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傅雷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曾说过：

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傅雷家书》）这部被誉为开发性灵的金钥匙的《人间词话》，现在已是公认的国学经典、美学宝典。它出自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之手。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亦号人间，浙江海宁盐官人。他从小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甲午战争（1894—1895） 后， 受到改良主义思潮和西方文化影响。戊戌变法（1898）那年，王国维来到上海，担任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书记员、校对，同时到东文学社学习日文。1901年，王国维曾短期赴日留学，因病返回上海，主编《教育世界》。1903—1905年，王国维先后在南通、苏州师范学堂任教。1906年，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馆编译局编译。在此前后，王国维自学德文，刻苦研读德国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并将钻研所得，融入中国文学评论之中，先后完成了《红楼梦评论》（1904年）、《文学小言》（1906年）、《人间词话》（1908年）等著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以“胜朝遗老”处世，在学术上转而致力于甲骨文、金文、汉简、考古学与史学等研究，著述甚富，成就斐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5年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中外学人痛惜不已。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先引入西方美学思想评论剖析中国小说、诗词、戏曲的第一人。他积极介绍西方教育思想、文艺思想，呼吁兼通世界学术，强调研究自由。他早在“五四”之前就为新文化运动留下了伏笔，无愧为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的诗词作品与美学论著卓越不凡，他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上的煊赫成就堪称现代国学研究的开山，为万千后学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词学理论，是在他《人间词》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融汇西方近代美学思想和中国传统词学理论，而得以构建起来的。其词集与词话之所以用“人间”命名，固然是因为其词中“人间”二字屡见，但其根本原因，正如王国维自己所说：此时“人生之问题，日复往于吾前”（《三十自序（一）》），而“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屈子文学之精神》），莎士比（亚）作品“皆描写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间”（《莎士比传》）。《人间词话》的核心理论是“境界说”。王国维颇为自得地指出：“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人间词话》九）“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人间词话》一）在王国维看来，真正有“境界”（或“意境”）的，必定是经由作者内心深切体验而生动形象地反映在作品中的“真景物”、“真感情”。有“境界”的作品，没有“隔”的毛病，没有“雾里看花”的遗憾，“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宋元戏曲考》）。他在《人间词话》中具体探讨了“境界”（或“意境”）的不同表现：“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人间词话》二）“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间词话》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文艺批评的范围，而具有更宏阔的视域和辐射力。例如《人间词话》二六条：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 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振聋发聩的箴言，通脱绝俗的见解，永远激励着亿万后人执着进取，奋发向上。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一、《人间词话》六十四条，系王国维亲自编定，以《国粹学报》1908—1909 年连载文字为准。二、《人间词话删稿》六十二条，系从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本中删弃未刊部分辑出。三、《人间词话附录》二十八条，系徐调孚、赵万里、陈乃乾等学者所录王国维其他论词之语。具体校勘过程中，对原著中的明显讹误酌予改正，并在校注中加以说明。王国维引用前人诗词，与通行本时有出入，其中有一部分异文当是王氏凭记忆书录致误，另有一部分则确系版本不同。对于诗词异文，本书原则上不作改动，只在校注中作必要的交待。为方便读者阅读，对词人、词集、词话、流派、诗词文句出处、专用名词、各类掌故、疑难语词等作了注释，并在相关之处征引各家词论评语以供读者参考对照。不当之处，敬请通人达才教正。

郑小军

2011年9月于杭州下沙学源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