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隋唐碑誌與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紀要

［編者按］本專號與本次研討會主題相互呼應，會上多位專家就碑誌證史及增進史學新視野各弘高論，可以作NFDA3本專號之導論，徵得與會者同意，將諸位發言紀要作爲本專號代前言，謹此説明。

　　2011年11月5—7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在西安召開“北朝隋唐碑誌與社會文化”小型學術研討會，並分別在6日下午和7日下午，與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西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師生座談。

　　受中心邀請參加本次會議的有英國劍橋大學麥大維（David McMullen）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高級訪問學者）、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齊東方教授，以及本中心主持的“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整理與研究”課題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吳麗娛研究員、吳玉貴研究員、黄正建研究員、孟彥弘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歷史學院李鴻賓教授，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劉屹教授等。中心成員王小甫、陳蘇鎮、辛德勇、榮新江、朱玉麒、陸揚、葉煒、陳侃理出席了會議。陝西師範大學賈二強教授、劉戈教授、杜文玉教授、周曉薇教授、黄壽成教授、拜根興教授，碑林博物館王其禕研究員，西北大學陳峰教授等分別參加了座談會。會議由榮新江教授主持，與陝西師範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座談則分別由榮新江和賈二強、陳峰教授主持。

　　榮新江教授從最近若干年北朝隋唐墓誌的大量出土和整理出版，談到墓誌史料的價值和局限，目前學界對墓誌的個案和綜合整理研究方式的優劣，並對比敦煌文書的整理研究歷程，指出從文書到碑誌是今後中古史研究的趨向之一。他希望大家圍繞北朝隋唐史研究中出土碑誌材料的價值、利用方法等問題展開討論。

　　與會學者或運用碑誌材料，對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進行個案考察，得出新的認識，介紹研究心得；或從宏觀角度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就如何正確使用碑誌史料，推動北朝隋唐史研究走向深入，發表了各自的見解。有的學者還把自己近年來的研究課題及其進展，向與會者做了報告。以下依發言順序，整理如下：

　　辛德勇教授特意爲會議提交了《北齊樂陵王及王妃斛律氏墓誌與百年太子命案本末》的論文，圍繞著民國時期出土的《齊故樂陵王墓誌之銘》和《齊故樂陵王妃斛律氏墓誌銘》，指出北齊武成帝高湛殺害廢太子高百年的真實原因是出於厭勝，即用以禳解嚴重威脅其政權統治和生命安危的兇險天象。這一點在《北史》和《北齊書》等史籍中本來有清楚的記載。過去羅振玉、趙萬里等人未能合理解釋這一問題，一方面是不理解陰陽術數對當時社會生活影響的嚴重程度；另一方面，在學術方法上，是受到晚清金石之學消極一面的影響，偏信金石銘文而忽視正史記載，從而未能理解百年太子夫婦墓誌銘文中與正史不同的記載，本來是出於特殊原因而有意歪曲其事，不能視作信史。

　　麥大維教授首先介紹了自己進行墓誌研究的經過。自從20世紀80年代，他就對墓誌產生了興趣。那時候幾位在劍橋讀書的中國留學生編了一份月報，向他約稿，促成了他的第一篇有關墓誌的文章。麥教授指出，中國大陸各地尤其是洛陽和西安地區的唐代墓誌的持續出土，可謂是考古學界意義重大的成果，堪與埃及俄克喜林庫斯古卷（Oxirhynchus Papyri）、以色列死海古卷和敦煌藏經洞寫本相媲美。只不過墓誌並非集中大量出土，而是陸續積少成多，因而未能引起西方學術界的關注。隨後，麥教授還通過《周利貞墓誌》和狄仁傑所撰《袁公瑜墓誌》兩個個案研究的經驗，説明墓誌材料有時比文獻記載更可靠。他認爲，墓誌銘爲學者提供了有關唐代歷史的鮮活文本，勢必對據傳世文獻寫出的史學作品有所拓展、補充、修正甚至改寫，墓誌的價值也正越來越得到應有的重視。他表示，這次來西安親眼看到很多新近出土的墓誌，是不可思議而又值得紀念的經驗。

　　黄正建研究員在發言中著重提出了兩點重要看法。第一，研究墓誌不僅要關注內容，也要關注形式，即墓誌的“書式”問題。例如“平闕”，由於墓誌原樣保留了“平闕”，因而比傳世文獻更原始也更真實。一般來説，唐代前期的墓誌基本遵守了法令規定的“平闕式”，但到後期，“平闕”出現了涉及詞語擴大化，以及“闕”字字數擴大化兩種傾向。這種“書式”上的變化，反映著社會的和觀念的變化，以及背後隱藏的政治鬥爭或集團鬥爭的真實情況。關於這個問題，他寫過《平闕與唐代社會政治》一文。第二，若研究某一類人，墓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例如研究“六尚長官”，就必須依靠墓誌提供的大量材料。他在寫出《六尚長官考》後又寫了《六尚長官考補》，所補七十餘人就幾乎全部出自墓誌資料。而搞清這些以前不大關注的職官，又反過來有助於對其他墓誌的研究。利用“六尚長官”研究“井真成墓誌”，就是其中的一例。

　　齊東方教授從考古學的角度，強調要重視墓誌的擺放位置，發掘地點與墓中物品擺放組合的方式，發掘從中透漏出的重要史學信息。他還指出，應注重墓誌的紋飾，不同時代墓誌的紋飾亦不相同，可據以與金銀器上的紋飾相對應，作爲金銀器斷代的輔助依據。

　　李鴻賓教授認爲，墓誌作爲資料而言，是非官方、細碎或片段的記載，較之傳世史料，其整體價值顯然是第二位的；但墓誌資料未經後人刪改或整理，保持的相貌卻是原初的，就此而言則較傳世文獻爲真。即使是撰者有意識地回護和選擇，也能反映出撰者和墓誌家族成員的某種心態，具有“通性之真實”。他以自己在研究中所依託的《賀拔亮墓誌》爲例，説明將之與傳世文獻相互校證，可以促進陳寅恪等學者“關隴集團”、“關中本位政策”論説的細節化，亦能作爲回應日本學者所謂中古時代貴族制、胡漢關係兩條主線的具體闡述。

　　陸揚教授的發言，著重探討了墓誌文獻在唐史研究中的特殊性質和功能。他指出，唐代墓誌包含了大量中層甚至下層人士的生平和家庭情況、社會網絡，包括了各種生涯的社會群體。這是新舊《唐書》等正史文獻或其他類型的文獻所不具備的特點，爲復原唐代社會結構和多面向地瞭解其實際運作，提供了最關鍵和直接的材料。它有助於更深入地觀察唐代社會，也使我們能夠真正在具體史實層面對以往研究中的種種推斷加以評估。不過，研究墓誌也要避免片面追逐新材料，卻又停留在僅用以“補史”的層面。除了和正史等傳世文獻比照研究之外，還應該認識到墓誌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文體。簡言之，它是唐代最普遍意義上的介乎於“公”和“私”之間的書寫，很多個人的感受和要求被允許甚至被期待在其中獲得表現。這迫使我們放棄以往將墓誌僅僅看作一種阿諛文體的簡單看法，而通過瞭解墓誌書寫的特性以及它如何與當時的公衆輿論互動，來探尋唐代個人或群體的“聲音”，從而真正進入墓誌的世界。陸揚教授還建議，在研究生培養中，閱讀墓誌可以作爲最有效的瞭解中古社會的門徑。

　　葉煒副教授認爲，利用墓誌材料，至少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發揮墓誌資料相對於其他類型資料的特點，研究特定問題。如目前對中古時期婦女、地方官、下層官僚、宦官等問題的研究，就能發揮墓誌資料的優勢。二是主要是從單個墓誌出發，努力發現其獨特信息，揭示新現象、提出新問題。大唐西市墓誌的整理，以錄文工作爲重，主要是從第二個角度著眼的。在他參與整理的三十餘方南北朝隋代墓誌中，《安備墓誌》提示我們注意粟特人的佛教信仰，《王光墓誌》揭示了北周賜胡姓以後的漢姓行用問題，《李藥王墓誌》中透露出李靖家族問題等，均有研究價值。

　　吳麗娛研究員回顧了參加大唐西市墓誌整理專案的工作經驗，指出識讀墓誌和錄文是綜合性的工作，一方面需要各種知識，另一方面也可使整理者獲得很大提高。墓誌作爲新史料有助於拓展我們的研究，但運用之際也要注意，應當查對原文，一個字的不同有時會造成極大的差別。她還認爲，墓誌的研究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將墓誌的研究融入課題之中。她介紹自己曾做過的官員葬禮制度研究，雖有傳世史料《開元禮》、《天聖喪葬令》可作爲綱，但檢驗制度實行與否仍需要墓誌發揮極大的作用。例如詔葬、賻贈、贈官等重要內容，若沒有大量的墓誌，很難想象能夠搞清楚。另一種則是針對具體墓誌進行，可分爲三步：一是識讀錄文；二是補史證史，發現問題；三是更進一步將研究的問題與社會歷史發展的大方向聯繫起來進行一些框架式的探討。她最近與社科院歷史所的陳麗萍副研究員合作，通過墓誌探討宮廷后妃的結構變化與帝位繼承問題，就做了這方面的嘗試。

　　王小甫教授的發言主要包含三方面內容。首先，關於墓誌資料，他十分贊同麥大維教授在北大所作講座中指出的：墓誌文字容有修飾，記載的未必都是事實，但畢竟是當時人所作，遣詞造句真實反映了撰者的思想和時代風氣。其次，他同意辛德勇教授在會議報告裏講的，墓誌材料與文獻史料未可偏信偏廢，兩者應當兼收並採，相輔相成。最後，王小甫教授結合自身的研究情況表示，以前由於選題等原因，利用墓誌材料不多。今後的研究將重點關照國家認同過程中制度對於群體身份的塑造作用，墓誌資料在這方面顯然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將盡可能充分利用。

　　吳玉貴研究員指出，近年來大量碑誌資料的出土，一方面有助於補充和完善原來已有的研究，同時還開闢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拓寬了北朝隋唐研究的領域和視野，非常值得重視。但是，與新出土的文書資料一樣，碑誌資料的研究同樣離不開傳統史料。學界非常景仰的唐長孺先生，之所以在新出土文書的研究上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應歸結於他對傳統史料的熟練掌握和充分利用。因此，新出碑誌資料與傳統史料缺一不可，不能偏廢。

　　孟彥弘研究員從史料學的角度，探討了利用墓誌資料的方法問題。他認爲，目前學界使用墓誌，多借助《唐代墓誌彙編》、《續編》、《全唐文補遺》等錄文本。但整理墓誌的經驗表明，錄文錯誤很難完全避免。因此，在研究中使用墓誌資料，一定要與拓片進行覆核。其次，應重視墓誌本身的時與地。舊時文物商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有《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這樣的作品，現在的考古發掘當然更加重視。墓誌資料的使用者也應格外注意，充分利用這些信息。比如，墓誌存在唐折衝府名可供利用，但必須注意，這些府不是同一時間分佈在不同地區的。抄出府名，只能説明該府曾經存在過，不能簡單累加，以説明折衝府的數量。

　　劉屹教授在發言中説，他最近完成了一篇利用唐代碑誌材料的專論，是對唐墓中出土數量不菲的五方鎮墓石所做的一種整體性的考察。通過這個考察，試圖揭示五方鎮墓石傳統從純粹六朝道教的產物，到唐宋時代逐漸世俗化和習俗化的過程。劉屹教授介紹，他一直比較關注中國古代人們死後世界觀念的主題，也希望今後專門就這一論題進行深入地研究，包括將現在大家都用的唐代墓誌材料，放置在死後世界觀念的大背景下去考察。

　　朱玉麒教授最後發言，介紹了因整理和研究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而前來西安召開“北朝隋唐碑誌與社會文化”研討會的緣起，彙報了一年來項目組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情況。他還分享了從事這批墓誌整理的心得，及以其中《唐許肅之墓誌》爲對象的研究成果。他指出，《許肅之墓誌》的出現使我們對史籍整理中有關唐朝宰相許圉師家族的記載，有關唐代兩京的移居、郡望認定的改變等等社會現象，以及唐代詩人李白的婚姻問題，都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認識。金石證史仍然是今天從事古代史研究重要的方法。

　　在討論中，與會學者普遍認爲，有必要進一步認識出土史料與傳世文獻之間的複雜關係，一方面必須在充分理解和掌握傳世文獻的基礎上解讀出土碑誌，減少“短、平、快”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對碑誌的文本及其形成過程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既要發揚金石學證史、補史的優良傳統，也要突破過去研究方法和視野的局限，借助新材料提出新問題。

　　此外，“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整理與研究”項目整理小組還前往大唐西市博物館核對墓誌原石，並就墓誌真僞、釋文注釋體例、各小組進展情況以及成果出版計畫等進行了討論。

　　會議主要議程結束後，部分與會學者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建林先生等當地專家的陪同下，考察了漢未央宮遺址、唐大明宮遺址以及西安市周邊的唐高祖獻陵、睿宗橋陵、代宗元陵、憲宗景陵等漢唐古跡；並赴陝西歷史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涇渭基地、西安市文物考古保護所等單位，參觀新出墓誌等文物和最新的考古發現，聽取了專家關於咸陽機場二期工程工地和藍田呂氏家族墓發掘和出土文物情況的報告。

（陳侃理據發言者提供的文字整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