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下文本”，《红岩》有过大红大紫的历史，也许没有任何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获得过超出《红岩》的荣耀，起码从发行数量和出版后的接受效应上看应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岩》和大多数当代文学作品一样被当做“大毒草”遭到批判。但是，有所不同的是，《红岩》的批判者主要还是伴随着革命“深入”而出现的更为激进的“革命群众”，而官方媒体和官方解释者并没有对《红岩》有过明确的系统的“批判”性解读。在“文革”之后的1978年，《红岩》以及它的作者“恢复”了在“文革”之前的所有名誉，短时间内，人们对《红岩》进行了和“文革”之前几乎完全一致的解读和阅读活动。后来的发展证明，这种“回归”是非常短暂的。到80年代之后，中国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话语不再是人们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话语系统。《红岩》和其他的“革命文学”一样被读者迅速地冷落，而且，《红岩》受到冷落的情况也许尤为严重。

　　当然，80年代之后冷落《红岩》的不只是普通读者，学术界对《红岩》研究的冷落一样普遍。来自韩国的研究者朴贞姬对此说：“而第二次《红岩》热之后，整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界几乎没有再评论过《红岩》。我翻阅了《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的当代文学研究篇目目录，从1981年到1993年，只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红岩〉的思想和艺术》，发表在1984年第一期的《枣庄师范学报》上。”〔韩〕朴贞姬：《构成的真实——〈红岩〉的叙事形成考察》，北京大学中文系《启明星》1998年“百年校庆纪念特刊”，总第29、30期。作为来自另一个国度的研究者，朴贞姬没有中国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偏见，能够以知识学“价值中立”的立场来“发现”被中国研究者“忽略”、实际上可能是有意冷落的《红岩》研究。而《红岩》研究在80年代之后冷清的情形不仅确如朴贞姬所说，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另一个同样在普遍的沉寂中“发现”了《红岩》的研究者李杨说：“尤为奇特的是，在80年代开始以‘重写文学史’为名的‘翻烧饼’的行动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左翼文学作家和重要的文学作品都被纳入这种‘打破或者推翻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模式和结论’的‘重写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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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一直没有人提到影响更大、在审美形式和精神气质上与‘样板戏’更为接近的《红岩》。”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而实际上，在90年代以来对当代经典作品的“再解读”活动中，《红岩》也并不是研究者普遍注意的目标，李杨的考虑到“文本选择的系统性”的专门致力于“红色经典”再解读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一书的第五章中对《红岩》的再解读，也许是差不多仅有的对《红岩》的“再解读”实践。对此普遍的“冷漠”，

朴贞姬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两次阅读热潮和两次批评冷漠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在这些热潮和冷点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力量呢？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又想起来重新评价它呢？”〔韩〕朴贞姬：《构成的真实——〈红岩〉的叙事形成考察》，北京大学中文系《启明星》1998年“百年校庆纪念特刊”，总第29、30期。朴贞姬提出了很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不过她却没有给我们提供针对该问题的答案。李杨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疑问：为什么在80年代末的“重评文学史”活动中，《红岩》能够“幸免于难”？而且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答案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人们的意识深处，说《红岩》是一部以历史叙事为目标的‘小说’，反倒不如说《红岩》是一部关于人的信仰的启示录更为准确。就如同《圣经》，在许多信徒看来，去考证圣经事迹的真实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人们相信这些故事，不是因为这些故事是真的，而是因为人们相信。”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为什么在几次重要的文学史活动中《红岩》总是被学人忽略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这只能说明《红岩》是一个另类的存在，所以，即使是以“翻烧饼”为目的的“重评”活动也没有能与《红岩》产生联系的维度。对此进行详细的解释并非本文的目标，所以在此不做深入的探讨。虽然冷寂的情形大致如此，但是在90年代后期之后，还是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红岩》做出了有一定深度的探索。如2002年程光炜发表在《南方文坛》上的文章《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和〈红岩〉的叙事策略》，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对包括《红岩》在内的“红色讲述”系列进行了宏观的叙事策略研究。该研究把被人称为“三红”的《红旗谱》、《红日》和《红岩》视为新中国权力机构进行的宏大的政治文化工程的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之下，程光炜从比较的角度论证了从《红旗谱》到《红岩》的“红色讲述”逐渐构成一个圆满的整体和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和策略。除此之外，比较重要的论述有李杨对《红岩》的“再解读”和韩国研究者朴贞姬对《红岩》生产方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