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

一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诗经》中的篇什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与荷马史诗或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相比，都是早的。 《荷马史诗》在公元前6世纪才被人用文字记录下来，《罗摩衍那》成书于公元前三四世纪至公元2世纪。而且中国的诗歌传统，从《诗经》开始，从来没有中断过。诗歌对其他文学体裁有深远的影响。骈文是在诗歌的影响下形成的；唐传奇是诗化的小说；中国的戏曲是歌剧，曲词就是诗。夸大一点说，中国文学简直就是诗化的文学！

中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不仅诗歌创作十分繁荣，诗学也很繁荣。早在《尚书》中就有“诗言志”的说法，奠定了中国诗学的基础。孔子重视温柔敦厚的“诗教”，又有“兴”“观”“群”“怨”之说，强调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孟子关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说法，开启了诗歌阐释的方法论。《诗大序》所论“发乎情，止乎礼义”，将个人抒情与符合礼义两方面统一起来。以上这些说法奠定了中国诗学的基础，影响着后世诗学发展的道路。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如 “文气”、“缘情”、“风骨”、“体性”、“隐秀”、“自然”，以及“言”、“意”、“象”三者关系的论述，在文学自觉的背景下，标志着诗歌理论的成熟。从唐代直至清代，各种诗论层出不穷，如“意境”、“穷而后工”、“神韵”、“性灵”、“格调”等等，显示了丰富多彩的面貌。足以证明，中国诗论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

中国的诗学具有自己的特点，与西方诗学有明显的区别。亚里士多德所谓“诗”并不限于诗歌，他的《诗学》是一部研究悲剧等艺术的美学著作。而中国所谓“诗”原来专指《诗》三百而言。汉代“经学”里关于《诗经》的部分，后来或称为“诗学”，但那是专指对《诗经》的研究，与此并列的还有“易学”、“春秋学”等等，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诗学不完全一样。大约在魏晋时期，诗已成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谓“诗赋欲丽”，陆机《文赋》所谓“诗缘情而绮靡”，其中的“诗”都是指文体而言。随着诗歌体裁的发展，诗包括了四、五、七言和杂言的古近体诗。当词兴起之时，或称曲子词，或称长短句，或称诗馀，本来是不和诗相混的，后来也纳入广义的诗的范围之内。然而在中国，“诗”的范围始终没有像亚里士多德所指的那样广泛。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诗的传统，也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诗学。认真总结中国的诗学，既有助于理解中国的诗，也有助于丰富中国的文学理论，乃至世界的文学理论。

那么，中国的诗学有哪些特点呢？我在《中国诗学通论》的绪论中(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与孟二冬、丁放合著)，曾经讲到以下三点：

中国诗学的特点与民族诗学的建立

一、实践性。所谓实践性是说，诗学密切结合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实践，既是创作活动和鉴赏活动的经验总结，又是指导创作和鉴赏的。中国的诗学常常是就具体的诗人或诗歌加以评论，或者是评论其风格，或者是评论其技巧，或者是评论其构思，或者是评论其遣词造句，或者是讲述有关的本事，或者是讲述其政治教化的意义，或者是讲述有关的诗歌发展史。读者只要熟悉作品或者有一些创作的经验，就不难理解，但真正深入理解又并不容易。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诗学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为了教人创作和鉴赏的。离开创作和鉴赏实践的抽象理论并不多，即使有，也不那么抽象。中国诗学虽有系统的理论，但缺少系统性很强的理论。最有系统性的就算《文心雕龙》了，它开了一个好头，但后来没有再出现这种著作。即使《文心雕龙》也是密切结合创作和鉴赏实践的，而且是用骈文的体裁写的，骈文容易显示作者的文采而不容易发挥论证，可以说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也是当成文学创作的实践来对待的。实践性是中国诗学的长处，而理论的不够发达则是其不足。中国诗学的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加以补充。研究中国诗学不能满足于只介绍古人的说法，也不能硬是把古人的并不完全系统的理论说成是系统的理论。可以在介绍古人的说法之后，再结合古人的创作和鉴赏的实践活动由我们重新加以总结，提出我们今天的系统理论。

二、直观性。所谓直观的反面是推论和演绎，直观是一种印象式的把握，更多地靠妙悟。在表述时往往略去思考的过程，跳跃式地直接端出结论。说一首诗好，并不作详尽的分析，只是三言两语点到为止，读者也不习惯去看连篇累牍的评论，而是靠了那三言两语的启发，自己领悟其中的三昧。读者的领悟可能和批评家的说法不完全相同，这也没有关系。举例来说，钟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钟嵘撰，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页。，什么叫滋味？五言诗为什么最有滋味？钟嵘并没有论证，其中的奥妙全凭读者自己体会。再如皎然《诗式》说诗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皎然撰，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0页。的确是经验之谈，作诗的人会觉得他说得好，但什么是力？什么叫苦涩？什么是气？什么叫怒张？力全和力不全有什么界限？气足和气不足又怎样区分？他都没说。又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有一品叫“沉着”，全文如下：“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司空图撰《二十四诗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39页。这段文字本身就是一首诗，从各个角度写出沉着的种种表现，全凭读者从中体会诗的沉着究竟是一种什么况味。又如敖陶孙的《诗评》评古今名人诗曰：“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魏庆之撰，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卷二《臞翁诗评》，中华书局，2007年，第25页。没读过诗的人摸不到头脑，读过的人觉得说得好，但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可见中国诗学批评是一种启示性的批评，研究它没有悟性不行，太死板也不行，把直观的感悟的印象式的语言转换成理论性很强的概念，或含义十分确定的语言，要特别小心，很容易失去其原意，也失去了原有的生动活泼的水灵灵的好处。我们尤其不可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标准，看待中国这套诗学的话语，而视之为落后的东西，试图简单化地加以改造。诗学的落后与否，并不取决于话语体系，而是要看它与诗歌创作和鉴赏的关系，对诗歌创作和鉴赏所起到的作用。中国诗歌如此繁荣，中国的诗学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由此看来，中国诗学的话语体系正是应该加以发扬光大，并作为精神财富向世界原原本本地加以介绍的。

三、趣味性。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最早的一部诗话，他自称写这部诗话的目的是：“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欧阳修撰《六一诗话》，《历代诗话》本，第264页。原来是为闲谈提供话题和数据的。因此，趣味性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在中国的诗学资料里有不少趣闻，如贾岛推敲撞上韩愈的故事何光远撰《鉴诫录》卷八《贾忤旨》，《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58页。，王安石修改“春风又绿（到、过、入、满）江南岸”的故事洪迈撰《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17页。等等，可以举出许多。中国诗学当然有严肃的探讨，甚至是激烈的辩论，也不乏剑拔弩张之势。但趣味性的闲谈毕竟是其一大特点，一种轻松的气氛，一种读者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的豁达态度，我自说我的，信不信由你——这是常见的中国诗学的气度。

总结上面所说的特点，我们今天所谓“诗学”，应当是指中国自古以来关于诗的论述，以及品评、鉴赏的方法。

二

既然中国诗学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而且其传统悠久而深厚，那么就应当致力于民族诗学的建立，并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诗学来梳理和阐释中国的诗歌史。对此，我有以下几点设想：

一、从中国诗歌创作的实际出发，结合作品来理解各种诗歌理论的背景及其针对性，进而把握其真正的含义；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脱离创作实践作无端的演绎。这就要求研究诗学的人必须同时研究诗人、诗歌、诗体、格律和诗歌史。对诗人没有深入的研究，对诗歌没有艺术的领悟，对各种诗体的特点与格律没有切实的把握，对诗歌史没有系统的了解，就难以深入理解诗学理论。反过来说，研究诗歌史的人也应当研究诗学理论，不了解每个时期的诗学思想、诗学潮流，也不能深入理解诗歌创作。

中国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并不是同步发展的。在诗歌创作的高潮期，诗学理论不一定繁荣；而在诗学繁荣的时期，诗歌创作的成就又不一定很大。诗学超前或滞后的现象都曾出现过。唐朝诗歌达到繁荣昌盛的顶点，但唐朝的诗学理论却比较沉寂；明朝诗歌创作成就不很高，但诗歌理论却很发达。这种状况我们也不能不考虑。

二、应当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尤其需要具备中国哲学史、宗教史、艺术史的修养。许多诗学理论的概念出自哲学家之手，而且是以其哲学思想为根基的，或者说是从其哲学思想引发出来的，其表述的方法也往往是哲学式的；还有许多诗学理论就包含在哲学理论当中，甚至将哲学的命题直接引入诗学，所以如果不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和哲学思考的方式，就很难深入了解中国的诗学。例如言意之辨，本是哲学命题，引入诗学成为深刻的诗学理论。“自然”本来也是哲学命题，而且是老庄特有的概念 “自然”二字不见于《论语》和《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参见拙文《陶渊明的哲学思考》有关论述，载于《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2页。，引入诗学也成为深刻的诗学命题。研究这些诗学理论，不从哲学入手永远也搞不清楚。

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传入，所引起的震动之大，只有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的狂飙可以比拟。其影响波及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许多方面，波及从帝王到平民各个阶层。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佛教为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中国的诗学当然也深受影响。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密切的关系。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撰《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据慧皎《高僧传》记载：谢灵运所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七，中华书局，1992年，第260页。。《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叡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的文人佚名撰《莲社髙贤传·张野》，《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第13页。。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翻译有关。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起了催化作用，而沈约本人也笃信佛教、精通内典。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姚思廉撰《梁书》卷五〇《文学下·刘勰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710页。。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从以上这段极其粗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和诗学的影响既广且深，这恰恰是诗学繁荣的时期。其他如“境界”等广泛用于诗学的一些概念，也是从佛经中借用的如康僧恺所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上即云：“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日本高楠顺次郎等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二卷《宝积部下》，第360册，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年，第267页。。我们如果从两者的关系入手，是不是可以找到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呢？我们如果熟谙内典，是不是可以对中国诗学产生一些新的看法呢？

中国的诗学理论和艺术理论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诗论与书论、画论、乐论等互相参照才能有新的开拓。就诗论与画论的关系而言，就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钟嵘有《诗品》，谢赫有《古画品录》，二者所用的方法相似。绘画上多有题诗，或者是画家自己的诗，或者是收藏者、观画者的诗，题画诗的数量很多，其中的佳作也很多，康熙《御定历代题画诗类》（陈邦彦编）120卷，收诗8900多首。李白写过《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杜甫写过《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都是值得注意的作品。杜甫在这首诗里说：“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咫尺万里”之说，是很好的画论，也是很好的诗论。古代的画论和诗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例如提倡自然，推崇天趣，注重“气韵”，可以互相发明。中国的绘画讲究诗意，诗歌讲究画意，苏轼所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胡仔撰，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五《王摩诘》，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97页。，已成为一句经典性的评论。

三、要了解中国诗学的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研究者的大忌是将古人现代化！具体地说，就是不顾古人本来的意思如何，用现代人的一些概念比附古人的思想。把古人没有的东西强加给古人。特别是诗学中的一些概念，诸如 “气”、“骨”、“意境”、“兴趣”，古人的用法很灵活，并不确定，在不同的人笔下有不同的重点，它们的含义相当模糊。我们当然希望有一种明确的解释，但应特别注意别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我们可以采用古人的某一概念结合当时的创作实际加以新的阐发，以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但应当说明这是我们自己借鉴了古人的理论而形成的自己的理论。

四、要把中国诗学放到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来研究。有了世界的眼光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诗学的特点，包括长处和短处，才能进一步融汇外国的经验来发展我们民族的诗学理论。20世纪前期英美意象派的理论，间接地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而风靡一时。如果研究中国诗学的人对英美意象派有所研究，反观中国诗歌和诗论，便会有更深的体会。

五、加强中国诗学史的研究。目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其中，诗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此基础上，可以将诗学史作为文学批评史的一个分支进行专门研究，进而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如上所述，中国诗学的数据十分丰富，而且很有特色，完全可以支撑起这个学科。中国诗学史的研究，要将诗论和诗史融合起来，用诗学的理论来阐述诗史的发展，用诗史的线索来阐述诗学的理论。要找出从诗歌创作(作为一种现象或存在)到诗歌理论（作为一种概念或范畴）之间的生长点，也就是蕴涵在诗歌作品中的活泼泼的、可以提升为理论的创作经验。要讲出古人是如何从诗歌作品中提炼出理论，又如何将理论渗透到创作之中。例如“气象”是从哪一类唐诗中（而不仅是前人的类似说法）提炼出来的？又如何影响着当时和后世的创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朝代分期，按照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发展的内在逻辑重新划分时期，讲出每个时期新增加的带有标志性的因素。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是多姿多彩的，一个时期可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创作倾向，我们既要找出主导的东西，也要呈现其丰富多彩的面貌。

诗学史的研究离不开文献考订，文献考订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弄清事实这项工作本身就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许多成绩，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二十四诗品》作者的考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如《孔子诗论》的发现，以及文化史研究的开展，以及考订方法的进步，一定会出现更多新的成果。

六、诗学研究要贴近读者大众，引导大众去欣赏诗歌，学习写作诗歌，给大众以美的启示。我们有责任用理论性的语言把古代诗歌的美告诉读者，有责任用美的语言把古代诗论的深邃告诉读者，使他们感受我们自己曾经沉浸于其中的那种愉悦。诗学研究的繁荣不仅表现为论著的增多和水平的提高，也应当表现为广大读者的接受与欢迎。上面说过，实践性是中国诗学的一个特点，我们对中国诗学的研究成果也应具备这样的品格。这方面的工作同样具有学术价值，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需要以高水平的研究为基础才能做好。

中国古代诗学有一个根本的理念，就是将诗置于崇高的地位，认为诗对自然、社会、人生起到近乎神秘的作用。《诗大序》所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就体现了这种理念。《诗》三百在汉代被尊为经，《离骚》在汉代也曾被称为经，钟嵘《诗品序》所谓“照烛三才，辉丽万有”，也都表现了古人对诗的尊崇。我们今天建立民族的诗学，当然不可完全沿袭古人的观念，但诗学的崇高地位仍然是应当确立的，这会使我们以一种虔敬的心情对待我们所从事的学术。

总之，中国诗学是伴随着中国诗歌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中国特点。有一些概念恰恰是西方诗学中没有的，如“意境”、“风神”、 “气象”、 “风骨”、“兴趣”、“神韵”等等。一些批评的方法，如以诗论诗（论诗绝句），诗话、词话，以及品评、批点的体例，也值得西方注意。在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以重新审视中国诗学的同时，向西方介绍中国诗学，使之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是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

　　目前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中国能够贡献给世界的精神成果很多，但是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相对说来还很不够。我们要认真地整理古代诗学这份遗产，以高度的自信心加以弘扬，并介绍给世界。我相信，建立在辉煌而悠久的诗歌创作基础上的中国诗学，一定能够在人类文明的天空中发出灿烂的光芒。

(原刊《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