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是学术史上通常所谓的中古时期。汉王朝完成了政治、思想、文化的统一，奠定了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文学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并在文学观念、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然而，从汉末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中国社会由统一走向分裂，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就文学领域而言，与前代相比，也有鲜明的个性，充分显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这种特点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创作上主张缘情，二是语言上追求丽藻，三是文学史观上提倡新变，四是注重区分文体，五是文学集团活跃。这些文学思潮的产生，有文学发展内部规律的作用，也有文学之外的原因。因为任何时代的文学，都非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和一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学术思想、社会风俗、士人心态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早对这种关系作出全面阐述的，是南朝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著名论断，代表了古代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

然而，历史总是在曲折反复中前进，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在某些时期，人们只注重解读文本，着力于作品的主题类型、思想蕴涵、风格意境、表现手法、语言色彩等方面的探讨，认为除此之外的一切工作，都是非文学的研究。在另一些时候，人们又过于关注背景研究，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存在，或者把社会状况仅仅作为外部因素附加在作家、作品上，得出一些空泛的，似是而非的结论。这两种倾向，显然都走了极端，是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的。孤立地研究文学，许多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体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一个时代、一个群体及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当然，关注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不是使文学消隐，而是要探索文学在总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怎样显示出其特色，从而使文学作为主体更加突出。余英时在《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指出：

现在西方研究intellectual或history of ideas，有很多种看法。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把思想史本身看作有生命的、有传统的。这个生命、这个传统的成长并不是完全仰赖于外在刺激的，因此单纯地用外缘来解释思想史是不完备的。同样的外在条件、同样的政治压迫、同样的经济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传统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得到不同的反应。所以在外缘之外，我们还特别要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我称之为内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传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ZW(]

余英时：《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5页。

尽管余先生所论是思想史研究，但完全适用于文学研究。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社会风俗等，是文学产生的土壤、背景，或者说外缘，研究这些背景，对于理解为何产生这样的文学，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文学的发展，又有文学自身的传统和规律，即内在理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认识、理解和把握这种规律，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外缘研究上，否则，就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独特价值，而成为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的附庸了。因此，我们强调，文化背景的研究，一定要从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文学上来。

正是基于这种学术理念，本书选择以文体为基点，来考察汉魏六朝文学。因为文学体裁及其体式规范是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本质要素之一。一部中国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各种文体产生、发展、衍变的历史，文体批评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法。当然，在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批评语境中，“体”、“文体”除了体裁、体式这一基本含义外，还有更丰富的内容。[ZW(]

详参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见《当代学者文库·王运熙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

[ZW)]其中最常见的，有如下数端：

(一) 语言特征。刘祁《归潜志》卷一二：“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这里的“文章各有体”，指各有不同的语言体系及特征。文体学史上著名的文笔之辨、骈散之争，也是以语言形式特征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的。

(二) 体制结构及其表现形式。《文心雕龙·附会》：“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刘勰以人体为喻，说明文体是由情志、事义、辞采、宫商四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这里的体制，指文章的构成要素及组织方式。

(三) 体要、大体。《文心雕龙·奏启》：“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文心雕龙·诠赋》：“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以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这里的“体要”、“大体”均指写好各体文章的基本要求或准则，很多时候，又称“大要”、“大略”等。

(四) 体貌、风格。钟嵘《诗品》评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评张华“其体华艳，兴托不奇”，《文心雕龙·体性》：“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这里的“体”或“文体”都指体貌、风格特征。由于在传统文论中，体裁论和风格论总是紧密关联，因此，用“体”或“文体”指称体貌、风格是非常普遍的。且这一层含义下，又可分为若干小类：1. 某一种或一类文体的风格。如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诗与文体迥然不类，文尚典实，诗尚清空。”2. 具体作家的风格特征。如《梁书·文学上·吴均传》：“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为吴均体。”《旧唐书·上官仪传》：“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斆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东坡体、山谷体、诚斋体等。 3. 时代风貌特征。如《文心雕龙·时序》：“正始余风，篇体清澹。”钟嵘《诗品·上》：“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沧浪诗话·诗体》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盛唐体、元和体等。4. 流派风貌特征。如《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梁书·徐摛传》：“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文学史上又有选体、玉台体、西昆体等，都近于流派风貌。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文体范畴，是多层次、多内涵的，各层面之间，往往互相补充，彼此融合，而非各自孤立、泾渭分明。有时候，甚至同一指称即包含了多种意义。如永明体，既指体裁形式上讲究对偶、声律的新体诗，又指永明时期的总体诗歌风貌，同时还指永明文学思潮流派特征。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文体概念自身的复杂性决定的。任何一篇文学作品，总属于一定的体类，有一定的形式结构、写作规范和要求，并表现出一定的体貌特征。之所以要区分，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在不同场合，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本书所谈文体，正是基于这种产生于传统文化土壤中，内涵丰富、复杂的范畴，而非西方文学批评那样单指体裁、体式意义。这一点是必须加以说明和强调的。

文体以语言为工具，但并非仅为语言现象。文体的形式选择与审美特征，总是与特定的时代精神、社会风尚紧密相关，体现了这一时代士人感知世界、阐释世界、表现世界的特殊方式，因而具有深广的文化学内涵。这是本书以文体为基点，同时又从文化视角切入研究的主要原因。当然，从广泛的文化背景来观照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发展，是学术界业已深耕熟耘的课题，现有成果颇为繁富。如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王国维、鲁迅、王瑶诸先生的研究，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此，本书不拟对这一课题作面面俱到的论述，而只是就视野所及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两汉文学，一般只重视辞赋、史传文、乐府、文人五言诗等研究。其实，汉代文章体类大备，推动了文体研究和文体学的产生，这是意义重大而学界较少关注的问题。又如，建安文学的繁荣，一般都认为是儒学衰微，礼教动摇和人性觉醒的产物。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全面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则不难发现，建安文士的文艺观，基本上继承了儒家传统。文学史上盛称的“建安体”或“建安风骨”的形成，更是以原始儒家思想为精神底蕴的。对于这一点，学界的认识似乎有所不足。又如，清谈无疑是魏晋六朝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具体到文学上，一般只注意玄学义理对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影响，而较少关注清谈活动自身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再如，吴声西曲在南朝上层社会的普遍接受和传播，通常都认为是魏晋以来老庄思想流行，士人沉溺于声色享受的结果。这种观点即使有合理性，也是非常片面的。在一个士族阶层统治文化的社会里，民间俗乐和俗文学能蓬勃兴起，并为整个统治阶层接受和欣赏，有其政治、经济上的必然性。又如，齐梁时期，文士之间盛行隶事游戏，有些学者模糊地感觉到了这种文化风习与创作中使事用典的关系。然而，为何齐梁之际会风行这种游戏，这种游戏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体风貌，都缺乏具体的研究。再如，汉魏六朝文学集团兴盛，推动了文学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可是具体到集体文学活动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往往语焉不详；即使有，也多否定性的评价，如应酬帮闲、无病呻吟、面貌雷同等。其实，集体文学活动固然难免弊端，但也产生了不少情真意切、富有艺术创造性和感染力的作品。这是因为集体参与的创作环境，在带来弊端的同时，也含有许多利于文学发展繁荣的因素。笔者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希望能得出更为切实、客观的结论。

本书是以专题形式安排章节的，不求结构的宏大与体系的完整。一个专题为一章，各章之间互相独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串联这些专题的线索和思路，还是很单纯也很明朗的，即以文体为基点，在打通文史的基础上，用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事实描述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揭示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士人心态、社会风习等文化现象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观点力求出新，材料力求翔实，推理力求严密，结论力求可靠，当然，这是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也许需要终身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