饰词，欲为明太祖讳，为明之国号讳，盖彰彰明甚矣”，杨讷认为是强词夺理，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支持下，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事实上，吴晗试图以明教推论明国号的来源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元末明初的著述中仅见韩林儿称“小明王”，其“明王出世”口号《元史》无载，只见于明中叶以后高岱所著《鸿猷录》及何乔远之《名山藏》，两书对此未作解释，但都说韩山童为白莲教徒，可见“明王出世”一语应该与佛教有关。他所以用大量篇幅论述“明教之久已合于白莲教”，目的是把“明王出世”口号与明教衔接起来，从而把明教经典视为“大明”国号的出处。但事实上明教并没有与白莲教混合，因此杨讷认为不能用明教经典来解释白莲教徒宣传的口号，而“大明”国号来自明教的推论便不攻自破。

　　作为公开批评吴晗这篇文章的第一人，杨讷进一步暴露吴晗史学方法的失误以为学者殷鉴。他说鉴于《明教与大明帝国》几十年来在国内外史学界具有较大影响，有必要说一说贯穿于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问题。他认为吴文提出的课题是要探索《鸿猷录》、《名山藏》所记“明王出世”口号（文章认为“大明”国号由此转来）的出典，但既然高岱、何乔远都同《元史》编撰者一样说韩山童是白莲教徒，正确的途径就应该从白莲教的教义及其历史发展寻找“明王”的来历，然而吴文并不依循史籍提供的线索，而是径由叙述明教的传播入手，这是因为作者先已认定“明王”出自明教的缘故。文章尽管广征博引，但在几个主要点上则是架空的。例如，为了说明“明王出世”口号来自明教，文章把韩山童说成是明教徒，但用以证明他是明教徒的全部证据，却只有“明王出世”口号。又如，文章大力论述明教早已混合于白莲教，显然是以承认韩山童是白莲教徒为前提，但又说记韩山童为白莲教徒乃是史官的“饰辞”。这样，在主要点上文章所提供的论据，正是有待证明的论点，而文章加以否认的东西，却是它展开论述的前提。杨讷说吴晗是一位正直笃实的学者，但说这篇论文是一篇年轻学者急于求成的“急就章”，其研究方法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而是滥用胡适派“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在这个方法的支配下，作者为了“求证”自己的“假设”而忽视对史料作客观的分析，结果必定走向主观臆断。在19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杨讷对史学权威吴晗如此剧烈彻底地批评，无疑是很个大胆的尝试。杨讷于《元代白莲教研究》页162—163对评论略有修订，删去吴晗受胡适派“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的影响的语句，但维持其原来见解。

　　最后，杨讷交代韩山童的“明王出世”口号的可能出处。他认为应是来自白莲教徒诵读的主要经典——三国时代支谦翻译的《大阿弥陀经》。“明王”就是阿弥陀佛，他征引的一段经文既言“光明之王”又包括“大明”一词。经文云：“佛言：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绝殊无极，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而为诸佛光明之王，故号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超日月光佛。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再者，他指出南宋白莲教的宗师茅子元曾撰《弥陀节要》，白莲教既言宣扬“弥陀出世”，而阿弥陀佛是“诸佛光明之王”，“弥陀出世”自然就是“明王出世”。白莲教徒韩山童所倡言的“明王出世”因此只能出自他本教的经典，不可能来自他教，这点从宋元白莲教的教义和历史发展来看便不难明白。杨讷以为这段经文应是朱元璋国号“大明”的出典。这是因为元璋年青时曾从释氏，关注佛教，对《大阿弥陀经》一类普通佛教经典和韩林儿“小明王”称号的出典不会无知。他从经文撷取“大明”二字为国号，意味向臣民表示在经历一次人民“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讨张士诚令》）的大动乱后，新王朝的建立是光明世界的来临，从此天下“大明”。就朱元璋个人言之，亦未尝不是对自己出身佛徒的一个纪念，因为从古以来由和尚而掌有天下的仅他一人，如果真有“诸佛光明之王”问世，这个“明王”舍他其谁！杨讷引支谦译《佛说大阿弥陀经》经文系据宋王日休编辑，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64号，页327下。朱元璋撰《讨张士诚令》载《皇明诏令》卷一，页1上—3下,引文见页1下。这个论点，从朱元璋的出身、与佛教的渊源及开国事迹来看，相当合情合理而且证据扎实。

　　1985年，在竺沙雅章、陈高华著作的基础上，研究摩尼教的旅英华裔学者刘南强(Samuel N.C. Lieu), 在其专著《后罗马帝国及中古中国之摩尼教》一书中所描述元明时期摩尼教在中国的发展，对吴晗的曲解“明王出世”出于明教教义又提出有力的批评。刘君同意上述两位的论证，认为吴晗推论明教在南宋已有显著的发展并融入佛教，主要为高宗时庄绰《鸡肋编》、孝宗时陆游《条对状》、王质《论镇盗疏》，及正统释典如宗鉴《释门正统》及志磐《佛祖统纪》的记载误导，将绍兴初方腊叛乱，在浙江呼应的“食菜事魔”之徒解释为崇奉摩尼佛的明教徒，因而把王质、宗鉴等所载录，列入“不根经文”者十余种之一的《大小明王出世经》（按王质引文作《小大明王出世〔经〕》，吴晗从《释门正统》转引作《大小明王出世经》）作为明教经典，视为“大明”国号的来源。实则，这些都是属于与二会子、金刚禅等一类（见陆游《条对状》），被当时正统释教贬斥的佛门异端团体的经文，与明教无关，而现存摩尼教的经籍亦无一与前书所列者雷同。由此看来，吴晗依赖的以《大小明王出世经》为明教经籍作为“大明”国号的论据，“便随而解体”，为杨讷的论证作出补充。不过刘君并无推测明朝国号的来自及文义。见Samuel N.C. Lieu,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pp.260264。

　　总的来说，在杨讷前后发表的中外论著，已经提供充分证据显示“明王”来自释典的弥勒佛“明王出世”观念，在中古时期产生很大政治作用，并非出于摩尼教的“光明之王”，但并无讨论到明朝国号的来历如何与这些释典发生关系。因此，杨讷的论著是唯一全面驳斥吴晗对明国号的曲解并提出强有力见解的，对学术界无疑产生很大的震撼，但因为大陆的明史学界长期受到政治的困扰和吴晗的学术权威所影响，虽或私下接受其见解，并无根据所论公开否定吴晗之说。甚至有些提出质疑，主要是关于白莲教与明教的关系及韩山童是否为白莲教徒的问题，并未涉及“大明”国号的来源。例如马西沙认为韩山童虽然信仰弥勒佛但不是白莲教徒，将他所隶属的教派定为烧香的“香会”，又说香会是摩尼教与弥勒信仰的混合教派，无疑与吴晗持同一论点。此外，又有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李尚英以为白莲教在元末的形成过程学者尚存分歧，吴晗认为白莲教是白莲社与明教混合的产物，而杨讷则以为白莲教与明教互不相涉，前者后来因渗入弥勒净土信仰而改观，彼此都有一定道理，若将两种意见糅合在一起似更加全面。杨讷据其所说逐一驳斥，肤浅之论难以立足，亦未再有回应。参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页163—173，引马西沙：《民间宗教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页51—58; 及页181—183引李尚英：《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宗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页11—12。

　　杨文面世后比较严肃的商榷来自台湾的王见川。他在1992年出版的《从摩尼教到明教》一书基本上同意杨讷认为韩山童父子系白莲会社的教徒，其“明王出世”口号应该出自白莲会教徒诵读的经典。这部经典杨氏以为是《大阿弥陀经》。不过，王氏认为韩山童隶属的并不是正宗的白莲宗或社，而是元中叶假冒白莲之名推行“弥勒下生”信仰的一种结社。他们诵读的经典是金刚禅等佛教异端团体所诵的《小大明王出世经》。因此，这应该是“明王出世”口号及“大明”国号的来源。见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页334—344。王君持论看似有理，但仅以《元史·顺帝纪》记载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一语，去推论韩山童为异端白莲团体一分子证据很薄弱，而就算这些异端之徒诵读《小大明王出世经》，亦不足证明这是“明王出世”口号及“大明”国号的出处。这是因为“明王”一词已早见净土宗经典，而《大阿弥陀经》为释门僧侣及信徒所熟习，故无论韩山童的“明王出世”口号何来，朱元璋出身释门，游荡两淮，广泛接触佛教教派，自然熟悉净土宗的主要经典，因此杨讷建议的“明王出世”口号及“大明”国号的来源还是有相当说服力。但是他的论证仍未得到广泛认同发挥影响。中国学者不论，专研白莲教历史的荷兰学者田海(Barend J.ter Haar),虽然承认韩山童为当时已渗入弥勒净土信仰的白莲教徒，与明教无关，排斥吴晗的言论，却推测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源于韩山童“大明王”的名号，借此取代韩氏家族统治的“正当性”。有点不伦不类。近年续出以英文写作的明代史籍，仍然延续吴晗的错误，接受明朝的国号出于明教的说法,有待修订改正。见B. J.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pp.115123; Edward L. Farmer,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The Recording of Chinese Society following the Era of Mongol Rule（ Leiden:E.J. Brill, 1995), p.32; F.W. Mote, Imperial China, 五 太祖以“火德”王的问题

　　上节言朱元璋在《初即帝位诏》宣称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即是蒙古大汗），入中国为天下主，这个宋运指赵宋之运，而小明王的“宋”根本没有提到，意味其政权并不在继统之内。既然赵宋之运已终结，然则与宋朝息息相关，作为政权的正当性的象征的“火德”是否随而被摒弃？根据史乘，其实不然，当上皇帝的朱元璋仍然崇尚火德, 但意义有所不同。下面先举《明太祖实录》收录的几则官方记载。

（一） 洪武元年八月辛巳（1368年9月25日）：“大将军徐达遣使献《平元都捷表》至京。曰：‘五百年而王者兴。典仰圣人之在御，大一统而天下治。……钦惟皇帝陛下，天赋圣神，德全勇智，握赤符而启运，仗黄钺而兴师。’”《实录》卷三四，页616—617。 这篇《平元都捷表》充满谀词，是徐达（1332—1385）及常遇春（1330—1369）等率师攻陷元朝京师大都，迫使元顺帝偕眷仓皇出亡返沙漠所上奏书，其中“握赤符而启运”一句，“赤符”便谀指太祖拥有火德的符瑞而开国王天下。

　　（二） 洪武二年二月庚辰（1369年3月23日）：“故元丞相也速侵通州，时……守兵单寡，通州城中亦不满千人。也速将万馀骑营于白河。守将曹良臣曰：‘吾兵少，不可以战。彼众虽多，然亡国之后，屡挫之兵，可以计破。’乃密遣指挥仵勇等于沿河舟中各树赤帜三，亘十馀里，钲鼓之声相闻。也速望之惊骇，遂引兵遁去。”《实录》卷三九，页791。这里言驻防通州的明朝守将，在面临北元蒙军压境，将微兵寡之际，想出骇敌妙策，在通州沿河舟中各树赤帜三，亘十余里，钲鼓之声相闻，敌人果然中计，以为有援军至而退兵。“赤帜”便是“火德”的展现。

　　 (三) 洪武三年五月辛亥(1370年6月17日)：“诏考历代服色所尚。礼部奏言：‘历代异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饰尚黄，旗帜尚赤，宋亦尚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以为治，服色所尚，依赤为宜。’上从之。”《实录》卷五二，页1026。按此次太祖诏谕众臣考定历代所尚服色以订立本朝服色为典制，而礼部奏言因宋尚赤，推定依赤为宜，由此可见所崇尚的是延续宋朝的火德。

　　(四) 洪武十五年正月辛巳（1382年1月15日）：“初，上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乐章，至是……其一奏《炎精开运之曲》，曰：‘炎精开运，笃生圣皇。大明御极，远绍虞唐。’……五奏《振皇纲之曲》，曰：‘周南咏麟，卷阿歌凤凰。赫赫我大明，德尊踰汉唐。’ ”《实录》卷一四一,页2219—2220。按太祖指谕重制九奏侑食乐章，显示对古礼的重视，而臣下所奏“炎精开运，笃生圣皇”，“炎精”为火德，因此明显表示太祖以火德王天下。

　　又有三数其他官方或代表官方的资料补充说明。

（一） 朱元璋《明太祖集》卷五《与元幼主书》：“今我朝炎运方兴之时，若违天命而来犯，恐自就囚也。”见朱元璋：《明太祖集》（黄山书舍，1991），页79。关于元顺帝死讯的报道，见《实录》卷五三，页1044—1045。爱猷识理达腊及脱古思帖木儿的传记见《明史》卷三二七，页8463—8467。又见Edward L.Dreyer 撰传, DMB, vol.1, pp.15, 17;12931294。《明史》误称脱古思帖木儿为爱猷识理达腊之子。有关顺帝的世系，详高文德、蔡志纯编著：《蒙古世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9），页24、112。按元幼主指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的儿子脱古思帖木儿（1342—1388），其兄为顺帝次子爱猷识理达腊（元昭宗，1370—1378在位），兄死后嗣汗位，年号天元，在位凡十年。太祖此书约撰于洪武三年（1970）七月，在获悉元顺帝死于应昌之后，恐其子嗣率蒙古兵骑扰边，因此需要预先警告。这里言炎运方兴，明确指出国朝火德当运，天命所钟，若果来犯将自食其果。

（二） 徐一夔等纂《大明集礼》卷四八《乐·钟律篇》“火德去羽”条：“周以木德王天下，故《周官》旋宫之乐……未尝及商者，避其所克而已。……宋祫享之乐亦去商，是不知去商者周人之制而已，以周人之制推之，则宋以火德王天下，论避其所克，当去羽音。……今国朝以火德王天下，与宋同避其所克，则亦当去羽。”按阴阳五行之说，五行配五音，土为宫音，金为商音，木为角音，火为徵音，水为羽音。周为木德，金克木，故当避与金德相配的商音。宋为火德，水克火，故当避与水德相配的羽音。明朝亦为火德，故亦当去羽音。又明初“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乐章”，其一为《炎精开运之曲》，谓“炎精开运，笃生圣皇”。徐一夔纂、李时重修：《大明集礼》，《四库》本，卷四八《乐·钟律篇》“火德去羽”条，页40下—41上。这里言明初礼官议乐律，以本朝与宋同以火德王天下，应据《周官》乐制阴阳五行配五音之说，与宋同避其所克，按周为木德，金克木，故当避与水德相配的羽音。《大明集礼》成书于洪武二年，为御制的礼书，此言“国朝以火德王天下”，应是皇帝核许的宪制。

（三） 殷奎《强斋集》卷五《圣节表》：“以火德王天下，交龙开受命之符；生圣人主中原，夹马纪发祥之迹。”此贺圣节表系殷奎（1331—1376）为陕西甘肃卫总兵宋国公冯胜（1330—1395）拟作。殷奎于洪武五年至九年(1372—1376)为咸阳县儒学教谕，因此贺表应撰于这个时期。冯胜为国初名将，后迁魏国公。按太祖对恭贺文字规范甚严，曾多次颁布表笺格式，违者处以重刑，造成不少文字狱案。殷奎：《强斋集》卷五,《四库》本, 页12。殷奎传见卢熊诸：《故文懿殷公行状》，载同前书卷十《附录》，页24上—28下。冯胜传见《明史》卷一二九, 页3795—3796; Chaoying Fang撰传，DMB, vol.1, pp. 453—455。太祖朝文字狱案详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载同作者：《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页1—33。此言“以火德王天下”，当系太祖已经制定或颁布的成宪。

　　此外，永乐时刘辰《国初事迹》又记：“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将士战袄、战裙、壮帽、旗帜皆用红色。”刘辰：《国初事迹》, 页20下—21上。按刘辰为朱元璋晋升吴国公时(1361)之幕僚，建文（1399—1402）中为镇江知府，永乐初获荐入局二修《明太祖实录》，事在永乐元年至八年间（1403—1410）。《国初事迹》系刘氏草拟太祖开国事迹进呈史局备修《实录》，由于刘辰地位特殊，对国初事迹熟识，故此其言“太祖以火德王”，正与国初礼官所言吻合，应可取信，不以其书后出而疑其编造，可惜三修《实录》并未采用。刘辰事迹见焦纮：《国朝献征录》（台湾学生书局，1965）卷二六，页3上—3下；《明史》卷一五〇，页4166。刘辰参与编纂二修《明太祖实录》的事实详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页194、195、199。关于永乐重修《明太祖实录》的经过又参页32注①。

　　根据上述引文，无论是“炎运方兴”，“握赤符而启运”，“炎精开运”，或明言“以火德王天下”，出于个人的信仰或政治的需要，朱元璋都明显表示开创天下是得自冥天的“火德”翊助，刻意宣扬作为历史上的定位，配合“大明”国号及“光明之王”之义作为获得天命所钟，成为正当性政权的象征。不过，朱元璋并无遵循前朝规制，宣称在五德终始的循环系统中膺火德之运，其故安在？时人一般认为，“太祖以火德王”不过是朱元璋在反元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个政治策略，其目的是以恢复宋为号召，故宣称继宋之火德，而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无须继续坚持火德之说，于是明朝一代也不再讲求德运，五运说最终丧失其政治功能。这个解释大致正确，但需要补充的是朱元璋个人可以崇信火德，却不能宣布火为明朝的德运，因为在五德终始说里，德运是相生连续的，如宋朝推定为火德作为继承后周的木德， 但朱元璋却无任何继承。他在《初即帝位诏》即言宋运已绝，元朝亦亡，政权是取于群雄之手，隐瞒其曾侍奉小明王韩林儿的宋国，依附龙凤政权以建国立业的事实。这就是为何朱元璋一则宣传以火德王天下，但又不公布以火德为运的德运正序的主要原因。这一来，古代五德终始的循环理论及与政权的配合作为正当性政权的象征，至此便告终结。

六 馀 论

最后尚需探讨，就是朱元璋对火德的态度对其帝王形象的塑造的影响，而究竟明朝后期有无继续讨论本朝德运的问题。关于前者，官史利用火德对朱元璋的神化始于永乐元年（1403）的重修、九年至十六年（1411—1418）的三修《明太祖实录》。当时由翰林学士解缙主导重修的永乐史官，在编纂用于改编建文朝始修的《太祖实录》的开国史料时，便有两则描述朱元璋早年现身时的“红光”神异景象。按《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七，始修于建文元年（1399），董伦等总裁，王绅等纂修；永乐元年（1403）重修，李景隆监修，解缙总裁；九年（1411）三修，姚广孝等监修，胡广等总裁，十六年完成。今仅传三修本。关于《太祖实录》再修、三修之用意，吴晗扼要评云：“固一以迎立建文遗臣之指斥，一以欲隐太祖生前之过举，一以歌颂‘靖难’之举为应天顺人。而其最重最要者，实为‘适出’及伪撰太祖本欲立燕王之故事，以自解于天下后世也。”见吴晗《记明实录》(1948), 重载《读史札记》，页189，详页186—196。又参谢贵安：《明实录研究》，页122—131。解缙传记见《明史》卷一四七，页4115—4123；Hoklam Chan撰传,DMB, vol.1, pp.554558。解缙对重修《明太祖实录》的贡献详同前作者, “Xie Jin (13691415) as Imperial Propagandist: His Role in the Revisions of the Ming Taizu shilu,” T’oung Pao XCI.13(2005):58124。佚名编纂的《皇明本纪》载朱元璋出生及日后的情况说：“上自此生，常有神光满室，每一岁间，家内必数次夜惊，似有火，急起视之，惟堂前供神之灯，他无火。”解缙编的《天潢玉牒》记朱元璋既长，师事沙门高彬于里之皇觉寺，又言：“在寺居室，夜有红光，近视弗见，众咸异之。”两处所言的“红光”便隐喻朱元璋具有火德，作为帝皇超异凡人的征象。永乐十六年完成的三修《明太祖实录》便撮录上述，记云：“上生，红光满室，时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子、丑也。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上遂历游光、固、汝、颍诸州，凡三年，时泗州盗起，列郡骚动，复还皇觉寺。上所居室夜复有数光，近视弗见，僧皆惊异。”见《明本纪校注》，页1；解缙：《天潢玉牒》，《集成》本(上海商务，1937），页3；《实录》卷一，页2、4。由是奠定明太祖的官方帝王塑像的造型。

随后，明人描述太祖皇帝的形象都以火德为根本，而成化黄瑜（1426—1497）《双槐岁抄》卷一“圣瑞火德”条综合闻见，作为明太祖火德的证据：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邃古，贞应之符，有开必先，自尧舜以来，未有若是之盛也。〔一〕初，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钟离东乡，皇妣淳皇后陈氏尝梦黄冠，馈药一丸，烨烨有光，吞之既觉，口尚异香，遂娠焉。及诞，有红光烛天，照映千里，观者异之，骇声如雷。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昳时也。〔二〕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红罗浮来，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红罗幛。邻有二郎神庙，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庙徙东北百余步。〔三〕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向晦将卧，忽煜爚若焚。家人虑失火，亟起视之，惟堂前供神之灯耳。帝王之生，必有圣瑞，章章如此。〔四〕及讨元狄，旗帜、战帽、袄裙皆用红色，盖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五〕既葬仁祖淳后之明年，为至正乙酉，淮楚间童谣曰：“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至即吴王位，元年丁未即羊儿年也。〔六〕明年戊申建元洪武，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宁寺塔忽变红色，自顶至踵，表里透彻，如煅铁初出于炉上，有光熖迸发，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谣云：“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其应如此。未几，元主北遁，而天下一统矣。见黄瑜:《双槐岁抄》,《集成》本（长沙商务,1939）卷一，页1。以上的史文皆有出处，如〔一〕出《皇明本纪》；〔二〕出王文禄（1503—1586）《龙兴慈记》；〔三〕出《天潢玉牒》；〔四〕出刘辰《国初事迹》；〔五〕出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载权衡《庚申外史》及《元史·五行志》；〔六〕出至正二十八年彰德路童谣，载《元史·五行志》。见《明本纪校注》，页1；《天潢玉牒》，页3；王文禄:《龙兴慈记》，载沈节甫编辑：《纪录汇编》卷一三，页2上—2下；《国初事迹》，页20下—21上；权衡：《庚申外史》，见任崇岳：《庚申外史笺注》，页63；《元史》卷五一《五行志二》，页1103。参卢心铭：《元代人民起义与民间歌谣》，《元史论丛》第5辑（1993），页319、325。〔一〕、〔四〕出史官记叙，〔二〕、〔三〕记载传闻，〔五〕、〔六〕来自童谣，而所有提及“红光”或“红色”的都影射朱元璋的火德，可见民间的流传故事皆有来历。但值得注意，黄瑜虽然畅谈太祖火德，并无提到火德与阴阳五行的德运的关系，因此他的描述吻合官方的立场。此外，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英宗（1436—1449; 1457—1464在位）出征蒙古瓦剌部，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偏西）丧师被掳北狩后，谷应泰（1620—1690）《明史〔朝〕纪事本末》报称皇帝曾阴遣使谕镇守裴当，裴当请占吉凶者于卜者仝寅，仝寅说：“庚午中秋，车驾其还乎？计七八年当复辟。午，火德之王也。”故无论是否真有其说，仝寅谓午为“火德之王”，并据此推断英宗将会回銮，这也反映明中叶时人对火德的观念。谷应泰：《明史〔朝〕纪事本末》（中华，1977），卷三五《南宫复辟》，页527，系于代宗景泰三年（1452）七月下。但此事《明英宗实录·郕戾王附录》并无有关记载，史源不详。

不过，明中叶后载籍却出现国朝为土德的说法。此说首见罗玘（1447—1519）的《送益国长史胡君之国序》：“今天子建亲藩，首兴，次岐，又次亦以益鸣其国。封子建昌，于天文其次鹑尾。鹑尾、火位也；火，土母也。国家以土德王，兹封也而冠以兹名也，得无意乎？”罗玘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官至南京吏部侍郎，正德七年（1512）致仕。但是国朝为土德的说法并不见于官史，罗玘之言，若不是一己之见，即反映其时仍然热衷阴阳五行学说的儒士的主张。见罗玘，《圭峰集》,《四库》本,卷六，页22下—23上。罗玘传载《明史》卷二八六，页7344—7345。他们提出土德异说，大概不认为朱明延续赵宋的火德，而是继承其德运，因此根据五德终始说的行序，认为应居土德，而将元朝列入闰位。但万历间张养蒙撰《五德之运考》，谓“我朝受命，有谓其尚火德，有谓其尚土德，纷纷无定”，则知到此时朝野并无讨论国朝德运，而儒士各有所持，互抒己见。由此可知明朝开国以后，德运的确定已不是关乎朝廷正统的首要大事，亦不再是一种庄严的国家典制行为，故此无论是火德或土德，都只是朝野间流传的某些非正式的观点，难怪清人并不知明朝民间尚有德运的讨论，所以清初官修的《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帝运部汇考》记叙历代王朝德运，也就止于女真金朝的土德。见张养蒙：《五德之运考》，载黄宗羲编：《明文海》，《四库》本，卷一二〇，页3上；见《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卷一七〇《帝运部汇考》，页3上—4上。

事实上，自明鼎革以后，阴阳五行的德运说对政治的影响愈益衰微。清朝名号的原出虽然议论纷纭，高宗乾隆帝曾说“皇清发祥大东，东方之色为清”，近代学者有称“清为金一音之转”、“少昊金天氏称父为清，又称土为清”、“大清取以水克明之火”、及“国号出于《书·泰誓》‘永清四海’”各说，但有清一代并未再见讲求德运的记载。按大清国号之本意，清代档案、史籍均无解释，故后人有多种臆测，但都不足为据。有关各说，参见市村瓒次郎:《清朝国号考》,《东洋协会调查学术报告》(东京：东洋协会，1920）第1册, 页139—146; 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4），页300—310；萧一山:《清代通史》（台湾商务，1962修订本）第1册，页186—18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海：新知书店，1947），页620;中山八郎: 《清の国號について》，载《中国史研究》第3号(大阪:大阪市立大学中国史研究会,1963),页1—35；及松村潤:《大清国号考》，载《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页27—35。关于清朝诸帝对五德终始说的态度，高宗作于乾隆二十八年（1773）的《御题“大金德运图说”有序》说得最清楚。 他说：“五德之运，说本无稽……自汉儒始有言五德迭王，遂推三皇五帝各有所尚，后更流为谶纬，抑又惑之甚矣。夫一代之兴，皆由积德累仁，岂遂五德之生克？……元明制度尚黄，不侈陈五德之王，其意甚正。本朝因之，足破汉魏以后之陋说。”见《御题“大金德运图说”序》，载《大金德运图说》，《四库》本，页1上—1下。此文之讨论及英译见Hoklam Chan,Legitimation,pp.144145.《大金德运图说》是金朝宣宗朝官方编纂关于讨论德运的册牍，是历代仅存的一部王朝德运论议的记录，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高宗通过题诗表达对此汉人政治文化传统的否定，立场坚定、理据鲜明，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何清朝不再讲求德运。若果说宋儒是五德终始说的掘墓者，那么清高宗是正式宣布它死亡的判官。参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页190引申前说。不过，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蒙古以“大元”为国号而并未议论德运已开其端，元末徐寿辉与韩林儿皆以“宋”为国号又再恢复火德不啻复辟，到朱元璋开国建立明朝，崇尚火德作为天命所钟的象征但不配以五德转移理论，断绝继统之说为一制度上的大突破，为清人树立楷模。因此，从历代帝王统治者对政治的考虑、意理的取舍，试图建立正当性王朝的模式的过程来看，朱元璋划时代的决定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

本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0期，2009。第二篇 俞本《纪事录》与元末明初史料一

世

之治元明易代史事者谅识俞本其人，主因其为研治此一时期历史必须参考之别史《纪事录》作者，然而今日大多史家皆透过明史巨擘钱谦益（牧斋，1582—1664）编纂之《开国群雄事略》或称《国初群雄事略》，及其名著《太祖实录辨证》所摘录之《纪事录》而略知其人及其书之贡献。此因自钱谦益摘引，即有言此书已于清顺治七年(1650) 毁于钱氏藏书阁绛云楼之火，不复有存本流行于世，其事究竟应作探索。今先略言钱氏史学对明史事研究之贡献。钱谦益传记见闵尔吉编辑：《碑传集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3 )卷四四，页1下—8下；金鹤冲：《钱牧斋年谱》(北平，1941)；L. Carrington Goodrich/ J.C. Yang撰传，载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ed. Arthur W. Hummel (Washington, D.C.: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44), vol.1，pp. 14850. 又略见吴晗：《“社会贤达”钱牧斋》 ，载同作者，《读史札记》（北京：三联书店，1956) ，页342—358。吴氏此文系借钱牧斋讽刺当时国民大会代表王云五（18881979），此种影射史学今日并无意义，不过此为有关钱氏一主要论文，故列举于此。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 举进士，授翰林编修，天启时(1621—1627)主试浙江，坐累告归。后起为左谕德，进少詹事，因阉宦魏忠贤(1568—1672) 罗织东林党人再次削籍归里。崇祯时(1628—1644)任礼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弘光朝(1645) 为礼部尚书。及清兵南下，降归新朝，任内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明史馆副总裁，旋致仕。牧斋虽然出仕二朝为世责难，但对明史钻研一时无出其右，晚年专意著史，考窍抉疑，广征博引，收获赡丰，不幸所撰史稿，顺治初于绛云楼书阁之火付之一炬，但其编纂巨著，除《开国功臣事略》散失，《开国群雄事略》及《太祖实录辨证》俱存，为研究此段国史之必备史籍。钱氏编撰《开国群雄事略》经过见书序，收入《牧斋初学集》，《四部丛刊》本，卷二八， 页2下—4上（是书各刊本俱收录此序， 见下注）。 参考朱鸿林：《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撰作经过与成书年代推考》，《明清史集刊》第1卷（香港大学中文系，1985），页77—103；蔡美彪：《钱谦益“群雄事略”沈抄张尔田藏本及章钰藏本书后》，《中华文史论丛》第41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页283—295。钱氏另一名著《“太祖实录”辨证》收入《牧斋初学集》卷一〇〇—一〇五； 又见包遵彭编： 《明史论丛》之二： 《明史考证抉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 页189—237。明初人物、史事、传说第二篇 俞本《纪事录》与元末明初史料

牧斋所编之《开国群雄事略》最为重要，是书成于天启六年（1626）前后， 共十五卷，勾勒不少当代珍贵史料， 考订排比，摘录原书详记韩林儿（卒于1366年底或1367年初)、 郭子兴(?—1355)、 徐寿辉（?—1360)、 陈友谅（1320或1321—1363)、 明玉珍(1331—1366)、 陈友定(？—1368)、 何真(1322—1388)等事迹。 牧斋成书后未刻，赖钞本流传， 清代列为“禁书”。 民国二年(1913) ，乌程张钧衡始将两种钞本校订， 厘为十二卷， 刻入《适园丛书》， 更名《国初群雄事略》， 近年各地有据不同钞本排印及影刊行世。见姚觐元编：《禁书总目“补遗”》（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页12。 《国初群雄事略》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张德信等点校本，及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影印社1986年影印张钧衡编辑《适园丛书》（1913）刻本。《群雄事略》辑存不少元明之际罕见史料，而首要一种厥为俞本之《纪事录》， 一称《皇明纪事录》（近世版刻多将“纪”字刻作“记”）。 钱氏书十二卷所引逾五十条， 长短不一， 其中一则（记朱元璋与陈友谅鏖战大胜港事）且误注出自刘辰(1335—1412)《国初事迹》， 亦有三数失载出处。牧斋撰《太祖实录辨证》及同时人潘柽章(1626—1663)著《国史考异》，考证龙凤年间史事多征引《纪事录》，足见其书之史料价值。

《纪事录》之下落如何？ 黄虞稷（1629—1691）《千顷堂书目》及清修《明史·艺文志》俱言“俞本《纪事录》二卷”， 钱牧斋所摘录入《群雄事略》者宜应如是。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适园丛书》本，卷五， 页1上； 张廷玉等纂修：《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九七， 页2381。惟是钱氏于《复吴江、潘力田书》有言： “俞本《纪录》作绛云灰烬”（答复前者借书之请），即是说其书已毁于绛云藏书楼之灾。然而，是书似有刻本或钞本流通， 因为潘氏《国史考异》所引俞氏《纪事录》，其间若干文字并不见钱书， 足征另有来源。《牧斋有学集》，《丛刊》本，卷三九， 页15下。《国史考异》所引俞本《纪事录》见是书《续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一， 页9下、10上、12上、26下、30下；卷二，页14下、36上；卷三，页3上、34上。不过，20世纪明史学者如王崇武及吴晗，所著《明本纪校注》及《朱元璋传》俱转引钱氏书摘录之《纪事录》，未直引原书， 似乎未有单行本传世，或以其书已亡佚。见王崇武：《明本纪校注》（四川李庄：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45；上海商务1948年重印）；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修订本）。实则， 此书有刻本，且尚存人寰，不过因为明人窜改， 更易书名，故鲜为人知。此书即天启张大同编之《明兴野记》，今台北“国家”（前“中央”）图书馆有藏， 有无名氏朱砂批点并偶作评语， 其著录云：“《明兴野记》二卷二册。明俞本撰，张大同删定。明刊本。”此一稀本之发现，对研究元末明初史事有重大意义。见《“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6），页153。 是书介绍略见Edward L. Dreyer, “The Chishih lu of Yu Pen: A Note on the Sources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4 (August 1972)：9014. 此短文仅就《纪事录》所记载至正二十至二十三年（1360—1364）、朱元璋征战陈友谅与即吴王位， 据《明太祖实录》及近人论著参校对此书史料作一初步评述（参见52页注②）。

今本《明兴野记》幸存编者张大同于天启丙寅（六年［1626］）所撰序言数行， 及终卷俞本之后记残篇， 足以证明是书即俞本《纪事录》之改编。张序云：

……驳之。噫，本生于当时，耳目多真， 后世览者， 闻所未闻， 虽野史亦信史也。特命名不雅， 僭易名《明兴野记》云。天启丙寅冬日张大同识。（卷上， 页1上）

张大同未审何人，按今本《明兴野记》卷下首二行题：“甓湖愚人俞本从道甫编次”、“颍水渔父张大同同甫删定”，可知大同字同甫， 号颍水渔父。按明代舆地，颍水在安徽凤阳府颍州太和县之南。《明史》卷四〇《地理一》“颍州”下记：“领县二：颍上。州东南， 东有颍河， 南有淮河， 东北有西肥水。 太和。州西北，南有颍水，亦名沙河， 北有西肥水。”民国安徽《太和县志》卷三《水利志·河道》又言：“沙河， 县六十里。《尔雅·释文》： “颍别为沙”， 发源于河南。沙河即颍水，计长八十二里，出阜阳界。”《明史》卷四〇， 页914—915；丁丙烺修， 吴承志等纂：《太平县志》（1925）卷三，页1上。张大同以水名为号，俨为颍州太和人氏，独惜方志未见其他有关记载， 可知者暂止于此。大同谅是熟识国史之文士， 晚明盛行改编载籍，俞本《纪事录》为记叙龙凤事迹一重要著作，宜为书贾垂青对象。张氏所以更名为《明兴野记》或不因《纪事录》命名不雅， 而系其时距开国已二百余年， 必须以较凸显之书名始能引起读者注意。今以钱谦益《事略》摘引《纪事录》史文核对，张氏“删定”本并未作刻意更动，大致保存原貌。不过，张大同之擅自更改书名，对后世治目录学及元明史事者有极大困扰，以致失之交臂，误认此书为另一杂史，以为《纪事录》经已失传。

《纪事录》之内容略见俞本“自述”残篇，系于卷下末端，有言：

予自冠年从事行伍， 御卫大驾，今逾耳顺矣。自元之辛卯，至大明之丁丑， 四十七年之间，历观兴〔亡?〕成败，如一梦耳。凡将相升黜，华夷顺逆，本末颇记，万……。（下阙）

据此《纪事录》系一编年体私史， 起自元顺帝至正辛卯（十一年［1351］）， 终于明洪武丁丑（三十年［1397］）其间“兴〔亡?〕成败”，举凡“将相升黜， 华夷顺逆”等本末皆有记述。 审视其内容， 则以本曾参与之事役比较赡详， 如冠年入伍， 亲历开国前之战役， 而在洪武之后， 除记目睹之时事， 又详述亲履之事务， 至十一年为止。此后迄于洪武末所记闻见逐渐简略， 似多采自传闻， 史料价值亦较逊色。今本所见纪事于洪武三十年后， 尚有残存半页（原本谅有一二页），简叙太祖朱元璋(1368—1398在位)之出身及生卒年，并记其有子二十三人， 然后书“洪武三十二年正月改建文元年(1399)，至建文四年(1402)六月自焚，永乐即位矣”。随言：

宝玺奉天之宝， 此唐宋受命传宝藏，镇中国， 惟祀天用之。制诰之宝，一品至五品□命用之。勅命之宝，六品至九品敕命用之。皇帝宝诏，圣旨用之。皇帝行宝，册立建封及赏NFECB用之。皇帝信宝，召亲王大臣及调兵用之。天子之宝，祀鬼神用之。天子行宝，封建外国及赐NFECB用之。天子信宝，召外夷及调兵用之。谨身殿宝（下阙）。

以上所述传国宝玺事与前此纪事体裁不符，又未终篇，今日传本谅有脱漏，其后即为《自述》残篇。由此可见，《纪事录》应在太宗（成租）永乐元年（1403）后始成书。

二

俞本生平事迹明人并无载录，幸而今名《明兴野记》之《纪事录》传本尚有片断资料，可以钩稽其籍贯及行实。按今本卷下首行题“甓湖愚人俞本从道甫编次”（页1上）。甓湖本名甓社湖，明属扬州高邮县，顾祖禹（1624—1680）《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江南五》“扬州府、高邮州”记：“甓社湖，州西北二十里， 东西长七十里，南北阔五十里，元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作乱，淮南行省李齐出守甓社湖，是也。今为运道所经。”《明史》卷四〇《地理一》“扬州府”下亦言：“高邮州。元高邮府，属淮东道宣慰司。洪武元年闰七月降为州，以州治高邮县省入。西有运河，西北有樊梁、甓社、新开等湖。”见顾祖禹： 《读史方舆记要》（上海商务，1937）卷二三， 页1079；《明史》卷四〇，页917。由此推断， 俞本字从道，为扬州高邮人氏，其生卒年亦可从前揭《纪事录》终卷之残存“自述”追溯。 自述言“自冠年从事行伍，……今〔永乐元年？〕逾耳顺矣，自元之辛卯， 至大明之丁丑， 四十七年之间， 历观兴〔亡? 〕成败……”按元辛卯为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明丁丑为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合四十七年， 而自言冠年起从事行伍，时即二十岁， 俞本当生于至顺二年(1331)。Edward Dreyer前揭误读俞本自述，以为其书系撰于“大明之丁丑”（洪武二十年［1397］）， 即其“耳顺”（六十岁）之年， 以此往上推， 遂谓本生于1338年。 实则， 本明言于冠年（二十岁）入伍， 时为“元之辛卯”（至正十一年［1351］）， 故此应生于1331年（至顺二年）。事实上，《纪事录》叙事止于永乐元年（1403），俞本自述谓“今逾耳顺矣”应指此时而非洪武三十年。若以永乐元年（1402）撰成《纪事录》，本其时已七十有一（故言“今逾耳顺矣”），谅至永乐朝初年仍存。《纪事录》之撰述，既在太祖朝终结之后，由于历时已久，年迈记忆力衰退，纵或存有“日记”，纪事年月与正史时有参差，读史者宜应警觉。 不过，由于其书撰于太祖身后，对先朝时事可以稍为放笔，少持忌讳，故此不乏直言，今于其叙事及评论可见。俞本行实尚有一事需注意，俞氏于《纪事录》从未提及其职衔，除称其出身时为“帐前黄旗先锋”，随后又自署为“骑士”外，“骑士”为乘马之兵士通称，见班固：《汉书》（中华，1962）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页737。后世沿用此义，并未有当作特别官衔之义。此后历年戎马疆场， 究竟居何官职， “自述”并无表白。今若以其毕生所居皆军职揣测， 谅不出某某千户或指挥佥事之类。

关于俞本之戎马事迹， 自述言入伍后即“御卫大驾”，“大驾”盖指朱元璋。史纪元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投归郭子兴，旋以战功获知， 未几娶子兴养女马氏（后之马皇后，1332—1382），擢升镇抚， 自领其军，数年间战迹彪炳，独树一帜。参姚广孝等监修：《明太祖实录》(简称《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卷一， 页4—14。至正丁酉十七年（1357），俞本以二十之年， 被选入朱元璋之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冯国兴麾下为“帐前黄旗先锋”。《纪事录》是年正月十七日下记：

上于应天府北门外鸡笼山阅兵，列山陆二寨军于山下，众数十万。上命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冯国兴，选年壮英勇，多历战阵者，令亲管总管万户举之，得三百六十名，赐衣甲，悬象牙牌于上，御书“押”字，背云“守御士”，刻名姓于其侧，以卫出入，用黄绢尺幅，印以朱字，号曰“帐前黄旗先锋”，时俞本亦在选中。（卷上，页8下—9上）

冯国兴无疑深受朱元璋器重，但是《明太祖实录》及其他明初记载惟有冯国用而无国兴。按《实录》丙申年（至正十六年［1356］）七月己卯条云：“置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以冯国用为都指挥使。”记事与上则合，因此国兴殆是国用之笔误。《实录》卷四，页46。国用(1324—1359)为国初名将冯〔国〕胜（? —1395，一度更名宗异）长兄， 事迹见焦竑编纂《国朝献征录》卷六，佚名撰《郢国公冯国用》传：

冯国用〔凤阳〕定远人，性聪敏，过目成诵，喜阅孙武子。……甲午，同弟国胜率所部谒上〔朱元璋〕于玅山。上见而奇之，……问定天下计安出。 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愿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后命将四征，天下不难定也。”上大悦，俾居帷幄，赞兵政，从克滁、和，引舟诩上渡江〔至正十五年［1355］〕，克釆石，乘胜取太平。……〔元将〕蛮子海牙与陈兆先犄角窥太平， 国用从攻釆石寨， 破之。进攻金陵〔十六年［1356］〕，国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阵， 遂拔之。还军，从克镇江，大破元师京口。遂下丹阳，击宁国〔十七年［1357］〕，以功授万户。克甘露、松山、望亭，又克泰兴、宜兴〔十八年［1358］〕，授大元帅守御。未几，升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专〕侍谋议。从上征金华，克之，遂下诸暨，攻绍兴〔十九年［1359］〕，卒，年三十六。上哭之恸。…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上赠郢国公。……弟国胜以开国功封宋国公。见焦竑编辑：《国朝献征录》（台湾学生影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1965）卷六，页25上—26上。冯国用传又见下注揭冯胜传记。

此传之撰谅为修纂国史之用， 所叙行实甚详， 不过未记其卒年， 需以《实录》记载其弟冯〔国〕胜之状补充。 按《实录》洪武二十八年（1395）二月丁卯记宋国公冯胜卒有云： “上起义兵于临濠， 下滁州， 胜与兄国用来归， 以忠勇见任。 随取和州， 胜预有功。 岁乙未六月， 上率国用等以舟师克釆石， 破太平， 遂命国用典亲兵， 任以腹心。 丙申， 从上破元将陈埜先从子于江宁镇， 遂从克建业。 国用以功升帐前亲兵指挥使。 己亥四月，国用以疾卒， 追封郢国公，子诚幼， 上乃命胜代领其众，居中宿卫。”见《实录》卷二三六，页3447。冯胜传详《国朝献征录》卷六，页1上—14下所收王世贞撰《宋国公冯胜传》［《明史》卷一二九，页379599［ 又见 Chaoying Fang撰传，载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ed.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简称DMB）, vol. 1, pp. 45355.据此， 国用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时年三十六， 当生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若照叙传记载其随从朱元璋征战次第， 国用于十八年攻克泰兴、 宜兴之后始升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此与《实录》前条系其事于至正十六年晚二年，较《纪事录》记载亦后一年， 未悉何者为实。 无论如何，国用卒后翌年〔国〕胜代任帐前亲兵都指挥使，而俞本当转隶其麾下， 参加二十年(1360)征伐阵友谅于龙湾， 大破其军穷追至釆石， 因此《纪事录》对是役叙述特别赡详细腻，补充正史的缺遗。《纪事录》卷上，页16上—18上。参《实录》卷八，页102—6。此役之详细研究见中山八郎：《陈友谅の第一次回南京攻击》， 载《铃木俊教授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东洋史学会，1964），页447—72。

自此之后， 至朱元璋称帝应天， 俞本皆在冯胜麾下追随， 参与大小战役，从其叙事之亲切周密，显然曾身历其境，例如再战陈友谅，张士诚，目击朱元璋称吴国公等。不过，撰述《纪事录》距当日之事已踰三十载，记忆恐或模糊，故此纪载年月不免差错。 例如，其记朱元璋制定大都督府等衙门官制、 立卫亲军指挥使司于辛丑至正二十一年(1361)底，《实录》系于甲辰二十四年(1364)三月［ 又如叙朱元璋即吴王位于应天于癸卯二十三年(1363)初，《实录》则置于二十四年正月。此二事至为失误。见《纪事录》卷上，页18上，页20下—21上［《实录》卷四，页45［卷四，页183。参考《国史考异》卷一，页12上［Edward Dreyer， “The Chishih lu of Yu Pen,”passim.在此期间俞本叙事并无自署己名， 至洪武初年始有关涉个人遭遇记载。仍需一提，俞本此时虽然隶属冯胜，随征各地，但对胜行事之叙述及评论皆不甚恭维，曾言“胜乃急功贪财之徙， 又不识大义”， 又谓其“不知得寸则寸， 得尺则尺，……其见斯浅矣”， 未审是个人之见抑反映时人言论（详后）。冯胜事见《纪事录》卷上， 页20上，30下［卷下，页6下，9下，15下， 20下，23上，30下，35上，41下。

根据“自述”， 朱元璋称帝纪元后， 俞本改隶凤翔卫指挥韦正(?—1396）， 正为元帅韦德成义子， 因从其姓， 及德成于至正十六年丙申战殁，奉谕袭其职衔， 事在十七年丁酉三月（见后）， 惟《实录》无载。 韦德成事迹未见《实录》，陈琏（1370—1454）为其孙韦贤（1383—1402）撰《故南海指挥使韦公墓碑铭》略言： “公讳贤， 字思齐， 姓韦氏， 世为凤阳临淮人。……祖讳德成， 终左副元帅， 追赠京兆侯。……当元之季， 群雄蜂起， 郡侯为万户， 从太祖高皇帝渡江。 岁丙申， 以功升右副元帅， 征宣州， 殁于阵。”见陈琏：《琴轩集》（收入陈伯陶编辑：《聚德堂丛书》，1930）卷八，页37上。德成于丙申年战殁《纪事录》至正十六年七月下载： “韦德成、 邵肆领兵攻宣州， 不克， 韦德成溺死，邵肆阵亡。大军回广德， 塑德成及肆像于〔晋忠臣〕卞壶庙祀之。”（卷上，页8上）由此可知其阵亡情况。朱元璋似对晋忠臣卞壶有偏爱， 前此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 亲率大军克建康， 元守臣大夫福寿刎死， 随令棺俭， 焚瘗之， 命工绘像附于卞壶庙， 岁致祭焉。见《纪事录》卷上，页6下。 按卞壶（281—328）晋明帝时 (322—325在位) 为尚书令， 深得器重， 成帝立(326)， 太后临朝， 与庾亮(289—340)同辅政。 苏峻反，拒之，力战而死，谥忠贞， 于建康立庙岁祀，传见房玄龄等纂修：《晋书》（中华，1974）卷七〇， 页1866—73。韦德成后事又见《纪事录》至正十七年三月下： “故元帅韦德成妻美， 上令移居后庭， 通而生子， 名曰朱生。 或谏曰： ‘故将之妻， 不可纳。’遂于本妇配总管胡汝名， 朱生随母往焉。 以德成义子韦正袭为元帅，仍领其众。”（卷上，页10上）此处喻指朱元璋曾与韦德成之遗孀私通生子， 或因此关系命其义子袭职， 仍领其众。 俞本直书不为人主讳， 盖因其曾为韦正下属， 受恩深重。 此见编者张大同对是则评语： “我太祖才匹汉高， 德迈文王， 汤武以后， 一人而已。俞本载韦德成妻之事， 何足为圣德累。 盖本隶韦正部下， 受恩颇深， 正乃德成养子， 本直书不讳。 虽曰非私谤， 吾不信也。”（同前条）按韦正之职衔不甚高， 此处谓其袭为元帅恐有错误。

韦正继续随从朱元璋征战群雄，积功授凤翔卫指挥副使。洪武改元后，数从大将军徐达(1332—1385)、冯胜、邓愈(1337—1377)等讨伐北元，略定西番，开屯陕西。洪武三年(1370)授河州卫指挥使，八年(1375)改陕西都指挥使，九年(1376)十月以功命复本姓宁氏。自此《实录》即以宁正称之，惟《纪事录》叙事仍沿用韦正之名，至十五年(1382)始改称宁正。十三年(1380)，正从沐英(1345—1392)北征和林， 擒北元平章、 知院［ 十五年(1382)迁四川都指挥使，降松、茂诸州西羌［十九年(1386)，调职云南，从沐英征战百夷酋长思伦发及东川诸蛮［二十七年(1394)复命为平羌将军，讨平阶、文叛寇之乱。二十九年卒。子宁忠(?—1400)擢为前军都督佥事。俞本颇眷念其上司，故《纪事录》记载韦正事迹甚翔实亲切，不过止于十三年，此后以宁正之名称之， 仅有十五年、二十七年两则纪事。宁正之名见《纪事录》卷下，页33卷下，页41上。详传见《实录》卷二四五，页3562—66［《国朝献征录》卷一〇六， 页1上—3下附《实录》〈本传〉［ 《明史》卷一三四，页3905—6。参本书第七篇《明初都督宁正父子传记辑补》。三

俞本记载其随从韦正征战始于洪武三年， 是时正隶左将军邓愈麾下， 奉命率陕西临洮等卫军兵攻克河州诸卫，招谕吐番诸西羌土酋。《纪事录》是年记载：

四月，……〔徐〕达遣左将军邓愈率仁和、 襄阳、 六安、沔阳、 巩昌、 临洮等卫将士数万众克河州。……河州粮乏， 愈与韦正议集〔河州卫指挥同知〕锁南等劝奖六千户军民， 家输纳米麦六千石以济家需。 愈遣参政朱亮祖等领兵追袭镇西武靖王卜纳剌、院使马迷行至乞台山。……七月， 愈班师渭源县， 泼张参政心怀叵测， 上遣人赉密旨于愈， 即时斩之。 河州军士饥甚， 夜逾城而遁者七百余人。是夜三鼓， 骑士俞本谓韦正曰：“兵志不固，奈何！”正起云：“汝呼千户来，集旗军于门下， 待吾语之。”（卷下， 页13下—15上）

此处俞本自称“骑士”，官阶显然不高。河州军士经过韦正训话后，士气大振， 逃亡顿减。《实录》记载邓愈出征吐蕃，克降河州事于洪武三年五月辛亥：“左副副将军邓愈自临洮进克河州， 遣人招谕吐蕃诸酋。”（卷五二，页1027）但未言命韦正留守，需以《纪事录》校勘补充。

同年十月下又记韦正与俞本谈论接纳故元武靖王卜纳剌、 院使马迷来降：

武靖王卜纳剌、 院使马迷， 率番众将士三十余众及家属万人， 至答失蛮沟下营，遣人至河州，谓韦正曰： “我等胡人， 畏威不敢造次近城。 韦相公若到营中， 同饮金酒，即降。 若不来， 我等即回。”正谓俞本曰：“我不造营纳其降， 彼兵远来， 饥甚， 必大掠良民而归， 虽无大害， 恐烦上虑， 托圣天子洪福， 去必无虞。 夏月远劳官军追袭， 今亲领众至此，机不可失， 我以诚信待人， 彼已知之。”……亲率骁士百余骑， 直造虏营， 相去百余步， 令骑士下马， 俱止此地， 仅与俞本数骑至营。卜纳剌、马迷迎之，互拜毕，共坐帐中，大小头目罗拜于前。正谕以天道人事，西番俗例以金磨酒共饮为誓， 设大牢宴之，至酉而回。（卷下， 页16上—17上）

次日， 卜纳剌、马迷便领部下大小番首将元朝所授金银铜印、 金银牌面、宣敕及金玉图书交出， 作为归顺明朝的信物，由是大功告成。《纪事录》云：“次日，卜纳剌、 马迷领部下大小番酋持所授元朝金银铜印、 金银牌面、 宣勅，及金玉图书曰：‘此王者所执信物也。’具省院官员姓名、 番军人数目， 率家属于城东驻札十管， 具本奏闻。”（卷下， 页17上）此处记载甚翔尽， 可补官史之阙。 按《实录》所记甚简略， 而且时间有参差， 须互相参照稽考。《明太祖实录》记邓愈率军攻河朔事在三年五月辛亥：“左副将军邓愈自临洮进克河州， 遣人招谕吐番诸番。”记武靖王卜纳剌来降事则在六月之末： “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亦以吐番诸部来降。”两者皆无提及韦正及俞本亲驾劝降事， 可见《纪事录》之史料价值。见《实录》卷五二，页1027［卷五三，页1056—7。后者但云：“是月〔洪武三年六月〕，……故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宣勅、诣左副将军邓愈军门降，及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亦以吐蕃诸部来降。”

五年正月， 韦正升任陕西都指挥使， 仍隶元帅邓愈麾下， 俞本领职河州卫如故。 是年十二月， 太祖有征讨西番酋长朵只巴之役， 始以被冯胜诬告为不法事、降职为陕西前卫指挥之濮英领军往西海边追袭， 又命韦正率兵自归德州渡黄河沿西海边北进， 继授邓愈以征西将军印， 督濮英与韦正合兵， 愈遂命俞本赉制追英， 惜以大雪不及而还。《实录》洪武五年六月戊寅， 记征西将军冯胜等率师至甘肃讨伐北元余将， 有以下一则相关记载：“初，胜等师至兰州，〔右副将军傅〕友德先率骁骑五千直趋西凉， 遇元失剌罕之兵， 战败。 至永昌， 又败元太尉朵儿只巴于忽剌罕口，大获其锱重、 牛马。”（卷七四， 页1358）此处之朵儿只巴谅即《纪事录》中之朵只巴。《纪事录》记：

〔冯胜〕又恨陕西都指挥濮英搜其仆妾金珠， 谮于上曰：“濮英守陕西有不法者数事。”上宣英于殿前，不究情由， 降为陕西前卫指挥， 不许到任， 遣领西安、 平凉、 巩昌、临洮将士，往西海追袭朵只巴。……遣陕西行都指挥使韦正， 自归德州渡黄河， 由巴亦砸沿西海边抵北而进。上命卫国公邓愈授以征西将军印， 遣人赍制谕付愈。 愈遣俞本赉制追英， 督英与正合兵，凡六昼夜大雪，不及而归。（卷下， 页23下）

此后俞本数有机会在河州追随邓愈， 深获赏职， 如《纪事录》洪武七年八月下有记二人之谈话，状似亲切融洽：

征西将军邓愈镇河州， 中庭午饍， 俞本至， 愈赐饍， 馐殽盛列， 中置一糟饼。 俞先食之，饍毕， 俞本跪问曰： “大人食此饼， 何也。”愈即起席， 引本袖而泣曰：“吾食此饼二十余年， 未有人问。今因汝问， 当为汝言。 吾昔农家， 予在襁褓时， 吾母耕田， 置吾树荫下， 吾饥啼， 母就阴乳吾， 而食此饼。 吾饱， 母亦饱， 母仍就耘， 吾今位至三公， 出将入相， 吾思慈母， 安得见乎？ 吾自乙未年至今日〔按即已二十年〕， 每中饍，妻妾皆食此一饼， 如睹吾母矣。”（卷下， 页27下）

此处可见俞本之善解人意，然亦由其记载保存一则关于邓愈身世之珍贵史料。邓愈传记详《实录》卷一一六，页1892—97［《国朝征献录》卷五，页95上—97下所收朱梦炎撰《邓公神道碑》［《明史》卷一二六，页3748—51［及Edward L. Dreyer/ Hoklam Chan撰传，DMB, vol. 2, pp. 127780。同年十二月， 俞本御命往四川汉中府整理茶政， 此行系太师李善长(1314—13 90) 奉旨下令，由都指挥濮英选用。《纪事录》记：

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奉旨差诣汉人府清理茶政， 秦州、 河州访察马政。……长兴侯耿炳文、 都指挥濮英选陆成、 俞本二人跟随至汉中府。 善长差本往河州， 令耿忠将茶一百斤买上等马一匹， 比汉中府茶价止该银二两依奉买马一匹。解至上前， 怒曰：“耿忠擅定茶价买马， 当罪之。” ……将耿忠送刑部前打四十御杖， 休着他到家， 便回河州理政。（卷下， 页28上—28下）

案耿忠为都督， 而俞本官阶甚低， 其能执行法令定耿忠之罪， 当系奉濮英都指挥之令。 此事《实录》无载， 可补官史之阙。

俞本完成任务后， 翌年〔八年〕八月又奉韦正命， 将属下千户魏平于沙漠拦截之云南孛罗梁王所遣往北元之使者解送赴京师。《实录》无载。《纪事录》载：

云南孛罗梁王遣府尉哈列并二十五人， 前往元君处通南蛮信， 自建昌、 罗罗、 田长、 河西， 经朵甘思、 罕东诣撒立、 畏兀儿、安定王处往沙漠。 韦正察知， 遣千户魏平领马步兵邀截以归， 令俞本解送京。（卷下， 贡29上）

十月， 本又奉谕与元武靖王沙加失里， 往西海子招谕元国师必麻剌失里。《实录》无载。《纪事录》言：

上勅元武靖王沙加失里， 同河州卫俞本往西海子招谕元国师必麻剌失里。（卷下， 页29上）

此行成败未悉，《纪事录》再未提到韦正之名， 而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记韦正被宋国公冯胜进谮获罪， 幸获御札赦死， 降为归德州守御千户：

宋国公冯胜遣人于韦正处索马， 正不与。 胜憾之，于上前谮曰：“韦正不以国法为重，不善治西番，致有叛。”敕遣中书舍人徐光祖赉御札谕正，赦其死， 降为归德州守御千户。（卷下， 页30下）

此事《实录》无载， 未审究竟。 韦正被降职， 对俞本有何影响， 其后本居何职， 隶何人麾下，《纪事录》一无所白， 然据“自述”， 仍然驰骋疆场， 至洪武三十年始退职。

四

俞本虽然毕生戎马， 但从自述所见， 似乎并无重大建树， 因此喟然兴叹， 谓“四十七年之间， 历观兴〔亡?〕成败， 如一梦耳”， 而晚年一意著述， 以史官自任， 盖有深长意义。 钱牧斋独具慧眼， 将《纪事录》摘抄入《开国群雄事略》， 使世之议元明易代史事者有所依归， 故此虽未睹其书全豹亦可从中采撷。 今日若细论是书之史料价值， 必须刊布其文并与当世史籍如《实录》等参校， 本篇旨在介绍故未能及此，谨将其书评史部分摘录以享读者。

俞本纪事之余，对于若干史事或因有所感怀，或有意见补充，特作个别评论。今本所存共有五则，皆以“俞本曰”标题，俱未见《群雄事略》。例如：

(一)丁未至正二十七年九月下，记朱元璋举兵破苏州城，执张士诚(1321—1367) 至应天府受加杖刑而死。俞本评士诚之败并非如人云“时不利也”，而系由于“施仁而不当理，将士奢侈而惜其生，及牧将士无异于富家养娇子”，并非上国命师之道［又斥其“携妓妾从征”，统兵不严，奖赏失当，“及遇大敌交锋，将士溃败而回，又不诛责，却加升赏”，如此不亡者鲜矣。见《纪事录》卷上，页33下—34上。按《实录》于吴元年九月己丑下则载张士诚自缢死，见卷25，页368，与《纪事录》异。(二)洪武二年二月下，记徐达率师攻略元军于山西太行山，图取尖尾寨，令平章韩政、右丞薛贵合攻，但围之数月不得逞，俞本指出其地为太行山之尾尖，形势险峻，利于防守，所谓“一夫当冲，万夫莫开”，因此需要招降始能使人就范，故曰：“赖圣天子恩威，掷戈弃山而降，俱为顺民矣。”见《纪事录》卷下，页7下。参《实录》洪武二年正月乙丑，卷三八，页780。(三)同年三月下，记徐达攻陷陕西凤翔，元平章商镐出降，言其仕元时曾蒙庚申君〔顺帝［妥欢帖睦尔］，1330—1370在位〕赏赐，又获河南王扩廓帖木儿(?—1375)厚遇，归顺后获朱元璋重用，授御史中丞职，升为中军佥都督，后坐胡惟庸党案父子被诛。俞本对镐有苛评，谓其蒙人主厚恩而背向，“自负元君，……诱河南王亦负元君”已难宽恕，今“受上〔太祖〕 之重任，尤为阿谀”，认为其坐胡党“受此诛戮，未为惨矣。”见《纪事录》卷下，页9上［《实录》无载。(四) 洪武三年七月下，记将军冯胜克河州，以为化外之地不可守，将城楼仓库房屋尽行焚烧殆尽，而是时邓愈复克之，使韦正〔宁正〕 守其地，将城楼仓库卫门厅舍一新。俞本对冯胜所为甚不以为然，评云：“予嗟冯胜不知得寸则守，得尺则尺，不葺守而产之，其见斯浅矣。”见《纪事录》卷下，页15上［《实录》无载。(五) 洪武二十五年(1392) 下，记太祖以天下澄平，八荒宾服，厌以用兵，实行沿边将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田。俞本附言：“兵法云：‘千里暴兵，一时可至’，设有衅动，岂能呼吸而集，其失机也，异日岂无悔乎。”见《纪事录》卷下，页40上—40下［《实录》无载。

以上各则可见俞本多以军事观点作评，此因其征战经验丰富，立论与文人自然不同，故有特殊价值。

此外，张大同删定《纪事录》对俞本纪事，亦以“张大同曰”形式提出若干个人评论，共十一则。例如：

(一) 丁酉至正十七年下，记故元帅韦德成妻美，太祖私通而生子，后以谏者谓“故将之妻不可纳”而止，并将其妇许配总管胡某。张大同评云：“三代而下，创义之君，靖乱安民，功被天下，即有小德出入者，何损大德”，认为“太祖才匹汉高，德迈文王，汤武以后，一人而已”，俞本载韦德成之事嫌及“私谤”〔按本为德成义子正部下，受恩颇深，见前论〕，不足为圣德累。见《纪事录》卷上，页10上—10下［《实录》无载。(二) 庚子至正二十年十一月下，记张天师朝太祖，密言道术，上惑之，由是开始诛戮文武诸臣。大同评曰：“太祖英断，出于天授，诸臣被诛，必由自取”，以俞本疑与“道术能惑”有关为“管窥之见”。见《纪事录》卷上，页18上［《实录》无载。(三)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记太祖令卫士用巨棍击打陈宁惩其贪赃，由于张昶(?—1367) 劝谏使免凌迟之戮。大同评云：“太祖惩贪励忠之心拳拳不忘，……陈宁罪在不赦，岂张昶所能争？”认为俞本讥昶之意“何异测蠡”。见《纪事录》卷上，页23上［《实录》无载。(四)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八月下，记太祖闻相国部下宣使熊义妹色美，欲纳为官人，令都事张来释为媒，通言于熊义母，回报已许于参政杨希武弟希圣，太祖怒来释泄其事，立命斩死，仍命与杨希圣为婚，希圣终不敢娶。大同评曰：“太祖英明，岂肯娶已聘之女，张来释无翘君，过之心不幸有其迹矣。杀身之祸，乃其自取”，认为太祖不会娶已聘之女， 张来处事失当有意中伤。见《纪事录》卷上，页30上［《实录》无载。(五) 洪武四年辛亥五月下，记太祖惑于张天师密言，诛戮天下府州县官吏，殃及 无辜，纵有一二廉洁，贪婪贿赂日盛。大同评曰：“太祖神明天授，赏罚曲中，自有独断，俞〔本〕云惑天师言，诛戮官吏，此小儿之见。”以为太祖神明英断，行事不会受天师影响。见《纪事录》卷下，页19上［《实录》无载。(六) 洪武六年十二月下，记太祖谕天下官吏凡犯贿赂差错公务者俱发石灰山工役。大同评云：“中国久染夷俗，纲纪沦斁，绳以严刑，尚有玩法，况从宽宥乎？官吏犯赃，轻重惩之，所以儆贪顽者，寓有深意。”见《纪事录》卷下，页25上［《实录》无载。(七) 洪武七年下，记德庆侯廖永忠(1323—1375) 卧床器用、鞍辔□□僭拟御用下狱被杖庾死。大同评曰：“《易》曰：‘办上下、定民志，器用有别，君臣相悬，爰翅天渊。’永忠僭用龙凤，上下弗辨，有不臣之迹，牢羁给饍，酌处功臣，可以为难矣。”又云：“本谓天下哀之，何足以知英主之心”，对俞本所论不表赞同。见《纪事录》卷下，页27上［《实录》洪武八年甲申记廖永忠卒附传并无提到此事，见卷九八，页1674。(八) 洪武十九年下，记太祖敕诸内使阉宦悉令自缢，各处王府内使亦赐以大宴，毕，令其自缢于野。大同评曰：“太祖用人，立法至慎至详，本载内使悉令自缢，仍至乃尔”，对俞本所记怀疑。继言黄帝时已有内臣，三代不能废，后世鉴其流祸，直以熏腐贱之，然其中亦有社稷臣，顾人主如何御用而已。又谓“本之言曰有亲友语之而记，想以讹传讹之过”，意指俞本误导，未必真有令内使自缢之事。见《纪事录》卷下，页35下［《实录》无载。(九) 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下，记征虏大将军蓝玉(？—1393)等率师出征沙漠，元主挟传国玉玺而奔遁，玉收兵未追，太祖升为梁国公。大同评曰：“近日王损仲着《玺史》，考载颇详，未知玺没入胡地，元君挟遁。其后世子孙不知珍藏，必委之黄沙白草中，玺之陆沉洵有数哉。”元主以玉玺为传国宝，蓝玉未能寻获被视为失策，然谓若后世子孙不知珍藏，亦必沉埋于黄沙白草，喻指蒙古已退遯不能为中原患。见《纪事录》卷下，页37下。蓝玉出征元国主于沙漠《实录》系于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乙卯，见卷一九〇，页2865—66［进封为凉(梁) 国公在同年十二月壬戌，见卷一九四，页2918—20。二者皆无载元至挟传国玉玺奔遁，蓝玉未能寻获事。王损仲名惟俭，所当《玺史》未见，疑佚。惟俭为万历河南祥符县人，着有《宋史记》二百五十卷，以宋为正统，降辽、金、蒙古为外国传，今有钞本传世。参张邃青：《读宋校本王氏“宋史记”》，《国风半月刊》第5卷第10—11期(1934年12月) ，页51—55。(十)洪武二十七年下，记太祖误信奏言边城不可积粮，令士卒往腹里府州县支取，往返费时不便，以致“贱价粜归，贵籴而食”，遂使守城屯军，一遇凶年皆不足食。大同评曰：“人主一日万机，况创业之君，天造草昧，安能无微不周”，力为太祖申辩，并言俞本谓此乃“奸雄之策”过甚且妄诬。见《纪事录》卷下，页41上。有关此事《实录》洪武二十七年正月乙丑载：“上以山西大同、蔚、朔、雁门诸卫军士月给粮饷，有司役民转输难苦不胜，遂命各卫士止留军士千人戍守，余悉令屯田以息转输之劳。”(卷二三一，页3377) 于此可见太祖改弦易辙，《实录》未记前因，故须与《纪事录》参看始知梗概。(十一) 洪武三十年下，记某月太祖于后殿燕居，有黑龙自外井中出，因而射之，后数日复见黄龙自井中跃出升天。大同评云：“黄龙升天，或谓成祖之兆，天命一定，创……(下缺)。”本条因为原书残缺，未悉全豹，可知者太祖薨后，裔孙建文嗣位，继而燕王〔朱棣〕起兵“靖难”篡夺，此处谓成祖肇兴之兆，当为时人缘饰附会以示继位之正统。见《纪事录》卷下，页42下［《实录》无载。从上所见，张大同系以儒家正统思想立论，以维护皇权为首要。因此对《纪事录》所记太祖缺德失职者，皆不顾事实皂白以各种理由申释，保全开国君主之盛名与完美形象，而于俞本之记事或评论伤及圣主者则处处贬损抵毁。 两者比较，泾渭分明，瑜瑕自见，毋庸强辩。

总括而言，俞本《记事录》洵为研究元末明初，特别是朱元璋开国创业独有之原手资料。本一生戎马，参与易代之间重要战役，又目击不少时事见闻，虽然其书撰于晚年，记忆年月时有错误，但以当事人记述当时事，为独一无二之著述。是书除于开国前后之重要战役有翔实细腻记叙，对明太祖朱元璋之出身、性格，处事与政事，皆有直率刻画，不拘成见，不为贤者讳，是故有高度史学价值，无怪为钱谦益及清初治明史者重视。今日欣悉《纪事录》幸存无恙，暇中当作一校注本阐发其书之贡献，推动元明易代史事之研究。

本篇原载《故宫学术季刊》第14卷第4期。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6年8月。重刊于陈学霖：《明代人物与史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第三篇 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一、导 言

明

太祖朱元璋以一介寒微，崛起草莱，早年颠沛失学，厕身皇觉寺，游乞淮泗之间，后依红巾郭子兴军旅，以雄才天资，际会风云，不十数年间戡定群雄，摧灭元室，开创大明帝国，当是国史上之丰功伟绩。但对明太祖的评价，近代史家称议参半，莫衷一是。称之者纪他驱逐蒙元，统一中原，恢复炎黄正统，更定典章文物制度，重建先哲道统，下开三百年盛世的功绩。议之者病其性多猜忌，滥权专擅，儒臣进议稍失其意，即遭刑戮，以致人心无所适从，使帝王的独裁政治更为愈甚。近代学者对明太祖的评骘可见孟森《明代史》（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7）第2篇［方觉慧：《明太祖革命武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重印）《导言》［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修订本）;及陈梧桐：《朱元璋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吕景琳：《洪武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等。其他论著参朱鸿：《近十年来(1989—2000)有关朱元璋研究的介绍》，《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页28—44［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历史研究中心编:《明太祖及其时代论文汇编》（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2006）。英文著述见 Ssuyu Teng,“Chu Yuanch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ed. L.C.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簡稱DMB）(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1, pp.38192;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The Ming Dynasty, part l, ed. F.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1; F.W. Mote, Imperial China,9001800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22.又参Long Live the Emperor:Uses of the Ming Founder across Six Centuries of East Asian History, ed. Sarah Schneewind (Minneapolis,MN:Society for Ming Studies, 2008)。关于后者，史家历举洪武年间屡兴之文字狱为例证，指陈太祖因出身卑微，兼以早岁失学，一登大宝，对儒士的陈议文字，动辄生疑，以为有讥讪之嫌，因此借故大兴刑法，诛杀无辜文人。此类文字狱案种类繁多，然最令人发指的莫如盛传的表笺之祸。据说，明初儒臣有数十人，因在其进呈的贺表干忤格式与文字忌讳，触怒圣意而枉遭杀身，造成无端的悲剧。见下注10，11，12，13所引论文。

　　所谓表笺之祸，按史所纪，源于太祖登极后即依前代典礼，制定凡遇正旦、万寿圣节、上皇太后、太皇太后尊号，与册立东宫等礼节之时，内外文武诸司均需进表笺致贺。“表”指进上位之文，“笺”则用于上东宫，二者体制有别，以示尊卑。据《明太祖实录》，明祖曾五次颁布奏牍及表笺成式，文辞体裁与及字讳回避事例，使天下有司知所适从。首次在洪武六年（1373）九月，次在八年（1375）十二月、十二年（1379）八月，又其次在十四年（1381）七月，最后一次在二十九年（1396）七月。其中三次皆涉及表笺格式，足见太祖对此类典礼仪式的重视。详姚广孝等监修：《明太祖实录》（简称〈实录》〉（台北: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卷八五，页1512—13［卷一二六，页2010—11［卷一三八，页2171—73［卷二四六，页3576—77。并参注下注41—45。

　　据明代官书，如万历初张卤（1523—1598）编纂之《皇明制书》，此类表笺之进呈及行文体裁，有以下的规定。《制书》卷七引《洪武礼制》说：张卤等编纂《皇明制书》有万历七年（1579）序。解题见Wolfgang Franke（傅吾康）,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明代史籍彚考》（下称Sources）（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6.1.5. 本文采用东京古典研究会1966—1967影印本。是书卷七所引《洪武礼制》，又见佚名辑《大明官制》，载《明朝开国文献》,收入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影印，1966）第4册，页2072—73。 一、凡遇天寿圣节，在外五品以上衙门，止进表文一通。

正旦冬至拜进上位表文、中宫笺文、皇太子笺文各一通。在外各王府、并各布政司、各道按察司、及直隶府、州表笺，俱各差官齎进礼都。各州表笺进于各府，各府进于布政司。其余五品以上衙门隶布政司者，亦进于布政司，布政司差官类进礼部。其各都司及直隶卫所，差官赍进五军都督府。各处守御指挥使司及守御千户所，进于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差官类进五军都督府。至日礼部官，以各处所进表笺目，通类奏闻。

明初人物、史事、传说第三篇 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 一、凡表笺止作散文，不许循习四六旧体。务要言词典雅，不犯应合回避凶恶字样，仍用朱笔图点句读。表用黄纸，笺用红纸为函，外用夹板夹护。拜进，并依见行仪式。

一、凡进上位表笺，及一应文字，若有御名庙讳，合依古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若有二字相连者，必须回避。写字之际，不必缺其点画。（页1下—3上）

稍后申时行（1535—1614）等重修《大明会典》卷七五“表笺仪式”除沿袭上引条文外，并录太祖所制定之"表笺式”五通，共分“圣节正旦冬至亲王上表”、“圣节正旦冬至群臣上表”、“群臣谢恩表”、“东宫千秋节正旦冬至亲王上笺”、“东宫千秋节正旦冬至群臣上笺”各类。申时行等重修编之《大明会典》成于万历十五年（1587），本文采用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年影司礼监原刊本。兹抄录有关群臣上表之格式如下：

“圣节正旦冬至群臣上表”（洪武间定）

某衙门某官臣某等，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言。□伏以□天佑下民，四时序而风雨时，五谷热而人民育。恭惟□皇帝陛下。承□天受命。君师宇内，相以奠之，和以安之。是以克享□天心，永膺□宝历。□大一统文明之治，□开万载太平之基。……臣某等，幸□遇□明时，忻逢□圣旦，……心驰遥□贺。仰□紫宸而三祝，祈□圣寿以齐□天。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菅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页8上—9下）

“群臣谢恩表”（洪武间定）

某衙门某官臣某，某年月日。□钦蒙给赐（某物）、升授（某职），谨奉□表称□谢者。臣某，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言。伏以□圣恩敷布，广大如□天。凡在臣民，均沾雨露。恭惟□皇帝陛下。□圣神文武，□治同百王，春青海涵，兆民忻戴。是以□天心永眷而基业愈昌也。臣某等，深蒙□恩宠，补报是图。惟坚散藿之诚，上祝□万年之寿。无任瞻仰□天仰圣，激切屏菅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页10下—11上）

“东宫千秋节正旦冬至群臣上笺”

伏以□皇天眷估，□景运弘开。□大本益隆，臣民忻载。敬惟□皇太子殿下。□宽仁毓德。□敬谨存心。嗣承万世之洪图，寅奉重熙之□宝历。是以贞符协，应万邦永宁也。臣某等，职守藩□维。忻逢□令旦（正旦、长至）。仰望□前星，敬祝□千秋之寿。无任瞻仰，激切屏菅之至。谨奉□笺称□贺以　□闻。（页14上—15上）

是卷末页有载：“二十九年，以天下诸司所进表笺，多务奇巧，词体骈俪，令翰林院撰庆贺谢恩表笺成式，颁于天下诸司，令如式录进。”（页15下）可见以上三道表笺成式，都是洪武末年所颁布。

　　据后人记载，前此之时，天下诸司儒臣所进表笺，很多触犯格式及文字忌讳，被太祖刑戮诛杀。此类事件，官书未见。如御制《大诰三编》或《皇明祖训》，或永乐年间三修之《明太祖实录》，虽缕述洪武年间大狱如胡惟庸、蓝玉等谋逆被诛（事在十三，二十六年〔1380，1398〕），但无文字狱案的记录。关于胡惟庸、蓝玉二大狱始末见张廷玉等纂修：《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三?八，页7906［卷一三二，页3863本传［谷应泰：《明史〔朝〕纪事本末》（中华，1977），卷十三“胡蓝之狱”， 页179—87［又见赵翼《廿二史礼记》（《四部备要》本）卷三二，页6下—8下。近人研究详吴晗：《胡惟庸党案考》，《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5月），页163—205［傅衣凌：《关于明初胡蓝之狱的分析》，《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页41—56。又见Thomas P. Massey, Chu Yüanchang and the HuLan Cases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 Ph.D diss.,Michigan, 1983(Ann Arbor, UMI,1992)。这些表笺之祸，惟见于晚出的野史稗乘，或传录闾巷耳谈，或经后人渲染夸张，真伪莫明。其始作俑者，似为黄溥（弘治十二年〔1499〕贡生）之《闲中今古录》。沈节甫（1533—1601）编辑《记录汇编》卷一二九《摘抄》载其记太祖表笺文字狱之起源云：沈节甫见编辑之《纪录汇编》刊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解题见永瑢等纂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称《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卷一三四，页2768—69［及傅吾康，Sources, 9.4.3.本文采用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影原刊本。 蒋清高，象山人，元末遗儒也。内附后仕本县教谕，罹表笺祸。赴京师，斩于市。斯祸也，起于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十七年［1384］）开科取士，响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非偏也”。诸勋进曰：“是，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张士诚〕，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页3下—4上）

　　其后出于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7）及万历（1573—1620）间的野史稗乘，很多关于此类文字狱的记载。举其大者，有徐祯卿（1479—1511）《翦胜野闻》（成书于1500年后）、梁亿（1511年进士）《传信录》（成书于1520年前后）、郎瑛（1487—1566后）《七修类稿》（1566年序刊）、田汝成（1500—1563后）、《西湖游览志余》（成书于1584年）、邓球（1535年进士）《皇明泳化类编》（1570年序刊）、王世贞（1526—1590）《弇州史料》（1614年序刊）、黄景昉（1596—1662）《国史唯疑》（明季成书），与佚名编辑之《九朝谈纂》（刊于明末）诸书。此等记载，或摭拾委巷俗说，或抄袭旧籍琐谈，未辨真伪。更有甚者，以讹传讹，大乖历史的真相。此类表笺文字狱案资料见下注15—21、24所揭，亦略见近人所节抄史料，如柴萼：《梵天庐丛录》（上海:中华书局，1925）, 页27;与彭国栋《艺文掌故三谈》（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页74—75。

　　满清易代，经康、雍、乾三朝镇压，文纲严峻，学者多讳谈明朝史事，尤其是太祖的文字狱案。及至清中叶，赵翼（瓯北,1727—1814）始略为陈说，于《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条下，裒辑明代稗史所记，列举洪武间儒学教授林元亮十二人，并明初儒士徐一夔与释来复等以触犯文字忌讳被斩（详后）。据他的解释，此辈罹难乃因太祖“学问未深”，故“往往以文字杀人”，归咎明祖之不学，动辄生疑，并非涉及政治或其他事件。见《廿二史札记》卷三二，页2上—5上。关于赵翼《札记》之初步研究，见杜维运：《“廿二史札记”考证》，《新亚学报》第2卷第2期（1957年9月），页301—436。此文修订后附刊于1975台北鼎文书局印行之《廿二史札记》，然二者俱无讨论文字狱案故事的真伪。晚近对赵翼及其《札记》之研究可见杜维运：《赵翼传》（台北：时报出版社，1983）［王秋生：《赵瓯北研究》（台北：文史出版社，1988）［及黄兆强：《“廿二史札记”研究》（台湾学生，1994年）。由于瓯北名重史林，《札记》风行一时，后世论明初文字狱多不细察，奉为圭臬。如顾颉刚《明代文字狱案考略》，据《朝野异闻录》论国初儒生以表笺诖误被诛，又引《闲中古录》说徐一夔遭斩，皆本诸《札记》。丁易（叶鼎彝）《明代特务政治》，述太祖兴文字狱以达专擅目的，亦用《札记》。顾文载《东方杂志》卷32第14期（1935年7月），页21—34。此文有英译，见L.C. Goodrich，“A Study of Literary Persecution during the Ming”， Ha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34（December 1938）： 254311。丁易书原刊于1949，今用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71影印本，所论见页441—44。吴晗《朱元璋传》记太祖文字狱案所引《朝野异闻录》亦出《札记》，至言徐一夔死事则依据《翦胜野闻》。罗炳绵《明太祖的文字统治术》论洪武儒臣罹表笺之祸并引《闲中今古录》言徐一夔刑死，亦以《札记》为本。吴晗《朱元璋传》论太祖文字狱案见页268—72;又为李唐:《明太祖》（香港:太平书店，1978） 页103—6所因袭。罗炳绵论文载香港新亚研究所编《中国学人》第3期（1971年 6月），页37—51。近徐道邻《明太祖与中国专制政治》［赵令扬《明太祖政权下之知识分子》［冯天瑜《明清文字狱述略》［朴元熇《明初之文字狱与朝鲜表笺》［及陈梧桐《论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亦据《札记》评文字狱的毒害，以为明祖个性猜忌，且学问短浅，辄以误读文字枉杀文人。徐文载（台湾）《清华学报》新刊第8卷第l—2期（1970年8月），页350—72。赵文见《寿罗香林教授纪念论文集》（香港，1970），页191—203。朴文刊《第二届明清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1993），页322—38。陈文载同作者，《朱元璋研究》，页140—55。近人在所编著通史中论明初文字狱案亦多为《札记》贻误。见汤纲等编：《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上册，页103—4［刘重日等编：《中国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6册，页41—42。诸如此类，足见赵瓯北史论对近代学者研究明太祖，是有极大的影响。

　　本文论太祖文字狱案，以表笺之祸事例为主，以便举一反三。先胪列《札记》所陈，追溯其史料来源，然后加以考证，辨其真伪，使了解此类刑案的真相。继而解说有关资料，推其原委，以剖析后代于太祖的评骘，俾对洪武朝的政治及历史地位，有进一步的认识。职是此故，是篇虽以考证为基础，目的并不在为考证而作考证。关于表笺文字狱案的重新检讨，见潜斋（索予明）：《从明太祖御笔看明初文字之祸》，《畅流》（台北）第7卷第2期（1953年3月），页7—9［及陈学霖：《徐一夔刑死辨诬——兼论明初文字狱史料》，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东方文化》15.1(January 1997)： 7784。二、文字狱案之基本史料

　　首先，兹抄录《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条论太祖文字狱案全文，分为三段，然后罗列史料，考其出处，以便加以分析。是篇首段记明初儒学教官十数人因犯表笺文字忌讳被诛戮云此条又参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刊标点本，页466。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朝野野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沣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贰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知”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页4上—4下）

此段自称采自《朝野异闻录》，但未载作者姓名。是书文献无征［未悉是否因遭乾隆禁毁而改易地名。以现存史料核对，此类刑案的最早记录似是梁亿之《传信录》，收入于朱当氵耳丐编纂之《国朝谟烈辑遗》。此书刊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流传不广，朱当氵耳丐为明太祖第十子朱檀第四代后裔，生当嘉靖万历间，《明史》无传，行事不详。《国朝谟烈辑遗》原刻本前国立北平图书馆有藏，今归台北国家图书馆，有显微胶片影卷流通。《札记》所引《朝野导闻录》未悉是否为《国朝谟烈辑遗》之异名，抑或系指别一从前者钞出而现今已佚之书。梁亿生平及其《传信录》详见下注22引文。特录其全文以作比较。是篇记表笺文字狱案事说：

洪武间凡三司、府、卫、州、县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声音文字可疑而被诛者甚多。浙江台州府学教授林原亮（《札记》作林元亮），为海门卫撰《增官吏俸给谢表》，内用“作则垂宪”一向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撰《圣节贺表》，用“垂子孙而作则”一句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司撰《圣节贺表》，内用“仪则天下”一句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司作《正旦贺表》，内用“建中作则”一句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撰《正旦表笺》文，内用“睿性生知”一句诛。登州府宁海州文登县儒学于达，为本府撰《冬至笺》文，内用“天性生知”一句诛。广西浔州府学教授张翰，为本府撰《圣节贺表》，内用“睿性生知”一句诛。常州府沣州学正孟清，为本府撰《圣节贺表》，内用“圣德在秋”一句诛。沣州慈利县学教谕赵用彬，为九溪卫撰《圣节贺表》，内用“寿域在秋”一句诛。怀庆府训导吕睿，为本府撰《钦赐马匹表》，内用“遥瞻黄屝”一句诛。详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府撰《正旦表》，内用“取法象魏”一句诛。凤阳府毫县训导林云撰《赐宴谢表》，内用“贰君父以颁爵禄”一向诛。临洮府狄导县学训吴瑞，为本府撰《冬至贺表》，内用“雷致千秋之祝”一句诛。尉氏县教谕许玄（《札记》作许元），为本府撰《圣节贺表》，内用“雷震天下”一句诛。德安府儒学训导汲登，为本府撰《贺册立表》，内用“求绍亿年”一句诛。福州府训导林伯璟，为按察司撰《圣节贺表》，内用“体乾法坤”一句、又为福州中卫撰《谢赐公服表》，内用“藻饰太平”一句诛（按此林伯璟与前引之林伯景似同为一人，《札记》无载）。德安府学训导吴宪撰《贺册立表》，内用“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二句而被诛者。（页2上—3下）

　　至于《札记》解释此十数儒官所犯文字忌讳被诛的理由，亦与《传信录》下段雷同。《传信录》言：

以今观之，诸臣之以“为则”、“作则”、“仪则”等字而被诛者，以“则”字与“贼”字音相近也。以用“生知”等字而被诛者，“生”字以“僧”字音相近也。以用“法神”字而被诛者，以其字与“发髡”相似也。以用“藻饰太平”字而被诛者，以其音与“早失”相似，又以“妆饰太平”意思也。其余有所犯而诛之者，则未知圣意所在。或者以“秋”为肃杀之时，“雷”为搏击之物。“黄屝”之“扉”字音与“非”同。“取法象魏”为“去发则类鬼”，而“贰君父以颁爵禄”与“望拜青门”，为其语太重而无父子尊卑之别故耶。然凡为人臣子，受君父以爵禄以荣其身，以显其亲，以饱暖其妻子，苟有人心者弗能招称万一，已足恸恨，矧讥议君父耶。意者诸臣之在当时不学无术，罔识忌讳，遂用此字音以取杀身亡家之祸，盖皆出于不幸耳。不然，则虽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尚足惜乎哉。（页3下— 4上）

从此看来，《札记》引用之《朝野异闻录》，若非抄袭自《国朝谟烈辑遗》之梁亿《传信录》，则系采录与前书史料同一来源的明代野史稗乘此条其后收入佚名编《九朝谈纂》，《清代禁毁书丛刊》第1辑（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影印，1977），上册，页274—79［又节录于黄景昉《国史唯疑》（台北：正中书局据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影印，1969），页21。《九朝谈纂》解题见《提要》卷一三二，页2751—52。 《札记》继说：

《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页4下—5上）

按现存《闲中今古录》皆系《摘抄》节本，原刊二卷恐已亡佚。所有节本皆失载此条，不知原卷有无。但此故事迭见同时人笔记，如徐祯卿《翦胜野闻》，与稍后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皆有载录，足见其事流传之广。《翦胜野闻》《翦胜野闻》解题见《提要》卷一四三，页2976［傅吾康，Sources,4.5.7.此处引文据《纪录汇编》卷一三?，详见下注38—40之讨论，并前引拙著《徐一夔刑死辨诬》一文。云：

太祖多疑，每虑人侮已。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尝作贺表上。其词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帝览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朕耶。‘生’者‘僧’也，以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命收斩之。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文传布天下。（页4下—5上）

《西湖游览志余》《西湖游览志余》二十六卷，刊于万历十六年（1588），解题见《提要》卷 七?，页1508。本文用上海中华书局1958刊本，所录徐一夔故事见页131—32。所录未言徐一夔被斩，但谓其以表笺诖误罹难则一。瓯北所录，未悉是否出于《闲中今古录》，抑或节抄自《翦胜野闻》而错记其来源。

后此《札记》又言：

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诵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啕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页5上）

此条据此系采自《闲中今古录》，但《摘抄》失载，未悉原刊有无。按此故事又见郎瑛《七修类稿》卷四七“明天渊”条《七修类稿》成书于嘉靖末年（1566年前后），所记多采自旧籍野闻，故可能包括《闲中今古录》在内。解题见《提要》卷一二七，页2673［傅吾康，Sources,4.3.3.本文采用台北世界书局1970排印本。，其说云：

元明浚，字天渊，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后。髯长数尺，仕元为学士。元亡，削发为僧，妀名来复见心，而髯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问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为僧，吾亦任汝。然去发留须，亦有说乎？”对曰：“削发无烦恼，留髯表丈夫”。上笑而遣之。后承诏赐食。谢诗云：“淇园花雨晓吹香，手挽架裟近御床。阙下彩云明雉尾，座中红芾动龙光。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盎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诵陶唐。”上见诗，大怒曰：“汝诗用‘殊’字，是谓我‘歹朱’耶。又言‘无德诵陶唐’，是谓朕无德，虽则欲陶唐诵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辄敢大胆如此。”见心遂玉筋双垂，圆寂于丹墀之下。今有《蒲庵集》行世，亦可谓忠于元而得道者也。惜《元史》不收。（页688—89）

　　来复事迹详见后出的邓球《皇明咏化类编》卷一三一本传，此篇亦有类似故事，似与《七修类稿》所载同出一源。《皇明泳化类编》刊于隆庆四年（1570），解题见傅吾康，Sources,6.6.1.本文采用台北学生书局1965影印本。《来复传》见卷一三一，页7下—8下。二处虽未明言来复因此被斩，但说他触犯文字忌讳赐死则一致。

　　最后，《札记》记述文字狱案的起源说：

按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页5上）

此段如前所述，亦本诸《闲中今古录》，各本《摘抄》有载。但《札记》缺录前段叙蒋清高罹表笺祸被斩事，而现本《闲中今古录》亦失载“上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下段。据佚名辑《九朝谈纂》所引，后此一段云：“先是奎璧间有黑气，上仰观连岁不消，因欲右文消之，孰知表笺之祸兆矣”，更加深表笺之祸的神秘色彩。见《九朝谈纂》上册，页204。

　　依上所见，《札记》陈述的表笺文字狱案，乃系缀拾若干出于明中叶后之野闻琐录而成。虽然所引如《朝野异闻录》及《闲中今古录》的片断，今本不见记载，但从现存类似的资料观之，皆系有所依据。如《朝野异闻录》所载故事，可见于梁亿《传信录》及一二同时人的著述［又如《闲中今古录》传本失录的情节，又可见诸徐祯卿《翦胜野闻》及郎瑛《七修类稿》等书。由此足见赵瓯北所记，并非无中生有，但要了解此类文字狱案的真相，非对这些资料严予批判不可。

三、文字狱案史料之考证

　　以下考证太祖表笺文字狱案，先针对《札记》所引史料及其议论，然后旁及其他资料，其次序先后亦根据《札记》。故首论梁亿《传信录》，次及徐祯卿《翦胜野闻》，继之以黄溥《闲中今古录》及类似的记载。先叙作者仕履及其著述性质，然后分析其所记文字狱案事情。

（一）梁亿《传信录》

　　梁亿字叔永，广东顺德人，为大学士梁储（1451—1527）之弟。《明史》无传，生平略见光绪《广州府志》（1879）卷一二一《列传第十》。据此，他约生于成化（1465—1487）之末，正德六年（1511）举进士，始授兵部主事，后任工部，历礼部郎中。嘉靖五年（1526）任广西参政，颇有政绩，但不久致仕，大概卒于嘉靖末年。所著除《传信录》外，另有《遵闻录》及杂著数种。此二书裒辑国初至弘治年间朝野佚事遗闻，入野史稗乘之类。梁亿传略见瑞麟、戴肇辰等纂修：《广州府志》（光绪五年〔1879〕刊）卷一二一，页25上。《传信录》除收录于《国朝谟烈辑遗》外，又见《九朝谈纂》第1册所引。《遵闻录》尚存一卷本，收入高鸣凤所编辑：《今献汇言》（上海商务影万历原刊本，1937）第5册。《传信录》原书已佚，惟见《国朝谟烈辑遗》节录。此书虽名“传信”，但所叙国初时事，多摭拾俗说耳淡，敷衍附会，揆诸史实，抵牾百出，不宜轻信。王世贞《史乘考误三》纠正其记事谬误者十数处，并评之曰：“梁亿筲人语，不足传也。”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亦讥其书云：“乃不自揆，僭称‘传信’，……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王世贞评语见《弇山堂别集》（台湾学生影万历十九年原刊本，1965）卷二二，页7下。沈德符评语见《万历野获编》（上海中华，1959）卷一，页10。这些评语足表现当时学者对是书之评价，亦可作检讨其所传关于太祖文字狱案的尺度。

　　首先，兹论《传信录》所记表笺刑案的史源，以辨明此类故事是否梁亿所附会臆造，抑或传自他人而不假思考。关于这点，王世贞《弇州史料》备有线索。是书卷三一《后集》有“进表笺儒学官以诖误诛”一条，载洪武间十数儒士以上表笺触犯文字忌讳被诛，较《传信录》为简略，但大致相同。惟篇未于缕述其致祸之由后说：“其他则不可晓矣。史既讳不截，而《双槐岁钞》出于黄氏祖孙之笔，颇核，因节而志。”此见《弇州史料后集》卷三一，页14下—16上，引文见页16下。是书刊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解题见《提要》卷六二，页1373［傅吾康，Sources,2.2.8.据此，此类案件已先见于黄瑜（1426—1497）之《双槐岁钞》。是书成于弘治八年（1495），后由其孙黄佐（1490—1566）重编（故有“祖孙之笔”之语），较梁亿书早出，但传本《岁钞》失载此段，不知原稿有无。黄瑜《双槐岁钞》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序，解题见《提要》卷一四三，页2973［傅吾康，Sources,4.1.2.现有《岭南遗书》道光十一年（1831）刊本及多种近代排印标点本流通。然王凤洲素以史识谨严见称，其说当可相信。由此可知这些文字狱故事，无论真伪，早已流传。梁亿所录，亦不尽出臆见，大抵根据当日传闻，加以渲染成之。

　　其次，无论此类刑案之史源为何，以梁亿所传来看，其真实性大有可疑。第一，由于别无旁证，我们无从知悉此十数儒学教官的罹祸年月及地点，更亦不可确定是否因表笺诖误致死，只能姑而言之，姑而听之。又据彼言，此等儒士皆以贺表内犯同类文字忌讳坐罪，如用“作则”、“生知”、“法坤”诸词，与“作贼”、“僧知”、“发髡”声音相近，有讥讪主上之嫌。若果他们在同一时期获罪判死，则犹有可说，但从史文观之，显然不是。如此何以既有极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况且，太祖自洪武六年起五次颁定奏牍及表笺成式，用意在振兴古文，辞藻务求典雅，废四六骈俪，以直言达意为主，所有名讳皆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凶恶字样外，并无其他应避忌讳。据《实录》所载，对于触犯表笺成式的，如朝鲜贡使柳绚、郑道传等（事在洪武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395—1397〕），太祖但加责罚，并无处以极刑。见《实录》卷二四三，页3533—34;卷二四七，页3583—86［卷二四九,页3605—6;卷二五?，页3615—16。并参顾颉刚前揭论文, 页23—24。何故这些儒官以干忤文字忌讳得罪致死，是否厚彼而薄此，而若果有其事，史官何以讳言不予宣扬，使警惕来者，抑或另有其他缘故？

　　更有甚者，虽然今日不能确定这些儒士所进表笺，其所用“作则”、“垂则”、“仪则”等词语中的“则”字，是否嫌及“贼”字之声音，有毁谤人主之意，但若说太祖讳言“僧”字，故凡用“生知”、“法坤”语句皆以影射其尝为僧被诛杀，恐怕不是事实。实则，明祖并无隐讳其早年寄身释门，此可见于其自述如《皇陵碑》与《纪梦》诸篇所记。况且，登基后更宣扬佛义，拔选高僧入官，并曾撰文如《三教论》、《宦释论》、《修教论》阐论之。明太祖自述《皇陵碑》与《纪梦》见《明太祖御制文集》（台湾学生影嘉靖刊本,1965）卷十六［《三教论》、《宦释论》与《修教论》诸篇收录于同书卷十一、卷十六。又见《明太祖集》，胡士萼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1）卷十四、卷十［及钱伯城等编辑：《全明文》第1辑《朱元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所收录。解题见《提要》卷一六九，页3569［傅吾康，Sources, 6.8.5.《纪梦》有英文译注，见Romeyn Taylor, “Ming T’aitsu’s Story of a Dream,” Monumenta Serica 32(1976)：1—20. 《皇陵碑》考释见王剑英：《“大明皇陵之碑”考释》，载邓珂编：《邓之诚学术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页83—124。明太祖三教论之研究详John D. Langlois,Jr. and K’ok’uan Sun, “Three Teachings Syncretism and the Thought of Ming T’aits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3.1(June 1983)： 97—139.他非但不讳其出身为僧，而且表白于诗文。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之《明太祖御笔》，即有三首谈僧的诗：二者言僧，另一谈禅。其言僧诗第一首云：“机冗僧来不暇谈，惟教瞠目意窥探。星前好把南禅问，日下尤当只履参。旰食宁知三十（？）熟，宵衣谁谓五更谙。如此昼永禅宜观，世出何忧利物贪。”此诗非但言“僧”，而且所用如“禅”、“世出”等字皆与释氏有关。此三首诗已收入《〔增订本〕故宫书画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65）第4册，卷七，页91。索予明对此曾作分析，见上注13所引论文，页8。关于《明太祖御笔》之详细讨论，见前作者撰《“明太祖御笔”释例》，《“明太祖御笔”释例续篇》（台北）《故宫季刊》第2卷第1期（1967年7月），页31—58［第2卷第3期（1968年1月），页49—71。由此可见明祖并不讳谈“僧”与“禅”，既然如此，何致禁诸儒用“生知”、“法坤”等词语？可见野史谓诸儒所上表笺，以用“生”字与“僧”字音相近，用“法坤”与“发髡’字音类似，干忤忌讳被诛，实难令人置信。

　　至于其他触犯文字忌讳之故，梁亿皆以私意自解之。如谓儒臣表内用“藻饰太平”一句被诛，则说其音与“早失”相似，而又以其意近“妆饰太平”。更有甚者，有些不能推断的，则不似王凤洲言“其他则不可晓矣”之忠实，故作臆测以自圆其说。如谓诸儒用“遥瞻帝屝”一句致死，则疑“屝”字音与“非”同，而其用“取法象魏’罹罪，则疑“魏”宇“去发则类鬼”。又如有用“永绍亿年，天下有道”致祸的，则疑“亿年”之“亿”字与“一”字、“有道”之“道”字与“盗”字音同。又如有用“贰君父以颁爵禄”、“望拜青门”等词句被诛，则疑其语太重而无君臣父子尊卑之别。诸如此类，可谓瞎人摸象，迹近胡说，非但不能剖析事情，且有曲解强辨之嫌。最后且言：“意者诸臣之在当时不学无术，罔识忌违，遂用此字音以取杀身之祸，盖出于不幸耳。不然，则虽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尚足惜乎哉”。此处虽隐喻帝王专擅，仕人无辜，但竟将此类罪祸，归咎于儒臣之不学，可谓横词夺理，毫无史识，岂可信之？参注13所揭拙文《徐一夔刑死辨诬》，页81—82。

　　最后，至可遗憾的，是赵翼非独不能洞察此类曲说之无稽，对文字狱案有合理的分析，反而加之臆见，谓明太祖“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作为以表笺诖误杀戮儒臣的解释。实则，此说最为肤浅无识，而且诒误后人。何以言之？首先，明祖虽然早年失学，不谙文墨，但文字之狱始于洪武十数载，时太祖已年逾五十，非特熟习经史，且能亲笔批答章奏，而所作诗文疏论，虽不大典雅老练，亦颇流畅而达意，此可见于现存之御笔卷帙及各类著作。关于明太祖之文学造诣，详见《廿二史礼记》卷三二，页1下—4上［前注28所揭索予明论文［包遵彭：《明太祖及其文章》，载《明太祖御制文集》卷首，页l—19［梁容若：《朱元璋的文章》，载氏著《书和人》（台北：文星书店，1964），页13—37［前注11所揭罗炳绵论文，页37—44［及陈高华:《关于朱元璋文的整理问题》，载《明清论丛》第1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页99—104。因此史家若说明祖不学，以其龙兴前言之犹可，但在登基后则不然。故以其学问未深而生猜疑，误读文字而枉杀无辜，则与事实相违。其次，若依前引诸儒“以嫌疑见法”事例来看，如以“作则”为“作贼”、“藻饰”为“早失”或“妆饰”、“帝屝”为“帝非”、“取法象魏”为“去发则类鬼”，此类联想，迹近无理取闹，惟有深谙典故，擅长玩文弄墨者方能为之。参见注13所引索予明论文，页8。可见赵瓯北说明祖因不通文义，误人嫌已遄起大狱，揆之事理情由，实难以置信。由于上述理由皆不能成立，而文字之狱似又非乌有，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太祖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故作曲解以嫁祸所要荑除的异己。这里可能涉及政治明谋，如胡惟庸党案之类（详后），因此官书讳载，而私史误记，一传再传，遂致真相不明，使后人以明祖不学无术，辄生疑忌，屡兴文字大狱枉杀无辜儒臣。

（二）徐祯卿《剪胜野闻》

　　徐祯卿字昌谷，苏之吴县人，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卒于正德六年（1511），享年仅三十二，《明史》卷二八六有传。祯卿登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以诗文负名，为“吴中四杰”之一，然官宦不显，仅任大理寺寺副与国子学博士（1505—1509）。晚年一意著述，除辞赋外旁及经子百家，还有《昌谷全集》十六卷并《翦胜野闻》记国初佚事琐谈一卷，又杂著若干卷。徐祯卿传见《明史》卷二八六，第15页上，并参Hoklam Chan撰传， DMB, vol. I, pp. 56970。祯卿虽以文学显名，但于史事未邃，且因沉湎道教，偏好志怪野闻，故所书皆不甚详核，而当世史家都有恶评。如王世贞《史乘考误一》评国朝野史十数种，列《翦胜野闻》为“轻听而多舛”类，而言曰：“其人生长阁閰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述之，若祝枝山〔允明〕《野记》、《翦胜野闻》之类是也。”王世贞评语见《弇山堂别集》卷二?，第1页下。因此其书所载，无论为何，都有值得怀疑之处。

　　《野闻》所记以表笺诖误被斩之徐一夔，《明史》卷二八五有传。一夔字大章，浙江天台人，元延祐五年（1318）生，卒年不详。工文词，通经博雅，兼擅史学，颇负盛名。元季始任福建建宁府儒学教授，洪武二年（1369）奉诏纂修《元史》，特以史料阙如，借足疾为辞乞退。六年（1373）实授杭州府学教授，兼编纂《大明日历》，事后辞翰林院授官回杭府旧任。十六年（1383），南京灵谷寺建成，应命撰碑文以报，此后行事未明。所著有《始丰稿》前后数集共十四卷，又杂著若干种，对元明之际的史事记述甚翔。徐一夔《明史》本传见卷二八五，页7350［并参Hok-lam Chan撰传, DMB，vol. l,pp.58990. 所有著作见《提要》卷八二，页1719［卷一三四，页2765—66［卷一六九，页3581。俗说谓一夔死于表笺之祸注13所引拙文已有详细讨论。一夔晚年事迹，当代人并无记载，至弘治间始有《翦胜野闻》谓其于杭州府学任内，以上贺表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触犯文字忌讳为太祖刑斩。稍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亦略载其事，虽未言被斩，亦说其以表笺诖误坐罪，作为太祖滥兴文字狱，枉杀无辜的证据（已见前述）。

　　实则，徐一夔以贺表诖误罹难事，前此明人所撰传记，如谢铎弘治《赤城新志》（1497年刊）及陈善万历《杭州府志》（1579年刊）所系小传并无言及，其后出者亦然。见弘治《赤城新志》（弘治十年〔1497〕刊本）卷十一，页3下，万历《杭州府志》（台灣学生编《明代方志选》影印万历七年〔1579〕刊本，1965）卷六三，页57下。后此徐一夔传记皆未言及死年，独清季盛枫谓其卒于嘉兴。未悉所本，见所编《嘉禾献征录》（收入金兆蕃編輯《檇李丛书》，1936）卷四二本传，页2下。更且，清初开局修《明史》，史臣为一夔撰传的如汪琬（1624—1690）与朱彝尊（1629—1709），皆无采其说。朱竹垞《徐一夔传》较汪琬所撰为详，是传抄录一夔于洪武三年（1370）上书言修《日历》之要，并“霝谷寺碑”原文，但未述及其晚年行事。关于清初开局褊纂《明史》，详李晋华《明史纂修考》（《燕京学报》专号第3种，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汪琬撰《徐一夔传》后收入所著《钝翁续搞》（未见），朱彝尊所撰见《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卷六四，页3下。二者俱载录于《始丰稿附录》，页10下—13上［页15上—16下。并参李晋华前引书页77、79。今本《明史》卷二八五《徐一夔传》即以前者为蓝本，故传末但言“召修《大明日历》，书成，将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辞，赐文绮遣还而已。”于此可见史家自有慧眼，不为异说传闻所惑。清初怀疑《野闻》误传一夔触犯表笺忌讳被斩，始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四《杂家存目》十一“艺圃搜奇”条此书未见流通，疑佚。，除考证是书非一夔所作，并指斥野俗流言谓其死于表笺之祸。其言曰：

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侨寓嘉兴。元末尝官建宁教授。洪武初征修礼书，王祎又荐修《元史》，辞不至，后为杭州教授。又召修《大明日历》，特授以翰林官，以足疾辞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翦胜野闻》称其官杭州教授时以表文忤旨，收捕斩之，殊为荒诞。《野闻》托名徐祯卿，多“齐东”之语，此亦其一也。（页1上）

此处但疑《野闻》记载失实，然未考及徐氏卒年，并无足够证据以斥其非。至光绪间丁丙（1833—1899）编校《始丰稿》，始考证一夔卒于建文初年，力辟《野闻》之谬。丁丙所校《始丰稿》共十四卷，附《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有光绪十九年（1893）跋，刊于《武林往哲遗著》（光緒二十年〔1894〕）。《始丰稿》卷复跋说：

〔一夔〕明洪武初召修礼书，五年，试职杭学教授，年五十有四。继修《日历》，书成授翰林官，以足疾辞归，得实授。……按《上虞顾君墓志铭》（载《始丰稿》卷十三，页6下），葬在元至正十九年己亥（1359），既葬三十五年始请铭，则在洪武二十六年癸酉（1393），时先生年七十五岁。并考陈氏善万历《杭州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其中即有权代者，表不列名，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岂非大谬哉（页2上）。

　　此处以一夔著作推断他的卒年，至为精审，实际其寿终八秩尚有另文足为佐证。按一夔著述年代较晚于前引的有《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一文。见《始丰稿?补遗》页2上。此言齐庄公生于至元丁卯，干支有误，但卒于洪武戊寅，则系三十一年（1398〕。此称齐公庄卿“生至元丁卯（丁丑［三年（1337）之误？），卒洪武戊寅，以明年祔葬。”洪武戊寅为三十一年，明年即建文元年（1399），时一夔已年逾八十。再证以万历《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一夔洪武六年任杭府教授，下接建文二年教授为蒋良辅，见万历《杭州府志》卷十四《古今守令表二》，页31下。则徐氏至建文初始卒实无疑问，而《翦胜野闻》诬他以表笺忤旨被新，可谓无稽之至。

　　以上已辨明《野闻》述徐一夔死事的荒诞，然其所记尚有他事再需议论。按《野闻》末段云：“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文传布天下。”似谓太祖颁布表笺成式，系在刑斩徐一夔之后，而又系应儒臣的请命。实则，据前引《实录》，太祖颁布奏牍及表笺成式共有五次，其时间与目的并非如徐祯卿所言。首次在洪武六年，时明祖以廷臣上书贺表多用四六骈俪，文华而辞蔽，有害直言，乃命翰林官择唐宋名儒表笺可为法式者上，随得韩愈(768—824)《贺雨表》与柳宗元(773—819)《代柳公绰谢表》二篇，即颁布天下以为定式。见《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庚戌条，页1512—13。韩愈《贺雨表》见《昌黎先生集》，《丛刊》本，卷四?，页2上［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见《柳河东集》（《备要》本）卷三八，页8下—9上。参吴晗：《朱元璋传》，页169—70。次在八年十二月，太祖鉴于刑部主事茹太素奏陈时务，草万言书而仅述四事，文繁辞冗，难以适从，因命中书翰林官制定《奏对式》，自序之以颁示天下有司。茹太素因此触怒明太祖，遭廷杖惩罚，事见《明史》卷一三九本传，页3987。明祖是此颁布《奏对式》《实录》无载，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張鈞衡編輯：《适园丛书》本，1916）“史部九?仅注类”有《建言格式》〔注：洪武八年十二月施行），《繁文鉴戒》并《表笺式》一卷（页32上—32下）。太祖所撰“《建言格式》序”见《高皇帝御制文集》（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卷十七，页4上［及《明太祖集》卷十五，页304—5.（前引《明太祖御制文集》失载此序）。参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2），页11。又其次在十二年八月，太祖以官府文移案牍繁冗，非老吏不能通晓，而佞人乘机玩法，殃及百姓，因命廷臣议减其文，奏定成式而镂版之，俾诸司有所遵守。见《实录》卷一二六，洪武十二年八月戊寅条，页2010—11。《千顷堂书目》前引书页32上有《行移繁减体式》一卷，谅系本年所颁布者。十四年七月，又以重定进贺表笺礼仪，再申明表笺不得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其在御名庙讳，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凡凶恶字样俱用回避。见《实录》卷一三八，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条，页2171—73。末次在二十九年七月，太祖以廷臣诸司所进表笺，仍多极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乃命翰林学士刘三吾（1312—1399？）等撰表笺成式，颁于有司，命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见《实录》卷二四六，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条，页3576—77。由此观之，明祖之屡定奏牍及表笺格式，废四六为散文，务从简古，乃欲革天下诸儒玩文害意，不切实际的陋习，并无轨外之意。况且，数次所定格式皆出自翰林诸臣之手，并非由太祖亲笔。由此可见《野闻》谓伦臣恐惧表文忤旨，恳帝确定成式以便遵守，皆非事实，不可遽信致误。近人言太祖文字狱案者多举徐一夔事为例，除前注10—12所引论文外，又见梁容若前：《书和人》，页138［Liu Ts’unyan，On the Art Of Ruling a Big Country（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4），P.9［及陈进传：《明初的科技及其没落》，《明史研究专刊》第2期（1979年9月），页79，皆为赵翼《札记》所误。

（三）黄溥《闲中今古录》

　　黄溥字存吾，浙江鄞县人，为宣德名儒黄润玉（1389—1477）之孙。生年不详，然以其于弘治十二年（1499）成贡生推算，约生于成化之末，而《鄞县志》（1877年刊）卷二一附传说他享年八十，则当卒于万历初年。存吾工文辞，博览多闻，曾任芜湖县学训导，然无仕履，后弃职乡居从事讲学著述，所存仅有《闲中今古录》二卷。黄溥《明史》无传，生平略见戴枚、董沛修纂：《鄞县志》（光緒三年〔1877〕刊）卷二一，页41上。《闲中今古录》节本明清丛书六种有收，以《记录汇编》本最通行。祖黄润玉著述甚丰，传见《明史》卷一六一，页4385。所记国初轶闻有《海涵万象录》四卷，张寿镛编輯：《四明丛书》第3集（1935）有收。解提题见《提要》卷一二七，页2667。此书记国初至弘治间朝野掌故，旁及闾巷燕谈，虽保存若干史料，但不核实可靠。王世贞《史乘者证》曾列举其谬误者三数，可见是书虽不似梁亿与徐祯卿者之荒诞，然亦不可以轻信，故对所传的太祖文字狱案故事，仍应作如是观。见《弇山堂别集》卷二二，页3上，页8上，页12下，页13上。

　　首先，据《礼记》前引，《闲中今古录》谓释来复上呈“谢赐宴诗”，以其中有“殊域”一词，太祖读为“歹朱”。而又以“自惭无德诵陶唐”之句，赚及讥讪主上无德，虽欲以陶唐诵之亦不能，触怒明祖被赐死。此故事传本《摘抄》虽无记载，但又为郎瑛及邓球所引，今姑以此出自黄溥而考察之。实则，此言来复罹难原因，亦系荒诞，因为据后出的传记，来复乃涉嫌为胡惟庸党而处死。其事见明季释明河（1588—1640）《补高僧传》卷二五“复见心”条。此见《续藏经》第1辑第2篇第134册（香港佛经流通所影印，1967）。较早時祝允明（1461—1527）亦略及來复见心事，但言其“被诛”而未及其故。见《野记》《集成》本（上海商务，1936），页29。传云：

来复字见心，豫章丰城王氏子。……有志行情凈行，欲绝尘独立，遂归释氏。……久之，窥见全体无碍，然未以为至。走双径，谒南楚悦禅师。……越三载，……浙省右丞达公九成慕师精进，起住苏之虎丘，辞不赴。会兵起，避地会稽山中。慈溪与会稽邻壤，中有定水院，……延师出主之，师为起其废。……自是厥后，鄞人士请师居天宁寺。……师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劝主杭之灵隐。适有诏征高行僧，师两至南京。赐食内廷，慰劳优渥。洎建普荐会，师奉来勑升座说法，辞意剀切，闻者咸有警云。师敏朗渊毅，非惟克修内学，形于诗文，气魄雄而辞调古。……学士宋公濂至称其文，如木难珊瑚之贵，公卿大夫，交誉其贤。皇上诏侍臣取而览之，褒美弗置。当今方袍之士与逢掖之流，鲜有过之者焉。洪武二十四年（1391）遂罹于难。噫，是亦数也。时山西太原捕得胡党智聪，供称胡惟庸谋举事时，随泐季潭、复见心等往来胡府，二公繇是得罪。泐责服役造寺，师以遂不免焉（页187上—187下）。

稍后释元贤（1578—1657）《继灯录》卷五《径山悦禅师法嗣》下本传，亦有类似记载。此见《续藏经》第147册，页401上（下）。两传记来复行实与郎瑛所传略异，后者说其为胡人，元世祖明安之后，而此处则称他为豫章丰城王氏子，与《皇明泳化类编》本传同。据此，来复生于元延祐六年（1319），卒于洪武二十四年，享年七十有三。二传皆谓其因胡惟庸党案致死，姑无论来复真有参与谋反，或坐莫须有罪，但不讳言罹难之故，可见野史说他上诗触怒太祖被赐死的荒诞。其后钱谦益（1582—1664）编纂《历朝诗集》，遂据此撰《来复传》，力斥俗说谓其死于文字之狱。《列朝诗集》（1652）闰集一《蒲庵禅师复公传》后有言此又见《列朝诗集小传》（台北世界，1965）闰集，页668。 〔洪武〕二十四年，山西太原获胡党智聪，供应随泐季潭、复见心往来胡府，合谋举事。见心坐凌迟死，年七十三。野史载，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则云逮其师诉笑隐，旋释之。见心“应制诗”，载在《皇明雅颂》，初无触怒之事。而笑隐为全室之师，入灭于至正四年（1344），俗语流传，可为一笑也。（页20下—21上）

此处除据以上两传谓来复坐罪胡惟庸党案外，另举《皇明雅颂》（未见）所录“应制诗”，指称当时并无触怒太祖，故此野史说来复干忤文字忌讳致死，是极端胡说可笑。

　　此外，《闲中今古录》另载明初儒士蒋清高罹表笺之祸，并记此类文字狱案的始源。前者《札记》未引，而传本《摘抄》有之，故先论蒋清高事。清高字伯尚，浙江象山人，《明史》无传。据黄溥所记，系元末遗儒，国初任本县教谕，以表笺诖误被斩于京师。按《象山县志》（1926年刊）卷二三有《蒋清高传》，除沿袭俗说言其枉死文字狱，另录《蒋氏谱》，所记与前者大异。此处谓清高元至正十七年（1357）乡试，授本县儒学教谕。洪武二年（1369）授国子助教，八年（1375）升祭酒，逾年卒官，年五十六。见郑迈、陈汉章修纂：《象山县志》（台北：成文书局影民国十五年〔1926〕刊本,1967）卷五，页10上［卷二三，页17下—19下，又曹秉仁、万经修纂：《宁波府志》（成文影乾隆六年〔1741〕补刻本，1974）卷二六本传，页11上亦无说其死于表笺之祸。据此，清高生于元延祐六年（1319），而卒于洪武九年（1376）官任，并无罹表笺祸被斩，可见《闲中今古录》故事的可疑。虽然，谱牒可能有隐讳，但若比对史料，则未必然。据黄溥后段所记，表笺祸始于洪武甲子（十七年）之后，而《蒋氏谱》言清高于九年卒于任所，与前说有抵触。况且，谱牒虽于其人行事有隐讳，但不致捏造其卒年，故《蒋氏谱》未必失实，比较《闲中今古录》更为可信，因此难言蒋清高死于表笺之祸。

　　最后，兹论《闲中今古录》所记文字狱祸的始源。如前所述，此类刑案始于洪武甲子，太祖向意右文，开科取土之后。当时诸武臣颇有异意，以为儒上善讥讪，因取张士诚故事加以劝谕。据此，士诚本名“九四”，登位后厚礼文儒，并邀之为撰名，因得“士诚”二字。太祖闻言，谓此名甚美，但诸勋指出《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似有毁谤之嫌。太祖由是顿生猜疑，开始观览天下所进表笺，而文字之祸由此而起。此故事未明所出，他书亦未见记载。支伟成编：《吴王张士诚载记》（上海［泰东图书社，1932）搜罗资料至丰，但失载此故事。但其所言，疑窦甚多，不宜过信，兹举两点言之：

　　其一，所记诸武臣引《孟子》“士诚小人也”，显然是割裂原文，断章取义，因《孟子》原句应读如“士、诚小人也”。然则何故作此曲说而用意又为何？此可有三解。首先，此处显出国初文武勋臣不睦，互相倾轧，而始因在太砠“向意右文”。故其指儒生蔑解《孟子》以诋毁张士诚，可能为警惕主上不宜经信儒生。此句见《孟子》，《备要》本，卷二《公孙丑篇》下，页23下［并参吴晗：《朱元璋传》，页270。其次，太祖对《孟子》甚有偏见，以为其中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如不听，则易位” 《万章篇》之类，于皇权有所违碍，因此后来令刘三吾删节成《孟子节文》。按史所记，洪武五年，太祖因读到《孟子》若干章句觉其与皇权有违，曾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逾年以儒臣恳请始取消前议，但对孟子仍极嫌恶。因此于洪武二十七年，特命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去《尽心》、《梁惠王》、《离类》、《万章》诸篇章句共85条，刻板颁行全国学府，而原本《孟子》至永乐十二年始为科举之用。事见《明史》卷五?《礼志四》，页1296［卷一三九《钱唐传》，页3982。前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有原刊《孟子节文》七卷本附刘三吾〈题辞〉，详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读书与出版》第2卷第4期（1938年5月），页7—9（重刊于氏著《容肇祖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页170—83。）参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页19—22。详细讨论见贾乃谦：《从“孟子节文”到“潜书”》，《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页43—50［及朱荣贵：《从刘三吾“孟子节文”论君权的限制与知识分子之自主性》，《“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6期（1995年3月），页173—97。武臣故意割裂《孟子》原文，罔作毁谤，或可能为迎合明祖心意。最后，故事所引太祖答诸勋谓“此名甚美”，似别有微义。此外表现明祖根本不通晓《孟子》章句，故谓“士诚”之名极美，及至对方点出，始明言外之旨。由此可见，此故事虽隐喻诸武臣故意曲解《孟子》，以实儒生之罪，但亦有讥讽太祖不学，不足晓谕经典的用意。

　　其二，所记系此故事于洪武甲子开科取士，而谓此后明祖即留意观览天下所进表笺，因此文字之狱大兴。据此，意谓此时之前，太祖不甚注意诸司奏章，亦不晓儒臣所进表笺有讥讪之意，而此类表笺之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以后。然揆诸史料，此说又不成立。首先，太祖自登基后，即亲理政事，勤劳不懈，天下奏章，多亲自阅览批答，有“一日数百件”之说，此可见《实录》与国初官书所纪。见明太祖撰《建言格式序》，载《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七，第4页上，并《太祖实录》卷一六五，页3上。参吴晗：《朱元璋传》，页295—96。故若谓明祖在甲子开科取土之前，鲜有观览奏章及诸臣所进表笺，则不尽属实。其次，前引《实录》已见太祖于开国不久，即注意诸臣奏牍表笺，多用四六骈俪，言不切实，以文害意。因此于洪武六年后即屡次颁布奏牍及表笺成式，裁定体制文词，以及字讳回避事例。故此不能说明祖于甲子年后始注意所进表笺而滥杀无辜。最后，虽则现存史料不足断定太祖并无藉文字诖误诛杀儒生，但若真有其事，似不可能迟于洪武十七年之后。实则，若尽信前引野史稗乘所载，这些表笺之祸自国初即有其例。由此观之，黄溥谓表笺之祸起自洪武中叶，绝对不能成立，而《闲中今古录》所记其他文字狱案故事，亦难令人取信不疑。

四、余 论

　　总括上述，足见自赵翼而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史实。以下仅综合前此考证，先对文字狱案作一结论，然后分析此类史料对研究明太祖的影响。其中意见，以文献阙如，殆初步蠡测，俾供来者参考，作进一步讨论。

　　关于表笺文字狱案本身，依上所陈，已见此类野史稗乘所载，虽似有其事，然谬误失实，不可轻信为真。其中如《闲中今古录》、《翦胜野闻》及《七修类稿》等谓徐一夔上贺表触犯文字忌讳被斩，蒋清高以表笺诖误罹难，或释来复呈《谢赐宴诗〉干忤圣意赐死，揆诸史实，皆系虚构误传。据所所论，一夔系得善终，享年八秩［清高卒于国子学任所，未尝进表笺得罪［释来复上诗亦无触怒太祖，而系涉嫌为胡惟庸党致死。以上三案皆证据确凿，可以为定论。至于《传信录》等所载十数儒学教官以上表笺诖误文字被斩，虽无旁证斥某误记，但所言获罪之由则极为可疑。始则太祖于洪武六年起，即数次颁布表笺格式及字讳回避事例，故学官不能罔无所知或故意触犯忌讳，而按《实录》所记，虽有过犯但加责罚而无处以极刑。次者此类官制表笺，旨在振兴散文，废除四六骈俪，务求叙事典雅简明，以致直言达意，而所颁定之字讳事例，亦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故此若说儒官上表用“作则”、“生知”、“法坤“诸言与“作贼”、“僧知”、“发髡”等词声音近似，有讥讪圣主之嫌，实在难成理由。至如赵翼谓太祖不学无术，致误读表文以儒生故作隐喻诽谤，亦不能成立。此因表笺狱案发生之时，明祖已年过五十，熟习经史，而且擅长文字，亲自批答奏章，绝不可能如此无知。故此，若说此十数儒学教官以表笺诖误、触犯忌讳致死，揆诸事理，并据前论野史误传徐一夔、蒋清高与来复罹难文字狱合而观之，实在疑窦百出，极难自圆其说。

　　虽然，此等野史稗乘所记表笺狱案不足尽信，但以史料缺乏，亦难断定并无其事。然以情理度之，此辈儒生若果真以干忤文字忌讳被诛，原因不在赵瓯北所言明祖“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而可能系嫌及政治事件。前此考据来复实死于胡惟庸党祸，而并非因上诗触怒圣主，可为一有力旁证。由此类推，太祖极可能因个人好恶，或以政治关系需要铲除异己，故意断章取义，曲解诸儒所上表笺词语罗织成狱，因此罪名虽谓干忤圣旨，事实或非如此。职是此故，官书讳载，而私史转述俗说耳谈，一传而再，遂谓儒生之死于文字狱祸，或由于愚懵罔识忌讳，或以明祖个性猜疑，误人嫌己而加罪于无辜。其更甚者则虚构其事，以讹传讹，致使传说纷纭，淆乱视听，故有《闲中今古录》、《翦胜野闻》、《七修类稿》诸书谬言徐一夔、蒋清高及来复等以触犯文字忌讳被斩。后代论明初史事者，疏于鉴别史料，遂有误解太祖文字狱案，歪曲历史真相，至为令人兴叹。

　　前论虽已分辨表笺文字狱的真伪，但仍有若干问题需要探讨。例如此类故事何以传自野史稗乘，又何以不见于国初而迟迟出于弘治至万历之间？又如此等记载既不宜轻信，是否可以一概抹杀？若果不然，其对研究明太祖本身及其一朝政事又有何功用？此类问题涉及明初政治与史学之发展，私家著述的蓬勃，以及士大夫与庶民对太祖的认识与评骘，而又与中叶后的政治、学术文化，与社会风气转变有关。兹略论如次：

关于此类表笺文字狱何以仅见于野史稗乘所传，我们需要了解明初史学之发展及其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开国以后，太祖虽极垂意史事，没有记注官并开局修史，纂成《元史》、《日历》及其他礼仪典制官书，但独无《起居注》一类记录，故于人主言行与朝廷政事未得其详，而后人述史亦无所依据。关于后人对明初官史的批评，可见王世贞《史乘考误一》，载《弇山堂别集》卷二〇，页1上—1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页61；徐乾学《修史条议》，载刘承干《明史例案》（1915年）卷二，页10上；及夏燮：《明通鉴》（上海中华，1959）卷首《义例》，页13—15。参吴晗：《记明实录》，载同作者《读史礼记》（北京三联，1957），页156—161；并Hoklam Chan,“The Rise of Ming T’aitsu（1369—1388）: Facts and Fictions in Early Ming Official historiograph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95.4（Oct.Dec., 1975）: 68691。此外，明初官史之率略，又与政治忌讳有关。例如胡惟庸、蓝玉等以谋逆处死，株连主犯从属凡数万人，真相莫明，虽有官书如《大诰》、《祖训》及《昭示奸党录》等记载，但颇多回避，难当信史。况且，由于文网严峻，鲜有胆敢直书以招杀身亡家，故私家著述亦多讳言国初事情。见页69注①所揭论文。复次，太祖史事虽有《实录》为依据，但因迭经建文、永乐两朝（1398—1402；1403—1424）三修，亦多隐讳曲笔。此由于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借口，篡夺其侄朱允炆帝位，建文下落不明，朝野诸多忌讳，故此即帝位改元永乐后，二次改修《太祖实录》以证明其继统合乎《祖训》，至十六年（1418）始成定本。其中所记燕王与太祖之关系，甚多曲说回避，窜改亦多，故此史事不明。而又因后代开元纂修国史，时人仅凭私家著述，野史稗乘所传略知一二。《明太祖实录》建文元年（1399年）始修，永乐元年（1402年）重修，九年（1411年）三修，至永乐十六年始成书。其中过程与改修原因，可参阅前揭吴晗：《记明实录》，重刊于《读史札记》，页186—196；又参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页122—131。详Hoklam Chan, “Xie Jin(1369—1415) as Imperial Propagandist:His Role in the Revisions of the Ming Taizu shilu,” T’oung Pao XCI.13(2005):58124.关于燕王朱棣“靖难”及即位为永乐帝的始末，详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四川李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上海商务1948年重印）; David B. Chan，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 最后，此类私家著述，虽然可以补充官史，但以史料阙如，多采录委巷传闻，是故亦多谬误失实。例如嘉靖陈建（1497—1567）始撰国朝私史，勒成《皇明通纪》数十卷，起自洪武止于正德（刊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即以资料贫乏，纰漏舛误，为朝廷一度禁毁，其他稗史杂著更无遑论矣。陈建《皇明通纪》清代列为禁书。是书在隆庆年间（1567—1573）一度被官方禁毁，但万历间已见重刻并有续作数种，极为流行。杨慎（1488—1559）疑《通纪》为梁亿所撰而嫁名陈建，但无确实证据，见《万历野获编》卷二五，页638。于是书的研究详见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页48—56；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226—236；313—319。由此可见，明初政治忌讳与史官失守，对史学的发展与时人对国史认识影响极大。故此，太祖史事之多见于野史稗乘所传，及其记载的失实亦可以了解。

　　至于此类记载文字狱案的野史稗乘，何以特盛于弘治至万历之间，而以万历一朝达最高峰，则与当时学术文化风气，与政治社会转变有关。其中过程甚为错综复杂，不易言明，兹举一二事试论之。首先，此类野史稗乘的兴起主要由于私家著述之发达，学术思想之推广，而后者所以出现于明中叶以后则与考试制度的扩大、地方教育之普及、书籍印刷的蓬勃，以及士绅与庶民文化水平与求知欲之提高有直接关系。此类野史稗乘可见《提要》卷一二七至一三二、卷一四三；傅吾康， Sources，pp.98—118所著录。其所以兴盛于弘治至万历间与当时政治社会、学术文化转变之关系，错综复杂，不易言明。以上蠡测，皆系本诸近年读《明史》之印象，日后当为专文论之。其次，这些以笔记小说体裁为主的稗史杂著之出现，一方面由于学术思想之推广，释道二教的兴盛，与文体趋向通俗的发展，然另一方面则以社会经济转变，江南市镇勃起，因要迎合悠闲之士绅与民众之喜爱讲史小说、志怪谐谈，以及佛道故事的口味有相当关系。此点亦系本诸笔者年来读《明史》所得，并略见Hoklam Chan,“Liu Chi（1311—75）and His Models: The Image Building of a Chinese Imperial Adviser”, Oriens Extremus, 15.1(June 1968): 3455；“Chang Chung and His Prophecy: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egend of an Early Ming Taoist,: Oriens Extremus, 20.1 (June 1973): 65102；“The Rise of Ming Taitsu”, passim.又参本书第六篇《明太祖“龙飞”官史“塑像”之分析》。最后，不可忽视的，此类传述明初时事的野史稗乘之兴盛，又以中叶后诸帝对国初忌讳之渐次开禁有关。弘治以后，距龙兴已逾百年，因时间及政治的变迁，对太祖甚至永乐之若干禁讳，已无重大意义而逐渐松懈。及至嘉靖，世宗（1522—1566在位）不以“兄终弟及”继嗣武庙朱厚照（1506—1521），兴“大礼议”加谥其父兴献王朱祐杬（1476—1519）为睿宗献皇帝，以小宗为正传，一反洪武礼制，与国初忌讳的泯除亦不无关系。关于嘉靖初“大礼议”事件，详见张溶监修：《明世宗实录》（1965）卷一，页1—10;《明［朝］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及《明史》卷十七《世宗纪一》，页215—217。近人论著甚多，可见中山八郎：《明の嘉靖朝の大禮問題の發端》，《人文研究》第8—9期（1957），頁39—63；朱鸿：《大礼议与明嘉靖初期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8）；罗辉映：《论明代大礼议》，《明史研究论丛》第3辑（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页167—89；李洵：《大礼议与明代政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页48—62等。详CarneyT. Fisher, The Chosen One:Succession and Adoption in the Court of Ming Shizong (Sydney:Allen & Unwin, 1990); 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2007）。此可解释何以嘉靖时有本朝私史如陈建《皇明通纪》的刊行，何以此时宫廷内有演唱太祖史事平话，而万历中叶有开国讲史《皇明开运英武传》（后名《云合奇纵》或《皇明英烈传》）的面世与广泛流传。《皇明开运英武传》八卷，无署撰人，刊于万历十九年（1591），明人有以为系武定侯郭勋（1475—1542）表彰先祖郭英（1335—1403）而作，见《万历野获编》卷五，页139—140。稍后有改修本二十卷，托名徐渭（1521—1593），书名别署《云合奇纵》或《皇明英烈传》，刊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解题见赵景深、杜浩铭校注《英烈传》（上海：四联出版社，1955）卷首序言；Hoklam Chan, “Liu Chi (131175）in the Yinglieh chuan： 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 Chinese Scholarhero”，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Australia 5.12（Dec.,1967）: 26,42，esp. 29ff。又参Martin W. Huang, “Sage, Hero and Bandit: Zhu Yuanzhang’s Image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Novel Yinglie zhuan”, in Sarah Schneewind, ed., Long Live the Emperor!, pp.13748.以上数点虽系管窥之见，但颇足阐明太祖故事所以出现于明中叶后的野史稗乘，而大盛于嘉靖至万历之间，及其如何影响当时士绅庶民对国史的认识。

　　最后，更可论者，此类明初史事见于后出之野史稗乘，如王文禄（1503—1586）《龙兴慈记》、陆粲（1494—1551）《庚巳编》、徐祯卿《翦胜野闻》、梁亿《传信录》，并《九朝谈纂》所收录十数种，皆以国史失载，多采自问巷传闻，杂以佛道故事，真伪莫明，不大可靠。其中有揄扬太祖之龙兴，神化其才智能力，夸大其功勋政迹，皆似是而非，难作信史。此类著述多已收录于《纪录汇编》与《九朝谈纂》第1册，解题见《提要》卷一三二，页2751—52；卷一三四，页2768—69；傅吾康，Sources，9.4.3。亦有隐喻其个性猜忌，揽权独擅，无故大兴刑狱铲除异己，诛杀儒生，如文字狱案诸类事件。这些稗史杂著，既不能见证于史，实难持之考论洪武一朝史事。然则，是否可以完全抹杀，以鄙夷视之，则又不然。因为此类记载虽不尽真实，但却显现野俗传说关于太祖本人及明初史事，足表露民间对国史的认识与评骘，不为官方忌讳所囿。即以文字狱案故事言之，这些野史稗乘所记，无论是否确实，显然暴露太祖个性猜忌，滥权专擅，无故刑戮儒土，不似官史隐讳。例如梁亿肆言诸儒官以表笺诖误被诛，虽无直接指斥太祖，但对主上为人与处事颇有微词，亦间接显现专制帝王之横暴，与官宦的不易相处，不无指桑骂槐之意。更且，又如黄溥缕述表笺文字狱的始因，谓开国武勋不以太祖“响意右文”为然，并举儒臣曲解孟子章句以讥讪张士诚为证，亦显露明初文武功臣争衡，与后人对洪武勋臣的印象与评价。此等作者于传述太祖文字狱之余，似又借此反映独裁君主对士人的钳制与压迫，以谏喻当代帝王勿以太祖为先例，无故刑戮儒生，或借此警惕官宦文人善守其位以保其身。这些意思虽不甚明显，但若细读其文，亦可于行中窥见，则其寓意并不限于批评明太祖而已。

　　总而言之，要了解太祖文字狱案的真相，必须爬梳有关官私记载，加以缜密分析，去伪存真方可。此皆由于官史讳书，而私家所传，多系俗说野闻，不可当作事实。后代史家，由于史料不足而过信野史，遂有谓此辈儒生以表笺诖误被诛，或因愚懵不识忌讳干忤圣旨，或因明祖讳其出身释门，兼以不学无术，误读文字无故杀人。此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不独厚诬古人，而且歪曲历史，对太祖一朝政治有极大的误解。故此，若以核史为本，这种野史稗乘可以摒诸不理，但若从另一角度观之，则又不可完全忽视。因为此类记载反映明中叶士绅与庶民对太祖之印象与评骘，不受官史忌讳所限制，如是可窥见国史的另一方面，亦有特殊的价值。由此观之，以明太祖文字狱案为例，可信传统史家谓“礼失求诸于野”，官书失载，野史可作补充的话，问题在如何善于运用各类资料，如何广泛观察历史之各层面而已。关于此问题之讨论，可参吴晗：《历史中的小说》，《文学》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页1201—17。详见Hoklam Chan, “The Rise of Ming Taitsu”; Hoklam Chan and Laurie Dennis,“Frenzied Fictions:Popular Beliefs and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in the Written History of Ming Taizu,” in Sarah Schneewind, ed., Long Live the Emperor!,pp.1536。本篇原载〔台湾〕《”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上册，1981年10月。重刊于陈学霖：《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文又有英文版，内容大致相若，但表述方式稍异。见“Ming Taitsu’s Manipulation of Letters:Myth and Reality of Literary Persecution,”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9.1(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